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球供应链新秩序：贸易战并非制造强国的桎梏

一、1970 年代的全球经济：日本经济高增而美国陷入滞涨

（一）冷战大背景下日本生产经济体定位明确

得益于冷战时期特殊贸易氛围，战后日本拥有美国给予的特殊经济扶持政策、自由的贸易环境。 冷战时期国际经济秩序呈现出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经互会（CMEA）。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往来极为有限。 GATT 内部，美国主张自由贸易，并拉拢成员国，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对其进行扶持，以遏制前苏联。 美国基于战略考量对日本实施特殊的经济扶持政策。 日本被定位为美国的“远东工厂”，并在科技领域获得了美国的技术外溢。同时，美国政府不仅默许日本 针对农业部门设置非关税壁垒，还对制造业领域的产业保护政策保持战略宽容。 即便在日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还是接受了日本形式化的市场开放承诺，对日本维持行政指 导、主银行制等非传统市场手段采取默许态度。 特殊的国际经贸背景之下，日本出口金额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全球出口大国。 日本出口依存度不断攀升，在 1980s 超过 13%。日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自 1964 年起爆炸式上升，在 1970 年一度达到 8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口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汇率扭曲优势。 日本汇率在二战后长期处于扭曲状态。1949 年实施的“道奇方针”确立了美元兑日元 1:360 的单一固定汇 率制。这一人为设定的汇率水平意味着日元被严重低估。通过本币贬值优势，日本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 格竞争力显著提升。除了特殊的经贸关系之外，日元定价人为扭曲，也加速了日本出口大扩张。

（二）乘势外需扩张，日本启动国内快速城镇化

与此同时，日本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成为拉动日本经济高增的引擎。 1945 至 1975 年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幅达 1.6%。至 1975 年，日本城市化水平达到 76%。 1955-1975 年间，工业整体增加值增速保持 10.7%的较高水平。就制造业发展而言，该阶段内制造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达11.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从 1955年的37.2%和 38.1%，提升至 1975年的 43.5%和 45.3%。 日本经济快速追赶美国，其名义 GDP 占美国名义 GDP 的比值由不足 1 成快速升至 7 成左右。日本人均 GDP 快速攀升，于 1987 年首次超越美国。

（三）石油危机引发滞涨并拖累美国陷入困境

战争经济退潮、科技发展停滞、出口竞争激烈等因素导致美国经济乏力。 在需求侧，美国战争经济逐渐退潮。1945-1960 年间被二战压抑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住房需求逐步接近饱 和，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形成的"军工复合体"投资热潮趋于消退。 在供给侧，美国科技发展陷入停滞。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 1950-1960 年的 3.2%降至 1960- 1970 年的 1.5%。这种"技术停滞"现象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尤为突出。以汽车为例，1960-1970 年间单位劳动生产率仅提 升 17%，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优势被德国和日本逐步侵蚀。 同时，美国出口受到东亚和欧洲的竞争压力。全球商品市场开放程度显著提升，美国企业的传统比较优势 面临挑战。美国出口额占全球比重从 1947 年的 32.4%持续下降至 1970 年的 15.5%，并于 1971 年首次出现了 13.03 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 1973 年石油危机造成滞涨，美国经济遭遇沉重打击。 一方面，能源价格飙升猛烈推高了生产成本和消费品价格，美国 CPI 同比增速一度超过 12%。另一方面， 经济活动遭受严重抑制，工业生产下降，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大幅萎缩，GDP 连续出现负增长，失业率大幅上 升至 9%。股市也遭遇暴跌，道琼斯指数从高点回撤超过 40%。

二、日本优势产业冲击美国制造，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

（一）日本优势产业：从纺织到钢铁，再到汽车、半导体

1946-1990 年间，日本优势产业变迁主要分为三阶段：劳动驱动型（1946-1960 年）、资本驱动型（1960-1973 年）、技术驱动型（1973-1990 年）。 战后经济增长期（1946-1960 年），日本的优势产业为劳动驱动型产业，即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 日本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构建初级工业化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1955 年，日本食品产 值占比高达 17.9%，纤维与服装产值占比高达 17.5%。 经济高速增长期（1960-1973 年），日本的优势产业为资本驱动型产业，即以钢铁、煤炭、石化、造船为代 表的重工业。 在日本前期“倾斜生产方式”和“集中生产方式”等产业调整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优先满足煤炭和钢铁部门的 生产需求，对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等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贷款，以此带动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恢复。进入 60 年代，日本的重化工产业成为其优势产业。 低速增长和调整期（1973-1990 年），日本的优势产业为技术驱动型产业，即以家电、汽车、半导体为代表 的中高技术业。 两次石油危机促使日本产业结构向技术驱动型产业转型。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从最初的 4. 1 美 元/桶，上升至 39.75 美元/桶。这对于高度依存能源进口的日本形成冲击，尤其是重化工业。除此之外，重化工 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大量排放有毒物质，引发了日本四大公害病事件，推动日本产业转型。 1990 年，一般机械、电气机械、运输机械产业占比分别达到 10.3%、16.7%、14.4%，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

（二）美国优势产业：从钢铁到汽车，再到计算机和半导体

1945-1990 年间，美国制造业经历了三级跃迁：原材料制造业（1945-1960 年）、加工制造业（1960-1973 年）、高端制造业（1980 年后）。 1945-1960 年间，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产业为原材料制造业，以钢铁行业为主要代表。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缔造了美国钢铁行业在制造业中的优势地位。1955 年，美国粗钢产量高达 1.06 亿吨， 为大萧条时期产量的 7.6 倍。 1960-1973 年间，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产业为中高端制造业，以汽车和机械设备为主要代表。 在技术革新与规模效应的双重驱动下，汽车制造、机械装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加速成型。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美国汽车销量同比在-11%到 25%的区间波动，下行的幅度远小于上行的幅度。 1980 年后，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产业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高端制造业。 20 世纪 80 年代，以计算机硬件创新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美国信息业迅猛发展。根据美国统计摘要， 美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从 1975 年的 422 亿美元增长到 1985 年的 2014 亿美元，与传统制造业规模基本呈现 1:1。

（三）日本产品抢占美国市场份额，对美顺差持续扩大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在 1970 年不足 20 亿美元，1985 年顺差突破了 500 亿美元。 来自日本的钢铁、电视机、机床、汽车等商品出口，持续抢占美国市场份额。由此承担竞争压力的美国中 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纷纷衰败，失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轻工业方面，以纺织品为例。日本纺织出口以美国为核心消费市场。1953 年，日本纺织业受产能过剩影响， 其棉纺织品出口价格低于国际均价，催生出口扩张。1955 年对美棉织品出口额升至 111 亿日元，较 1953 年 22 亿日元实现近四倍增幅，其中女装衬衫出口量从 0.5 万打激增至 40 万打，同比增幅达 80 倍。1951 年日本棉纺 织品在美国棉织品进口市场占比为 17.4%，1956 年则达到 60%以上。 在重化工品方面，以钢铁为例，1974-1976 年间日本对美钢铁出口量实现 70.2%的同比增幅，总量逼近 800 万吨规模，占据美国进口市场份额的 55.9%。 汽车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在石油危机和严苛的环保政策推动下，日本凭借在尾气排放控制和节油技术方 面的领先优势，持续大量出口至美国市场。1970 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仅为 3.7%左右，然而到了 1981 年，这一比例攀升至 18.6%。 家电方面，日本黑白电视及彩电在美市占率从 1965 年的 10%及 1%增长到 1970 年的 28%和 16%。至 1976 年，日本彩电对美出口增至 283.6 万台，比 1975 年增加 133%，在美国进口市场中占比也达到了 30.9%。 半导体方面， 1979-1984 年间，日本对美半导体出口额从 4400 万美元激增至 23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 112%。与之形成对比，美国同类产品对日出口仅实现年均 14%的温和增长。这种贸易失衡在 1985 年《广场 协议》后加速演化：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市场渗透率从 1984 年的 14%持续攀升至 1989 年的 26%，而美国企业同 期在日市场份额始终徘徊在 11%-13%区间。

三、美国对日开启贸易战：五个层面

美国对日贸易战法案接连出炉，行业覆盖范围最初从纺织品和钢铁，逐渐扩大到汽车、半导体、船舶等中 高端制造。

（一）针对美日竞争性行业，美国限制日本出口并强制打开日本进口

针对以钢铁、汽车和半导体为代表的美日竞争激烈的行业，美国通过 201 条款、非关税协定等方式，限制 日本出口并打开日本市场。 钢铁方面，美国通过 201 条款和非关税协定限制了日本钢铁出口。 1968 年，美国钢铁业指控日本存在倾销行为，迫使日本签订《日美钢铁产品协定》，使得日本钢铁出口自 主限制。随后美国在 1977 年依据 201 条款建立外国钢铁产品最低限价制度。 1983 年针对特殊钢领域，美国通过提高关税和进口配额施压，促使日本主动签署《特殊钢贸易协定》，承 诺五年内实施自愿出口限制。1984 年出台的《钢铁进口综合稳定法》明确规定进口钢铁市场份额上限，并迫使 日本承诺将美国市场份额严格控制在 5.8%以内。 汽车方面，美国通过非关税协定限制日本汽车出口、强制日本进口美国汽车零部件并开放日本国内汽车市 场。 1980 年，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联合施压美国政府对日本汽车实施进口限制，直接促成 1981 年《日美汽车贸 易协议》的签署。该协议以 168 万辆/年的硬性配额限制日本对美汽车出口上限。面对贸易壁垒，日本汽车业创 新性采取"合资组装"模式，通过跨国联合建厂实现产能转移。 然而由于核心零部件仍依赖日本进口，贸易摩擦焦点在 1980 年代中期转向供应链领域。经长达十年的拉锯 谈判，日本最终在 1992 年布什政府高压下签署《汽车零部件协议》，承诺两年内完成 190 亿美元美国产零部件 的强制性采购指标。更为深层的市场准入博弈则持续至 1995 年，尽管日本试图通过政府补贴和 WTO 机制缓冲 冲击，但最终被迫在《美日汽车及零部件协议》中全面接受美国提出的市场开放要求。 半导体方面，美国利用 301 条款、反倾销税、非关税协定，强制日本增加对美国半导体进口。 面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技术赶超，美国于 1985 年祭出"301 条款+反倾销诉讼"组合拳，先以国家安全审查施 压，继而由美光科技等企业推动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双反调查。1986 年美国政府作出三重裁决：提升进口关税、 加征反倾销税、同步启动《日美半导体协定》谈判。该协定不仅强制日本企业接受美方定价机制，更历史性地 规定外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强制份额须从 8.5%提升至 20%。

日本实施"第三国转口"策略规避限制，通过韩国、台湾等地的代工渠道维持全球市场份额，但美国对此于 1987 年执行对日本 300 亿美元的相关产品征收 100%惩罚性关税。1991 年美日签订新半导体协议，美国放弃了 第三国倾销指责。作为交换，新协议重申了外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市场份额 20%，强迫日本持续开放国内半 导体市场，而实际条约执行之后，美国的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超过了 30%。最终，美国在 1996 年完成半导体产 业重夺全球市场份额第一。

（二）针对美国劣势产业，美国限制日本出口

美国通过反倾销税、非关税协定等方式，限制日本对美出口，保护以纺织业和彩电为代表的美国相对劣势 行业。 纺织业方面，美国利用非关税协定限制日本纺织品出口额。 面对日本纺织品过度出口对美国本土轻工产业产生的冲击，美国纺织品行业协会提出“逃避条款”申请，要 求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进口，相关立法议案被提交至美国国会。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希望避免采取关税和 配额等保护主义措施，以维护 GATT 框架下更为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因此与日本就自愿出口约束展开谈判。 最终日本纺织业自 1956 年 1 月对美棉织品出口实行自主限制，并于 1957 年被迫接受《日美棉织品协定》。 1972 年，美日签订《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日本政府承诺将自主限制合成纤维产品的出口。 彩电方面，美国利用反倾销税、非关税协定限制日本彩电出口额。 1968 年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对日本 11 家电视制造商发起行业集体诉讼，要求对日本生产的电视机征收反倾 销税。在此推动下，1971 年美方对日实施反倾销关税。面对该反倾销税，美日直至 1980 年才达成和解：美国放 弃征收反倾销税，日本支付一定和解金。 另一方面，1976 年彩电产业保护委员会借助 201 条款启动调查，迫使日本接受了 1977 年《日美彩电协定》 的签订。该协定要求日本对美彩电出口控制在 175 万台/年以内，并迫使日本政府承诺实施出口价格监管。

（三）针对美国优势产业，美国迫使日本打开市场

美国通过非关税协定等方式，为以电信行业为代表的本国优势产业，打开日本市场。 美国的电信设备以高质量和低成本著称，但日本电信公司并未选择从美国进口相关设备，而是优先从本国 的电电家族企业群中进行采购。美国认为，日本电电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及日本政府相关政策对本 国产业的保护，导致了日本电信市场的相对封闭。

因此，1978 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电电公司在电信器材采购中实施开放政策。随后在 1979 年和 1980 年， 美国政府两次发布《琼斯报告》，详细列举了日美电信器材领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要求日本调整其对美国 电信器材的采购政策。在美国的压迫下，日本在 1981 年和 1984 年部分妥协，与美国签订两个政府采购器材协 定。 1985 年分类市场谈判（MOSS）虽允许摩托罗拉进入日本市场，但日本方面并未加以落实。1989 年，美日 开展电信谈判。但该谈判于 1994 年破裂，美国以恢复 301 条款威胁日本，最终迫使日本在 1994 年 3 月签署《日 美移动电话协议》。该协议要求东京-名古屋都市圈 18 个月内部署 159 个移动电话中心、释放 9900 个 F DMA 专 用信道并销售摩托罗拉电话。

（四）通过汇率干预的金融战：《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

美国还曾动用汇率手段遏制日本对美出口扩张。 “尼克松冲击”迫使日元进入升值进程。 1971 年，尼克松动用对外贸易法（TW EA），历史性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兑换，同时对所有涉税进口品临 时加征 10%附加税。这迫使日本政府在国际压力下于 1971 年 8 月 28 日放开汇率管制，启动日元升值进程。至 1973 年，日元汇率从 1:310 升至 1:280，约 9.7%的升值幅度直接削弱了日本出口竞争力，索尼、松下等企业对 美出口成本骤增，而美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则因日元购买力提升增长 23%。 最终，美国与日本等国达成《史密斯协定》。美国迫使日本等贸易伙伴接受美元对黄金贬值 7.89%、汇率平 价整体下调 10%的强制性安排。日元成为美元贬值的主要承压者。 《广场协议》的实施使美元贬值如期推进、日元升值速度远超预期。 自 1985 年 9 月协议签署至 1989 年 10 月 31 日，美元指数累计贬值 7.4%至 129.39，基本实现预定目标。美 元汇率持续探底，直至 1990 年 11 月 21 日创下 81.5 的阶段性低位，较协议签署时累计贬值达 41.7%。

日元汇率飙升直接冲击日本外需导向型经济结构，以汽车为代表的出口主力部门首当其冲。1986 年 3 月美 元兑日元跌至 174 的战后新低。大藏省虽紧急抛售日元干预市场，却难阻本币升值势头。同年 10 月，为换取汇 率暂时稳定，日本接受了美财长贝克"降息促内需"的解决方案。 1987 年度日本预算案维持紧缩基调，未落实扩大内需承诺，引发美方强烈不满。贝克认为日本失信，并暗 示日元应该继续升值。在贝克公开施压下，1987 年 1 月美元兑日元失守 150 关口，迫使 G5 财长 2 月签署《卢 浮宫协议》试图维稳汇率。然而协议签订仅一月余美元兑日元便跌破 145 的协议底线，协议宣告失效。

（五）针对关键技术领域，实施知识产权调查

337 条款被用于打压外部关键技术竞争。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随着日本在半导体、电子等高科技领域 迅猛发展并威胁到美国的技术霸权，美国企业频繁利用 337 条款反制。 337 调查主要针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集中于知识产权侵权，特别是专利 侵权（占比常超 90%），同时也涵盖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盗用及虚假广告等行为。一旦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经调查认定侵权成立，其有权发布极具威慑力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1）有限排除令：禁止列名被 申请人的特定侵权产品进入美国。（2）普遍排除令：不分来源地禁止所有同类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影响范 围更广。（3）禁止令：要求侵权企业立即停止在美国境内的销售、库存、广告等与侵权行为相关的商业活动。 （4）扣押和没收令：针对试图规避排除令再次输入美国的侵权产品，美国海关可依法扣押并没收。这些措施能 迅速将相关产品逐出美国市场，有效保护申诉方利益。 1972-1989 日本累计遭遇 78 起 337 调查，数量居全球第二，占比高达 25%。

四、美日贸易摩擦的日本应对

（一）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国内维持高技术制造业竞争优势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表明，外部压力可转化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日本制造业摩擦的演进路径清晰显示，约每十年日本便实现一次产业结构跃迁：从轻工业（如纺织）转向 重工业（如钢铁），再到加工组装业（如彩电），进而迈向高技术含量的汽车、半导体与电信领域。 为增强抗摩擦能力，日本在国内持续推进产业优化与技术自立，遵循“引进—消化—改良—创新”的路径， 培育面向未来的支柱产业。例如，在家电、钢铁等领域贸易摩擦激烈的同时，1978 年出台《特定机械信息产业 振兴临时措施法》，重点扶持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等产业，通过资金补贴、税收与金融优惠加大政策投入。 尽管20世纪80 年代日本多次对美实施出口自主限制，但是其部分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市场份额仍持续提升。 关键在于，日本通过不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保持韧性。

（二）鼓励企业海外投资，降低对美单一市场依赖

日本对美种种不平等要求步步退让，究其原因，源自于日本在军事和贸易上对美国的双重依赖。1985 年， 日本对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高达 37.1%。这种高度依赖使得美国一旦“关上门”，日本经济就容易“感冒”。 美日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后，日本从“出口立国”战略逐步转向“投资立国”战略，推出“黑字环流”计划。 “黑字环流”计划核心是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不但可以确保贸易顺差资金（黑字）回流，还可以获得更高投资回报，扩大对外市场，获得更多资源和技术。 这一计划实施，标志着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经济走上了以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为主导 发展道路。日本大举投资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大量产业基地，形成了日本企业全球生产网络。 1990 年跃居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05 年所得收支盈余首次超过贸易盈余，成为日本国际收支经常 项目的最大顺差来源。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分散至投资东道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 的占比不断下降，原有的摩擦点被弱化。 通过促进对外投资和出口的多元化发展，日本降低了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存度，对美贸易顺差的减少有效 弱化了原有的日美贸易摩擦点。 同时，海外投资收益回流日本，资金形成环流，有力支撑了日本经济持续发展。

（三）制造业出海带动金融出海，金融出海促进资金回流

金融危机后日本非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制造业企业，其中非制造业对外投资中以金融与保险业为 主。

从对外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来看，日本对外投资在 2008 年前以制造业企业为主；而从 2008 年开始，非制造 业对外投资比重超过了制造业，2022 年非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达到 68.1%。 从非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来看，以金融与保险行业为主，历年占比均在 10%以上。1995 年，日本输出入银 行与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组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主要负责对外投资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与此同时，趁着日 元国际化的东风，助力日本的金融与保险业在全球市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日本在本土经济之外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海外资产为日本带来持续正收益，形成了对本土经济的重大支 撑。 制造业的全球化扩张达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催生和依赖金融资本的同步出海。当企业在海外建立起庞大 的生产网络与供应链时，随之而来的是对跨境资本流动、汇率风险管理、国际结算和本地融资的巨大需求。此 时的“出海”已不再仅是产品的流动，更是资本、信用和金融服务的深度渗透。最终，通过这套成熟的全球金融网 络，在海外获得的利润与资本才能高效、顺畅地回流母国，形成“生产在外，利润回流”的完整闭环，实现全球资 源配置的真正闭环与价值兑现。 日本经常账户顺差的结构在 2010 年前后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前，顺差来源于货物贸易和海外投资收益；此 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甚至转为逆差，而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则持续扩大，成为支撑经常账户顺差和日元国 际地位的绝对主力。2023 年的情况极具代表性：尽管出现 9.3 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但凭借高达 34.9 万亿日元 的海外投资收益回流，日本依然实现了 21.4 万亿日元的经常账户顺差。 本质而言，制造业出海是载体，金融出海是血脉，而资本回流则是维系这一生态系统生命力的核心机制— —唯有实现"钱回国"，才能将全球产业布局的价值真正转化为本土经济动能。

五、美日贸易摩擦引发的全球影响

（一）摩擦缘起美日制造业力量对比失衡

日美贸易关系由初期的互助依赖转向激烈竞争，直接原因是贸易收支失衡。具体而言： 时间上，日本自 1965 年起对美持续顺差，尤其在 80 年代长期盈余，导致摩擦频发且严重。 规模上，日本对美顺差从 1979 年的 63.88 亿美元激增至 1987 年的 501 亿美元，扩大 7.8 倍，加剧了贸易冲 突。 行业上，贸易失衡由单一行业扩散至多个领域，高度集中的不平衡易引发贸易纠纷。 日美贸易摩擦的出现与两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密切相关。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相对上升而美国相对下降。美国因军备竞赛和财政赤字加剧负担，加之布雷顿森 林体系瓦解陷入滞胀，经济统治力受挑战。与此同时，日本进入黄金发展期，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偏高水平，与 美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人均 GDP 方面，1985 年前日本与美国差距明显，1986 年起日本迅速上升，1987 年美日 持平，之后日本小幅反超，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持续提 升。

（二）美日贸易摩擦后全球产业链再布局

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制造业直接投资，有效推动了以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为核心的区域性生产网络扩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日本企业积极利用东亚地区开放的市场环境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 资源，将大量中低端制造环节向外转移，在当地进行规模化生产。所产出的高性价比商品不仅被亚洲本地市场 吸纳，也广泛进入欧美消费市场。既避免了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又赚得了丰厚的利润。 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向东亚地区大规模转移制造业生产，在 1990 年日本对东亚地区的 制造业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上升至 43.6%。 受产业外迁且国内未出现新的主导产业影响，日本出口占全球份额持续下滑，而承接日本产能的新兴经济 体出口份额快速上升。

中国在 2001 年出口总额首次超过日本，2024 年占全球出口比例达 14.6%，远超日本巅峰期水平。 需说明的是，并非向海外转移产业的国家一定会出现空心化。这取决于两点，一是产业海外布局能否与国 内生产互补、创造新的生产；二是是否有新的产业发展来填补产业转移后的空白。日本出口份额的下降正是由 于产业外迁后国内并没有发展出新兴替代产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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