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康波周期系列专题报告：百年贸易战的比较研究

一、康波周期的更迭背后是大国兴衰的时代背景

康波周期所标志的世界经济长波更迭，核心驱动在于颠覆性技术革命的爆发，背后 是大国兴衰的时代背景。历史上康波周期主要受技术革命和产业变迁影响，从康波萧条 走向回升，需要新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革命，同样也带来康波主导国与追赶国的角逐。 新兴的追赶国凭借新技术范式对既有的主导国地位构成挑战，但这种挑战往往会遭遇主 导国全方位的战略压制。典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迅速崛起的美国在电气、钢铁等 领域取得突破，却面临来自当时霸主英国在技术封锁和市场准入上的重重设限；上世纪 80 年代，当日本在半导体等科技领域展现出超越美国的潜力时，美国通过一系列强硬的 贸易制裁、产业政策和政治压力进行遏制，导致日本半导体产业衰落，经济也陷入长期 衰退，失去了与美国竞争康波主导国的筹码。历史周期率下没有新鲜事，以长周期研究 锚定短周期位置，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推测未来。

二、货币体系重构，旧货币式微：1930 年代英镑 vs 当下美元

（一）债务与贸易视角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定位变化

1930 年代：美国是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生产国、债权国；英国是最主要的贸易逆 差国、消费国、债务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塑了全球经济权力格局，以英法为代表的协 约国在一战期间向美国借款总额约 100 亿美元，用于支付战争费用和其他开支，美国一 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战后欧洲急需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生产，但本土工业能力 不足，持续依赖美国出口的机械、钢铁、化工产品等，美国贸易顺差扩张，全球的金融和 贸易重心逐渐从一战前的英国转向美国。美国通过资本账户（债务链）和经常账户（贸 易链）两条路径，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

当前：美国是最主要的贸易逆差国、消费国、债务国，通过逆差输出美元，通过债 务扩张实现美元回流；中国是贸易顺差国、生产国、债权国。由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 币的核心地位，以及美债的安全性和流通性，全球的货币体系和贸易循环都围绕美国的 贸易逆差和美元美债的流通进行。美国通过进口商品向全球输出美元流动性，各国（包 括日本、中国等）将获得的美元储备再投资于美债等美元资产，形成“美元流出—美债 回流”闭环。2024 年美国贸易逆差规模超过 9000 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 2954 亿 美元；债务方面，2024 年 11 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 36 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债前 5 的分 别为日本、英国、中国、开曼群岛（加勒比国家）、加拿大。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 元，再通过债务扩张回流的机制维持了美元全球霸权，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债务依赖与全 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二）1930 年代黄金-当前黄金：从“货币之锚”到“信用备份”

1930 年代：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媒介。1920-1930 年 代，全球主要国家实行金本位制，货币发行量与黄金储备直接挂钩，作为价值尺度和兑 换担保，黄金储备是一国货币信用稳定的重要保障。此外，黄金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结算 手段，也是填补贸易逆差的重要工具，1920 年代跨境贸易普遍以黄金或与黄金挂钩的货 币（如英镑、美元）结算，黄金是最终支付手段，诸如石油、矿产这类大宗商品贸易直接 使用黄金结算，并且在金本位下，贸易逆差国需向顺差国输送黄金，形成自动调节机制。 1929 年全球贸易额的 60%以上通过黄金或金汇兑结算。 当前：黄金更多作为储备资产和避险工具，国际结算主要依赖美元等法定货币。当 前国际贸易中，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占比超 90%（如 SWIFT 数据：美元占 50%，欧元 占 22%），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比重相比 1930 年代大幅下降。当前黄金成为法币体系的 补充与制衡，通过价格波动反映市场对主权货币信用的担忧，职能重心转向风险对冲与 储备安全。

黄金升值或仍未结束：主权货币的交替和货币体系的变革，往往伴随法币的贬值和 黄金的升值。主权货币体系的更替本质上是全球信用秩序的重构，而黄金作为非信用资 产的终极价值尺度，往往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法币信用崩溃的反光镜，实现大幅升值。由 于黄金储备无法满足货币扩张以刺激经济的需求，1930 年代初英、美分相继退出金本位， 导致英镑、美元大幅贬值，黄金的购买力在此过程中被动升值，1931-1934 年黄金价格从 17 美元/盎司升至 35 美元/盎司。1971 年美国因长期贸易逆差和黄金外流，无力维持美元 与黄金的固定兑换，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大幅贬值， 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当下由于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巨额债务压力，美元信用遭遇挑战， 但尚未出现类似 1930 年代的美元足以挑战英镑的货币角色，这样的背景下黄金可能成为 更受青睐的外汇储备选择。

（三）旧货币的式微：1930 年代英镑的没落 vs 当前美元面临的挑战

一国货币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是有严苛条件的，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综合国力尤其 是国际影响力，只有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的货币才可能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货币 国际化的基本条件： 1、经济基础与综合国力。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根本支撑，贸易需求创造货币流 通的实体基础。需要考察包括：①GDP 总量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②全球贸易中的 份额；③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影响国际社会对货币的长期信心；④军事实力， 提供货币国际化的安全保障。 2、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增强国际持有者对货币所处政策环境的稳定预期与充分信 任。需要考察包括：①政策框架透明度与可信度；②法律和产权保护；③政策沟通与信 息透明度。 3、币值稳定与宏观审慎。需要考察包括：①通胀水平及其波动性，反映货币购买力 的稳定程度；②汇率波动幅度，衡量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性；③宏观经济平衡，财政可 持续性、国际收支平衡、债务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 4、开放政策与国际协调。具备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便利。 需要考察包括：①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开放程度； ②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和政策干预透明度；③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1920-1930 年代英镑的没落： 1、经济与贸易实力下降。由于产业发展的技术滞后，19 世纪初英国工业竞争力和经 济体量被美国赶超，同时贸易长期维持逆差，削弱了英镑作为主权货币的信用。英国出 口占全球比例从 1913 年的 13.9%降至 1929 年的 10.8%，工业产值被美国超越。 2、金本位下，黄金储备枯竭，导致英镑作为主权货币稳定性下降。一战前英国持有 全球黄金储备的 9%，但战争导致黄金外流。至 1920 年，英国黄金储备降至 6.02 亿美元，而美国黄金储备从 1913 年的 13 亿美元飙升至 1924 年的 45 亿美元，占全球黄金储备的 44%。此外，英国 1925 年强行按战前汇率（1 英镑=4.86 美元）恢复金本位，高估英镑 30% 以上，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加剧黄金外流。 3、债务负担：从债权国到债务国的逆转，最终债务违约引发信用崩溃，资本外逃。 一战使英国国债从 1914 年 6.5 亿英镑激增至 1920 年 74 亿英镑，债务/GDP 比率从 25% 飙升至 140%。债务违约导致信用崩溃，英镑贬值。1930 年代欧洲债务违约引发资本外 逃，黄金储备流失导致英国被迫退出金本位，英镑大幅贬值。

当前美元面临的挑战： 1、经济和贸易的相对优势缩小。当前美国经济与贸易的相对优势持续收缩，美元作 为全球核心货币的地位面临结构性挑战，2000 年以来美国 GDP 占全球比重从 32%降至 26%，对应中国的快速崛起（4%升至 17%）。贸易方面，2000 年以来美国商品出口占全 球比重从 12%降至 8%，同期中国从 4%升至 14%。 2、债务风险：由于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送美元，并且通过债务扩张实现美元 回流，近年来美国债务压力持续上行，2024 年美国联邦未偿债务余额突破 31 万亿美元， 债务/GDP 比率达 123%，利息支出占 GDP 比重超过 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 5 月 16 日宣布，由于美国政府债务及利息支出增加，该机构决定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1，出于对美国高额债务引发违约风险的担忧，资金可能抛售美元资产，导 致美元贬值，美元信用进一步受损。 3、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加速了各国寻求替代货币的进程。任何国家或企业进行跨境美 元交易，均需依赖 SWIFT 传递指令并通过 CHIPS 完成清算，这就赋予美国利用国际支 付系统实施制裁和打击对手的能力。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将俄罗斯主要银行剔除出 SWIFT 系统，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加剧了各国对美元体系安全性的 担忧，推动了“去美元化”进程。金砖国家贸易本币结算比例快速上升，其中俄罗斯与金 砖国家本币结算比例于 2023 年达 85%。中国 CIPS 系统、俄罗斯 SPFS、欧盟 INSTEX 等 区域支付体系加速崛起，全球“去美元化”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替代，支付体系多极化 格局初现。

（四）新货币的崛起：1930 年代美元 vs 当前潜在的挑战者？

1930 年代美元在全球债务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逐渐超越英镑，成为新一轮的国 际主权货币。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外债份额（包括美债及其他国家发行的以美元结算的债 务）在 1920 年代末超过了英镑。外汇储备方面，截至 1929 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 重已经达到 56%，比英镑的 41%高 15pct。究其原因： 1、商品贸易提供货币流通的实物基础：经济和贸易规模超越英国，成为全球主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欧洲的军需品、粮食和工业品出口激增，一战后美国取代 英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1921-1929 年美国年均出口规模 46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 17%， 同期英国出口均值 34 亿美元，占比 12%。 2、货币稳定性：一战后黄金储备大幅流向美国，黄金储备保障和加强了美元信用。 一战后，在欧洲债务清偿和对美贸易逆差的过程中，黄金储备大幅流向美国，美国黄金 储备占比从 1913 年 26.6%大幅升至 1924 年 45.7%，美元逐步挑战英镑霸主地位。 3、全球最大债权国，通过借款和援助等方式向全球输送美元。一战后美国从债务国 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并且通过《道威斯计划》向德国贷款，通过德国→英、法→美 国的形式输出美元并且实现美元回流。1929 年，美国对外贷款总额达 154 亿美元，占全 球主权债务市场的 60%。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国际资本主要输出地。

当前：美元仍占据主导，尚未出现类似 1930 年代的美元挑战英镑的货币角色，黄金 可能成为更受青睐的外汇储备选择。从外汇储备和交易结算的市场份额来看，当前美元 在外汇储备占比接近 60%，贸易结算占比接近 50%。排名第二的是欧元（20%、22%）， 但欧盟近年来经济和贸易占比都在下滑，对美元的挑战尚未让投资者信服。在美元强势 地位逐渐减弱，而没有新的货币来承接的背景下，黄金可能成为更受青睐的外汇储备选 择。历史上主权货币的交替往往都伴随法币的贬值和黄金的升值，按照欧央行行长拉加 德介绍，1930 年代美元取代英镑时，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增加了约 20 个百分点达 到 97%，在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黄金储备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 60%。 近年来各国央行也纷纷增持黄金储备，其中中国黄金储备量从 2000 年 395 吨升至 2024 年 2280 吨（占全球比重从 1.2%升至 6.3%），俄罗斯从 384 吨升至 2333 吨（1.2%升至 6.4%），印度从 356 吨升至 876 吨（1.1%升至 2.4%）。

三、关税对经济的冲击：量——或远大于 1930 年代；价——影响或有限

（一）经济影响：全球化程度加深，贸易占比提升，当前关税冲击或远大于 1930 年代

1930 年代：关税对经济的冲击并不显著，更大的拖累来自国内消费和私人部门投资 的低迷。拆分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衰退的拖累，净出口对经济的拖累远小于国内需求的 萎缩。1929-1932 年美国实际 GDP 增速平均-9.3%，净出口平均-0.2%，对 GDP 的拖累仅 3%左右。相比之下国内需求的萎缩是最主要的影响，1930-1932 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平 均增速-4.5%，对 GDP 的拖累达 46%，国内私人投资平均增速-4.9%，对 GDP 的拖累达 56%。关税本身对大萧条的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金本位制下，货币政策的约束不能在短 期有力的刺激国内需求，反而为了防止黄金流出，美联储在 1931 年 10 月连续两次提高 贴现率，实际利率的高企加重了私人部门债务负担，引发资产贱价抛售，从而形成债务 清偿与通缩的恶性循环。银行为了自我保护而惜贷，减少了信贷投放。与此同时，银行 也参与到债务清偿过程中，廉价转让其贷款项目，这导致银行挤兑，最终倒闭。 当前：全球化程度加深，贸易占比提升，当前关税冲击或远大于 1930 年代。虽然凯 恩斯主义视角下，当前净出口占各主要经济体 GDP 比重仍不高，以中国为例，净出口占 GDP 比重仅 3%左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占 GDP 比重 2%左右。但由于全球化程度相 比 1930 年代显著加深，贸易的重要性大幅提升，1930 年代美国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仅 4-5%，而当前全球出口占 GDP 总额接近 30%，中国接近 20%。贸易对经济的影响更加 复杂，据商务部介绍，外贸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 1.8 亿左右，占全国就业总数的 20% 以上。若关税冲击出口，可能导致外贸相关就业下滑，从而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对消费、 投资等领域产生更加深层的影响。

（二）价格影响：逆差国通胀压力&顺差国通缩压力，仍待观测

理论上由于关税抬高进口价格，对逆差国造成通胀压力，而关税引发的贸易保护压 制出口需求，对顺差国造成通缩压力。 1920-1930 年代：逆差国视角，英、法价格抬升并不显著。一战后为了债务清偿和弥 补逆差，英、法等国家在 1920 年代初采取了保护性的关税措施，之后确实看到了价格水 平的反弹，但由于本身处于战后重建的需求上升期，国内需求的提振是价格回升的主因， 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更多属于次要因素。1930 年后英、法均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性关税政策， 但价格的回升并不显著，且放弃金本位才是这一时期通胀回归的主因。从部分商品的价 格来看，关税的影响更明显，例如法国 1922 年 9 月出台《农业保护法》对农产品征收差 别化关税，法国食品批发价格指数于 1922 年 10 月触底后开始反弹。英国 1921 年 8 月 《工业保护法》对部分工业品加征关税，缓解了价格下跌趋势，英国原材料批发价格指 数于 1922 年 4 月触底，之后温和上涨。

顺差国视角，关税并没有对美国造成显著通缩压力，大萧条中的价格下行更多来自 国内需求的萎靡。美国作为一战后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1920 年代由于整体处在“柯立芝 繁荣”的经济扩张期，关税并没有对价格形成显著的下行压力，反而整体呈现温和通胀的 态势。1921 年 5 月《紧急关税法》提高关税，1921 年 6 月 CPI 触底，1922 年 9 月出台 《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加速了 CPI 的上行，CPI 整体维持在 3-4%的温和通胀区间。 1930 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虽然价格水平持续下行，但不论是 CPI 同比还 是工业和农业价格指数都没有出现斜率放大的加速下跌，这一时期通缩的主要原因还是 国内需求的萎缩，关税对价格下跌的影响有限。

当前：逆差国视角，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尚不明晰，可类比增值税（一次性冲击） 和供给冲击（持久通胀）两种假设。理解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及潜在政策应对的一种方式， 是将关税类比其他突发性通胀压力，例如增值税（VAT）上调与供给冲击。1、增值税上 调，以固定幅度提高商品价格，通胀短暂上升后回落。这种情况下税收既不会改变商品 供应量，也不会改变家庭可用于消费的资金总量，其作用仅是以固定幅度提高商品价格。 此类情形通常表现为通胀短暂上升，伴随实际需求走弱，最终通胀会回落。消费者名义 支出规模变化不大，只是购买数量减少。2、供给冲击，这种情况下通胀通常更具持续性。 由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此类情形下往往需要配合紧缩的货币政策，否则价格将持续上 涨直至需求被抑制。典型如 1970 年代美国经济高度依赖石油，而长期石油短缺导致通胀 （有限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进而需要实施紧缩政策以抑制需求。 顺差国视角，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较 1930 年代美国更灵活，双宽配合内需刺激，关税 对价格下行的影响或不显著。相比 1930 年代的美国受金本位制约束，货币政策在需求下 行背景下为了保护黄金储备不能通过宽松刺激经济，当前的中国拥有更加灵活的货币政 策，可以根据需求变化采取宽松措施对冲，并且当下已处在财政和货币双宽的政策环境 中。除此之外，当前国内政策将扩内需放在首位，3 月全国两会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提 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3/16《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快速跟进落地，4 月政治局会议定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国内政策的积极对冲下，本 轮关税政策对国内价格下行的影响有限。

四、政策应对：对内双宽，对外顺差国寻求贸易，逆差国倾向维持壁垒

（一）对内：财政、货币双宽，货币贬值

1930 年代美国：财政转向凯恩斯主义，货币摆脱金本位，货币宽松+美元贬值刺激 经济。财政转向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国内需求。美国政府债务/GNP 从 1929 年的 16%提升至 1933 年的 40%，进一步上行至 1939 年的 45%。货币舍弃金本位，通过 货币宽松和美元贬值刺激经济，1933 年-1937 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增加 42%，同时将贴现 率从 1931 年的 3.5%降至 1934 年的 1.5%，鼓励银行放贷。此外，放弃金本位制使得美元大幅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货币和财政的双宽配合，成功帮助美国摆脱了资产负债 表衰退，走出通缩困局，1933 年 11 月美国在经历连续 3 年通缩后 CPI 同比首次转正， GDP 同比从 1932 年-12.9%升至 1934 年 10.8%。

当前中国政策路径类似，通过货币的宽松和财政扩张刺激内需。为应对本轮关税冲 击，中国政策类似去年 924 前后，第一步支持资本市场，以汇金为代表的国家队提供真 金白银流动性支持；第二步逐步转为财政货币的双宽对冲实体经济下行。当前货币、财 政双宽节奏加快，货币降准降息落地，财政资金下达速度加快，截至 5 月末地方新增专 项债发行进度达 38%，高于去年同期 30%，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计划相比 24 年也明显 前置。以双宽政策拉动内需或为政策对冲的重要应对手段。当前中国相比其他主要经济 体，政府杠杆率较低，财政存在较大发力空间，截至 24Q3 发达经济体政府杠杆率 108%， 日本 215%，法国 114%，美国 112%，中国 25Q1 政府杠杆率有所提升 63%，仍远低于其 他主要经济体。

（二）对外：顺差国寻求贸易合作，逆差国寻求壁垒

顺差国：1930 年代美国希望输出产能，1934 年后通过谈判与多个国家签署协议下调 关税。1934 年美国通过《互惠贸易法案》， 授权总统和其他国家谈判关税协定，不需要 通过国会的逐项审批。从 1934 年到 1939 年，美国与其他国家总共签署了 22 个旨在降 低各自关税的贸易协定（谈谭，2010），美国征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率由 1932 年的 59.1% 下降至 1939 年的 37.3%。 顺差国：当前中国积极寻求贸易合作。在 4 月 2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华加征“对等关 税”后，中国迅速调整贸易战略，通过深化与东盟、欧盟等关键经济体的合作谈判，积极 对冲外部市场风险并重塑全球供应链布局。面对美国单边关税压力，中国一方面加速推 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东南亚市场整合，与东盟就农产品 零关税、数字贸易规则升级等议题展开磋商，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盟进行多次会谈，双 方围绕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中国对欧盟白兰地反倾销案、出口管制等紧迫而重 要的议题进行了专注、坦诚、深入的讨论。 逆差国：当前的美国对比 1930 年代的英国，逆差之下仍希望寻求关税壁垒的保护。 英国 1931 年退出金本位后英镑大幅贬值，并实施《非常进口税法》，对于一些特定商品 征收歧视性的高关税，成立英镑集团后更是对集团外的经济体维持高关税壁垒。为了扭 转贸易逆差和防止资本外流，1932 年英国正式实施《进口关税法案》，对非英联邦国家 的进口商品征收最高 30%的关税。并且在之后维持“小院高墙”的贸易模式，并未通过 降低关税来换取贸易份额。当前来看，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与 1930 年英国类 似，希望通过关税壁垒缓解债务压力和引导制造业回流，虽然与其他经济体进行了积极 谈判，但短期美国或许不会放弃关税壁垒的保护。

顺差国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方式让渡一定利益来消化顺差。大型经济体 无论存在贸易顺差还是逆差，都会对其贸易伙伴产生外溢效应。在贸易失衡无法快速消 除也无法根本消除的情况下，顺差大国找到合适的方式循环自身顺差可起到增加善意、 减少摩擦的作用。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在出现经常项目巨额顺差时，都曾选 择让渡一定利益来消化顺差，包括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精心设计附加条件）、由出口变 为出海、构建一个货币区从而在货币区内循环等。典型如 1830-1914 年英国经常账户顺 差累计 40 亿英镑，其消化顺差的方式基本为对外投资，其中大约一半流向交通等基础设 施领域。美国在二战后通过援助的方式消化顺差，1947-1951 年美国通过 130 多亿美元的 马歇尔计划，把几乎当时全部的对外顺差援助给欧洲，促进了欧洲复苏，同时也达到了 重要的地缘政治目的。

五、贸易格局：关税驱动多极化贸易体系加速形成

1930 年代：全球贸易战爆发后形成了“小院高墙”的分散化贸易形式，货币集团主 导国享受贸易优势和铸币权。1931 年英国退出金本位后，通过其庞大的殖民体系建立了 “英镑区”，该集团以英镑为主要结算货币，成员国包括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和自治领， 贸易格局主要是英国进口殖民地原材料，如澳洲羊毛、印度棉花等，并向其出口工业品， 如机械、纺织品。此外，1933 年美国退出金本位制，之后逐步形成以美国本土、拉美国 家（墨西哥、巴西）、菲律宾（美属殖民地）为成员的美元集团。美元集团的形成逻辑本 质上是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协同输出：通过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绑定债务国美 元偿付义务，迫使参与国形成“资源出口-美元回流-工业品进口”的闭环链条。作为货币 集团的主导国在贸易方面享受优势，英、美都在各自的货币集团成立后实现了出口的触底反弹。同时由于集团内部要求固定采用英镑、美元等作为结算货币，因此为货币汇率 的企稳提供了支撑，英国、美国在放弃金本位后都出现了本币的大幅贬值，而随着货币 集团的成立，贸易结算的货币限制保障了主导国家的铸币权，也支撑了汇率的稳定。 当前：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引发多极化贸易体系加速形成。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一些国家为了减少对美贸易依赖，可能更多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从而促使贸易 格局分散化。中国方面，5 月 6 日与欧盟达成共识，双方同步取消持续四年的交往限制； 5 月 20 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在新形势下推进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他经济体方面，日本和欧盟之间倡导在法治与自 由公平贸易等多领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此外， 日本还在加紧通过主导 CPTPP 贸易圈构建“去美国化”市场，当前 CPTPP 已吸纳 12 个 成员国，形成占全球 GDP 15%的独立贸易圈。美国关税政策还将推动全球最大的自贸协 定 RCEP 加速发展，RCEP 是 2012 年由东盟发起，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 15 方成员，近日 RCEP 智库联盟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推进以亚洲 为重点的区域自由贸易进程进行交流。

六、技术迭代：康波周期中的科技革命

1930 年代：蒸汽时代迈向电气时代，美国、德国抓住机会实现赶超，英国未能跟上 陷入衰落。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技术成为第一、二轮康波周期主导国， 但之后陷入蒸汽技术路径依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未能及时转向电气化。美国、德国 通过发电机和电力系统，使工厂摆脱了蒸汽机对煤炭和复杂机械传动链的依赖，实现“一 根铜线传递能量”的突破。相比之下，英国工厂仍依赖占地数千亩的蒸汽动力系统，生 产效率被超越。此外，1930 年贸易战爆发后，英国通过帝国特惠制保护传统产业，但未 对电气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生产过度依赖殖民地经济，由于殖民地工业基础薄弱，导 致英国工业技术迭代停滞，在竞争力上大大落后于美国、德国。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新兴 产业龙头企业的崛起，典型如 1892 年成立的美国通用电气（GE），凭借垄断性的电力设 备、输电网技术和工业电机系统，成为电气化革命的核心引擎。福特汽车 1913 年通过流 水线生产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以 T 型车实现汽车普及化。德国西门子在发电机、有轨 电车和远距离电力传输技术上领先，奠定德国电气工业基石。相比之下，英国传统产业巨头逐渐衰败，帕森斯汽轮机公司在 1884 年发明了革命性的蒸汽轮机，但因资金短缺和 产业化能力不足，被通用电气等对手通过规模化生产反超，最终丧失技术优势。 当前：中美在 AI 领域的战略博弈，正成为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竞争的核心变量。 华创策略前期报告《从康波周期看中美科技对比——科技 AI 系列 4》指出，中国在科技 领域已追赶至能看到美国的“尾灯”，同时在部分领域逐步扭转差距后并形成新的竞争 格局，其中 AI 整体差距加速收敛，以 DeepSeek-R1 为代表的中国 AI 模型的崛起正在重 塑全球 AI 发展格局，根据知名的 AI 模型评测平台 Chatbot Arena 公布的最新榜单，当前 中国 DeepSeek 的 AI 模型产品位居全球 AI 大模型的前 10 名。

七、关税背后的政治诉求：贫富差距下保护旧经济的选票工具

贫富差距带来保护旧经济的政治诉求，关税一定程度上是保护底层人民的选票工具， 但历史上看效果不佳。由于技术进步的成果分配不均，往往会导致财富向少数掌握新技 术、新产业的人群集中，带来贫富差距的拉大，典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第二 次工业革命后的美国，以及 1980 年代互联网发展之下的美国。而贫富差距的拉大会带来 政策上保护底层人民和旧经济的诉求，典型如 1920 年代美国的新兴产业是汽车、家电、 机械等制造业，农业属于旧经济，而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诉求带来了农业部门的 保护，1928 年共和党候选人胡佛在竞选活动中提到“我们国家今天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是 农业。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直接为三分之一的人民带来繁荣和满足”。但从结 果来看并不理想，1922 和 1930 年两次关税政策对缓解美国农业的压力都没有起到明显 的效果，核心的原因在于关税保护的结构性错配，直到大萧条之后美国通过对农场主补贴，提升农产品价格，才缓解了农民债务压力。 当前：美国希望通过关税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也是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对策之一。 当前美国贫富分化正在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发展，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0.1% 家庭拥有 13.8%的国家财富，这一数字打破了历史记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底层 的 50%的家庭仅拥有全国财富的 2.5%。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关税壁垒引导制造业回流 成为保护美国工人就业，保障底层人民权益的政治诉求。但这一过程难度极大，一方面， 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同时美国劳动力还面临数量和技能双重短缺， 工人整体素质难以匹配企业的技能需求。另一方面，制造业投资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 特点，企业需要稳定、可预期的商业环境，而美国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也让很多企业不 愿在美进行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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