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未来五年十大宏观趋势：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精神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走向“两超多极”

二战后的前四十多年，世界政经格局先是经历了美苏两大 阵营的持续性争锋——“美苏争霸”，对立的焦点在于北 约与华约在军事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正式结束，世界 上仅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加上欧盟、日本、俄罗斯与 中国的崛起，共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  经济方面，在整个90年代，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的25%- 30%，中间仅1995年短暂回落至24.4%，但在2001年重 回30%以上； 军事方面，美国绝对主导下的北约持续扩容，南联盟、前 苏联的部分成员国纷纷加入； 政治方面，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等机构所塑造的全球体系，并通过成员扩容、经 贸投资等手段不断将其推向成熟。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开始加速，中国经济实现腾飞。随着美、日在全球经济份额的回落，中国全球经济份额在21世纪前 八年实现翻番，从2000年的3.6%稳步提升至2008年的7.4%，距离当时日本的9.0%已不遥远，并在强大的惯性下，2010年顺利完成对日本的 赶超。

随后2007年次贷危机和衍生出的2008年经济危机接连爆发，美国GDP占比继续小幅回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维持稳健的欧盟受到2011- 2013年欧债危机的牵绊，日本也在经历失去 “三十年”的下半场。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金融危机后的十年再次实现全球经济份额 的翻番，将2008年7.4%的份额提升至2017年的15.9%，并在疫情后的2021年创造了18.8%的阶段新高。按2024年各国占全球GDP份额看， 中国已经和欧盟平分秋色，距离美国也不太遥远。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中美已然成为了全球经济的TOP2。

若从购买力平价角度看，可以得出更明显的结论。早在199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GDP占比已经超过日本，份额连续三十多年 保持稳步增长，中间鲜有回落，并在2014年超越了美国，位列全球第一。 按2024年购买力平价GDP数据，中国19.3%的全球占比较美国的14.8%已有显著优势，而日本仅剩3.2%的水平。按此计算，中美位列全球 经济前两名且遥遥领先其他经济体。

展望“十五五”时期，在经济体量已然位列全球TOP2的加持之下，中国在地缘、文化、国际声誉等层面，将与美国全面形成“两超”局面， 全球也从此前的“一超多强”旧格局逐步转向“两超多极”的新格局，具体而言：  一是中美继续维持“高集中度”经济地位并保持“有限挂钩”的经贸合作；二是南亚、中东、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等“全球南方”正在孕育新 的多极主体；三是欧洲、日本等传统“多强”国家仍面临诸多政治经济问题。

全球货币体系加速重塑

从大周期来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从美元为主导的“牙买加体系”走向货币多元化的新均衡态。新的牙买加体系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特里芬 难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地位开始面临挑战。由于全球储备货币的高度集中使金融体系过于依赖美元利率和美联储政策，金融 风险极易外溢传导，各国开始积极寻求货币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去美元化”开始真正被市场重视是在2022年。随着美债规模的不断增加，美国财政利息支出负担愈发沉重，2021年大通胀后美债利率快速 上升，进一步加重了美国财政的压力，世界对美债信用的“信仰”开始动摇，以美债为锚的美元货币体系开始出现裂痕。正是从2022年起， 黄金开始脱离与美债实际利率的负相关性，开启了大周期的上行。2023年麦卡锡被罢免事件、2025年特朗普上台后爆发的关税风波更是进一 步加速了“去美元化”进程。

从稍短一些的周期来看，特朗普并不喜欢过于强势的美元，以及美联储重新开启降息周期，可能导致美元面临贬值压力，在大周期“去美元 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市场持有美元资产的担忧： 一方面，特朗普一直对美元的强势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美联储的政策转向成为美元走弱的直接推动力。

中国持续为全球经济贡献最大增量

在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贸易摩擦和政策不确 定性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仍以稳健的名义经 济扩张，在全球经济增量中占据较大最大比重， 在全球“增量蛋糕”中贡献的绝对规模仍常年居 于前列。 WORLD ECONOMICS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 在过去十年中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 左右，远高于同期美国约9%的贡献水平。 如今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局与贸易摩擦的多重考 验，中国经济虽也有下行压力，但其经济体量使 其名义增量仍不可小觑。 以2023―2024年为例，即便经济增速相较之前有 所回落，中国折算为美元后的名义增量仍能达到 数千亿美元级别，这样的量级数据虽会因汇率、 基数不同而有所浮动，但趋势本身并不会轻易改 变。

展望“十五五”时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仍较为突出。即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4%—5%区间之内，仍 可能贡献全球经济的最多增量，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体量决定基数效应；二是结构调整与内需驱动的重要性提升；三是产业链外溢与跨国需求联动增加实际贡献率。

中国经济结构实现“全面换装”

“十四五”时期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快速回落态势已基本得到遏制，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风险有所缓释，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占比逐年上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 产开发投资占比不断下降，经济结构更趋优化，新旧动能有效接续，逐步出现了经济结构“全面换装”的迹象。

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含量”不断提升且国际竞争力有所增强：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长期显著高于全部工业增速。先进制造加速 壮大，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造船业国际市场份额持续全球领先。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发经费占营 业收入比重超过1.6%，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实数融合扩围增效，建成全球最大、覆盖最广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 达459.8万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连接数超1亿台（套），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含量”不断提升。截至2025年9月，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全球比重已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全球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大多数产品产量位居第一。

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逐年上升：近年来，在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以满足其精神层面的多样化需求为目的的消费趋势下，服务性消费市场 规模不断攀升。《让情绪有着落：2025情绪营销8大趋势洞察报告》中数据显示，当代人主要面临未来不确定性（37.1%）、经济负担 （36.7%）、工作压力（35.0%）等八大类问题，人们往往通过刷微短剧（52.2%）、选择零压力社交的轻陪伴活动（43.3%）、寻求专业心 理咨询（40.7%）等方式进行情绪疗愈。从时代的发展看，随着物质生活基础的逐渐丰富，消费者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正在日益增长，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为“悦己”而消费，追求深度文化与情绪的滋养，以此获得精神上的富足。这些趋势也带来了很多新消费业态的兴起，以及一些商业 模式的重塑。

“投资于物”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导致传统“硬投资”持续放缓。近年来，传统“投资于物”模式已愈发难以为继，以增量资本产出率 （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 ICOR）衡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正在加速下降。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1978-2008年的很长一段时 期，ICOR始终大体围绕2至4区间进行窄幅震荡，仅个别年份处在区间之外，但近年来ICOR迅速上升，2024年已升大幅至9.97，显示单位经 济增长所需的投资规模正快速增加，意味着投资效率正显著趋于弱化。受此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硬投资”正持续放缓。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仅增长1.1%，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下降13.9%，与“十四五”初期相比增速已出现显著 回落。

政策规划目标从追求“产业升级”到“产业领先”

二十届四中全会涉及产业方面的新提法和新要求：一是首次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针对传统、新兴、未来 等领域重点产业分类进行部署和谋划；三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提至更高位置；四是人工智能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被给 予更多关注。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们认为，国内政策规划目标将由单纯的“产业升级”转向“产业领先”。  一是回顾历次规划建议可以发现，对“产业”、“制造业”、“实体经济”的重视程度正逐步增强。  二是中国相关产业或将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完备产业链优势，催动本身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潜力。 三是通过有效的产能迭代、产能保全、产能储备策略及其实施成效，有望奠定中国未来实现大部分产业领先的基础。

区域发展格局从“雁阵模式”到“多核协同”

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推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 略。

2025年8月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再次明确指出，支持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 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 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 上述战略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多点布局、带状发展，共同 勾勒出“多核协同”的骨架网络。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们认为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由“雁阵模式” 转向“多核协同”的趋势将愈发明显，并有望在部分领域取得一系 列标志性进展：  一是国家将加力支持主要经济增长极发展并更好发挥其辐射带 动作用。推动区域发展格局由“雁阵模式”转向“多核协 同”，是国家把握规律、审时度势的战略选择，也是空间发展 思路的重大调整，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二是主要经济增长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有望进一步上 升。我们预计“十五五”时期上述主要经济增长极地区生产总 值占全国的比重有望进一步升至53%左右，对于全国经济的支 撑和辐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三是“硬联通”与“软连接”逐步完善将助力“多核”之间深 化协同。“硬联通”方面，我们认为“6轴7廊8通道”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加快建设，将进一步改变传统单一的沿 海指向性格局；“软连接”方面，我们认为信息技术，特别是 互联网、云计算和远程通信技术的普及，将使得经济活动的许 多环节突破对地理空间的硬性依赖。

“股权财政”逐步取代“土地财政”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主流模式

“股权财政”逐步取代“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通过将土地资源资本化，在极短时间内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积累了“第一桶金”，有关资金被用于道路、桥梁、水电等基础设 施建设，同时带动了房地产、钢铁、有色、水泥等数十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

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新生人口下行趋势趋缓

人口问题正在成为决定中国中长期发展格局的最重要结构性变量之一。从“十四五”时期看，中国人口出现了历史性拐点。进入2024年后，新 生人口降幅明显收窄，全年出生约954万，较上年略有回升，出生率提升至6.77‰，为近三年来首次小幅上升。 从人口结构角度看，出生人口的趋稳将与育龄人口的代际更替密切相关。

居民房产从“投资品”转为“消费品”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住宅物业因普遍的房价上涨而被赋予了强烈的资产属性，许多购房者将其视作保值增值的投资载体。然而随着市场进入调 整期，这种附加的增值预期正被逐步剥离。调控政策一再强调“房住不炒”，叠加人口与供求关系的变化，房价的高速上涨难以持续，住房正 在回归其居住和使用本质。资产属性减弱，意味着购房者不再盲目期待房价永远上涨。取而代之，消费品属性强化，人们更关注房屋本身的使 用价值和居住品质。

资本市场成为家庭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

“十五五”时期，中国家庭财富结构可能将从房地产主导向资本市场主导转型。过去十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曾是家庭财富增长的主要支撑， 但这一模式难以为继。房地产估值体系正在重塑，投资属性逐步弱化，而消费属性增强，租售比与收益率趋于稳定。在此背景下，居民开始寻 求新的资产配置方向。在通胀温和、利率下行、货币环境中性偏松的宏观格局下，金融资产将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 衡，也在推动居民财富来源从“资产价格红利”走向“资本市场回报”。

一是随着地产步入下行周期，“去地产化”也在催生“负财富效应”，未来居民财富增值的“新解”或许在以股票、债券和基金为代表的金融 资产；二是从宏观层面看，低通胀、低利率与流动性合理充裕的金融环境预计成为支撑这一趋势的重要基础。此外，低利率格局还意味着政府 与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可控，财政与金融政策能够更协调地发力，为市场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三是从制度层面看，资本市场的功能重塑也将 为财富结构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制度红利的释放，使资本市场正在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财富市场”转型。

报告节选：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