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球三大非均衡正反馈发散系统下的范式重塑——李嘉图不等价、购买力不平价与利率不平价

理论基础：从均衡到非均衡，负反馈到正反馈，收敛到 发散

1.1 旧范式的崩塌：“均衡”执念的终结

传统经济学、金融学核心理论骨架——“均衡”一词正在干扰甚至误导当前的投资者对 于未来世界的判断。正如我们在前期报告《大类资产定价的 K 型背离：黄金坐标系的切换与 财政风险溢价的扩散路径》所展示的，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与旧框架形成了显著偏离。全球 经济系统的演进模式正在驶入一个陌生航域，然而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讨论仍然囿于“均衡” 框架的执念之中。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系统正从均衡演进到非均衡，负反馈演进到正反馈， 收敛演进到发散的状态。 这一点我们从通胀相位图可以很好的展示，正如我们在报告《日元-日债死亡螺旋：为何 加息反而扣动了日元贬值的扳机》中展示的，宏观经济系统中通胀状态有三个区间，类似图 中通胀的变化率是通胀读数的三次函数，日本可能从通缩正反馈区间走入负反馈区间，所以 基于此开启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 （1）经济变量互相钳制的负反馈区间：价格过高，需求减少，价格回落；价格过低， 需求增加，价格修复； （2）通胀正反馈区间：通胀越高，需求越强； （3）通缩正反馈区间：通缩越强，需求越弱。

我们传 统的经济金融理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负反馈区间中所发生的事，所以大部分投资者天 然的认为，价格高了需求就会被抑制，进而抑制价格上行，但这只是在一定价格限度之内才 会发生的情形。价格涨过或者跌破一定临界值之后，就会发生跟所谓的常识完全相反的状态：价格越低供给越大、价格越高需求越高。这就是系统从负反馈收敛系统切换到正反馈发散系 统的一个案例，也就意味着均衡系统不复存在，而是演变为一个非均衡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非均衡系统一定意味着不稳定吗？并不一定，因为进入非均衡系统之后， 系统的确倾向于不稳定性增强，用物理中的热力学定义来讲意味着熵增，然而最后的结果是 否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还取决于短期内系统能否吸收更多“负熵”来抵消内部的“熵增”， 如果能够吸收，系统短期内也会维持一定的暂时稳定，使得发散继续，直到“负熵”能量不 足以抵消内部的混乱，最终形成系统崩溃，也就构成了更大级别的“均值回归”，这也蕴含 着经济学中所谓的“周期嵌套”的思想。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借鉴了物理学中的普利高 津耗散结构理论来描述以上非均衡发散系统的状态。

1.2 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为理解当前全球经济系统 范式转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透镜。他的核心洞见在于提出，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通 过与环境交换能量和物质，系统可以自发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这一理论的关键 概念包括： （1）分叉点（Bifurcation Point）： 当系统参数跨越临界值时，系统可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在分叉点， 微小的涨落可能被放大并决定系统的最终演化路径。 （2）涨落（Fluctuation）： 在平衡态附近，涨落被系统吸收并衰减。但在临界点附近，涨落被放大，成为驱动系统 演化的关键力量。 （3）能量流动与熵产生： 耗散结构通过持续的能量流动维持有序状态，同时产生熵并将其排出系统。 “黑洞效应”的本质：三大系统如同宇宙中的黑洞，通过极端的引力扭曲（政策扭曲、 价格扭曲、利率扭曲）虹吸外部资源，以维持内部结构的暂时稳定。但这种稳定是耗散结构 ——必须持续消耗外部负熵，一旦外部供给中断，系统将发生剧烈相变。

1.3 从负反馈到正反馈的系统演化

正反馈系统的关键特征： （1）路径依赖：一旦进入特定路径，自我强化机制使其难以逆转； （2）多重均衡：系统可能存在多个稳定状态，最终状态取决于初始条件和随机冲击； （3）临界点行为：在临界点附近，系统对微小扰动的敏感性急剧增加。 这种从收敛向发散的系统性演化根植于过去二十年全球分工的深层裂痕之中，当耗散结 构中的“涨落”积累到阈值时，旧范式下的全球“三位一体”循环（美国的信用输出、中国 的产能供给与日本的廉价流动性）便从彼此锚定的均衡态，跌入了各自强化的发散轨道。以 下我们将详细拆解这三大系统是如何逐步演化出具有“黑洞”特征的非均衡正反馈机制的。

全球经济三大非均衡正反馈发散系统的形成

在 2000-2022 年的旧框架下，全球经济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循环： 美国作为全球货币信用生产中心，为全球提供安全资产作为杠杆资金高等级抵押品；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商品生产中心，为全球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中间品与消费品； 日本作为全球廉价流动性生产中心，通过低利率环境和日元套息交易为全球活跃资金提 供廉价流动性。

2.1 美国：李嘉图不等价

传统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政府债务只是税收的时间平移——理性预期会抵消财政政策 的差异。在债务率较低的区间，系统处于普利高津所说的“线性区”或“近平衡态”。当系 统受到微小扰动（如一次轻度衰退导致债务率上升）时，系统的财政反应函数是有效的。政 府依据财政反应函数通过微调税收或支出，产生的“负熵流”足以抵消债务产生的“熵增”， 此时可以认为系统处于稳态均衡。 一旦越过临界上限，系统进入非线性区，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均值回归”变 为“无限发散”。财政反应函数在此阶段失灵，因为利息支出已经吞噬了财政空间，政府失 去了产生“负熵”的能力。随着债务增加，它会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并可能导致债务螺旋式 上升。高额债务会推高利率，减缓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利息成本，减少收入，从而 进一步推高债务。利率对债务越敏感，债务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2.2 中国：购买力不平价

在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购买力平价(PPP)认为在长期内，由于套利机制，不同国家 的商品价格应该趋于一致。在均衡系统中，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应该转化为国民收入的增长， 进而转化为购买力（内部消化）。分析开放经济中非贸易价格演变的主要模型是巴拉萨 （Balassa，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建立的框架。他们的模型假设在一个 小型开放经济体，具有完全竞争的可贸易部门（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和非贸易部门（价格 由国内决定）。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他们表明，假设一价定律适用于可贸易商品，这 一部门生产率的增长推高了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实际工资。这导致非贸易品相对价格 上涨，从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疫情之后，我国与海外主要经济体的一个核心差异在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强 弱。海外的财政刺激直接修复了受到疫情冲击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使得消费大幅向上偏 离趋势线，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表现更强；而我国基于防风险的背景对地产、金融、互联网平 台、教育等非贸易部门进行调控，同时持续以较低利率对制造业部门形成支持，制造业相对 服务业更强。中国系统通过极致的成本压缩，使得其生产能力与内部购买力之间出现了显著 背离，体现为一定的价格持续低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