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当前经济与政策思考：如何应对高额顺差（日本当年的做法）

针对高额货物顺差，在贸易层面开展针对性调整

作为宏观统计指标，顺差代表了包括商品与服务在内，出口金额与进口金额的差额，由于日本服务贸易自有统计数据以来长期逆差，因此将货物贸易作为重点观察对象。自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货物贸易进入顺差主导阶段，仅在少数年份受石油危机等因素影响出现逆差。根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贸易顺差从 1965 年的 1000 亿日元逐步增长，在1986 年达到约13.7万亿日元的阶段性峰值。其中，1965-1980 年为缓慢增长期，单年顺差金额未超过 4 万亿日元；1981-1986 年为快速增长期，顺差金额由2万亿迅速增长至 13.7 万亿日元，顺差金额与 GDP 的比重也在1986 年达到约4.0%的历史高位；随后 1987-1999 年间，顺差金额保持在高位运动。

针对顺差快速增长导致的内外部矛盾，如依赖出口与内需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外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汇率争端、外部反日情绪与政治压力等，日本在出口端和进口端采取了针对性的做法：

1.1 对出口进行结构性调整

1.1.1 推动出口产品从资源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990 年《日本贸易流动结构的变化》报告公布数据，日本出口产品的结构在 1980-1984 年和1985-1989 年的两个5年间（出口额平均占比）发生了大幅变化： 一是资本设备的占比上升。按用途划分，资本设备在日本出口中的平均占比急剧上升，从 1980-1984 年的 43.1%升至1985-1989 年的50.7%，增长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典型代表是电信设备、集成电路和数据处理机三类“特定技术密集型”产品，合计占比在 1989 年已超过9%，较1983年实现翻倍。 二是工业中间品的占比下降。从 1980-1984 年约25.1%大幅下降至1985-1989 年约 18.8%，下降主要集中在纺织材料和金属，其中钢铁出口占比从 1974 年超过 19%的峰值，快速下降至1989 年仅约5%，指向初级工业品、资源消耗型产品的出口出现萎缩。

伴随着日本出口产品的结构不断调整、技术不断升级，即使面对《广场协议》后的汇率升值压力，日本的高技术产品依然存在较强的竞争能力。日本尖端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从 1975 年约 19.8%提高到1984 年约32.1%，已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此外，80 年代虽然日本与美国达成了汽车自愿出口限制，但限制的对象是“数量”，而非“价格”，促使日本车企寻找更高单价的产品以保持出口份额，丰田、本田、日产纷纷在80 年代后期推出雷克萨斯、讴歌、英菲尼迪等高端品牌。

1.1.2 “以国际协调为目标”，控制存量、开拓增量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占比逐步下降，从 1986 年约 46.5%下降至 1991 年约34.6%、1996年约29.6%。同时，对亚洲的出口占比持续上升，从 1986 年约30%上升至1996年约47.9%。对欧洲的出口占比从 1986 年约 17.7%升至1991 年约22.4%，后续又回落至 2001 年约 17.0%。 出现上述变化，主要是由于日本转向“国际协调”，尤其是1986年“前川报告”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报告认为，日本经常收支大幅盈利是一种不均衡现象，长远来看也是一场危机，对日本经济运行及与世界经济协调发展均不利。因此，应采取扩大内需、开放市场等措施，让经济结构转向国际协调型，切实摆脱不均衡状态，建立与世界经济协调共存的经济发展模式。

1）针对美国市场，日本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调整：一是限制出口。日本对美出口依存度在上世纪80 年代一度高达46%，面对美国威胁，日本在纺织、钢铁、电子、汽车、家电等领域陆续签订了限制出口协议，对出口产品的数量与金额进行限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机动车辆出口量在 80 年代未能延续增长，尤其是自愿限制出口，使得对美国出口量自 1981 年开始回落，但价格上涨产生了抵消效应，日本车辆对全球和美国的出口总额仍在进一步增长，尤其汇率影响有限（在1981-1985年日元对美元仍处贬值趋势），表明日本出口的机动车转向更高端、更豪华的产品，IMF 报告显示日本的消费电子出口存在类似特征。二是产能出海。1980 年代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后期，日本制造业对北美地区的直接对外投资流量从1985 年的12 亿美元激增至1987 年的 48 亿美元，并在 1989 年达到 96 亿美元的峰值；1985至1990年间的投资额就占日本制造业 1967 至 1990 年间对北美累计投资总额的85%。典型代表如汽车，日本汽车对美国的出口量在1985-1989年呈现回落趋势，但同期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日本汽车数量从18.6 万辆大幅上升至77.9 万辆，支撑日本汽车在美销量从 240.4 万辆升至279.2 万辆。

三是控制汇率。80 年代伴随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导致美国制造业压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急剧升温。在此背景下，《广场协议》于1985年9月由美国主导，日本及德法英等主要发达国家共同签署，日本承诺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支持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以协同美国削减其贸易赤字，纠正“美元过度高估”，缓解日美贸易摩擦，避免美国实施更严厉制裁。

2）针对非美市场，日本侧重多元化拓展：亚洲和欧盟占据日本非美出口的 90%以上，80 年代伴随日本对美出口占比下降，对亚欧出口占比均呈现上升。在亚洲，日本将大量旧产业、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及东盟等地区，日本本土专注于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并向这些亚洲生产基地出口资本设备和中间品。实际上，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就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和中国。1977年 8 月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福田主义”外交政策主张，承诺“日本不做军事大国，提出通过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平等合作；主张建立互信伙伴关系以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并支持东盟团结及改善与印支半岛国家关系”，成为日本扩大海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外交基础。在欧洲，尽管日欧同样存在局部产品的贸易摩擦，但相比于处于结构转型期的美国，日欧摩擦烈度明显较低，且 80 年代的西欧正处于“单一市场”整合前夕，如 1985 年发布的推动重启共同市场白皮书促成了《单一欧洲法案》的通过，提出 300 项措施，旨在到 1992 年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通，改善了欧洲市场整合与竞争环境，使整个区域对于外国产品的需求环境更稳定，对日本消费电子和运输设备有较大的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面对美国贸易壁垒，为保住全球市场份额，将欧洲视作一定程度上替代美国的成熟高端消费市场。

1.2 进口开放与结构性调整

日本的商品进口总额增长在 1980-1985 年基本停滞，而由于同期出口上升，使得顺差短期迅速扩大。在 80 年代中期，针对顺差的快速增长，日本对进口进行调整，进口自 1988 年起开始震荡上行。

1.2.1 原材料进口占比有所下降、制成品占比上升

一是工业中间品和石油的占比下降。上世纪80 年代，工业中间品进口金额在日本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仍占主导，但开始出现下降，从1980-1984年约58.1%降至 1985-1989 年约 49.5%，下降主要集中在粗制材料，如铁矿石进口从 1980-1984 年约 4.2%降至 1985-1989 年约2.4%。同时，石油在进口金额中的占比大幅回落，从 1980-1984 年约40.5%降至1985-1989年约20.8%。 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源自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原料消耗与能耗下降、能源效率提升、国际油价下跌以及日元升值。原油、中间品（原材料）占比绝对数值仍在高位，体现日本资源禀赋匮乏的特征未发生本质变化，但相对前期占比已出现大幅下降，这不仅受 80 年代中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日元升值等市场因素影响，还体现出在技术立国背景下，国内产业升级使其对传统资源依赖减少。 二是消费品、资本设备的占比上升。消费品占比上升，消费品总体在日本非石油进口金额中的占比从 1985 年约 7%上升至1989 年约16%；非耐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在1985-1989 年分别上升2.3、3.2个百分点，达到约 5.9%、6.2%。同时，资本设备的进口占比上升1.8个百分点至 13.8%，以机械设备为主。

消费品以及资本设备进口占比上升，是日本政府推动市场开放、国内产业升级与市场需求变化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在战后初期，日本实施了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发展。但在70 年代伴随顺差幅度扩大，日本面对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开始放宽市场对外开放。日本进口限制商品数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120 种减至1976 的27种。1972年将 1865 种商品关税下调 20%，1978 年又降低了125 种商品关税。80年代，日本坚持将降低关税作为开放市场的重要举措，从1981年至1985年日本政府多次公布的开放市场对策中，降低关税都是其中心内容。经过多次关税调整，日本的关税负担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降至2.5%至2.6%，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同时，日本政府也积极消除非关税壁垒，在1985 年7 月制定的“开放市场行动计划”中，除了提出“降低关税”、“推进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外，还提出了“缓和、取消进口限制”、“改善标准和认证制度”等内容，如承认日本通产省指定的部分外国商品检验机关的检验数据；增加制订商品规格和标准时的透明度；修改部分商品的规格要求，与国际规格相统一；缩小实行规格限制和认证制度的范围；简化认证手续等。此外，日本还在 80 年代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进进口，设立“制成品进口促进协会”、向国外派遣“促进进口代表团”、在国内举办外国工业品展览会等开展有关促进进口的宣传活动，促进外国制成品的进口；通过日本输出人银行的“工业制成品进口信贷”和日本开发银行的“改善进口体制信贷”等，完善进口信贷体制。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日本向东南亚、东亚等地转移部分加工环节，纺织品、材料加工等中低端制成品逐步通过进口解决，在进口中占比上升，显示日本通过开放的进口体系，降低全产业链成本，将国内资源集中在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附加值环节。

1.2.2 “定向开放进口+重塑上游供应”的国别战略

一是为缓解贸易摩擦，有意识地驱动特定国家的商品进口，尤其欧美：80年代贸易摩擦后，日本通过在协议中让步，显著放宽对美国的准入。如1986年，日美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以 20%的市场份额为目标，进口美国等海外半导体产品，后续日本又逐步开始自由进口牛肉、橙子、大米等美国农产品，并设置最低限度（如大米占日本市场份额 4%-8%）。日本从美国进口占比从1979 年约 18.4%逐步增长到 1989 年约 22.9%，并在1998 年达到约23.9%。分产品来看，参考世界银行 WITS 贸易数据，自1988 年至1999年，日本自美国进口占比上升较为明显的是机械与电气设备（11.2 个百分点）、运输设备（4.6 个百分点）、食品（2.1 个百分点），下降较为明显的是木材（-5.3个百分点）、蔬菜（-4.1 个百分点）。

同时，为缓和与欧洲的贸易摩擦，日本在 70-80 年代就开始逐步扩大从西欧各国的进口，日本从欧盟进口占比从 1979 年约6.8%增长到1989年约13.4%。分产品来看，自 1988 年至 1999 年，日本自德国进口占比上升较为明显的是运输设备（3.7 个百分点）、机械与电气设备（1.3个百分点），下降较为明显的是化学品（-2.6 个百分点）、石材与玻璃（-1.3个百分点）。

二是重塑重要资源供应渠道。70 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开始强化能源与资源外交，与中东、非洲、东南亚国家建立长期政治与贸易合作关系。

如为支持日本企业海外资源开发，日本专门设立官方机构和配套支持，如1979 年设立 JOGMEC（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开发机构），专注于海外资源开发支持，通过与外国政府及国内外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评估目标区域的油气勘探潜力，获得目标地区的优先谈判权，促进日本企业参与目标区域，降低技术风险，并建立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从日本的燃料进口结构来看，1988 年至1999 年，整体集中度小幅上升，其中日本自阿联酋、伊朗、科威特、澳大利亚、韩国进口占比明显上升，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印尼进口占比明显下降，指向日本主动优化供应结构，强化了中东核心产油国的供应支柱作用，并在澳大利亚、韩国等邻近亚太国家进行备份，减少了北美传统发达国家进口份额。同期，从日本的矿物与金属进口结构来看，整体集中度同样小幅上升，其中自俄罗斯、南非、智利、中国、印尼进口占比上升，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进口明显下降，呈现出由发达经济体向资源禀赋型国家转移的特征，显示这一时期日本趋于强调成本效率，实施集中的资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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