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南美投资机遇（一）：智利篇

智利概况

智利（Chile）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位于南美洲西南部，国土面积 756715 平方公里，全国分为 16 个大 区，首都为圣地亚哥。总人口 1976 万，主要为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 智利作为南美洲唯一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其地缘资源禀赋、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稳 定性构成三大核心投资优势，叠加与中国的高度产业互补性，成为中资布局拉美的核心枢纽。从核心经济指标 看，2024 年智利名义 GDP 达 3,302 亿美元，人均 GDP 为 1.67 万美元，购买力平价（PPP）口径下超 25,000 国 际元，已迈入发达国家门槛，为资本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

（一）资源禀赋

智利地缘区位独特，安第斯山脉西麓的地质构造造就了全球领先的矿产资源储备，其中铜、锂资源的全球 话语权尤为突出，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关键资源供给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数据，智利已探明铜 储量超 2 亿吨，占全球总储量的 19%，2024 年铜产量达 550.6 万吨，同比增长 4.9%，预计 2025 年将增至 580 万吨，同比增长 5.3%，储量、产量、出口量均居全球首位。锂资源方面，智利为全球第二大锂生产国，核心 产区阿塔卡马盐沼资源量达 1080 万吨金属锂当量，且该盐湖锂离子浓度 1840mg/L、镁锂比仅 6.4，属全球最 优质锂资源品类。此外，智利还是全球唯一天然硝石生产国、主要钼生产国，铁、煤、金、银等资源储备亦较 为丰富，资源产业占 GDP 比重约 10.5%、出口占比超 50%，构成经济核心支柱。

（二）制度与经济

智利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效经济治理能力，跻身拉美经济自由度与制度透明度第一梯队。2025 年 美国传统基金会《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智利全球排名第 19 位，获评“基本自由”等级；从长期趋势 看，其经济自由度呈现“先升后降再企稳回升”特征，当前水平与历史高点仍有显著差距。自由度下滑核心驱 动因素为政治转向与政策不确定性：2014-2018 年及 2022 年至今的左翼执政周期内，政府通过强化社会支出、 提高累进税率、加强监管干预等举措削弱市场主导地位，叠加 2019 年社会动荡后，为平息抗议推出的扩大财政支出、提高最低工资、加码监管等政策，直接对自由度指数形成冲击。 制度透明度层面，智利表现同样突出，透明国际“清廉指数”长期稳居全球高位，2025 年位列第 32 名， 南美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乌拉圭（76 分）。清廉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化体系形成协同，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 定的经营预期，也支撑其成为南美洲首个 OECD 成员国，市场准入、产权保护、金融监管等制度体系已实现 与国际接轨。从市场活力看，2025 年智利开展对外出口业务的 8567 家公司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 53%，反映 出市场化制度下的微观主体活力；空间集聚层面，首都圣地亚哥作为核心经济枢纽，集中了全国 71%的大型企 业、46 家财团总部，贡献近 50%的 GDP、97%的证券交易与 75%的科技项目，形成高效的产业与资本集聚效 应，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增长动能。 自由市场改革曾驱动智利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其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均居拉美 前列，但经济结构呈现显著的大宗商品依赖特征，导致增长韧性不足，增速波动幅度较大。2023 年 7 月智利 央行开启降息周期后，经济逐步显现回暖态势，2024 年在矿业投资与出口增长、政府投资加码及消费复苏的 协同拉动下，实际 GDP 同比增长 2.6%，其中铜产业对 GDP 贡献超 10%，凸显大宗商品对经济增长的核心支 撑作用。

2025 年智利经济增长动能呈现阶段性分化：上半年受益于矿业与能源大项目启动带动投资增长，叠加工 资上涨与利率下行的组合效应提振消费市场，同时铜价上行及非铜矿产出口增加，对冲了车厘子出口、旅游业 拉动效应减弱的负面影响，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达 2.3%和 3.1%，显著超出市场预期；三季度以来， 受 7 月铜矿事故引发的产量断崖式下跌拖累，出口表现疲软，经济增速回落至 1.6%。展望 2025 全年，伴随后 续铜矿产能修复、矿业扩产与能源转型投资加码，叠加内需回暖的支撑，预计经济仍将维持 2%以上的增速水 平。 中智两国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经济结构具备较强互补性，2024 年核心宏观指标对比可清晰体现这一特 征：（1）增长动能层面：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善的产业配套优势，GDP 增速（5.00%）显著高于智利 （2.60%）；但智利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人均 GDP 领先中国约 3222 美元。（2）财政与通胀管理层面： 智利严格的财政规则支撑其债务率（41.70%）远低于中国（88.30%）；但中国通胀控制成效更优，通胀率 （0.80%）显著低于智利（3.50%）。（3）开放型经济层面：智利自贸协定网络覆盖全球 80%以上的 GDP，贸 易开放度优势明显；而中国凭借 3.3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具备更强的外部风险抵御能力。

中智财政赤字率呈现显著分化，2024 年中国财政赤字/GDP（4.00%）高于智利（2.50%），源于经济增长 特征、财政收支结构、政策调控导向及风险抵御能力的系统性差异。收入端，中国庞大经济体量构建了以税收 为核心的多元化收入体系，具备更强的收入稳定性与抗周期波动能力；智利财政收入高度依赖铜、锂等矿产资 源，资源价格周期性波动易直接传导至财政收支，放大赤字弹性。支出端，中国失业率（5.10%）处于合理区 间，民生保障刚性支出压力相对可控，财政支出更多向基建投资、产业扶持等领域倾斜；智利面临 8.40%的高 失业率，社保兜底支出压力较大，叠加应对通胀的物价补贴需求，进一步抬升财政支出刚性。政策层面，中国 为支撑经济稳增长，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通过调入结转结余、盘活存量资产等手段平衡赤字与可持续性； 智利受财政纪律约束及经济复苏放缓影响，对赤字规模管控相对严格，结构性支出压力则持续存在。外部层 面，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为财政调控提供了广阔空间，无需依赖赤字扩张应对外部冲击；智利作为小型开放经 济体，外部环境波动对财政平衡的传导更为直接，客观上约束了赤字扩张空间。 智利在财政规则设计、资源收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具备借鉴价值，具体可从三方面切入：一是构建 逆周期财政调节机制，参考智利“周期调整平衡”规则，引入独立机构评估经济趋势与资源长期价格，将周期性收入盈余纳入主权财富基金，平滑资源价格波动对财政的冲击；二是完善财政纪律与债务协同机制，借鉴智 利财政责任法框架，明确结构性赤字目标与债务审慎水平的匹配关系，建立专业化财政监督机构，提升预算透 明度与执行刚性；三是平衡财政扩张与风险防控，参考智利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对短期外债的审慎管理经验， 在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同时，强化债务结构优化与风险预警，避免债务率过快上升。

（三）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变化对智利经济增长潜力与社会保障体系构成长期影响。据智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5 年 6 月，全国人口约 2020.6 万，2023 年人口增长率已降至 0.1%的低位；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明显老龄化特征， 2024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3.8%，老龄化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2 倍，预计 2035 年这一比例将升至 18.9%。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占比 67.8%，短期内仍能支撑经济增长，但长期老龄化将加剧社会保障支出 压力。从人口分布看，华侨群体约 3 万人，90%集中于圣地亚哥，形成了稳定的中资商业社群基础。

智利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1971 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 1020 美元，首次突破“贫困陷阱”，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历经 40 年 发展，2011 年其人均国民收入升至 12350 美元，超越世界银行 2009 年设定的 12196 美元高收入国家下限，成 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2 年，智利进一步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智利模式”也 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对其成功经验的核心概括。跨入高收入行列后近 10 年，智利经济延续稳健增长态势，2018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 15925 美元，显著高于其他拉美国家。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是智利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核心围绕三大方向推进：一是经济模式转型，20 世纪 70 年代 初由国家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叠加 20 世纪 80—90 年代末全球经济增长周期，顺势实现经济腾飞；二是发展多 元外向型贸易，摒弃拉美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实施亚太倾斜经贸政策，深化对华合作以降 低欧美市场依赖，顺应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三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21 世纪后重点从税 收、投资体制及养老基金三大领域突破，有效提升国内储蓄率与资本市场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二）实施强约束财政调控

作为全球最大铜矿生产国，智利通过强约束财政政策有效规避“资源诅咒”。其核心举措是实施结构性平 衡财政规则，推行“减震型”调控：矿产价格高涨时，将额外收入纳入稳定基金；价格低迷时，动用基金保障 政府正常支出，实现财政支出与铜价波动的风险隔离。同时，基金实施透明化管理与严格监督机制，防范利益 冲突与寻租腐败。稳定的财政盈余为资源型经济转型、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财力支撑，智利近年来制造业出口 占比稳步提升，农产品出口趋向多元。

（三）推进平稳政治转型

受拉美地区环境及 80 年代初经济危机推动，智利分两阶段平稳推进政治转型：1983—1990 年实现军事威 权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型，1990—2005 年通过宪法改革消除军队自主权，完成转型。其核心优势在于政策延续 性——各届新政府均未改变既定经济改革方向，未出现拉美普遍的“钟摆现象”。这一稳定性源于政党联盟策 略：1990 年“还政于民”后，智利选择中间道路缩小政党意识形态分歧，通过两大政党联盟吸纳不同利益群 体，推动政策共识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政治制度环境。

（四）深化民生领域改革

不同于拉美多国忽视社会公平的改革路径，智利 1990 年后的文人政府逐步将社会公平纳入发展核心，推 进系列民生改革：艾尔文政府提出“增长而兼顾公平”，加大贫困阶层社会性支出，设立社会投资基金；弗雷 政府聚焦贫困治理；拉戈斯政府推行“智利团结计划”，强化社会安全网与就业创造。同时，构建多支柱养老 保障、公私混合医疗、统一失业保险等完整社会保障体系。民生改革有效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为经济发展筑 牢社会基础。

（五）转型成效与长期挑战

经济、政治、社会协同转型是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障，但长期发展仍面临突出挑战，存在重回 “陷阱”的潜在风险。2019 年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引发的暴力冲突，本质是长期社会不公的集中爆发，核心问题是人均 GDP 掩盖下的“贫富分化陷阱”，即 2007 年最富 5%家庭占有 58%国民资产，2017 年仍高达 50%，且民生领域私有化导致福利资源向富人倾斜，形成“逆向分配”效应。经济层面，结构单一的出口导向 模式使其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加剧发展不稳定性。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