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产业前瞻系列2：服务消费领航，黄金赛道竞发

经济“换挡期”，服务消费领航但结构性隐忧仍存

1.1 解码服务消费，无形之产尽显多元之态

与实物消费相对应，服务消费是指居民各类非实物性消费支出的总和。服务消费不 仅具有无形性、非标化以及生产消费一体化等显著特征，且覆盖领域广泛，涵盖了 餐饮住宿、家政、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消费，旅游、体育、文化娱乐、 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消费，以及数字、绿色、健康等新兴服务消费领域。而从服务供 给的功能性角度看，我们又可将服务业划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生活 性服务业主要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则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活动 提供中间服务。二者虽功能导向不同，但在实际中彼此关联、相互渗透。

1.2 换挡不失速，服务消费引领增长转型新航道

首先，从需求端看，服务消费是我国扩内需、稳增长的新引擎。根据国内生产总值 支出法核算公式，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 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在工业化中期，经济增长多由投资驱动，但当经济 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时，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居民增收、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将共 同促使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主 导向服务消费主导升级。

当前我国正处在这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2024 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 占 GDP 比重约 56.55%，对 GDP 增长贡献率约 44.50%，其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的地位日益稳固。而在消费结构内部，具有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可持续等特 征的服务消费正向主导地位迈进：2020-2025 年，我国人均服务消费支出 CAGR 达 8.52%，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由 42.61%攀升至 46.15%；同时，从高频数据看， 服务零售增速持续领跑商品零售，截至 2025 年 12 月，其累计同比高出商品零售 1.7pcts。我们预计，未来在中等收入群体壮大、消费主力代际重构与 AI 技术迭代 的合力下，我国服务消费有望迎来新一轮井喷期，进而替代商品消费成为支撑消费 扩张的核心支柱，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其次，从供给端看，服务消费更是拓动能、促转型的关键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服务业在服务消费需求增长的带动下持续扩张，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 产业（2025 年其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 57.5%）、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 年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约 61.4%），以及就业的重要“蓄水池”（2024 年其就业人 数占比 48.84%）。与此同时，技术与消费升级需求正催生我国服务业新业态，推动 产业链加快向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化方向演进，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土壤。

但需警惕规模不等于效率，内部结构优化方为长久之计。若服务业部门效率停滞不 前，规模扩张反而易诱发鲍莫尔成本病，即成本增长快于产出效率提升。破解困境 的关键在于发展附加值高、渗透性强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传输、软件技术等。 作为中间服务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目前，我国以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攀 升，由 2012 年的 2.18%提升至 2024 年的 4.74%。未来，若以服务消费结构升级 为牵引，带动现代化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将有望进一步抬升全 要素生产率，助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阶段。

1.3 三低一逆，服务消费总量扩张背后的结构性隐忧

尽管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规模持续扩张，但仍存在占比偏低、增速放缓、对外收 支失衡、ROE 低位震荡等发展短板。一是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家庭服务消费支出 在总消费和 GDP 中占比尚处低位，截至 2024 年较美国分别存在约 21.37 和 27.6pcts 提升空间。二是 2021 年以后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水平回升但动能减弱，实际规模与基于 2013—2019 年历史趋势外推的预期值之间缺口明显。三是 我国经常账户下服务收支长期录得逆差，且近三年赤字规模不降反增。四是消费者 服务板块 ROE 长期低位运行，整体水平低于食品饮料、家电等板块，并展现出较 高的顺周期波动。针对上述四大发展短板，我们将逐一剖析其背后成因。

1）我国家庭服务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偏低，拆分看是家庭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 重与居民消费率（居民总消费/GDP）双重疲软所致，其中后者是核心约束。首先， 我国居民消费率在同等人均 GDP 水平下明显低于多数 OECD 国家，从反向视角 看，正对应着国民总储蓄率的持续高企。在 1990 年我国国民储蓄率尚低于韩国， 但此后在住户部门（2023 年占总储蓄比重约 49.87%）和非金融企业部门（2023 年占总储蓄比重约 44.69%）总储蓄持续扩张的驱动下，逐步攀升并反超。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背后，既有“居民收入分得不够”的问题，也有“居民 储蓄意愿过强”的问题，前者影响消费能力，后者影响消费倾向。 ①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储蓄，反映了大量企业利润向居民收入转化过程中存在梗阻。 在过去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下，大量资本回报沉淀于企业内部，被用于再投资或形 成储蓄，未能通过分红等渠道流向家庭部门。这一结果是，虽然经济总量持续扩张、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但居民部门能够享有的财产性收入相对有限，2025 年我国居 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占可支配收入的约 8.05%，居民消费能力受到约束。 ②住户部门的高储蓄，则意味着居民收入向消费转化过程中存在堵点。我们认为， 这或与社会保障仍存较大改善空间有关。从公共支出结构看，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财政支出中流向社保、教育、卫生健康和住房保障四大民生领域的比重偏低。 这意味着许多本应由公共部门分担的生活风险，仍较大程度由家庭自行承担，居民 需依靠自身积累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居民的理性选择往往不是 增加当期消费，而是通过提高储蓄率实现自我“兜底”，进而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

其次，关于我国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偏低，我们认为主要由住房等刚性支出挤出， 以及统计口径差异所致。一是纵向对比看，我国消费结构呈“刚性挤出”特征，即 交通通信与住房支出占比高，医疗保健与教文娱消费占比低。2024 年我国住房支 出占总支出的 22.20%，显著高于美国的 18.11%和日本的 15.66%。这种高占比的 居住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我国服务消费支出空间，2024 年我国医疗保健与 教文娱乐消费分别仅占支出的 9%和 11.3%，与美日相比仍具发展空间。

二是从统计口径看，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核算方法和统计范围更为传统审慎：①2023 年以前，我国采用历史成本直线折旧法估算虚拟租金，低估了往期住房服务消费规 模；②我国服务消费领域存在统计盲区，部分新型消费（如直播打赏等）未被捕捉； ③我国特有的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直接补贴和大规模转移支付，承担了大量民生 服务供给成本。这些公共支出是居民服务消费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行核算体系中， 仅被计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而未体现为居民账面最终消费支出。相比之下，美国 居民服务消费覆盖面更广，纳入了“非营利机构为家庭提供的最终消费支出”。

2）关于疫情后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增速回落，我们认为是收入增长动能趋弱、房价 持续调整，以及青年消费“高权重、低韧性”等因素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