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非银金融行业:“存款搬家”的事实与博弈

  • 来源:中信建投证券
  • 发布时间:20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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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金融行业:“存款搬家”的事实与博弈。存款搬家的逻辑是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后,在无风险收益率趋势性下行的宏观背景下,居民资产配置模式正在发生的重塑。一方面,传统银行理财的“保本保息”预期被净值化管理逐步打破,理财产品收益率与风险真正挂钩,波动将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持续走低的存款利率使储蓄的吸引力下降,资金即使大部分回流更低收益的类存款资产,也会外溢流动性寻求更高回报,间接或直接增配股市、债市或其他资管产品。非标转标的过程推动着居民财富配置从重仓类刚兑资产,走向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也是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趋势。资管新规推...

从主动进取到防御配置: 本轮存款搬家的范式转换与类存款内部 再平衡

1.1 认知基础与制度背景:资管新规前后的心理账户变迁与行为转变逻辑

居民存款搬家并非简单的资金腾挪,而是风险认知变化驱动的资产配置调整。基于行为金融学中的心理账 户(mental accounting)理论,资管新规实施前,居民的理财认知呈现明显的二元分化:一类是保本导向,基 于对机构隐性兜底的信任,将银行理财、信托等非标产品视为存款替代,追求本金绝对安全;另一类是收益导 向,愿意承担市场波动以换取超额回报。在刚性兑付环境下,这两类认知长期割裂并存——投资者既期待机构 兜底,又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却忽视了二者在制度层面的内在矛盾。 资管新规的全面落地实施,从根本上重塑了资管行业的运行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打破刚性兑付和推行净 值化管理,使以往保本投资所依赖的隐性担保机制受到约束,推动投资者直面真实的净值波动和潜在本金损失 风险,真正回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市场原则。同时,非标资产向标准化转型的推进,叠加严格的期限匹 配要求,压缩了以往通过资金池运作和期限错配来获取超额收益的空间,引导资管业务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和价 值投资的本质。这一系列变革推动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重要转型。 回顾 2019 至 2021 年,“茅指数”所代表的核心资产经历估值扩张与回撤;2022 年债市调整引发理财净值 波动与大规模赎回;2024 年初微盘股急跌,以及近期贵金属高位震荡,多次市场波动均反映出部分投资者在从 非标资产转向标准化净值型产品过程中,未能做好风险适配,盲目追逐短期动量,进而助推“趋势-反转”效应。 这不仅损害投资者体验,也加剧资产轮动与市场波动。与历史周期不同,当前是房地产周期下行后的首次大规 模“非标转标”,资金迁移体量远超以往,其本质是净值化环境下“风险与收益对等”定价逻辑的全面显性化。 然而,居民部门风险认知仍显滞后,多数投资者尚未真正接纳波动与风险匹配的原则,这一认知偏差是影响本 轮存款搬家的因素之一,也使资金流动呈现出以防御为导向、低风险偏好为主导的新范式。

1.2 本轮存款搬家的范式特征:与历史周期的差异比较

近两年来的居民存款搬家与历史上数次迁徙存在本质差异。本轮存款搬家既非从保本向高收益的主动迁移, 也非从高收益向保本的避险回调,而是居民在刚性兑付预期逐步消退后,基于真实风险承受能力重新配置资产, 从非标配置逐步转向标准化资本市场工具(债券、基金、股票等)的过程。 本轮资金腾挪的核心特征是从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守。历史上,存款搬家多发生在经济上行期——无论是 2009 年股市牛市,还是 2013-2015 年互联网理财兴起,居民均主动追逐风险溢价,资金为了寻求更高回报,呈 现明显的主动进取特征。与此不同,当前居民面临实际利率下行、优质资产稀缺及权益市场波动的多重压力, 腾挪存款主要是为了对抗货币贬值,是在缺乏更好选择下的被动应对。这种调整并非风险偏好系统性提升,而 是低利率环境下的购买力保全策略。

制度环境的转型是本轮变化的基础,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推动非标资产向标准化转型,彻底改变了“低 风险、高收益”资产的供给格局。过去,银行理财、信托计划依靠资金池运作和隐性担保,提供了“低风险、 高收益”的回报,造成风险与收益的错配。如今,净值化管理要求风险与收益真实匹配,这一错配的空间已不复存在,推动居民资金须基于真实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配置,对过往通过非标通道获取超额收益的路径形成制约。 从资金流向看,近年来居民存款在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的约束下主要向风险等级相近的资产发生迁移,并 没有大规模脱离银行体系。需要明确区分“存款到期”与“存款搬家”:前者仅是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的期限调 整或跨行转移,并未改变存款属性;后者则指向现金管理类理财、货币市场基金、短久期债券及分红险等风险 特征与存款接近的稳健资产。这与历史上资金直接或通过杠杆大规模流入股市、楼市及非标债权的风险资产重 配有本质区别。即便部分资金通过“固收+”或混合型基金间接配置权益,权益占比也相对有限,且整体保持“债 券打底、权益增强”的防御特征。 尽管短期内居民存款不会直接大规模入市,但长期来看,通过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及保险资管等机构的间 接入市通道正在积蓄力量。当前居民资金持续向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及保险产品聚集,这些机构通过“固收 +”策略、指数化工具及保险资金运用等途径,正形成对权益市场的实质性增配。这种由规模扩张驱动的资金外 溢意味着,即使权益配置比例仅小幅提升,庞大的管理规模基数也将转化为可观的潜在权益资金供给,持续拓 宽专业机构参与股市的资金管道。 面对这一趋势,银行、公募、保险等资管机构需转变经营思路,摒弃单纯的规模扩张导向。应通过“固收 +”策略、买方投顾服务及浮动收益产品,构建与居民真实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体系。关键在于从刚性兑 付时代的销售驱动,转向净值化时代的客户陪伴,通过精细化的负债管理与资产久期匹配,帮助居民在低利率 环境中实现从存款向稳健型资产的合规、理性迁移。而私募机构更需坚守合理管理规模,聚焦通过深度研究与 策略迭代为高净值客户创造可持续的 Alpha。这一进程正推动整个行业从同质化的产品销售,转向以客户真实风 险偏好为中心、注重“风险收益匹配”与“全程财富陪伴”的新范式。

概念界定与机制解析:居民存款搬家的理论框架

2.1 概念辨析:居民储蓄与存款迁移的概念界定

居民存款一般指的是住户部门存放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中的货币资金。常与居民存款概念混用的是居民 储蓄,但居民储蓄与居民存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居民部门整体核算角度看,居民储蓄是指其可支配总收入 扣除最终消费支出后的结余部分。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储蓄”是一个宏观流量概念,特指未被消费的收入 剩余,而非狭义的银行存款。这部分收入可以用于实物投资(如房地产、汽车等)或金融投资(如存款、股票、 基金、保险等)。而居民存款则是居民将其闲置资金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中形成的金融资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利用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可支配总收入可以得到历年来居民储蓄率水平。 2005-2023 年,中国居民总储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1。储蓄率在 2005-2010 年逐步上升,但到了 2011-2019 年开始 下行并逐步企稳。截至 2023 年末居民储蓄率约为 35%。

居民存款搬家的本质在于资产配置的结构性调整。居民存款搬家并非简单的资金流动行为,而是居民在金 融资产配置中对收益性、流动性与风险性三者之间进行再平衡的体现。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居民在面对存款利率 下行、通胀压力上升以及金融市场预期变化等多重因素时,主动或被动地将资金从银行储蓄向其他金融工具转 移的过程。这种转移反映了居民对资产保值增值需求的增强,也体现了金融体系在满足多样化投资需求方面的 功能提升。研究机构普遍将存款搬家视为衡量居民金融行为变化的重要指标,其核心在于通过存款结构的变动, 反映居民对金融资产配置偏好的演化。 而存款“搬家”的主要流向包括理财产品、公募基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具有储蓄功能的保险产 品(如年金险、分红险等),以期获得更高的潜在回报或满足特定的财富管理目标(如养老、保障)。但值得注 意的是,在居民存款搬家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存款规模的减少,而是存款增速的降低。根据 Wind 的统计,过去 20 年来,居民存款余额保持稳健增长,截至 2025 年末存款规模已经突破 165 万亿元,但增速上却在特定年份 出现波动下滑。

最后,居民存款搬家结果通过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反映。进入 21 世纪,我国居民存款在资产结构中的占比有 三次比较明显的下降过程,代表着居民存款发生了三次大搬家,分别是从 2005 年到 2008 年、2009 年到 2012 年 以及 2013 年到 2018 年。

自 2020 年以来,居民对存款类资产偏好呈现持续提升态势,反映出居民部门的风险偏好正在逐步降低。究 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其作用机制在于,老龄化趋势会逐步加重家庭的经济赡养负担,从而抑制居 民在金融市场中的参与度,并降低其对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这一趋势通过增加家庭的经济赡养负担(主要体 现在医疗、养老照护等刚性支出方面)对居民金融行为产生影响。随着老年抚养比上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中用于满足赡养需求的比例相应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的风险偏好趋于审慎。根据 Wind 的统计,我国 65 岁 以上老龄化的人口占比自2000年起的 7.00%逐步提升至2024年的15.60%。根据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当代社会服务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预 计到 2030 年前后,中国将正式进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二是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受突发公共事件冲击及后续经济环境波动等因素影响, 居民对未来收入稳定性和潜在风险的担忧提升,促使储蓄意愿增强,倾向于持有更多流动性高、安全性强的存 款类资产以应对潜在不确定性。这种行为转变的核心目标在于积累预防性储蓄储备,以增强家庭应对未来潜在 经济风险和突发支出的财务韧性。

三是居民部门对低收益率的接受度提高,进一步巩固了存款偏好。从资产回报预期看,在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和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背景下,利率中枢呈现长期下行趋势。这一环境导致传统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普遍 下降,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回报率也维持在较低水平。面对这一结构性变化,居民对资产 回报率的预期经历了适应性调整,逐步认识到普遍较低收益率水平的现实。当风险资产(如股票、非保本理财) 因其内在波动性和潜在亏损风险而吸引力下降时,存款类资产尽管收益率较低,但其本金安全性和收益确定性 的相对优势凸显。因此,基于对资产安全性的优先考量以及对低利率环境的适应性,居民将资金配置于银行存 款的意愿得到巩固。

2.2 驱动机制:低利率环境下资产配置再平衡的四大动力

(1)低利率环境弱化存款保值增值功能

低利率环境是驱动居民存款搬家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充要条件。利率下行降低了存款的吸引力,促使居民 寻求更高回报。然而,存款的流向并非仅由利率单方面决定,当股市表现强劲、各类资管产品的预期收益和风 险吸引力上升时,也会刺激居民财富的再配置意愿。同时,监管政策的调整也会为资金流向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或开辟新的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存款利率的下降还可能产生一个看似矛盾但合理的效应:它可能推动居民存 款“定期化”转变,即部分资金从活期存款转向了利率相对稍高的定期存款。这反映居民在风险偏好未显著提 升或缺乏其他更优选择时,倾向于在存款体系内部进行期限结构的优化以锁定略高的收益。如 2023 年商业银行 调降存款利率,可以看到居民定期存款的同比增速相比活期存款更高。

(2)市场周期性机会牵引资金流向

资本市场的阶段性繁荣及其产生的财富效应,是吸引存款流入其他领域的重要牵引力。当股票市场经历显 著上涨、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快速攀升、或其他特定资产类别(如某些商品或另类投资)展现出强劲势头时, 往往会带来高于存款利息的短期回报潜力。这种赚钱效应会吸引部分居民将银行存款转移,以期捕捉增长机会。 在上行周期中,潜在的高收益对追求资产增值的投资者构成了较强的吸引力,成为特定时期内驱动存款搬家的 重要力量。典型的例子如 2014-2015 年股市上涨,高收益预期吸引存款进入风险资产。

(3)多理财品种创新提供低门槛便捷渠道

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持续创新,特别是门槛较低、流动性较好、操作便利的理财工具的普及,为存款搬家提 供了关键的实现路径和助力。以互联网货币基金等产品为代表,降低了大众参与金融投资的门槛(如 1 元起投), 并通过移动端提供了便捷的申购赎回体验(如 T+0),同时其收益率通常优于活期存款。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 公募基金(涵盖多种策略)、券商资管计划、保险理财等多元化产品的蓬勃发展,为不同风险偏好和需求的投资 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这些创新有效降低了参与金融投资的复杂性和初始资金要求,使存款向更具收益潜力的 金融产品转移变得更加可行和普遍。

(4)监管政策调整改变存款属性

监管框架的调整影响了存款的相对吸引力和其面临的竞争环境,是存款搬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制度性因素。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逐步放宽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增强了银行间的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存款的绝 对收益水平。尤为重要的是资管新规的实施,其核心原则包括“打破刚性兑付”和推行“净值化管理”。这导致 传统的保本理财产品退出市场,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转型,使得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更加 透明化,其风险属性与存款的差异更加清晰。同时,新规也引导资管产品在合规前提下寻求更优的风险调整后 收益。这些政策变化重塑了存款的“无风险”或“低风险”形象认知,并规范和发展了更具市场竞争力的理财 市场,从制度层面促进了居民资产配置从存款向规范化净值型理财产品的转移趋势。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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