2026年“十五五”规划和长期资产配置

宏观背景：从“十四五”到“十五五”的跨越

（一）经济增长中枢与范式转变

从历史规律看，中国经济每进入一个新的五年规划周期，都会面临发展阶段、外部环境、政策取向的调整 与优化。从“十四五”到“十五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潜在增速的自然回落与增长动能的结构 性转换。“十四五”期间，经济处于传统增长动能减弱与新兴动能培育的过渡阶段；“十五五”期间，将进入 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导的实质性转型期，将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从历史演进规 律来看，中国经济每迈入一个五年规划新周期，均会伴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与政策取向的深刻转变。从“十 四五”向“十五五”过渡，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特征已明确呈现为潜在增速自然回落与增长动能结构性转换的 双重演进：“十四五”时期处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与新兴动能培育的过渡阶段，而“十五五”将进入以新质生 产力为主导的实质性转型期，成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跨越的关键窗口期。 首先，经济增速放缓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规律性特征。依据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国当前正处于从中 高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跃升的关键节点。传统增长动力逐步衰减，即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边际回报 下降，而创新驱动的新增长动能仍处于培育成熟期。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 在相似发展阶段均经历过增速放缓，但通过结构转型实现了发展质量与收入水平的持续跃升。作为超大规模 经济体，中国的转型过程将更具复杂性，但“增速换挡、质量提升”的基本方向明确，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改变，“十五五”时期预计仍将维持中高速增长态势。对资产配置而言，这意味着过去依 赖总量扩张的β收益将持续收窄，未来超额收益的核心来源将转向结构性机会挖掘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次，经济增长模式正经历从“地产—基建”驱动向“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转变。“十四五”期间，房地 产市场经历深度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十五五”期间，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高端制 造等领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种转变将导致传统信贷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而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度提升。对长期投资者而言，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将从房地产、基础设施 等实物资产转向技术、算力和绿色权益等无形资产。

（二）全球宏观环境与外部约束

“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较“十四五”或将更为复杂，全球宏观环境的主题词将从“效率优 先”转向“安全与博弈”。全球化逻辑的重构与供应链区域化正成为影响外部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数十年以 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全球分工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调整，逐步被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安全为导向的“友岸外包” 和“近岸外包”模式所取代。在“十五五”期间，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进程与新兴市场“替代效应”共同 影响中国产品出口。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要求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这要求资产配置策略需摒弃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假设，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考量因素，重点布局具 备国产替代能力和自主可控属性的产业链。

全球货币环境正从低利率低通胀的长期均衡，向高通胀中枢的新均衡过渡。尽管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已开启 降息周期，但受逆全球化带来的贸易成本上升、能源转型的成本增长、劳动力供给短缺等结构性因素制约，全 球中长期通胀中枢较疫情前或将抬升。这一趋势可能导致“十五五”初期中美利差倒挂格局持续存在，跨境资 本流动的波动性进一步加大。对资产配置而言，需高度重视汇率风险与全球流动性收紧的滞后影响，一方面强 化资产的抗通胀属性，另一方面提升全球资产多元化配置的必要性，以分散单一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三）宏观政策基调：跨周期调节与底线思维

“十五五”时期的宏观政策将以“跨周期调节”与“底线思维”为核心基调，实现长期结构性优化与短期 风险防控的有机统一。跨周期调节要求政策框架跳出短期经济波动的应对逻辑，转向统筹中长期发展大局，兼 顾经济结构韧性与增长可持续性。从财政政策来看，预计将维持适度扩张取向，但实施重心将发生显著转移： 从“十四五”时期的传统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民生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 债务风险缓释四大领域。中央财政可能通过债务置换、专项债工具创新等方式，有效缓解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 的资产负债表压力，防范隐性债务风险传导。货币政策方面，将进一步强化结构性工具的运用，构建“精准滴 灌”的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倾斜。在此政策框架下，市场流动性将呈现“总量合理充裕、结构分化显著”的特征，支撑系统性牛市的广谱货 币宽松条件趋于弱化，但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结构性机会将获得持续的政策支持。 底线思维则构成政策实施的核心安全边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及金融安全已成为与 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优先级。政策将严格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可能引发风险的资产领域实施审慎监 管。同时，对符合国家安全战略导向的领域提供政策支持。风险防控将贯穿“十五五”全过程，资产配置需在 收益目标与尾部风险防范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底线思维构成政策实施的核心安全边界，国家安全上升为与经济 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优先级。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已明确成为“十五五”时期 的四条安全底线。政策层面将严格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房地产、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可能引发风险传导 的领域实施审慎监管，同时通过“保交楼、化债务、稳预期”等措施缓释重点领域风险。另一方面，对符合国 家安全战略导向的领域将提供持续性政策支持，风险防控将贯穿“十五五”政策实施的全过程。资产配置需在 收益目标与尾部风险防范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既要把握政策支持的结构性机会，也要规避受监管收紧影响的高 风险领域，构建攻守兼备的配置组合。

“十五五”规划核心主线与产业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与科技自立自强

1、增长模式转型：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必然路径

新质生产力作为 2024 年核心政策导向之一，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线。依据索洛经典 增长模型，经济产出由劳动、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变量决定。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约束表现为：劳 动力供给受人口老龄化制约，资本投入面临边际效率下降与债务约束双重压力，唯有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打 开增长空间。从概念内涵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 体，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基本特征的生产力形态。它区别于传统生产力，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跟随模仿转向原始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应对外部科技制裁的被动选 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作为。

2、科技自立自强：“补短板”与“锻长板”协同推进

“十五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将兼顾“补短板”和“锻长板”，体现产业政策思路的深化升级。此 前阶段，受外部制裁压力影响，政策重心聚焦于半导体、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领域的国产化替 代，即“补短板”。“锻长板”战略强调在优势领域构建技术领先与产业主导地位。我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新 能源产业链、量子通信等领域已形成比较优势，“十五五”期间将通过资源集中配置、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机 制，推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从投资维度看，“补短板”领域的投资机会源于国产化替代释放的市场空 间，“锻长板”领域则聚焦技术领先带来的全球竞争力提升。

3、重点关注领域

（1）人工智能：通用技术的全产业渗透

人工智能之所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关键在于其“通用技术”属性。历史上，蒸汽机、电力、计 算机等通用技术的突破均引发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人工智能同样具备此类颠覆性潜力，其不仅是独立产业 形态，更是赋能全产业链的基础性支撑能力。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人工智能+”1，标志着通用 技术赋能战略的正式落地，政策支持力度空前。

从产业发展数据来看，不同统计口径均印证其高速增长态势：整体产业规模方面，2024 年已突破 7000 亿 元，预计 2029 年将逾 1 万亿元2；按核心产业维度统计，2024 年规模约 5000 亿元，其中细分产业规模达 2697 亿元，同比增速 26.2%。核心支撑能力层面，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智能算力规模从 2022 年的 268EFLOPS （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增长至 2023 年的 414.1EFLOPS，预计 2027 年将达 1117.4EFLOPS；技术创新 成果显著，国产大模型数量已达约 305 个，完成备案超 188 款，DeepSeek、文心一言、通义千问、星火、盘古 等产品构成行业第一梯队。 相较于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更具深远意义的是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实 现更多依赖“工业+”与“数据+”的融合创新——通过智能化改造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依托数据要素释放乘 数效应。从投资视角看，AI 产业链的结构性机会贯穿全链条：上游算力基础设施为基础支撑，中游大模型应 用与算法创新构成核心竞争力，下游智能终端与数据运营、应用生态延伸为长期盈利关键，算力基础设施、 大模型应用、智能终端等环节均具备显著投资潜力。

（2）集成电路：外部约束下的内生性突破

在外部技术封锁与“卡脖子”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加速推进国产替代进程，呈 现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典型发展特征。一方面，外部制裁导致部分先进制程技术获取渠道受阻，形成了阶段 性技术瓶颈；另一方面，制裁也催生了国产设备、材料及 EDA 工具等领域的巨大替代性市场空间，中长期看， 半导体设备、EDA 工具、先进封装等关键环节的国产替代进程将持续深化。深入分析产业发展逻辑，需区分两 类并行推进的技术路线：其一，是在现有技术框架内追赶先进制程，该路线面临设备、材料、工艺的多重约 束，短期内难以突破；其二，是在成熟制程与特殊工艺领域建立竞争优势，服务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物联 网等非先进制程依赖型应用场景，其中后者有望更快形成商业回报并实现规模化应用。 从产业发展数据来看，国产替代成效已初步显现。2024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达 4514 亿块，同比增长 22.2%，销售规模突破 1.43 万亿元；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从 2020 年的 7.2%提升至 2024 年的 13.6%，EDA 工 具国产化率从 2020 年的不足 8%提升至 2024 年的 12.3%，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国产化率也从不足 10% 提升至 近 15%。这些数据表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正在稳步提升。在资本支持层面，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大基金三期”）于 2024 年 5 月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3440 亿元，超过前两 期总和，预计撬动社会资本超 1.5 万亿元，重点投向先进制造、半导体设备、AI 芯片、HBM 存储器等关键领 域，为产业突破提供持续的资本保障。随着大基金三期的投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在 2026 年实现万亿规 模突破，加速从“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长三角地区集聚 55 家集成电路创新百强企业，形成设计 -制造-封测完整集群；在封测、AI 芯片等细分领域，中国已从“跟跑者”蜕变为“领跑者”。随着“十五五” 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深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将通过“技术突破+ 工艺创 新+智能赋能”的融合发展路径，构建“高质量供给+超大规模需求”共同推动的产业链协同融合发展体系，为 实现全链条国产化与全球产业生态引领奠定坚实基础。

（3）前沿技术：商业化探索期的投资逻辑

量子信息与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正处于商业化探索的关键阶段，其投资逻辑与成熟产业存在显著差异。 此类技术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技术发展前景明确但商业模式尚未成熟，市场空间广阔但实现路径存在高度不 确定性，因而要求投资者具备长期战略视野与较高风险承受能力。深入分析产业演进逻辑，需聚焦两类关键 维度：一是技术突破与市场验证的协同推进，二是商业化路径与产业生态的动态适配。

从细分领域发展态势看，量子信息产业商业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2024 年，中国量子通信市场规模突破 10 亿元，预计 2025-2030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达 52.3%。技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祖冲之三号”超 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等标志性产品相继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电信合肥量子城域 网覆盖 1147 公里光纤，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量子通信网络体系。 人形机器人领域则迎来商业化突破性节点，2024 年被确立为“商业化元年”。当期整机出货量突破 2800 台，市场规模达 27.6 亿元，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 70%。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截至 2024 年末，全球人形机 器人本体企业超 220 家，其中中国企业占比超 110 家，占据半壁江山。增长潜力持续释放，预计 2030 年中国 市场规模将达 8700 亿元。这些具备高增长潜力与技术突破性的前沿技术资产，适合作为投资组合中的卫星配 置。通过战略性布局与长期资本投入，可有效捕捉技术迭代带来的非对称收益，为投资组合构建差异化价值 增长引擎。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战略衔接的关键期，前沿技术领域的投资将深度融入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从技术追赶向生态引领的范式转型。

（二）绿色转型与双碳战略深化

1、“十五五”碳达峰决战期

“十五五”是碳达峰的决战期，更是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段。政策层面已明确转型方向： 2024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提出“十五五”将在全国范围实 施碳排放双控制度，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将碳排放强度降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指 标，不再将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这标志着我国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历史性转型。 前期能源结构转型已奠定坚实基础，为“十五五”攻坚提供有力支撑。2024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升至约 19.7%，较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逼近 2025 年 20%目标；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 28.6% ，煤炭 消费占比降至 53.2%。装机与发电规模同步跃升：风电累计装机 5.21 亿千瓦，光伏累计装机 8.87 亿千瓦，合 计 14.08 亿千瓦，2024 年 6 月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较 12 亿千瓦目标提前 6 年完成；2024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 3.4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占全部发电量的 35%。 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期间碳达峰推进将呈现多重核心特征：绿色转型将从政策驱动转向政策与市场 协同推进，碳资产价值逐步显性化；能源体系重构重心从新能源装机建设转向新型电力系统优化，在风光装 机规模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储能、智能电网、虚拟电厂及氢能应用将成为发展重点。同时，新能源渗透率提高 将加剧电网消纳压力，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将使价格波动性为调节能力突出的资产创造投资机会， 这要求投资视角从上游设备制造转向下游运营、调节与综合能源服务，重点关注解决能源波动性问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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