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基础化工行业深度报告：政策驱动与技术迭代共振下迎来PFAS替代机遇

“永久污染物”PFAS 逐步进入全生命周期监管

1. PFAS：全球监管升级下的“永久化学物”困局

PFAS（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具有持久的污染性与毒害效应，正 受到全球监管机构密切关注。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是人工合成的氟化化合物， 包括 PFOA（全氟辛酸）和 PFOS（全氟辛烷磺酸盐）等，涵盖了超一万种的化学物质4。 PFAS 的碳-氟键结构异常牢固，具有抗高温、耐腐蚀和防水防油等特性，被大量应用于 电子、汽车、医疗等工业领域及不粘锅、防水服装、食品包装等日常消费品中5。 PFAS 难以自然降解，且具有高流动性，可通过大气环流、地表径流及地下水扩散形成持 久性污染，故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同时，PFAS 还具有明确的生殖毒性和发育毒 性，可通过生物累积效应在人体内蓄积，显著增加致癌、免疫系统紊乱等健康风险6。在 全球环境污染和人类健康风险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PFAS 因其广泛使用、持久性污染 性及潜在健康危害，正成为各国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的化学物质类别。 我们预计，PFAS 的限制中短期不会对含氟制冷剂行业造成实质性影响。2025 年 12 月， 欧洲议会工业、研究与能源委员会（ITRE）委托第三方发布报告“The 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 and their role as enablers 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n industry”，该研究聚焦于航空航天、国防、绿色能源和半导体领域使用的六种 关键氟聚合物和氟化气体，指出鉴于经济、技术和安全的限制，发现替代往往不可行， 可能会对欧盟的全球竞争力构成风险。该报告建议将氟化气体排除在 PFAS 限制范围之 外，将监管控制集中于现有 F-gas（氟化气体）法规中7。我们认为，基于现有的 PFAS 限制法规、含氟制冷剂的重要性及替代技术发展进度，预计 PFAS 限制中短期对含氟制 冷剂行业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

不同国家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对 PFAS 的界定存在差异：OECD 定义边界最宽，EPA 聚焦 高风险代表物，ECHA 突出环境持久性，EFSA 则强调食品链迁移路径。这些定义的差异 不仅反映出各国在监管深度和广度上的差异，也凸显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系统性 PFAS 监管框架的必要性。

2. PFAS 的三大特性加剧全球性环境污染风险及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

PFAS 成为全球性环境威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分子结构与理化性质。PFAS 可通过 碳-氟键的超强稳定性实现在自然界中的长期稳定存在，又凭借溶解性、挥发性和生物亲 和性以突破地理与生态屏障，最终在生物链顶端富集，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8。其污染机 制可具体归结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特性： 1. 环境持久性：PFAS 作为一类具有极端环境持久性的物质，可在全球水体、土壤和大 气中形成广泛而深层的累积效应。其碳-氟键的极高稳定性导致 PFAS 在土壤中的半衰期 较长，难以通过自然降解消除；常规污水处理甚至高温焚烧也难以彻底分解 PFAS；部分 长链 PFAS 降解后还会生成毒性更强的短链衍生物（如 PFBA）9。 2. 迁移能力：PFAS 能够通过水循环、大气传输和生物迁徙，实现跨介质、跨区域的污 染扩散。PFAS 的水溶性使其可以随洋流环绕全球，挥发性前体物借助大气环流迁移至北 极后光解为 PFOA，而候鸟、鱼类等则通过迁徙将污染物扩散至远离源头的生态系统， 形成全球性污染网络。即使在严格管控区域，历史排放的 PFAS 仍可持续通过地下水渗 漏和污泥农用等途径缓慢释放，导致治理成本攀升10。 PFAS 已在世界各地的非生物环境、生物群落和人类中发现，即使在北极等偏远地区也检出了 PFAS 污染11。欧洲环境署指出，PFAS 在欧洲水体中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2018-2022 年间来自 22 个国家的 PFOS 水质监测数据显示，许多监测点的 PFOS 浓度超过了监管阈 值12。

3. 生物富集能力：PFAS 可以通过食物链富集至动物及人类体内，对生命健康造成显著 威胁。北极野生动物中 PFOS 与 PFNA 的生物富集效应显著：PFOS 与 PFNA 的浓度随物 种营养级升高而逐级放大，顶级捕食者北极熊的肝脏、血浆中两种物质浓度均为所有物 种最高13。 PFAS 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逐步形成毒理学共识，其致癌性与内分泌干扰效应正重塑 全球公共卫生监管框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 PFOA 列为“明确人类致癌物” （Group 1），并指出其与肾癌、睾丸癌发病率存在显著剂量-反应关系14。此外，PFAS 可通过胎盘屏障和母乳传递，干扰甲状腺激素、性激素及胰岛素信号通路，导致儿童发 育迟缓、生育能力下降及代谢综合征风险上升15。 尽管部分国家已将 PFAS 纳入饮用水健康指南，但现行限值（如美国 EPA 设定的 4 ppt） 仍远低于已观测到的生物效应阈值，监管仍处于滞后状态。随着健康风险认知的不断深 化，对 PFAS 的暴露控制需求促使政府加速淘汰高风险 PFAS 品类，为无毒替代品创造刚 性市场空间，驱动替代技术商业化落地16。

3．PFAS 的污染网络具有多元性、隐匿性，欧美 PFAS 污染广泛入侵水体与 生态系统

PFAS 污染来源具有多样性和隐匿性，在工业生产和日常消费中广泛存在。PFAS 污染的 根源不仅在于其化学稳定性，更在于来源的多样与隐蔽性，工业排放、日常消费品等均 是 PFAS 扩散的源头： 1）工业排放是 PFAS 污染的主要来源，涉及化工、金属电镀、纺织、造纸、电子和塑料 制造等行业，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大量使用 PFAS，并将其释放到周边环境中17。 2）机场和军事基地频繁使用含 PFAS 的消防泡沫（AFFF）亦是重点污染区域，导致 PFAS 大量渗入地下水和土壤。根据美国环境工作组对国防部记录的最新全面审查，700 多个 军事设施可能被 PFAS 永久污染，其中 455 个地点检测到 PFAS，另外 255 个基地仍然存 在对潜在污染的担忧18。 3）日常消费品中，如不粘锅、防水衣物、快餐包装、化妆品及清洁用品等也是 PFAS 的 持续暴露源，这些日用品在使用或处置过程中会逐步释放 PFAS，形成长期的家庭与城市 环境暴露源。 因高度稳定、使用广泛的特性，PFAS 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环境污染显著，欧美地区检 测出的污染程度尤为严重。 在美国，2023 年 7 月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发布的研究表明，美国至少 45%的自来 水样本检测出一种或多种 PFAS 化合物，涵盖 32 种指标物，尤其在城市地区的检出率高 达 75%19；2024 年 10 月 USGS 估算约有 7.1-9.5 千万的美国人（超过 20%人口）可能依赖含有 PFAS 的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来源20，表明其地下水系统和公共供水网络均面临着 严重风险。为应对这一危机，2024 年美国环保局（EPA）首次将 PFOA 和 PFOS 的法定 饮用水限值设定为 4ppt，并要求水处理设施在 2029 年前达到合规21，但仍面临着实施 成本和技术挑战。 为助力 PFAS 污染现状的研究，美国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与松北大学合作实施 了 PFAS 污染地图项目，涵盖了截至 2024 年美国超过 2800 个已确认的 PFAS 污染地点， 其广泛分布于全国，尤其集中在东北部、五大湖区和加州，直观反映出美国 PFAS 污染 的严重程度。

在欧洲，PFAS 的污染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根据 2024 年 12 月欧盟环境署发布的相关监 测简报，2018-2022 年在欧洲经济区（EEA）51%-60%的河流、11%-35%的湖泊以及 47%-100%的过渡水体和沿海水域中，PFOS 浓度均超过环保质量标准，主要原因是工 业排放和消防泡沫的使用，凸显出 PFAS 长期累积风险。2024 年 7 月，PAN Europe 在 11 个欧盟成员国的饮用水样本检测中发现 94%的样本检出三氟乙酸（TFA，一种短链 PFAS 污染物），平均浓度为 740 ng/L，远高于多数国家的安全阈值22。在法国里昂南部 “化学谷”地区，DREAL 监测到部分饮用水 PFAS 浓度高达 197 ng/L，达到健康风险评 估值（100 ng/L）的近两倍，约 20 万人因此可能面临持续暴露风险23。 2023 年，欧洲污染项目绘制的欧洲永久污染地图展示了其超过 23000 个已确认的 PFAS 污染地点，同样呈现出欧洲面临着广泛且严重的 PFAS 污染。此外，该项目与 18 位专家 合作，计算出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应对 PFAS 排放，则欧洲的净化成本每年将超过 1000 亿 欧元，在 20 年内将高达 2 万亿欧元24。

4. PFAS 治理需多维度协同推进—“控制增量、削减存量、寻求替代”

因 PFAS 具有持久污染性且短时不可完全替代，需要“控制增量、削减存量、寻求替代” 的多维度协同治理。虽然 PFAS 对环境的污染及对人类的健康威胁不可忽视，但由于多 种性能优异的 PFAS 化学品在各领域广泛使用，且对于一些关键领域在短时间内难以寻 求替代品，因此对 PFAS 的治理难度较大，不可机械地“一刀切”。我们认为，PFAS 的 治理需要多维度协同推进，从控制增量、削减存量、寻找替代品三方面入手是 PFAS 治 理的有效路径。 控制增量，需强化政策法规约束，筑牢增量管控底线。政策法规是限制 PFAS 使用的最 有利手段，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有实践。美国环保署（EPA）公布，截至 2025 年，美国已 将 205 种 PFAS 化学品纳入有毒物质排放清单，且每年持续新增管控品类，同时强化企 业违规追责力度25；欧盟发布全面禁止 10000 种 PFAS 的使用提案，拟于 2025 年实施26； 中国 2023 年实施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已禁止 PFOS 类、PFHxS 类等物质的生 产与进出口，并对 PFOA 类设定严格豁免用途27。欧美地区 PFAS 的政策监管实施时间更 早、力度更大，但也仍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全球 PFAS 政策监管体系仍需不断的探索 和强化。 削减存量，开发 PFAS 高效清洁技术，逐步减少自然界中已存的 PFAS 污染。在自然环 境中，PFAS 主要留存在水体、土壤中，需要开发针对性的清洁技术。在水体清洁方面，中科院团队开发了微液滴化学技术，利用微液滴在气-液-固三相界面的接触电致化学反 应降解 PFAS，反应 6 小时后，氟离子去除率超 96%；继续反应 24 小时后，水中全氟羧 酸浓度可满足欧美饮用水的严格标准，可有效解决水体中 PFAS 的深度清洁问题28。在土 壤清洁方面，澳大利亚 Ventia 公司研发的 Source Zone®技术是土壤中 PFAS 清洁的高效 方案，主要针对土壤污染热点区域，其对砂土和黏土中的 PFAS 去除率最高可达 99%， 且处理后的土壤还能原地回填复用，大幅降低了土壤清运和填埋的成本。该技术已在澳 大利亚空军基地等场地成功应用，处理了大量受 PFAS 污染的土壤。

寻求替代，研发路径主要围绕非氟化学品替代方向展开，从根本上解决 PFAS 污染问题。 PFAS 限制性政策倒逼相关产业链系统性替代进程加速，PFAS 的替代品研发目前已经在 多个领域涌现出成熟的商业化实践案例： 在食品包装领域，一种可行的替代路径是摒弃 PFAS 防油涂层，转向生物基材料的研发， 通过优化材料物理结构提升防油耐热性、保证可降解性，契合食品包装的安全与环保需 求。例如，裕同环保推出 FluoZero™无氟防油技术，以农业副产品为原料，经其处理的 纸浆模塑包装防油保护时长可达 8 小时，耐温范围覆盖-34°C-220°C，适配油炸食品容 器、航空餐盒等场景；其制成的产品已通过 USDA 生物基认证，符合 FDA 食品接触法规， 且包装更薄更强，可降低运输成本，实现产品性能、经济效益、生态效应的兼顾30。 在纺织印染领域，突破传统 PFAS 防水防油涂层技术，以天然蜡质、纤维素衍生物为原 料，通过分子改性提升附着稳定性。例如科慕公司的 TeflonEcoElite™无氟防水剂，采用 60%可再生原料制成，耐水洗 30 次以上且不影响织物透气性，已被 Colmar 等运动装品 牌采用31。 在化妆品领域，以天然植物提取物为核心，替代 PFAS 的防水、成膜、防腐等功能，兼 顾产品性能与安全性。美国科罗拉多州多款本土美妆产品以植物成分为核心，实现无氟 配方升级32。 在金属电镀领域，采用无氟添加剂体系替代含 PFAS 的电镀液，通过电解质优化实现表 面均匀沉积。例如，比格莱的 CR-2 高效硬铬电镀工艺，不含氟化物且镀层显微硬度达 1000-1100KHN100，深镀能力佳、镀液稳定易维护33。 我们认为，PFAS 治理是风险防控与功能保障的平衡工程，需通过政策、技术、产业的多 维度协同，既破解“永久污染物”难题，又保障关键领域的生产与安全需求。

5. 全球 PFAS 监管逐步进入政策主导阶段，从碎片化走向全生命周期治理

随着 PFAS 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逐步显现，对 PFAS 逐渐形成全球监管 网络，或将重构全球化学品治理格局。当前全球已有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启动 PFAS 禁 用立法，推动全球 PFAS 监管体系的建立。截至 2025 年，《斯德哥尔摩公约》已将 PFOS及其衍生物、PFOA 及其盐类、PFHxS 及其盐类列入管控物质清单34；欧盟 REACH 法规 修订案同步将 PFAS 纳入“高度关注物质”清单，计划于 2026 年实施全面限制35；日本、 中国等国家也在政策层面加强了对 PFAS 的监测与控制，以降低 PFAS 对生态和公众健康 的潜在危害。 这些多边与区域监管协同，也正在打破“监管洼地”的套利空间，迫使跨国企业重构供 应链。例如，3M 公司宣布将退出 PFAS 产品的生产，并努力在 2025 年底前停止在其产 品组合中 PFAS 的使用36，其决策背后是对全球监管趋严的前瞻性预判。我们认为，行业 结构性转型趋势显著，PFAS 替代品研发与认证体系或将成为未来相关国际贸易的新壁垒。 欧美地区 PFAS 监管框架持续升级，引领全球 PFAS 监管政策转向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干 预。近年来欧美地区持续升级监管框架，通过实施全面禁令及限制性法规对 PFAS 进行 管制。其监管政策涵盖了生产许可、排放标准、产品禁用和替代品推广等多项内容，其 监管体系正由“点状管控”向“全生命周期治理”演进；并通过“禁用+替代激励”双 轨机制，倒逼产业绿色转型37。在此背景下，多边框架下的化学品公约和行业准则也不 断推动政策协同和信息互通，助力形成全球监管网络。 总体来看，监管政策已成为 PFAS 治理的重要推动力，对行业合规成本、原料替代路径 和绿色转型节奏带来深远影响。面对 PFAS 的环境与健康威胁，全球 PFAS 监管有望逐步 告别早期单一物质、局部场景的碎片化管控阶段，进入以政策为主导、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综合治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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