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欧美生猪行业复盘：以海外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为鉴，如何看待未来养殖与屠宰产业链利润结构演变

美国生猪产业链复盘：合同养殖模式催化行业变革，加速屠宰和养殖环节整合

生猪养殖规模化历程：2000 年基本完成行业整体规模化，存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产能占比达到 94%

1990 年以前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较为缓慢，1990 年以后开始加速，存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产能占比快速提升，至 2000 年基本完成行业整体规模化，随后21 世纪进入规模化成熟期，头部存栏 5000 头以上的养殖场进一步整合，具体来看美国养殖规模化的历史进程： 1）规模化加速期（1990-1999 年）：该阶段规模养殖场迅速集中，主要系率先开启规模化进程的屠宰端推行对上游养殖的订单生产制，由此自下而上推动养殖规模化。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存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场产能占比由1990年的41%增加至 1999 年的 84%，行业整体规模化基本完成。同时，伴随着规模化集中，养殖效率也大幅提升，带动养殖成本下降。 2）规模化成熟期（2000 年至今）：虽然行业整体规模化基本完成，2000年散养户产能占比仅接近 1%，但 2000 年-2006 年规模养殖场的产能结构依然在演变过程当中。尤其是头部存栏 5000 头以上的养殖场仍在快速扩张，该群体产能占比从2000 年的 66%增加至 2006 年的 80%以上，市占率再上新的台阶。此外，行业养殖效率也进一步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行业对养殖技术革新的重视程度持续加强，使得料肉比、劳动效率、PSY 等生产指标持续改善。2007 年存栏1000 头以上的养殖产能占比达 96%，行业已经较为集中，因此 2007 年以后美国的养殖规模化进程开始放缓，行业效率改善幅度也随之收敛。

生猪产业整合推手：屠宰自下游向上游推动养殖规模化，行业相对集中度决定产业整合方向

美国大规模屠宰加工企业通过推行“合同生产”模式，加速了向上游整合养殖端的进程。从美国生猪产业链一体化整合的经验来看，我们认为产业链整合的关键在于链条上各环节的相对集中度，以及各环节之间连接网络的复杂程度和流通效率。美国猪肉产品消费偏好冷鲜肉，同时猪肉流通渠道以大型商超为主，且餐饮连锁化程度较高，这二者共同决定了美国的“屠宰-零售”流通环节主要以“大Bto 大 B”的形式对接，由此美国屠宰环节的规模化进程也早于生猪养殖。20世纪80 年代末期，美国生猪屠宰基本完成了规模化进程，美国年屠宰量超100万头屠宰场的行业占比 1992 年达 88%。而屠宰端大规模场起量后，也对原材料供应的质量和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大规模屠宰加工企业通过推行“合同生产”模式，加速了向上游整合养殖端的进程。

美国猪肉产业在上世纪末兴起的“合同生产”模式主要分为生产合同、销售合同两大类，具体来看： 1）生产合同：大型养殖一体化企业/屠宰企业（合同承包商）和养殖场（合同接受方）签订生产合同，并向养殖场支付委托代养费，来扩大上游养殖规模。其中，大型养殖一体化或屠宰企业通常保留生猪的所有权，并负责提供仔猪、饲料、疫苗和相关技术支持；养殖场通常提供猪舍等生产设施和劳动力，并根据合同规定，获得相关养殖服务费用作为回报。 大型养殖企业通过与养殖户签订生产合同的模式实现了更快的规模扩张，从美国“合同生产”模式下的生猪养殖量占比来看，持有生产合同的生猪养殖场数量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快速增加，生产合同涵盖的合计养殖量占比由1992 年的5%上涨到 1998 年的 40%，并在 2009 年进一步增加至 71%，其中育肥阶段的养殖场中有近 73%都是基于生产合同进行生产。 与此同时，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 1000 头以上养殖规模场的存栏量占比也在快速增加。大型养殖企业通过和其他养殖场签订生产合同，减轻了对猪舍等固定资产等资本性投入的负担，从而能够更加灵活地扩大养殖规模，并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美国 2000 头以上存栏的生猪养殖场占比从1992年不到 30%增加到 2009 年的 86%，同时 5000 头以上存栏的的生猪养殖场占比在2009年达到 61%。

2）销售合同：屠宰加工企业通过与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签订长期销售合同，来实现稳定的生猪供给，相比生产合同，销售合同通常规定了预期的生猪数量和品质、交付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并将合同价格与猪肉质量进行挂钩，以确保猪肉品质。上述生产合同中，大型养殖企业与养殖场合作生产的生猪，可以通过与屠宰加工企业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进行再销售。 在屠宰行业完成相对更高规模化的情况下，生产合同与销售合同的兴起进一步推进了上游养殖行业的规模化，以现货交易为主的生猪散养户大量退出，美国生猪现货自由贸易比例整体保持下降趋势，由 1999 年的35.8%，到2009 年降为8.1%。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09 年美国生猪市场按销售方式划分，以猪肉现货、期货、或者其他协定为基准定价的合同销售模式占比分别达41.2%、7.9%、11.6%。

猪周期波动复盘：规模化加速期时间长度仍维持在3-5年，波幅有所扩大

猪周期长度规律变化：规模化加速期周期长度基本维持在3-5 年，规模化完成后拉长至 7 年左右

我们对规模化进程中的美国猪周期波动时长规律进行复盘，可以得出2 个重要结论： 1）对于周期持续时间，在养殖规模化加速期，美国猪价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周期波动规律，周期长度基本维持在 3-5 年。1980-2002 年，美国共经历了5轮猪周期，每轮猪周期持续时间分别为 3.7 年、5 年、6 年、4.2 年、3.8 年，相比1980年之前的周期长度略有拉长，但基本维持在 4 年左右的维度。2）养殖规模化进程完成后，美国的猪周期波动依然存在，但持续时间明显拉长。美国生猪养殖在 2000 年左右基本完成规模化，2002 年至今一共经历了2轮完整的猪周期，平均每轮猪周期时间为 7 年左右，周期长度明显拉长，但价格波动仍然明显。

我们认为在美国养殖规模集中度提升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了猪周期持续时间长度规律的改变： 1）规模场相较散养户进出行业的速度更慢、成本更高，因此伴随规模化进程加速，周期长度决定的主导因素也由母猪繁育周期向规模场现金持续周期转变。规模养殖场与散户较大的一点不同就来源于规模场多为重资产投资，其进入或退出养殖行业的资金成本与时间成本都比较高。在猪价上行期，规模养殖场扩产需要经过至少 1 年的猪场建设时间才能补充母猪产能，因此规模场的补栏速度要慢于散养户。而在猪价下行期，规模养殖群体由于融资能力较农民养殖群体更强，因此获得资金补充的机会更大，另外规模场由于投资的沉没成本更高，在资金链断裂之前，主动退出市场的意愿不强，因次规模场的产能淘汰速度普遍也要慢于散养户。 综上来看，当散户为养殖主体时，由于农户进行产能补充及淘汰较为方便，猪周期长度主要与母猪产能补充及淘汰的自然生长周期相匹配，因此传统猪价周期基本也维持在 3-4 年。当养殖规模化完成后，行业的进入与退出进程更多由企业的现金流持续时间，而非母猪繁育的生长周期决定，所以导致猪价波动周期依然存在，但是周期将被拉长。 2）合同生产制成为主流交易模式后，行业生产更加有规律。美国猪肉产业链中由于屠宰环节完成规模化的时间较早，因此是由屠宰端占主导地位，在养殖环节推行了合同制的生产交易模式，使得养殖企业实现以产定销。屠宰端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制定后续生产计划，并与养殖企业通过合约锁定未来一定时间的供给量。因此养殖端拥有稳定的产量规划预期，在没有疫情或政策干扰的情况下，减少了盲目的产能扩张及减产行为，从而一定程度上平滑了行业供给波动。3）单位养殖效率的提升弥补了能繁母猪数量减少带来的供给下降。伴随养殖技术的精进及防疫模式的完善，行业养殖效率大幅提升，因此即使在能繁存栏量减少情况下，猪肉产量依然能持续增加，平滑了能繁波动带来的周期性产能起伏。总体上，美国猪肉产业在规模化加速期，依然拥有3-5 年的明显周期波动。而当规模化比例提升至 99%以上以后，由于规模场进入与退出行业的成本更高、养殖端合同生产制的推广、单位养殖效率的提升，这三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养殖行业产能的稳定性加大，猪周期的持续时间有所拉长。

猪周期波幅规律变化：规模化加速期波幅有所扩大，规模化完成后波幅略有收敛

美国养殖规模化加速期呈现出猪价周期波幅扩大的趋势，养殖规模化成熟期则下行跌幅较之前有所收敛。在 1980 年-2002 年这五轮完整的周期波动中，周期波幅呈 现 明 显 扩 大 的 趋 势 ， 这 五 轮 周 期 的 上 行周期的价格涨幅分别为119%/66%/69%/94%/98%，下行周期价格跌幅分别为63%/72%/119%/306%/97%。而在 2002 年至今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入成熟期后所经历的两轮完整猪周期中，上行周期的价格涨幅分别为 96%与 147%（相应下行周期价格跌幅分别为62%/139%），新一轮周期（2016 年 11 月至今）最大价格涨幅目前也已达152%。其中，2009年至 2016 年这轮周期受到 2013 年美国爆发仔猪腹泻疫情这一外部因素干扰。美国生猪养殖个体间成本方差依然存在，规模经济效益带来的成本改善效果边际递减。从美国生猪行业成本分布结构来看，即使后期美国生猪产业的规模化程度提升，但养殖群体间管理水平、规模不一使得成本方差依然存在，因此猪价的定价波动范围仍有足够的涨跌空间。同时，从养殖场生产规模扩大对成本改善的效果来看，对于分娩-育肥养殖场及保育-育肥养殖场，当猪肉生产规模不超过250万磅（对应约 1134 吨）时，养殖场单位生产成本受益于生产规模提升实现的下降较为明显，但当生产规模超过 1134 吨后，边际效果递减，尤其对于保育-育肥养殖场，表明规模经济有利于生猪养殖成本改善，但当生产规模过分扩大后，对养殖成本的改善空间亦有限。 此外，虽然养殖规模化提升带来了行业生产的规划水平提高，稳定了能繁母猪的供给，但是猪价的驱动因素除了能繁母猪的产能波动外，也包括突发不可控疫病、消费等多种外界因素影响，只要某一阶段供需缺口达到一定程度，再叠加规模化产能提升并不能缩短生猪繁育生长的产出时间，因此美国猪周期仍然符合农产品供需驱动带来的周期波动规律，如果面对供需缺口，价格上涨依然拥有充足的动力。

猪肉产业链盈利复盘：养殖规模化成熟期仍实现较好单头养殖盈利，盈利中枢向屠宰加工等终端环节下移

我们对美国养殖规模化进入成熟期后的生猪单头盈利情况进行测算及复盘后，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结论： 1）即使生猪行业进入规模化成熟期，美国养殖户拉长周期来看依然有较为可观的单头养殖盈利。考虑到周期波动的完整性，我们以1999 年的上世纪最后一轮猪价周期底部为起点，对 1999-2023 年美国养殖场的平均单头养殖盈利情况进行测算。从美国养殖行业整体来看，1999-2023 年的单头养殖经营利润的年化平均接近 50 美元，分养殖环节看，分娩-断奶、断奶-保育、保育-育肥等各类专业化养殖场均在 1999-2023 年实现了单头养殖经营正向利润，分别为18.7、30.4、21.8美元。分养殖周期来看，除了保育-育肥场在 1999-2002 年这轮周期中略有亏损，单头养殖经营利润亏 0.6 美元，1999-2023 年的其余周期中各类养殖场基本都实现了周期内的正向经营盈利。

2）养殖环节精细化分工对猪肉养殖链整体的盈利能力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将负责断奶、保育、育肥的专业化养殖场的单头平均盈利加总后，可以发现，各分环节合计总盈利要明显高于覆盖全环节的分娩-育肥的一体化养殖场盈利、以及生猪养殖行业整体盈利。我们认为专业化分工有望成为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禀赋与资源，专注于擅长的 1-2 个养殖环节，有助于养殖管理更加精细化、养殖技术更加专业化，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同时养殖户也能够更加灵活调整应对市场的经营策略，也有利于其增强抗风险能力。

伴随美国猪肉产业链一体化推进，猪肉产业利润中枢由养殖端向食品终端转移。从美国猪肉零售价格（食品杂货店等终端销售价）、猪肉批发价（屠宰场出厂价）、生猪农场价（养殖场出厂价）对比来看，自 1980 年起合同销售比例开始提升后，猪肉批发产品与生猪农产品价格差距基本保持同频波动，但猪肉零售价格与批发价的差距开始拉大，猪肉产业链利润中枢向下游的屠宰深加工及猪肉零售端转移。

美国猪肉产业链末端终端零售环节相对养殖产成环节的增值比例在2007年达250%。据 USDA 数据统计及 CGCC 对美国猪肉产业价值链的分析，2007 年美国猪肉产业整体增加值约 517 亿美元，其中包括生猪生产增加值148 亿美元，屠宰加工及分销增加值 71 亿美元，终端零售及食品餐饮服务增加值298 亿美元，各子环节占产业链价值比分别达 29%、14%、57%。 具体来看，猪肉产业价值链的第一环节为生猪生产，其中包含养殖投入（包括饲料、育种、兽医服务）、以及养殖运营（分娩-保育养猪场、保育-育肥养猪场、分娩-育肥一体化养猪场在全美国生猪市场的占比分别为5%、77%、18%），该环节实现了在养殖场将饲料、动保、种猪等生产投入品转变为可销售商品猪的过程。猪肉产业价值链第二环节为屠宰加工及分销，囊括了屠宰及预加工、深加工、批发分销等部分，由屠宰场加工后再分销给下游零售商和食品供应公司。猪肉产业价值链第三环节为终端零售及餐饮等，从消费渠道占比来看，家庭消费在美国猪肉市场占主导，消费者主要是在超市零售渠道进行猪肉购买，因此超市占美国猪肉消费渠道比例最高，达到 78%，其次，餐饮占美国猪肉消费渠道比例为17%，食品生产商及企业、学校、医院等食堂占美国猪肉消费渠道比例为5%。美国猪肉产业链中养殖-屠宰-销售纵向环节一体化整合的推进，使得美国诞生了不少猪肉产业链一体化的巨头企业。比如美国龙头猪企Smithfield 业务范围即覆盖猪肉全产业链的三个环节，包括生猪生产中的育种、饲料生产、养殖运营，屠宰加工及分销，以及餐饮食品服务等。泰森食品也覆盖了猪肉全产业链的前两个环节，包含了饲料生产、养殖运营、屠宰加工及分销等业务。因此对于生猪屠宰食品一体化企业而言，上游饲料、养殖在全产业链的定位更加倾向于产业配套，旨在为下游环节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而通过下游屠宰深加工及零售开发出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才是实现猪肉产业链利润增值的核心环节。

美国头部猪肉生产及加工企业完成产业链一体化整合后，较产业单环节经营拥有更为稳定的收益。美国生猪产业一体化龙头企业 Smithfield 成立于1936年，其最早以猪肉产品包装加工为主业，1987 年开始向上游养殖扩张，建立了第一个生猪养殖场，后续持续收购整合猪肉、牛肉和畜牧养殖公司，1998 年成为全美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一体化企业，2013 年被万洲国际杠杆收购，2015年Smithfield 全年已实现生猪屠宰量 3050 万头，生猪出栏量1590 万头。Smithfield将上游养殖作为一体化整合的战略方向，通过布局生猪养殖实现屠宰及加工所需肉类原料供应的稳定性及可追溯性。按公司业务拆分利润结构来看，Smithfield生猪业务盈利随猪价周期影响波动较大，但得益于对下游屠宰加工及食品终端业务的布局，公司整体综合利润平滑了猪价周期影响，仍保持相对稳定。

丹麦生猪产业链复盘：屠宰合作社模式实现产业上下游的利润共享，专业化生产确保盈利能力领先

屠宰合作社模式兴起：养殖、屠宰全猪肉产业链实现利益绑定

欧盟生猪产业由于自然资源条件限制了大型规模化养殖发展，因此其创新性地发展了合作社模式，将个体家庭农场有机联结为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合作社，从而使得多个农场能形成联盟，共享大规模生产集体的优势与资源。丹麦屠宰合作社就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从丹麦猪肉产业发展来看，19 世纪养殖行业以家庭农场模式为主，但农场主作为单一个体在农产品销售市场上相对上下游私营企业处于较劣势地位，话语权较弱。为了与产业链其他环节的私营经销商开展竞争，1897年丹麦农场主们发起成立了第一家屠宰合作社，逐步实现了从养殖到肉制品加工的生猪全产业链经营，从而分享猪肉全产业链条的产品附加值。丹麦合作社体系下，农场主的组织化程度实现提升，商业需求与价值实现得到更有力地保障，其可以借助合作社平台向上游购买饲料等生产原料，或者向下游出售农产品，消除了中间商环节对最终利益的分成影响。 在屠宰合作社运营过程中，合作社归社员共同所有，与合作社有购销关系并接受交易合约的家庭农场都可申请成为合作社社员，社员占有的股份比例直接取决于其购销产品数量占全合作社的比例。合作社社员需要将生产的农产品全部出售交付给合作社，进行统一屠宰、加工，再销售给终端消费者，由此达成了养殖和屠宰的有效协同，同时农户也可以共享屠宰环节的产品附加值利润增厚。农户的收益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方面是日常结算，当交付生猪给合作社时，合作社一般会按高于市场均价的水平收购，并给合作农户提供额外津贴以确保生产；另一方面还会有年度分红，年末合作社进行年度盈余结算后，会将整体盈余按交易体量的比例再分配给合作社成员。

基于高效协同的合作体系，丹麦屠宰合作社模式在上世纪实现了快速发展，全丹麦的屠宰合作社数量由 20 世纪初的 27 个逐步增长到20 世纪60 年代的62个。20世纪 70 年代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规模化生产开始加速，屠宰合作社进入到整合兼并阶段，1970 年丹麦屠宰合作社数量减少到50 个，直至1990年进一步整合为 5 家。2002 年，全丹麦仅余 2 家屠宰合作社，分别是“丹麦皇冠”（DanishCrown）和 “迪康”（Tican），覆盖了当时全丹麦超过90%的猪肉生产，其中丹麦皇冠市场占比接近 80%，迪康市场占比接近 10%。由此标志着丹麦的猪肉产业链整合基本完成。目前丹麦皇冠已成为欧洲最大的猪肉肉类生产商和主要出口商，也是欧洲五大牛肉生产商之一，与丹麦、瑞典、德国和波兰的农场主合作获取屠宰加工所需的活猪和活牛资源。

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重视猪肉产业链末端价值延伸，丹麦合作社年度分红可观

丹麦屠宰合作社通过猪肉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实现了农产品的终端价值提升。相比于中国较为独立的养殖单环节经营，丹麦合作社模式下，农户与市场的直接交易转变为与合作社的内部交易，大大降低了农民参与市场的成本，同时利用深加工和出口实现产业链延伸，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并通过年末分红来确保社员分享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环节所带来的增值收益。以“丹麦皇冠”屠宰和加工合作社为例，其坚持利用集团年度盈余对合作农户按生产数量进行额外补贴，2020年以来对合作农户进行分红比例均超过可分配利润总额的80%，2010 年以来丹麦皇冠每年末对单公斤生猪生产进行额外补贴的水平基本维持在1 丹麦克朗/kg附近。我们按单头生猪体重 120kg 来测算，预估 2019-2023 年丹麦屠宰合作社对单头生猪生产进行的年度分红平均水平接近 150 元人民币，有效保障了养殖户的合理盈利与生产稳定性。

专业化提高单头生猪盈利能力：标准化贯穿丹麦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的猪肉产业链

种猪生产效率领先行业，饲养及屠宰全流程实现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丹麦重视种猪生产技术研发，丹麦国家生猪生产委员会联合养殖场成立了专门从事生猪育种的“丹育公司”，拥有 5 家规模达 500-1200 头基础母猪的顶级种猪场，PSY已达 31-33 头，种猪性能已位于全球领先水平。生猪饲养环节，养殖场内已实现电脑自动化控制通风、保暖、降温等环境条件，并利用电脑按不同生长阶段控制生猪每日进食量，确保饲喂效率提升。生猪屠宰环节，丹麦实现了现代化生产线的覆盖，由生产线前端接收活猪后，后端即可生产出到精细分割品，各工序及产品流向都可通过自动化系统直接输入到控制中心进行智能化的监控和管理，提高了整个屠宰流程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在行业准入门槛上，丹麦政府也对生猪养殖参与者设立了较高的标准要求。农场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农场主需要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规定农场主必须通过市场获得土地，同时农场主也必须居住在该农场里，由此确保农场可以由有志于农业的人来进行经营；2）农场主需要持有行业准入的“绿色证书”，丹麦政府对“绿色证书”的要求较为严格，证书持有人必须先经过9 到10 年初等教育以后，再在农学院完成不同难度的三个阶段的农场培训学习及管理课程，才能获得行业准入“绿色证书”，此外该证书也有 36 个月的有效期限制，到期前4 个月将进行考核确认是否有资格延长认证期，由此确保农场主经过技术培训，提升养殖经营者的专业素质；3）单个农场需要控制养殖规模以保护生态环境，丹麦政府严格限定了单个猪场饲养的生猪数量，生产母猪最多不超过4500 头或者肉猪最多不超过15000 头。因此，丹麦政府通过严格的养殖行业准入资格管理，有效提升了养殖农场主的专业素质水平，为养殖生产效率提升及确保盈利水平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国内启示：头部优秀企业仍有充裕成长空间，屠宰多元化发展有望铸就养殖-屠宰-肉制品一体化的巨头企业

我国生猪产业现状：规模养殖产能占比明显提升，但仍处规模化早期向加速期过渡阶段

非瘟后国内养殖集中度明显提升。2018/2019 年国内首次发现非洲猪瘟疫情后，国内养殖行业也发生了较大的边际变化，行业规模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国内生猪散养户的数量加速下降，这也是本轮猪周期跟以往周期出现的较大不同。从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散养户产能占比由 2017 年的53%下降到2020 年的43%。据农业农村部预计，2023 年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超过68%，相较2022 年提升约3%。 参考美国的养殖规模化进程，我国当前仍然处于规模化早期向加速期过渡的阶段。我们与美国的养殖结构演变历程对比来看，2020 年国内规模场出栏量占比约为 57%，仅相当于美国 1986 年的水平；2020 年国内养殖场头均出栏头数25头/户，仅相当于美国 1978 年的水平。考虑到美国在养殖规模化加速期，花了长达15 年左右才基本完成养殖规模化，规模场出栏占比从57%提升至90%以上，未来我国养殖规模集中度提升的空间及时间依然充裕。按照2023 年生猪养殖出栏统计来看，国内养猪产能 CR10 合计占比仅 23%，其中，优秀企业表现出明显的成长性，当前我国生猪竞争格局依然较为分散，未来头部的规模企业仍有较为充裕的市占率成长空间。

行业发展预判：国内“养殖-屠宰”环节有望持续一体化整合

国内龙头养殖或屠宰企业有望进一步主导“养殖-屠宰”一体化整合。参考美国生猪产业链的演绎进程，我们认为未来国内生猪产业链的发展和美国的相同点在于，国内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及一体化整合的趋势有望继续延续，优秀规模养殖和屠宰企业的市占率仍有充裕成长空间。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屠宰行业规模化完成较早，是由屠宰企业向上游布局养殖，主导了生猪产业链的规模化；而展望国内未来，目前养殖和屠宰行业的竞争格局均较为分散，均处于早期规模化阶段，生猪养殖和屠宰行业也都开始有头部优秀企业崭露头角，未来头部养殖和屠宰企业都有可能去主导上下游猪肉产业链的一体化整合。

我国养殖及屠宰行业集中度仍较低，未来养殖规模化发展加速、“运猪”向“运肉”政策转变将有利于推动养殖、屠宰环节一体化整合。我国猪肉消费偏好以热鲜肉为主，其中，消费占比较高的家庭及餐饮（连锁化较低）均以菜市场、农贸市场为主要购买渠道。这一流通方式使得屠宰行业的行业规范、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小型屠宰企业在检验检疫、环保治污、设备购置上投入少且能够规避各项费用，叠加地方保护导致开工率偏低，小屠企和私屠滥宰的开工率更高。根据《当前生猪屠宰企业成本调查（刘宏全，2018）》的数据，江苏雨润（规模企业）综合屠宰加工经营成本为 1332 元/头，而小型企业为1200 元/头。以上原因使得小屠企、私屠滥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此导致中国的“屠宰-零售”流通环节以“小 B to 小 B”的形式为主。然而 2018 年非瘟后，疫病防控难度加大提升了行业门槛，国内生猪养殖企业规模化加速，头部猪企的行业话语权增强，此外，为了有效防控生猪疫病，产业政策由“运猪”向“运肉”转变，有望促进冷鲜肉消费占比提升，屠宰在产业链环节中的重要性有望增强，以上因素或将共同推动国内“养殖-屠宰”环节的一体化整合。

我国养殖规模企业正加速延伸屠宰布局，依靠屠宰环节成本优势有望加速扩张。后非瘟疫情时代，随着检疫检测要求的强化，屠宰行业技术标准趋于统一，成本差异主要取决于产能利用率的差异。生猪龙头凭借一体化模式和稳定的猪源，能够保障开工率并减少收购流通环节的费用和损耗（80 元/头左右的成本节约），降低成本开销。根据农村农业部数据，2021 年全国生猪屠宰产能利用率约33%左右，但目前牧原与中粮家佳康等猪企建立的屠宰产能利用率可以超过50%。生猪养殖龙头据此形成比较优势，有望进一步加速屠宰产能的布局。国内优秀屠宰企业亦在向上游布局养殖，依靠成本优势及渠道布局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厚产业链综合竞争实力。出于增强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战略考虑，双汇发展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资 70 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上游肉鸡养殖及生猪养殖产能建设，目前双汇已拥有禽养殖产能约 3 亿羽，生猪养殖产能约100 万头。此外，华统股份也基于非瘟契机，承担了浙江省生猪保供任务，由此进一步扩大了生猪养殖业务，目前拥有接近 350 万头生猪养殖育肥产能，经测算华统2024Q2生猪完全成本接近 16 元/kg，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国内头部屠宰企业有下游销售布局优势，且多年行业发展经验也积累了优质的养户资源，未来有望通过养殖产能配套进一步推进养殖-屠宰产业链整合。

国内猪周期依然存在，有管理优势的头部猪企有望维持单位超额利润。单纯展望国内养殖环节的未来趋势，首先我们认为猪周期依然存在，而且预计还会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核心要素是因为生猪作为经济动物，在猪价下行期亏损较大的时候，养户会收紧额外的防疫投入，这个时候往往会可能容易催化大规模的养殖疫情，从而催化产能去化。而且国内生猪养殖体量大、养殖密度高；如果长期养殖盈利不理想，很容易造成养殖管理松散、疾病蔓延的情形，大疫情就会形成大的周期波动。从国内过往几轮周期来看，周期在底部的反转也基本伴随着疫情的催化，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次，我们认为国内养猪规模企业虽然规模化有提升，但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管理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头部管理水平高、成本低的企业市占率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单位的超额利润仍然很明显。伴随着养殖企业逐步向下游屠宰延伸，或者屠宰企业向上游养殖延伸，未来国内很有可能出现全球性领先的养殖、屠宰、肉制品一体化的巨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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