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如何理解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

二战之后的全球化

对于二战前曾出现过的全球化浪潮，基于不同的衡量尺度，当前存在着从大航海时代到一战前或工业革命到一战前等不同的划分标准。抛开二战之前不谈，二战结束至今，全球化整体上持续推进并大幅提升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二战之后，全球实际上整体处在一波持续了近8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对这80年进一步细分，又可分为前40多年冷战时期的全球化和苏联解体至今30多年美国单核主导下的全球化。

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之后，在将大量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体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全球化水平快速上升。在WTO(1995年成立)等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全球关税水平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路下行，截止2022年全球加权平均关税为4.04%，较1994年下降了约一倍，此外，全球贸易占GDPK比重也在冷战后不断上升，截止2024年达到56.6%，较1991年的37.9%大幅提升。

虽然冷战结束至今全球化整体大幅推进，但并非逐年匀速进行。2008年之后、金融危机影响之下，各国基于本国利益重新审视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冷战结束之后快速推进的全球化步入了平台期。一方面、全球平均关税虽然维持低位，但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运用更加频繁，另一方面，全球贸易额占GDB的比重也自2008年之后出现波动，整体上结束了单边上行的趋势。

二战结束之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美国以其在体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工业为依托，向全球出口工业品，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黄金美元体系被信用美元体系取代，全球形成了依托于信用美元的贸易循环，美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逆差国。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00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工业体系全面与世界接轨，迅速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品输出国和贸易顺差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扮演核心产品供应方，与美国扮演的核心产品需求方相对。

作为全球核心生产国的中国和作为全球核心消费国的美国，再加上全球主要原材料输出国以及其他次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就构成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资源国一生产国一消费国”贸易循环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资源国(如中东产油国)出口大宗商品并以美元计价结算，积累巨额石油美元;生产国(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进口原材料加工为制成品，向以美国为主的消费国出口换取美元顺差，再通过购买美债等资产使资本回流美国;消费国(美国)凭借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持续吸纳全球商品与资本，维持低通胀与高消费，同时通过发行国债支撑贸易赤字。

美国视角:为什么单方面开启贸易战

去工业化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岗位和依托于制造业的服务业岗位的持续流失，民众不满日益提升同时，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美国的“国家力量”持续衰弱。

在写于去年11月的报告中，斯蒂芬·米兰(目前已任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直白表示，如果美国没有生产武器和国防系统的供应链，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他同时引用了特朗普的过往言论以加强自己的观点，即“如果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

财政杠杆过高的问题:在长期的双逆差下，美国联邦政府的杠杆率持续攀升，逐年增大的债券利息负担使得美国财政愈发不堪重负，对美国的财政能力形成持续的侵蚀。

本届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成员，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以及特朗普本人在内，均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长期强势的美元损害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导致美国长期维持高额贸易逆差的不满。

美国当权的政治精英看来，当前美国面临着“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了维持全球贸易美国不得不长期维持较低的关税，通过巨大的贸易逆差向全球注入美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持续扩大贸易赤字，为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提供美国债券作为稳定的投资产品。在整个美元循环的过程中，全球对作为储备资产的美元的刚性需求令美元长期估值过高，损害美国工业部门利益，这实际上是美国长期以“牺牲”自身为代价来维持全球经济繁荣的一种十分'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当权政治精英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其价值高于美国自身贸易因素所决定的“合理”的价值越来越多(即特里芬困境愈发严重)，，美国国内工业部门因过高的美元所承受的损失已经大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为美国带来的收益。

首先，美国当权政治精英认为，美国对世界各国总体上较低的关税税率本身就是导致其经常账户逆差持续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美国当权政治精英认为永久性地，或者在-个较长时间内，提高美国对外的整体关税，是美国实现贸易平衡、遏制美国国内工业颓势的第一步。斯蒂芬·米兰认为，美国的这种全球最低的实际关税，是当年美国为协助各国在战后的重建工作以及在冷战期间与盟友建立联盟关系而形成的。时移世易，如今美国必须将自身“独立”承担的维持全球化的压力向自身的盟友和贸易伙伴进行分摊。其次，美国当权政治精英认为，在美国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关税作为一个好用的“大棒”能够很好地起到逼迫美国的盟友和贸易伙伴配合美国相关政策的日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当前政治精英的视角上看，美国的这种关于其他国家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会主动配合美国完成全球贸易体系重塑的设想并非完全空谈，而是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即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

上一轮贸易冲突中，中国贬值了人民币“吃进”了关税影响，美国通胀几乎未受影响，同时，中国也与美国签订了从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两年内，确保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的让步性协议。

第一阶段，提升美国的总体关税水平。本届政府对全球贸易体系重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总体上提高美国对所有国家的关税，这一点目前看已经初步完成。

第二阶段，对美国与各国间关税进行“精细调整”，尽量实现“货币抵消”的同时解决财政危机。美国在此阶段的最可能的政策组合是:其一，美国国内将继续实行减税降费、扩大供给端的政策，特别是刺激能源产业复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加关税后美国国内面临的通胀冲击;其二，美国将综合运用关税和除关税外的其他手段，如安全保护承诺等向自身的所有贸易伙伴施以大小不一的压力，以促使外贸伙伴的货币主动对美元贬值，从而通过“货币抵消”(currencyoffset)的方式最大程度上降低关税对美国通胀的推升(目前看这一目标未实现，美元指数4月以来持续走低)。

第三阶段，美元适度贬值，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即通过美元对主要货币的较大幅度贬值(具体形式被设想为与当年“广场协议“类似的”海湖庄园协议”)，让美国制造业重拾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一举解决美国的去工业化和财务杠杆高企的问题。

逆全球化趋势展望

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确实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国，受益最为明显。

在全球经济受益于全球化而实现增长的同时，全球化也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加剧。俄罗斯、印度和美国等国自1991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三个国家近些年民粹主义的盛行，对全球地缘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全球关税税率和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看，冷战结束之后的一轮加速全球化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已经遭遇瓶颈。2008年之后，虽然由于全球央行的历史性宽松，逆全球化的倾向受到阶段性遏止，但以美元霸权支撑的“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全球贸易循环体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强化。2016年特朗普“爆冷”上台，标志着美国国内对冷战后的全球贸易循环体系不满情绪较重的孤立主义政商群体正式步入美国权力顶层，具有历史性意义。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其实际的权力范围更胜第一任期，站在当下回头看，特朗普在2020年的败选，很大程度上是其对疫情处置不力之下的意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仍较难动摇，但在美国有较大可能出现持有“特朗普主义”的政府长期执政下，叠加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地区因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的民粹主义逐年抬升，逆全球化大概率将由目前的一种“叙事”做实为中长期趋势。

中短期看，与上一轮贸易摩擦时相比，当前中美经济周期相对位置对中方更加有利，中方本轮内部对冲政策储备足、空间大，并且中国在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产业革命浪潮中处于领先水平，综合对比来看，预计中国在本轮贸易冲突中具备明显的博弈优势。本轮冲突结束后中国有望在全球地位再上台阶，中国资产估值有望系统性提升。

特朗普政府最初宣称的政策目标至少包含三个，即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和缓解美国财政压力，此外，特朗普本人及核心团队成员也在不同场合表示其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非放弃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前时点看，“大而美”法案的推出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已阶段性放弃缓解财政压力的目标，而单边加征关税和推高美国政府负债，又使得美元持续贬值、截止目前美元指数已跌至100以下。长期看，逆全球化时代在美国对内财政加杠杆和对外收紧贸易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去美元化趋势将持续。

报告节选：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