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专题研究报告：海南自贸港金融有序开放的经验借鉴

引言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也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要求。随着 202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2021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2025年 12 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提速。金融开放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领域。《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以国内现有本外币账户和自由贸易账户为基础，构建海南金融对外开放基础平台，通过金融账户隔离，建立资金“电子围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实现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提供基础条件；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落实金融业扩大开放政策，支持建设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等交易场所，加快发展结算中心。新加坡、迪拜、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自由贸易区（自贸港），凭借精准的政策设计、完善的监管体系、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的制度环境，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开放的历程和经验可以作为海南建设自贸港的有益借鉴，推动海南金融开放朝着更有序、更高效、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新加坡金融开放经验

随着亚洲美元市场的兴起，新加坡的金融发展不断走向开放之路。20 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对非居民取消外币利息税，允许银行以优惠的税制经营亚洲货币单位（ACU）业务（ACU 是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中用于非居民外币业务的账户体系，1968 年，新加坡政府批准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开设ACU 业务），并取消了ACU业务的外汇管制。直至 1968 年，新加坡逐渐建立了亚洲美元市场，并发展成为继伦敦、纽约和东京之后，全球重要的外汇市场。 随着离岸外汇业务的发展，新加坡逐渐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1973 年新加坡单独设立离岸执照颁给外国银行，通过把外币经营所得税率从40%降至10%，鼓励境外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离岸交易，吸引了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在新加坡开展 ACU 业务。1978 年新加坡放开了外汇管制，实施外汇自由化，进一步融入全球外汇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末，新加坡放宽了外商拥有新加坡本地经纪商股权的最高限额（从 49%提高到 70%），以及外资持有当地银行股权的份额限制（从20%提高到 40%），鼓励金融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区域运行总部，吸引了大量国际银行落地。这一系列措施，降低了国际金融机构进入新加坡的门槛，促进了国际金融机构在新加坡展业。根据 IMF 统计，1993-1998 年，新加坡金融机构准入指数出现大幅提升。

新加坡通过金融自由化进程有效促进了金融开放。1999 年5 月，新加坡金融监管局推出了为期五年的自由化方案，向外资开放合格全能银行（QualifyingFullBank，QFB）牌照，增加了有限制牌照银行（Restricted Banks）的数量，取消了外资银行持股本地银行不能超过 40%的上限，给予以新元做批发业务的银行更大弹性。 新加坡积极完善证券交易，为国际资本进入新加坡创造条件。1999 年12月，新加坡证券交易所（SES）和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合并，成立新加坡交易所（SGX），并推动其国际化进程。通过出台“核准债券中介计划（ApprovedBondIntermediary Scheme）”等举措，使新加坡加快发展国际化的债务发行、交易。并且，新加坡交易所通过《公司治理守则》和修订上市规则等措施，使上市企业保持了较高标准，增强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由于新加坡没有外汇管制，企业上市及债权融资所募集的资金可自由跨国流动。 新加坡大力发展财富管理，吸引国际资本进入新加坡。21 世纪初，亚洲、欧洲、中东等地区的高净值个人日益增多。新加坡抓住时机，鼓励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了瑞银、瑞士信贷、花旗集团、渣打银行等国际知名私人银行在新加坡开展财富管理、咨询服务等业务。在政策支持下，新加坡财富管理行业快速发展，根据新加坡金管局发布的《2024 年新加坡财富管理市场调查》，2024 年末，新加坡财富管理规模（AUM）为6.07 万亿新元（约4.46万亿美元），其中来自非新加坡和非亚太地区的资金规模占比分别为77%和44%。

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新加坡的金融开放。从新加坡外汇市场的成交金额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场外外汇日均成交额大幅上涨，从2001 年1037 亿美元增长到2010 年 2660 亿美元，十年增长超一倍。2022 年新加坡外汇市场的成交金额达到9295 亿美元，是 2010 年的 3.5 倍。外汇成交金额的大幅提高，是新加坡金融开放成效的重要体现，也为进一步金融开放创造了发展环境。

在法治与营商环境建设方面，新加坡通过《自由贸易区法》《自由贸易区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范，为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主体提供法治保障。新加坡倡导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在解决国际商事争端中注重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的相互配合。并且，企业在新加坡注册所需时间较短、成本较低，合同执行效率全球领先。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较高的执行能力提高了新加坡金融运行的效率，金融机构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解决商事争端。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5 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新加坡在运行效率、监管框架、市场准入、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的营商环境优异。

迪拜金融开放经验

迪拜通过设置专门区域促进贸易与金融开放。1985 年，迪拜政府设立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目标将迪拜打造成为全球贸易与物流枢纽。截至2025 年末，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已有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1.1 万家企业落户，其中包括百余家世界 500 强企业。该自贸区已发展成为迪拜重要产业布局区，包括自贸区及其港口在内的生态系统贡献了迪拜约 36%的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上海航运交易所公布的班期综合服务水平数据，迪拜港的综合服务水平与香港接近。杰贝阿里自贸区凭借免税、100%外资所有权等优惠政策，吸引国际企业和金融机构入驻，由此为迪拜金融开放打下了基础。

随着贸易的发展，相关金融需求逐渐增多。2004 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成立，采用普通法体系、允许 100%外资、拥有独立监管机制，吸引银行、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家族财富办公室、对冲基金、金融科技企业等机构入驻，对外资金融机构开展离岸业务给予准备金、利率等方面的优惠。2005 年，迪拜政府创立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xchange，DIFX），专注于国际市场，提供股票和指数产品的交易。近些年，随着迪拜金融开放的深化，外商对于迪拜金融、保险等的投资也逐渐增多，投资存量从2017 年的2507亿迪拉姆增长到 2023 年的 3659 亿迪拉姆。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通过完善立法，奠定体制机制基础。阿联酋通过联邦法令为建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金融自由区提供上位法的支持和保障，明确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框架和司法体系。同时，迪拜在自由区内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对外汇降低管制，对企业展业进行税收优惠，在适用法律方面对接英美法规则。 迪拜将金融开放与自身产业发展相结合。一方面，通过金融支持现代航运业发展，推动传统航运业提质升级。另一方面，迪拜大力发展有助于促进“流量经济”的旅游业和会展业，促进金融开放所需的金融人才等资源要素集聚。通过金融开放，迪拜为产业发展引入了丰富的资金，促进了产业的升级与经济的发展。同时，迪拜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截至 2025 年 9 月末，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及其创新中心聚集了超过 1500 家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及创新企业，融资总额超过42亿美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迪拜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排名第9位，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