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军工行业专题报告：军贸，统筹管理，国防工业“量价利”向上突破的必由之路

一、军贸商业模式决定订单具有可持续性，成熟化发展 后有望形成第二增长曲线

（一）商业模式：军事战略牵引更具延续性，统筹管理促进体系化发展

军贸与一国的军事战略强绑定，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根据《国际军火 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国际军火贸易与一般国际民品贸易比较， 模式相对稳定，一般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以政治、军 事战略指导”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法国、巴西为代表的“经济利益指导为主”的 模式。当然两种模式并非对立，而是各有侧重，美国和前苏联都从军贸获得了丰厚 的利润，优先追求经济利益的军贸也要受国家政治和军事战略制约。根据《美国的 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黄如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和《俄罗斯的军事装备 工业与贸易》（黄如安，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国家安全战略对军事贸易的质 和量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两种模式的特点对比，“以政治、军事战略指导” 为主的模式受到国家整体规划指引和政策支持，更有利于促成交易，并成规模成体 系，长期可持续。

复盘美国，军贸与国家军事战略绑定发展的商业模式决定军贸订单具有可持续性， 主要因为国家层面可根据外围政治环境改变和国家战略转型及时引导市场划分从而 抓住机遇抢占份额、通过统筹管理促进军贸体系化发展、通过各类政策和外交手段 促成交易等。

1. 美国军贸与军事战略强绑定，实现“以军贸支持军工”，政治环境改变和战略转 型引导军贸发展和市场划分，相关法规条文逐步完善

美国军贸与自身军事战略强绑定。根据《国际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 1998）和《美国的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黄如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冷 战期间，美国为加强与苏联竞争而重向西欧盟国提供军援，冷战结束后要极力维持 世界领导地位，消除多极化格局，于是继续推进北约东扩、加强美日同盟、巩固澳新 亚太同盟、拉拢越菲等东盟国家，以创造对自身有力的国际安全环境，在这些过程 中军贸已成为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冷战后内需阶段性下滑， 美国推动军工产业重组，同时要求大力推动军贸出口，形成第二增长曲线。进入21 世纪，美国进一步巩固军事联盟策略，例如F-35联合开发项目成为强有力的手段之 一，通过军贸强化联盟关系，通过F-35的全球部署扩大同盟范围和影响力。

美国切实实现了“国内外双循环”、“以军贸支持军工”的良好生态。根据《国际 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和《美国的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黄 如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和《国外军工贸易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田 云华等，中国经贸，2019），1935年美国成立军火管制局负责监督军火出口，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为“世界工厂”，极大刺激了军火生产，期间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大量提供军火，战后美国成为核心军火商，每年武器装备出口达数百 亿美元，全球市场份额35%左右。二战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冷战后的海湾战 争和伊拉克战争等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武器装备出口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冷战结束以 来美国对内组织军工产业兼并重组，对外调整军售法规采取积极的军贸政策。根据 近期SIPRI公告数据，美国全球市场份额常年稳居40%以上，军贸在政府引导和统筹 管理下与时俱进，成为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重要工具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经 济效益。

军贸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不言而喻，但其经济效益亦不可忽视，美国通过军贸业 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国的军费开支和武器装备单位生产成本。总体来看，美国军 贸的效益主要包含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其发展历程或显示美国先 通过国家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奠定军贸基础，随后逐步向重视经济利益过渡实现健 康可持续的军贸业务生态。其中，经济利益不仅可以支持国内需求阶段性萧条保留 产线产能，同时还能一定程度分摊研发和采购费用给购买者等，有规模效应和需求 曲线，外贸通过增加生产量有助于降低单位生产费用。值得注意的是军贸也可节约 本国军费预算，根据《国际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国会预算 办公室估算1976年因80亿美元的军贸节约了5.6亿美元的开支。尤其出口飞机、导弹 等现代化高技术装备带来的节约效益更强。

从重军援向重军贸过度，期间军贸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逐步完善。美国武器装备出口 经历了以重军援为主向重经济利益的军贸为主的发展，期间军贸相关的法律法规也 逐步完善。根据《美国的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黄如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 和《国际军援军贸现状分析及启示研究》（王志恩，海装装备技术合作中心，2019）， 美国年均军援达到150亿美元，受援国和组织达到150家。20世纪50年代，为加强与 苏联竞争，美国强调军事集团策略，向西欧盟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当时美国大部分武器装备出口是无偿提供，年销售额不足10亿美元。60年代开始美 国调整战略，开始重视经济效益，军贸比例从20%上升到64%（1962-64期间），到 70年代末比例高达98%。 美国通过法律法规和条文手册等对军贸实行统筹管理：根据《国际军火贸易》（李 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和上海美国研究公众号2017年6月文章《如何卖武器：解 读美国的对外军售》，美国通过立法确立武器装备出口的决策、管理、实施机构和权 限，《共同防御法》确立了武器装备出口的基本原则，《军品外销法》将军贸从《对 外援助法》中独立出来成为法律依据，《军火出口控制法》进一步加强管理，形成如 今的两种贸易方式，即对外军售项目（FMS）和直接商业销售（DCS）。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院通过《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来实施《军火出口控制法》，用以规范从事军 用物项出口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军火制造商及出口商的行为。《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还包含《美国军需品名单》（USML），该名单将国防物资与国防服务划分为21大类， 从小型武器、海军舰艇到战斗机、卫星都进行了详细分类。《安全援助手册》是国防 部军贸管理指南，规定装备出口与安全援助组织管理的实施细则。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军贸优势不断巩固，除了国家战略引导之外，顶层法规政策等的 持续优化也进一步促进了军贸的成交。根据《美国的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黄如 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任总统都对军贸相关法规政 策进行了全面审议和修改调整。 1.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下半年出台系列促进军贸的重大计划措施，2000年发布《军 贸安全倡议》完成一系列出口改革，包括修改《国际军品贸易条例》、简化出口许可 证审批流程、加速决策机制等； 2.小布什政府侧重进行组织机构改革，据Defense One网站统计，自2001年至2008 年，小布什政府共批准了1286亿美元的对外军售。 3.奥巴马在2010年出台新的出口控制清单，改变国务院、商务部多部门颁发许可证 乱象、建立信息系统联结国务院和国防部以提高审批效率等。根据上海美国研究公 众号2017年6月文章《如何卖武器：解读美国的对外军售》，据Defense One网站统 计，自2009年至2016年，奥巴马政府共批准了总额高达2780亿美元的对外军售，对 外军售额年平均值达到347亿美元，远高于二战后美国军售年均值110亿美元。事实 上，奥巴马政府创下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外军售的新高； 4.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来推动放宽对外国军事销售的限制，鼓励美国官员在促进外 国海外军事销售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增加美国武器工业的业务。根据CNN官 网2018年10月发布文章《Trump administration touts 33% increase in foreign arms sales》，2017年5月，特朗普在作为总统出国的第一站---沙特出访时签署了一项价 值近1100亿美元的国防协议，同月重新授权向沙特阿拉伯出口Paveway弹药，结束 了奥巴马2016年12月的禁令。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常规武器转让（CAT）政策和无人 机系统（UAS）出口政策，美国私营国防公司可以直接向盟友出售某些类型的常规 武器和更广泛的无人驾驶无人机，而无需通过美国政府。根据POLITICO网站2020年 9月文章《Trump is blast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But he’s one of its biggest boosters.》，在2018财年（特朗普上任第一个完整财年）批准了超过556亿 美元的对外军售，而2016财年（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的外国军售为336亿美元。

冷战后美国进行国家战略转型并进行出口市场再划分，成功抓住俄罗斯处于弱势的 有利时机抢占中东、亚太和拉美市场。根据《美国的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黄如 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冷战后美国新的国家战略就是要极力维持世界领导 的地位，消除多极化格局，于是继续推进北约东扩、加强美日同盟、巩固澳新亚太同 盟、拉拢越菲等东盟国家，以创造对自身有力的国际安全环境，军贸也成为实现这 一战略的有力支撑。根据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和国家战略调整，美国也调整了军贸 策略，对市场进行了重新划分。

2. 美国通过统筹管理促进军贸体系化发展，FMS奠定战略合作基础，DCS偏后续长 期可持续销售

法规条文支撑下的美国军贸体系相对健全完善，分为对外军售项目（FMS）和直接 商业销售（DCS），作为第一大军贸出口国，美国拥有相对健全完善的军贸体系。 根据美国国防部2021年1月20日公示文件《U.S. Arms Sales and Defense Trade》 和上海美国研究公众号2017年6月文章《如何卖武器：解读美国的对外军售》，美国 对外出售军品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对外军售项目（Foreign Military Sale，FMS）， 属于国家政府间合作渠道；二是直接商业销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DCS）， 属于军工企业直接出口武器。

（1）FMS：外国政府与美国国防部签署购买合同，国防部从库存或向美国防工业购 买国防物资并提供给买方政府。 根据美国国防部披露数据，美国政府每年管理大约55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销售给外 国盟友。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PM/RSAT）的地区安全和武器转让办公室（Office of Regional Security and Arms Transfer）与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合作 管理FMS审批程序，后者负责在需求得到审批后协调军事部门与美国国防承包商对 合同的实施，为客户提供完整的防御能力，包括培训、维护和承包商后勤支持。相比 于DCS，FMS交易并不需要出口许可证，因为FMS的出口方是美国政府。 具体流程：（1）买方政府发出采购意向书（LOR）；（2）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将报价与接受书（LOA）提交国务院审查；若LOA金额超出《武器出口管 制法》规定的限额（主要国防装备1400万美元、国防物资或服务5000万美元、设计 和建造服务2亿美元），国务院需提请国会审批，国会有30天时间对军售进行审查（对 北约及其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及新西兰，美国政府在授权军售之 前15天正式通知国会即可），并有权提出反对；（3）国务院同意军售交易后，国防 安全合作局向买方政府发出LOA；（4）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履约。一般而言，一个FMS 项目从提交需求文件到得到审批可能需要数月时间，而合同需求的一揽子计划（产 品和服务）的交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主要是由于制造战斗机等复杂防御系统所需 的时间较长。

（2）DCS：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均不直接参与此类销售。若交易设备或服务涉及《美 国军需品名单》（USML）或《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当事企业必须获得国 务院发放的许可证或其他形式的授权方可进行交易。 政治军事事务局的国防贸易控制局（PM/DDTC）每年为美国军火清单（USML）的 21个类别下受控制的国防设备、服务和相关制造技术的销售提供约1150亿美元的监 管批准。任何参与涉及USML中描述的国防物品的活动的美国公司或个人都必须在 DDTC注册。根据DCS批准的出口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为4年，国防服务的授权可能 时间更长。军民两用物品和一些不太敏感的军事技术由商务部在商业管制清单（CCL） 上进行管制。自2013年以来，美国政府已将大量物品和技术从USML转移到CCL，以 减轻美国国防工业的负担。

FMS奠定与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关系，俄乌冲突对乌援助等原因推动2023财年FMS 总价值量创新高。根据美国国防部官网公告数据，2023财年FMS总价值为809亿美 元，同比增长55.9%，是有史以来向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的年度销售和援助总额 最高的一年。DCS总价值为1575亿美元，同比增长2.5%。其中，FMS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执行的官方军品销售体系，也是美国军贸采用的主要方式。FMS对美国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包括服务于美国自身的政策利益和战略目的，协助盟友伙伴发展和构 建军事能力，增强和扩大结盟与伙伴关系，深化美国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支持美国 自身国防工业发展等。例如2023财年的809亿美元FMS包括由美国盟友和伙伴国家 资助的622.5亿美元武器销售、通过外国军事融资计划筹集的39.7亿美元，以及通过 国务院的其他项目（如国际麻醉品管制和执法、防扩散、反恐怖主义、排雷和相关项 目）和国防部建设合作伙伴能力项目（如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助的146.8亿美元。 可以看出，FMS多为美国与战略合作伙伴基于战略合作目的签署的军贸合同，核心 意义在于通过军贸订单奠定双方战略合作基础。

DCS侧重于战略合作关系明确后后续长期且可持续的销售，年度价值量是FMS的2- 3倍。根据美国国防部2021年1月20日公示文件《U.S. Arms Sales and Defense Trade》，DCS是客户与军贸企业的直接交易，包括出口、临时进口、再出口、再转 让和经纪授权的装备、服务和技术数据的价值。根据2023财年美国对外军售和直接 商业销售合同示例，可以看出，DCS更偏向于战略合作关系明确后的后续长期且可 持续的销售，例如F-35在意大利有生产基地，于是意大利在DCS制度下采购用于制 造F-35机翼组件和子组件，美国与印度开展发动机技术合作，于是印度会在DCS制 度下发生用于制造 GE F414-INS6 发动机硬件的军贸订单。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 DCS年度价值量可以达到FMS的2-3倍，或说明战略合作签订的军贸合同只是引子， 后续长期可持续的采购才是军贸交易量的核心，而美国完善健全的军贸机制为长期 可持续的军贸采购提供支撑。

3. 美国通过各类政策和外交手段促成交易，支撑武器装备出口成规模成体系

基于健全完善的军贸体系，受军事战略牵引，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成军贸交易， 支撑武器装备出口成规模成体系。根据《美国的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黄如安，国 防工业出版社，2015）和《国际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冷战 后美国采取更为积极的军贸策略，1995年克林顿签署《第34号总统令》，要求驻外 使馆和政府官员大力支持武器装备出口，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一般而言，美国 促进军贸交易的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转让、研制专供出口的武器 装备、预先计划、提高审批效率、补偿贸易、免税和优惠贷款条件等。

除了以上常规操作外，美国还以多种方式促成军贸交易。例如美国空军提议实施“联 合武装力量增进项目”（CFEP），建议将美军使用过的F-16A/B折价出售给盟友和 友好国家，通过出口收回部分资金用于新战机研制，又可使购买国购买便宜的先进 战机。购买国仅需花费每架500万美元采购费，再支付800万美元进行改装升级，总 共1300万美元即可买到先进适用的战机，节约50%以上的费用。最后美国空军以4： 1的比例把波音商用飞机的数据回收资金重新投资制造F-16C/D，实际上，该方案实 现了四赢。

（二）营收端：对冲国内需求波动，成熟化后在长周期形成第二增长曲线

历史数据显示军贸与国内需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对于军工企业而言，布 局军贸有助于对冲国内需求的阶段性波动。根据兰德智库1981年3月发布文章 《 Modeling the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rms: an Economic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olicy Alternatives》，以美国的经验为例，不考虑出口税 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武器装备出口与国内需求可能呈现出一定程度 的反向关系。以越南战争期间为例，美国的军事合同总额（以1972年美元计算）从 1964年的373亿美元上升到1967年的535美元，到1970年又回落到365亿美元。其中， 美国的国内需求部分用两种定义表示，一是用军事合同总额减去所有出口，二是军 事合同总额减去所有出口和出口给越南和以色列的部分（当时出口给越南和以色列 的武器装备实际可以认为是美国自己的需求），下图展示的是1963-1975年间美国内 需与军贸之间的关系，可观察到阶段性反向关系较为显著。同时可观察到下图右侧 的曲线斜率大于左侧曲线斜率，即减去对越南和以色列的出口数据后，美国军贸对 国内需求的变化更敏感。

国内需求和军贸在短周期内各有波动，但长周期内均稳步增长。但以上结论并不代 表军贸和内需是冲突的，军贸交易受到国际局势、国家政策、多边关系、军工企业产 能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国内需求计划并不冲突，甚至 各自独立。通过对比2010-2023年美国国防预算与军贸转让量可以看出，整体来看， 国内需求和军贸在短周期内各有波动，但长周期内均稳步增长。对于军工企业而言， 布局军贸可以成为平衡国内需求波动的有利手段。

美国五大军工集团军贸业务已成熟发展，海外业务占比较高，占比在10-35%之间（剔 除波音商用飞机的数据），且稳定在一定规模水平。根据各公司年报披露数据，2023 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这五家美国公司的 海外业务营收占比分别为26%、35%、42%（波音客机业务）、12%、14%。2019- 2023年期间海外业务营收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64%、-4.38%，-6.37%、-4.54%、 -4.56%，期间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但可观察到2023年已开始修 复，同比增速分别为4.21%、-7.13%、18.31%（波音客机业务）、1.18%、1.75%。 可以看出，对于美国军工企业而言，军贸业务规模趋于稳定（受俄乌冲突影响22和 23年新增订单增长较快，但由于交付周期较长，企业确认时间滞后且会按照交付节 奏平均分布在多年，所以一般军贸业绩的兑现节奏相比订单落地节奏更为平缓）， 已经步入成熟化发展阶段，在长周期内贡献营收和利润，形成企业增长的第二曲线。

二、盈利能力：稀缺格局客观存在，价格较内需溢价， 成本端进一步强化降本效果

（一）趋势：军贸是军工企业穿越周期，实现“量价利”提升的必由之路

我们曾在2022年5月发布的文章《新·视角：航空供应链改革，源于规模，强于创 新与增效的新平衡》提出，美国军方对装备全寿命周期成本管控关注度持续提升。 从美国看，以固定翼为代表的军机呈现制造成本不断提升的趋势。参考《Why Has the Cost of Fixed-Wing Aircraft Risen》（美国兰德智库，2008年），基于统计的 运输机、轰炸机、战斗机等，在过去25年固定翼军机成本的增长率已超出普通的通 货膨胀指数，如消费者指数、国防部采购平减指数和GPD平减指数等，无论是基于 采购成本还是单位空重成本衡量，都体现为该趋势。美军多数军机的采购多使用成 本加成定价合同，在该合同条款下成本的上升决定了军方采购价格的上升，意味着 在同等采购数量下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所需费用随之增加。

军方对于军机性能的追求为推动其成本增长的主要因素。据《Why Has the Cost of Fixed-Wing Aircraft Risen》（美国兰德智库，2008年），军机成本主要包括无法控 制的经济驱动因素(economy-driven factors)和可以控制的客户驱动因素(customerdriven factors)。经济驱动因素的变量主要包括劳动力、设备和材料的成本，客户驱 动变量主要包括提供服务部门因飞机性能提升而需要增加的成本。对于经济驱动因 素，多是指各军种几乎无法直接控制的因素，包含人工、材料、制造设备等成本，例 如飞机制造人工的工资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这是制造商必须支付的成本， 此类变量超出服务部门的控制范围。兰德研究发现，设计工具、电子设备和推进技 术方面的技术革命使飞机制造商有机会创造出具有越来越大杀伤能力的武器系统， 其复杂性大大高于之前的型号。较新的战斗机包括复杂的电子战能力、使用更高的 推力发动机、具有更强隐形能力，此类因素成为飞机成本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军贸是军工企业穿越周期，实现“量价利”提升的必由之路。在性能需求提升牵引 采购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美国军方积极做出一系列改革。其中。（1）选供应商 端，保持单一战机承包商绝对垄断地位更经济，推动美国防部倾向采取“赢家通 吃”策略；（2）采购装备端，Block Buy三年采购F-35战机模式更经济，赋予洛马 公司大额预付款并间接强化其产业链地位，允许主承包商及其供应商利用数量和进 度确定性以及规模经济的激励和能力来节约成本，兰德公司预计较此前的年度合同 估计节省成本4.9%-6.1%，在大额预付款下军方采购成本也同时降低；（3）运营 维护端，美军对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成本关注度的提升，牵引美军多与主机厂签订 PBL合同模式。从结果看，对美军而言降低了维护成本，在激励机制下可激励主承 包商在设计、生产、维护等供应链选择上，尽可能选择低成本路径。除此之外，军 贸作为武器装备增长的第二曲线，一方面有助于从数量上强化规模效应，延长装备 生产存续周期，补充内需阶段性波动，从而降本，另一方面，军贸本身的格局稀缺 性和贸易模式使得超额利润客观存在，有助于军工企业成本管理和盈利能力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军贸业务的军工企业高度集中，超额利润客观存在。根据《国 际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军贸利润的垄断特征和一般垄断利润不同，主要体现在（1）国家实力是能否获取垄断性利润和获取多少的决定性因素， 市占率垄断程度越高，垄断利润越高；（2）军工企业通过对出口合同的垄断取得产 品高价的权利以获得高利润，由于集中管理和资质授权，能够从事军贸业务的军工 企业高度集中，例如美国军贸合同集中率一直较高，5家最大军工企业占据20%，合 同单项集中率更高，重大武器系统总包合同集中率高达100%；（3）分包制度和财 政支持使得企业有机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超额利润，由于广泛实行军贸合同分包制度， 军工企业只从事一部分合同生产，同时又可能拥有财政支持，报表呈现的利润率等 数据不一定完全体现所有利润，例如上世纪60年代一家美国公司承包了价值16亿美 元的导弹合同，按照7.1%的合同利润率该公司利润为1.13亿美元，但由于实际只完 成了22.4%的合同工作量，对应价值3.59亿美元，实际利润率高达31.4%。1969年美 国审计局曾审查146项军火合同，一定程度体现出了超额利润存在的情况。

（二）价格端：内需单机价格持续下降，但军贸产品相对国内溢价仍较高

F-35军贸订单占比高达30.66%，近年为应对地区冲突采购需求快速增长。以当前洛 马公司的明星军贸产品F-35为例，根据洛马公司官网2024年10月最新发布的F-35 Fast Fact数据显示，当前F-35国内外订单合计达3542架，美国防部需求2456架份， 18个国家的军贸订单合计1086架份，占比30.66%。截至2024年10月2日已经累计交 付1040架份以上。根据中国国防报2024年8月2日发布文章《F-35抢占欧洲军机市场》， 美国自F-35系列战斗机研发之初，便强调国际合作并计划向盟友出口，北约的欧洲 成员国成为其主要外销对象。截至目前，F-35的欧洲订单量占其出口订单总量的 56.7%。近年来，受战机更新换代需求和应对地区冲突等需求影响，欧洲多国大规模 采购F-35。

美国防部采购的F-35单机价格持续下降。根据2022年5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RS） 最新更新发布的F-35项目综合评估报告《F-35 Joint Strike Fighter (JSF) Program》 和装备参考公众号2022年5月16日发布的《F-35战斗机项目进度及经济性最新情况》， 美国防部分批次采购F-35战斗机，第14批次F-35A的采购单价已经降低至8000万元 以下，较第一批次的2.41亿美元采购单价降低了67.6%。联合项目办公室主要通过利 用经济订货量（EOQ）和投资成本削减方法来控制采购单价。通过经济订货量，承 包商可以为多个生产批次大量采购所需零组件，从而降低飞机制造成本。除此之外， 联合项目办公室还额外拨款给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商，专门研究成本削减方法。洛马 公司和普惠公司分别获得了1.7亿美元和1.31亿美元用于研究降低生产成本。据项目 官员报告，这些措施已经为项目节省了728亿美元经费，并可能在项目全寿命周期内 再节省113亿美元经费。

相较之下，F-35军贸价格相对内需存在明显溢价。我们选取公告合同金额和具体采 购数量的军贸订单与当期美国防部采购单价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全部军贸订单的 单机采购价格都高于内需价格，新加坡和日本的采购金额甚至翻倍，而欧洲的采购 价格溢价部分相对缓和，我们认为主要是美国对北约国家的军售采取一定程度的优 惠政策。

（三）成本端：军贸需求有助于强化规模效应和学习曲线降低成本的效果

军贸订单有助于增加装备生产数量，从而强化规模效应和学习曲线降低成本的效果。 根据A. A. Yeung, K. D. Yoho, and J. Arkes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Estimates of Unit Cost Reductions of the F-16 Fighter as a Result of U.S. Arms Export Production》， 军贸学者认为，武器装备出口具有许多经济效益，包括降低单位采购成本和保护生 产线。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显示，在一定范围内，武器装备成本随采购数量上升而 下降。理论上来看，如果能够通过外国订单增加国内需求处于较低水平的武器系统 生产数量，即通过外国订单增加国内产量，那么增加产量将导致单位成本低于没有 外国订单的情况。下表显示假设从最小产量到最佳生产量（规模效应和学习曲线最 大化对应的产量），各类武器装备的降本效果均较为显著，军舰和坦克降本幅度小 于10%，战机降本效果达到20%，而消耗属性较强的常规弹药和导弹的降本效果分 别为20-30%和25-40%。

复盘F-16战机生产周期成本与交付数量的关系，可以看出战机成本随交付数量上升 而下降。以迄今为止最多产的军贸产品F-16为例，根据A. A. Yeung, K. D. Yoho, and J. Arkes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Estimates of Unit Cost Reductions of the F-16 Fighter as a Result of U.S. Arms Export Production》，F-16项目始于1975年，美国 于1978年接收了首批五架飞机，1981年开始许多其他国家也开始与美国签订协议为本国空军购买F-16。主承包商洛马公司在十年内交付近2200架飞机，其中外国客户 占总交付量的35%。1991年开始交付量开始减少，到1994年底，F-16项目达到了预 期交付量的90%。在此期间，F-16平均成本（AUC：average unit cost）与交付数量 呈现出反向关系，即交付数量越多，战机成本越低。

敏感性分析显示，以F-16为例，飞机数量降低25%，成本将增加34%。根据美国政 府问责局GAO（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于1990年12月发布的 《Weapons Production: Impacts of Production Rate Changes on Aircraft Unit Costs》，空军自1982年以来开始大批量购买F-16，同时还向外国客户出售该战机。 在1990财政年度，空军将采购需求减少到每年108架，叠加外国销售使生产保持在每 年120架的水平。下表显示了空军预计的F-16采购单位成本敏感性分析，如果采购率 降低25%，即从120架飞机降至90架，相当于减去军贸订单，采购单位成本将增加约 12%，如果购买的飞机数量减半，单位成本将增加34%。

军贸对降低成本贡献度较为可观。就军贸订单的贡献度而言，根据A. A. Yeung, K. D. Yoho, and J. Arkes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Estimates of Unit Cost Reductions of the F-16 Fighter as a Result of U.S. Arms Export Production》做出的基于各类假设 的模型推演（此处省略假设细节和模型搭建及回归过程），估计美国在1984年至1991 年期间通过军贸节省了至少60亿美元。而从1975年到1991年，F-16的研究、开发、 测试和评估（RDT&E）成本按2009年美元计算约为35亿美元，这表明出口生产带来 的估计节省超过了飞机的开发成本。根据《国际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 1998），F-16的各类成本均显著低于国际上其他类型飞机，在军贸市场占据领先。

（四）产能端：军贸有助于保持生产线运转间接降本，产能亦是竞争优势

开展军贸业务有助于保持生产线运转，间接成为降低武器生命周期成本的措施。根 据A. A. Yeung, K. D. Yoho, and J. Arkes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Estimates of Unit Cost Reductions of the F-16 Fighter as a Result of U.S. Arms Export Production》， 一般而言，在国内需求阶段性停止的时候选择保留生产线运转的决定是在成本和未来修复预期之间的平衡。保留生产线运转可以防止生产能力的停止和短期内生产所 需的员工技能的丢失，能在需求重启或战争时期提供快速且经济高效的响应能力， 而重建停滞的生产线可能会导致高昂的重启成本，同时交付周期也会大幅增加。根 据《国际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前苏联通过大量的军贸出口， 不仅大大降低了武器装备生产的单位成本，同时维持了军工生产线，为战时储备了 足够的军工生产能力，例如T-55坦克由于造价低（约11.5万美元）在许多中小国家 很受欢迎，因此在更先进的T-62和T-72坦克研制出以后T-55还在大量生产，米格-21 和SA-2导弹等直到80年代初期仍然在为了出口而持续生产。 俄乌冲突以来，大量武器装备被迫重启生产线以应对战争期间突如其来的大量需求。 例如根据环球网2022年5月28日发布新闻《时隔18年再次采购，美国购买1468枚毒 刺防空导弹》，美国陆军已签署一项协议，购买价值6.87亿美元的“毒刺”防空导弹， 以补充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库存。合同没有明确的截止时间表，但估计全部交付可能 需要长达30个月时间。雷神公司在此前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美国国防部已经有18 年没有购买过“毒刺”导弹了。军贸为内需缺口期间保护生产线的一种节省成本的 解决方案。在国内需求阶段性停滞的情况下维持未来的生产能力会产生较大成本， 但如果能将产能分配用于出口生产，这些成本则可以显著降低。

三、可持续性：运维和体系出售催生持续需求，联合开 发实现与战略客户长期绑定

（一）供需端：各国加强装备建设呈常态化趋势，全球军贸需求持续增长

主要国家加强装备建设，军贸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近两年来我国亦提出要“加强 军贸等领域建设和管理统筹”，“军贸作为主责主业”。我们曾在2024年7月29日发 布的报告《再看军贸景气向上趋势，看好国内外双循环下军贸发展新格局》详细梳 理当前军贸发展趋势。2024年7月21日，据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到要加强航天、军贸等领域建设和管理统筹。据 航空工业公众号，2023年7月24日集团党组“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2023年度军贸 工作会议提出，将军贸作为集团公司主责主业，抢抓战略机遇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 的需要，必须坚决做到军品、军贸“两手抓、两手硬”，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军贸发展新格局。 国际安全局势趋紧，俄乌冲突以来全球主战武器交易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斯 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的数据，在2019-23年这五年期间，全球主战武 器交易量同比2014-18年下降了3.3%。但在经历过2020年的短暂低谷后，全球主战 武器交易量从2021年以来迅速抬升，2021年与2022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0.9%和 27.3%，2023年同比下降13.2%至291.04亿TIV。我们认为，2023年的阶段性下滑主 要因俄乌冲突于2022年爆发，该年度跃升幅度相对显著，同时2022年的转让量消耗 的或多为已有库存，新装备的生产和交付需要一定的周期，整体来看，全球武器交 易量增长的趋势是较为明显的。复盘1950年以来的全球主战武器交易量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地缘政治趋近会刺激军贸市场较快地增长，俄乌冲突以来军贸景气度提 升趋势较为明显。

国际军费开支持续增长，主要国家提升军费加强装备建设，2023年军费开支再创新 纪录。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2024年4月发布的《2023年世界军费支 出趋势报告》，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达2.44万亿美元，上涨6.8%（2022年上涨 3.7%）。世界军事支出比（定义为军费开支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增加到 2.3%，平均军费开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上升了0.4个百分点，达到6.9%，世界人均军 费开支306美元，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增加主要归 因于俄乌冲突的持续，以及亚洲、大洋洲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总体来 看，尽管诸多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改变近年来国际军费开 支增长的态势，尤其俄乌冲突以来，主要国家进一步提升军费投入，加强国防建设。

（二）产品端：平台类装备出口景气度高，体系化打包销售促进需求持续

飞机、舰船等平台类装备出口增速较快。基于SIPRI数据库，我们在2024年7月29日 发布的报告《再看军贸景气向上趋势，看好国内外双循环下军贸发展新格局》中提 出，近年来飞机、军舰等平台类装备出口景气度较高。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SIPRI）公布的数据，（1）飞机方面，受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等影响， 20世纪以前全球飞机交易量大多时间处于较高水平，并在1982年达到212.82亿TIV 的峰值。冷战结束后，全球飞机交易量的规模虽有所下降，但自20世纪初以来逐渐 上涨，2021年与2022年分别实现了18.1%与10.2%的同比增长，2023年下滑31.4% （交付周期长，受节奏影响）。（2）舰船方面，随着世界各国海军在役潜艇数量和 性能显著提高，以及对海洋作战领域的建设日益加强，21世纪以来军用舰艇出口交 易量处于历史较高水平。2020-2023年分别同比增长52.1%、24.9%、0.8%、41.9%。

军贸大国飞机、舰船等平台类产品出口较多。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平台类装备价值量较高，尤其是飞机，作为全球主战武 器交易量最高的武器装备类型，飞机出口较多的国家军贸整体出口量也较高。军贸 出口大国美国、法国、俄罗斯近十年的飞机出口占比均超过或接近50%，可以看出， 飞机出口或占据重要地位，贡献核心增量。我们认为，平台类武器装备一方面容易 成为军贸采购国的主战装备，采购需求长期绑定，另一方面，平台类装备可打包配 套产品形成体系化的产品系统出售，有助于军贸销售规模化发展。

基于平台推动多项产品构建产品体系实现打包销售，为客户提供成套的装备采购方 案，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利润。例如洛马公司军贸产品类别丰富，通过自家产 品打包销售或与其他公司协同进一步打开军贸业务空间。根据中关村蓝海军民融合 产业促进会公众号2020年8月5日发布的文章《军工行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军贸 产品营销模式研究》，洛马公司构建了多个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成套的装备采购 方案，同时调动公司各方资源服务于军贸工作，是采用体系化营销思路的典型。在 下图的产品体系中，洛马公司通过模块化和通用化的思路推出“一平台多负载”和 “一负载多平台”的体系化产品，实现多个产品打包销售。与此同时，洛马公司还和 其他军贸公司进行合作，以实现更广范围内的体系化产品销售机会，例如自家的导 弹和制导炸弹搭配其他公司的舰船和飞机的出口；自家的战斗机、武装车辆、发射 装置、通信装置等产品与本公司和其他多个公司的产品互相匹配，形成更为完整的 作战体系，为客户提供了全套的武器装备解决方案，也为公司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 间和更丰厚的利润。

（三）运维端：军贸后期运营成本或高于国内，全寿命周期管理是关键

各类武器装备运营维护费用可达全寿命周期成本的70%以上的水平，F-16运营维护 费用可达78%，考虑差旅等因素军贸产品后期所需的运营维护费用可能更高。新机 出售只是“引子”，随后产生的运营维护费用才是武器装备销售的核心部分，也是 全寿命周期管理范围内成本的主要部分。根据Cobianu, Aurel于2006年6月发布文章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of Operating and Support costs for F-16 C/D》，从武 器装备全寿命周期管理角度来看，F-16的运营维护费用（O&S：Operating and Support）可以达到全部费用的（TOC：Total Ownership Costs）的78%。过去，通 常各国从武器出口国获得武器系统的主要关注点是初始购置成本，对全生命周期成 本（LCC），特别是运营和支持（O&S）成本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估算O&S成本 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美国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关注，因为当时他们意识到 国防部大约一半的预算用于支付O&S费用。当前美国国防采办系统已经更专注于武 器装备的全寿命周期管理，整个流程较为复杂。其中，后勤保障部分采用的是以性 能为基础的基于性能的后勤保障模式（PBL：Performance-based logistics）。

各类武器装备运营维护费用可达全寿命周期成本的70%以上的水平。全生命周期成 本（LCC）包括整个生命周期的研发成本、投资成本、运营和支持成本以及处置成 本，全部费用成本（TOC）还包括与基础设施和业务流程相关的其他成本，因此TOC 比LCC更全面，但当前大部分成本分析还是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LCC）。以F-16 为例，全生命周期成本（LCC）构成中的2%为第一阶段研发投入，20%为第二阶段 投资成本，78%为第三阶段运营维护。相比之下，M-2战车2%为第一阶段研发投入， 14%为第二阶段投资成本，84%为第三阶段运营维护。由此可见，各类武器装备运 营维护费用可达全寿命周期成本的70以上的水平。运营维护O&S成本是指系统在整 个生命周期内的运行和维护所产生的成本，包括燃料、润滑油和维修零件及其相关 维护的费用，以及与改装相关的成本。对于典型的武器系统，O&S成本占系统LCC 的70%或更多。

军贸产品的运营维护内容与国内运营基本相似。根据中无人机招股书披露的内容， 在售后保障服务方面，公司根据与军贸公司签署的销售合同约定为最终用户提供商 保期内的用户地故障损坏免费检查或更换等售后保障服务。同时根据与军贸公司签 署的技术服务合同为最终用户提供技术保障服务，具体内容包括现场服务保障、专 项服务保障、技术状态管理、服务通报管理、外场技术质量问题处理、事故症候和事 故调查、用户走访、用户满意度调查、备件支持、返修件管理、应急处理预案等。 军贸产品后期所需的运营维护费用可能更高，人员差旅和备品备件采购的成本往往 高于本国运营。具体拆分来看，基于2004财年F-16C/D成本构成，人员投入占比35%， 操作和维护费用（O&M）占比52%。而在操作和维护费用（O&M）中，成本最高的 是库房级维修件（DLRs：Depot Level Reparables）占比38%。根据美国政府问责 局的一份报告，与发动机和机载系统相关的零件主导着飞机的维护和维修成本。在 F-16大约7000个可维修零件的可能领域中，25个最容易发生故障的零件约占系统总 维修零件成本的44%。而发动机和机载系统和维修往往涉及大量备品备件的采购需 求。考虑在军贸产品的后期运营中还需要专业人员常驻当地，以及备品备件从武器 出口国运输到进口国，不考虑军贸交易中可能采取的售后优惠政策，理论上来看， 针对同样的维修活动，军贸产品的运营维护投入成本要高于国内运营。

升级换代等因素推动新型战斗机运用成本不断攀升，服役周期变长，运营维护费用 的支出持续加大。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于2024年4月发布的《F-35 Sustainment: Costs Continue to Rise While Planned Use and Availability Have Decreased》，美国国防部计划将F-35战斗机的 服役期限延长至2088年，比最初预期时间长11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F-35战斗机 在服役周期内的总成本将超过2万亿美元。F-35战斗机在研发过程中大量采用高新技 术，包括装备第二代光电瞄准系统、新航电系统架构等。该举措虽然可以提高战斗 机的综合作战能力，但也使研发成本大幅上升。早在2014年9月，美国政府问责局 GAO发布的文章《F-35 SUSTAINMENT Need for Affordable Strategy, Greater Attention to Risks, and Improved Cost Estimates》显示，预计F-35的年度维护费用 远超老旧机型。

一般而言，运营维护的毛利率高于整机销售。根据中无人机招股书披露的内容，公 司主营业务中无人机技术服务的毛利率高于无人机系统及相关产品（整机销售）。 公司无人机技术服务主要包括总装试验试飞（含维修）、人影项目（人工影响天气）、 最终用户地现场技术服务、商保服务、挂飞、投弹等其他技术服务。2021年，公司 无人机技术服务主要来自于最终用户地现场技术服务收入以及为以前年度销售的无 人机系统提供商保服务而取得的商保收入。

（四）项目端：通过战略伙伴和联合开发实现与战略客户的深度长期绑定

F-35项目采用国际合作模式，联合开发者、供应商和采购国遍布世界各地。根据洛 马公司官网公开的F-35 Lightning II产品手册，F-35项目是由政府盟友组成的国际团 队开发、生产和支持的，该计划由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挪威、丹 麦和加拿大等八个国际合作伙伴创立。以色列、日本、韩国、比利时、波兰、新加坡和芬兰等七家外国军售客户也在采购和运营F-35，供应链由美国本土和所有购买F35的国家的1900多家公司的全球供应链组成。根据美国空军官网，F-35采用全新国 际合作模式，有9个国家（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在安卡拉决定购买 俄罗斯 S-400 地对地导弹防御系统后，土耳其被暂停进一步参与该计划）、加拿大、 丹麦、挪威和澳大利亚）参与其开发，通过汇集战略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冗余 的研发和提供世界各地的技术访问来实现经济性。

美国武器装备涉及海外生产，占比高达25%。根据World Peace Foundation官网 2019年6月文章《Trump Policy and Trends in U.S. Arms Sales》，2018年，美国 颁发了价值190亿美元的许可证用于在海外制造美国武器和武器部件，占美国所有 武器报价的25%。沙特阿拉伯等主要接受国正在寻求使其武器采购份额越来越大， 与本国的国内生产挂钩。与美国军火销售相关的最大就业出口是位于意大利和日本 的F-35总装厂。

基于战略合作伙伴模式，F-35从开发之初便绑定采购方。根据Airforce Technology官网2020年12月发布专栏介绍《F-35 Lightning II Joint Strike Fighter (JSF)》和中 国国防报2024年8月2日发布文章《F-35抢占欧洲军机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起 参与F-35国际合作的欧洲国家，根据投资金额、技术贡献和采购数量等划分为3个 层级，以合作伙伴身份大量采购该型战斗机。2001年1月，英国国防部签署了一份 谅解备忘录，在JSF的SDD（系统开发和演示）阶段进行合作。在授予合同后，其 他国家也签署了SDD阶段：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新加 坡和土耳其。2006年底，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英国签署了F-35生产、维持 和后续开发（PSFD）阶段的谅解备忘录。

1.英国是唯一的一级合作伙伴，在项目成立之初即参与联合开发。根据美国空军官 网，在项目成立之初的2001年10月26日，国防部副部长宣布决定继续进行联合攻击 战斗机（JSF）计划。空军部长宣布选择洛马公司与诺格公司和英国BAE系统公司合 作开发并生产JSF飞机。根据英国BAE系统官网，每架F-35公司参与15%的份额。时 至今日，英国计划到2025年底接收完毕首批48架战斗机。英国媒体称，2024年4月 初，英国国防部采购部长詹姆斯·卡特利奇在向下议院提交的报告中提出要增购27 架F-35，以确保到2033年拥有至少3个战斗机中队。 2. 意大利和荷兰为二级合作伙伴。根据European Security&Defence官网于2022年 11月发布的文章《F-35: Markets and Partners》，意大利是该计划中仅次于英国的 第二大合作伙伴，在设计和开发阶段贡献了4.1%工作份额。意大利不仅拥有欧洲唯 一的F-35总装生产线，还生产部分零部件。意大利共订购90架F-35，目前已接收23 架。荷兰共订购52架F-35，目前已接收39架，是欧洲地区交付完成率最高的国家。 3. 丹麦、挪威、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三级合作伙伴。例如挪威和丹麦分别 采购52架和27架F-35。2024年6月，挪威还宣布重启一个已封存40年的地下山体机 库，用于存放F-35，以提高其生存能力。实际上，美国与其战略合作伙伴实现的是 双赢，采购F-35的国家也可通过参与F-35项目获得订单。

联合开发模式切实有助于推动将盟友纳入采购计划，F-35全球部署正在成型。根据 美国空军官网 2006年9月 28日发布文章《F-35 centerpiece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在2006年9月26日空军协会举行的2006年航空航天会议和技术博览 会上，F-35项目办公室副项目执行官表示，F-35对伙伴国家之间的联盟建设非常有 用。如果考虑一个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联盟，它可以在彼此之间无缝运作，这对 所有参与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并代表了作战能力的新维度。美国通过 与战略伙伴国家之间进行关于预算、互操作性、技术共享等讨论，确实推动了国防 部将盟友纳入采购计划。就结果而言，当前全球范围内已广泛分布F-35的飞行培训、 基地运营、维修和升级设施、区域仓库、供应链管理和物流。

四、复盘法国和韩国：重视飞机等高价值量装备出口、 消耗装备产能和政府支持

（一）法国：跃升为第二大出口国，飞机等高价值量大单贡献核心增量

法国军贸的优势在于飞机等高价值量装备出口带动效应强，同时政治附加条件相对 少，殖民时期的基础助力非洲和亚洲市场开拓，政府为补内需高度重视军贸，长期 将其作为赚取外汇、推动本国装备技术发展、增加就业及配合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2022年出口额创几十年来新高，飞机等高价质量武器装备形成的大单较多。根据法 国核心期刊le monde2024年9月文章《French military equipment exports down sharply in 2023》、2024年2月法国国防部公告的向法国议会提交的法国武器出口 2022年度报告《Report to Parliament on France’s Arms Exports 2022》、中国国防 报2023年12月发布文章《法国武器出口持续增长》和国际防务评论公众号多篇报道， 2022年法国武器出口显著增长，全年武器出口额达269.7亿欧元（约合290亿美元）， 相比2021年的117亿欧元增长了1.3倍。阿联酋是2022年对法国武器出口贡献最高的 国家，签署的合同订单总价值超过169亿美元，占到法国出口份额的60%。从行业领 域看，得益于“阵风”战斗机合同，2022年法国在航空领域的武器出口占比达65%， 导弹设备占比约14%，还包括许多2亿欧元以下的武器维修和保养订单。法国国防部 长勒科尔尼表示，目前法国军工企业的代表性产品包括“阵风”战斗机，以及导弹、 护卫舰、潜艇、火炮、直升机、雷达和侦察卫星等。然而，2023年法国仅销售了价 值82亿欧元的国防设备，主要受大订单签署节奏影响，政府预计2024年的表现会好 很多，主要因阵风等战机近期订单落地预期向好，例如2024年4月塞尔维亚准备签署 采购达索“阵风”多用途战斗机的协议，并表示已经就购买12架“阵风”达成了“具 体协议”，11月达索航空公司正积极寻求与孟加拉国签订合同，出售两批12架“阵 风”F3-R和F4型战斗机。

法国政府高度重视并支持军贸，军贸是补内需的重要手段，军事工业占比可达41%。 根据《国际军火贸易》（李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缓 解经济危机给法国财政带来的困难，补偿日益增长的装备研制和采购费用，法国政 府积极推动军贸出口，戴高乐时期军贸被视为补偿装备发展费用的重要途径，德斯 坦和密特朗时期则将军贸视为补偿贸易逆差、支付石油账单、解决就业问题、控制 通过膨胀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法国国内需求不大，所以采取以出口促生产，以军 贸养军工的策略，军工产品半数用于出口。法国武器装备出口额在军事工业的占比 从1970年的19%提高到41%，1977年法国武器装备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 美国和前苏联。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统计数据，从2014- 2018年到2019-2023年的两个统计区间内，法国超越俄罗斯跃升至全球第二，转让 量增长了47%，占比达到11%。

法国军贸开拓并非一帆风顺，以其明星产品“阵风”战斗机为例，在早期也曾屡屡 碰壁，但凭借满足各方需求的性能优势、法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多次实战检验，最 终脱颖而出。根据空天界公众号2022年6月发布文章《逆袭：法国“阵风”战斗机的 出口之路》，“阵风”（Rafale）战斗机是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一型多用途第四代半 战斗机，于1986年首飞，2001年正式服役，是世界上少数“全能”战斗机之一，不 仅胜任制空和对海、对地打击任务，还可以担负执行侦察、电子对抗、近距离空中支 援、甚至具备核威慑等作战任务。“阵风”拥有出色的任务系统和武器挂载能力，其 有效载荷超过9吨，有各种任务吊舱，以及米卡导弹等多型先进制导弹药可供选择， 能满足用户国的各方面需求。虽然“阵风”战斗机性能突出，但法国军方采购数量较 少，为维系国产战斗机研发生产能力，法军在列装“阵风”次年便开始大力推进军贸 出口。在军贸市场中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F-16、F-15，瑞典的JAS-39E/F战机，欧 洲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机等。

殖民时期的基础助力非洲和亚洲市场开拓。一直以来，亚洲、中东和非洲是法国军 贸和主要出口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曾在殖民时期被法国涉及。根据斯德 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统计数据，2019-2023年间法国武器转让的最 大地区（占比42%）为亚洲和大洋洲，另外34%出口到了中东地区。其中最大进口国 是印度，占据其出口的29%。1980-1984年间法国向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 中东地区等国家出口装备比例明显提高，在1981年高达66%。90年代初期，海湾战 争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影响力迅速提升，法国转向东南亚地区，由于法国曾是许多 东南亚国家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亚洲市场开拓顺利，例如与新加坡签订直升机、 导弹、军用通讯系统和雷达合同，为马来西亚提供潜艇和直升机等。

（二）韩国：主动兼容美俄装备，受益消耗装备产能优势和国家大力支持

韩国军贸迅速增长的原因一方面得益于上文论述的政府提供体系化支持、借力战略 伙伴和联合开发、保留消耗型装备产线和产能、重视后期运营维护等促进因素，同时其继承美国和俄罗斯武器装备技术的兼容能力使得韩国能够迅速抓住俄乌冲突机 遇，一边弥补西方专注高端装备而丢失的产能和快速响应能力，一边补充俄罗斯出 口下滑产生的缺口，其产能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放大效应，军贸增速显著。 近年来韩国军贸交易量增长速度较快，出口国和武器装备类别多元化程度不断提升， 目标27年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统 计数据，2019-2023年五年统计区间内，韩国出口份额为2%，排名第十位，同时在 2023年实现了202%的同比增速（按TIV数值统计）。近年来韩国军贸交易量增长迅 速，2019-2023年五年统计区间较2014-2018年增长12%，2010-2023年复合增速 10%，主要出口装备类别包括舰船、火炮、飞机、装甲车和导弹。根据笹川和平基金 会官网2024年4月发布文章《Global Pivotal State: South Korea’s ascendance in defense exports》，2023年韩国将出口扩大到12个国家，高于之前的4个国家，出口 的武器系统类型从6种增加到2023年的12种。根据国际防务评论公众号2023年7月 20日文章，根据《韩国时报》7月18日的新闻报道，韩国产业和贸易经济研究所（KIET） 开展了一项针对韩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22年韩国的武器出口签约额 为173亿美元，是2020年出口签约额30亿美元的六倍。在2022年期间，韩国的战斗 机、坦克、步兵战车和自行火炮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多个订单，特别是对波兰的武 器出口，创下了89.5亿美元的最高纪录。报告同时预计2027年韩国的武器出口额将 会达到29.7万亿韩元，约合234亿美元。比2021年的15.9万亿韩元（125.6亿美元） 增长87%。韩国也将从2022年的全球第八大武器出口国，一跃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 出口国，仅排在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之后。

1.我们认为，韩国军贸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以北欧为首的采购国开拓进展顺利。 （1）通过加强与北约的关系实现对欧洲国家出口的显著增长。根据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官网2024年8月发布评论文章《South Korea’s Growing Role as a Major Arms Exporter: Future Prospects in Latin America》，在 2019年至2023年的40个最大进口国中，韩国是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挪威、波兰、 泰国和英国等6个国家的第二大供应国，同时是菲律宾的最大供应商。俄乌冲突以来， 韩国武器装备出口国日趋多样化，尤其是2022年通过与波兰达成的框架协议实现了 自身创纪录的武器交易，随后包括爱沙尼亚、芬兰和挪威在内的几个与俄罗斯相邻的欧洲国家相继从韩国购买了武器，例如2024年7月罗马尼亚确认购买总价值9.2亿 美元的54门K-9自行榴弹炮和36K-10弹药补给车。2024年7月，韩国加强与北约的关 系促进国防领域的合作，成为第一个同意承认北约军事适航认证的亚洲国家，未来 将在“支持乌克兰、网络防御、打击虚假信息和技术”方面与北约进行更多合作。可 以看出，韩国军贸出口的快速增长部分受益于与北约的紧密合作，而同时北约的国 防开支也在迅速增长，实现双击。根据CCTV4 2024年7月12日发布报道《“产能即 威慑” 北约盯上韩国军火库》，北约官方24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除美 国以外的成员国军费开支总额预计将增长17.9%，增幅创下多年来新高。2014年， 只有3个国家军费与GDP的占比达到2%，而到2024年达标国家数量预计将达到23个。 英国《经济学人》网站指出，2023年，北约成员国在武器装备采购方面共投入3600 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各国军费总额的28%，占比较十年前翻了一倍还多。

（2）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显著增加，填补俄罗斯武器出口下降造成的缺口。根据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官网2024年8月发布评论文章《South Korea’s Growing Role as a Major Arms Exporter: Future Prospects in Latin America》，根据近期趋势来看，韩国不断增长的出口部分填补了俄罗斯武器出口下 降造成的缺口，韩国已开始向埃及和越南等俄罗斯武器的前接收国出口武器。2021 年和2022年，阿联酋、埃及和沙特与韩国进行了大量武器交易。出售的武器包括埃 及的K-9、阿联酋和沙特的Chunmoo火箭发射器，以及阿联酋的Cheongung II中程地 对空导弹。2024年，沙特阿拉伯还将进口KM-SAM以加强其防空系统。根据兵工科 技快讯公众号2023年3月发布文章《从夹缝生存到高歌猛进，韩国军工企业缘何能在 国际军火市场上频频斩获大单？》，2022年2月，韩国同埃及签署价值18亿美元的合 同，向埃及出口至少200辆K9“雷霆”自行火炮和与之配套的支援车辆，这是K9继2021 年底打入澳洲市场后，首次成功登陆中东和非洲市场。

2.我们认为，韩国军贸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二在于产能充沛和快速交付，尤其弥补了 西方专注高端装备而缺失的产能。 韩国充足的产能来源于周边地缘政治因素，美国和俄罗斯武器装备技术助力发展。 根据装备参考公众号2022年11月发布文章《今年军售170亿美元 韩国军火出口为何 爆发式增长？》和兵工科技快讯公众号2023年3月发布文章《从夹缝生存到高歌猛进，韩国军工企业缘何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频频斩获大单？》和《国际军火贸易》（李 霖，解放军出版社，1998），自朝鲜战争以来，地缘环境促使韩国投入大量精力加 强其国防工业。冷战结束后，欧洲军事强国不再需要大量生产坦克、自行火炮等常 规武器，但韩国维持着大量生产这些武器的防卫产业体系。上世纪50-60年代海军军 舰制造业在美国援助下发展起来。70年代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启动导弹和步枪的自 主开发。80年代韩国具备坦克和舰艇的生产能力。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武器需求 减少，韩国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从1975年首个对外军售订单至今，短短47年间， 韩国实现了从武器完全依赖进口到对外大量出口。有竞争力的价格也是韩国武器装 备的一大优势，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市场开拓需要，一方面也是本土工业能力和产 能提升的结果。据韩媒报道，一辆德国“豹”2A7主战坦克的报价约为160亿-200亿 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87韩元）。相比之下，性能也很优越的韩国K2“黑豹”主战坦 克每辆仅需约80亿-100亿韩元。“德国之声”称，韩国的FA-50战机售价在每架3000 万美元左右，远低于美国制造的F-35。

韩国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快速交付、有竞争力的价格、与北约的武器互操作性使其 成为全球客户的有吸引力的选择。根据笹川和平基金会官网2024年4月发布文章 《Global Pivotal State: South Korea’s ascendance in defense exports》和CCTV4 2024年7月12日发布报道《“产能即威慑” 北约盯上韩国军火库》，在俄乌冲突爆 发后，波兰等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援助大量苏制武器，导致本国军队装备出现缺口， 亟需快速补充以弥补战力空白，韩国武器装备价格相对低廉，短期内可大量交货， 因而成为首选。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目前的155毫米炮弹库存量超过300万枚。俄乌 冲突爆发以来，韩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生产K-9自行火炮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出 口额增长了11倍。根据路透社2023年5月报道《Insight: Inside South Korea's race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arms dealers》，韩华航空航天已经在全球榴弹 炮市场中占据了55%的份额。根据NH研究和证券的研究，这个数字将在波兰交易后 估计上升到68%。俄乌冲突以来，韩国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强、发货速度快、与美国武 器兼容的优势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放大。根据装备参考公众号2022年11月发布文章 《今年军售170亿美元 韩国军火出口为何爆发式增长？》，据韩媒报道，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在制造能与美国武器兼容的装备，以确保在任何冲突中两国能并肩作战， 近年来也确实吸引了希望快速且相对便宜地重整军备的北约国家。此外，生产50辆 德国“豹”2A7主战坦克需要5年，而韩国3年可以生产180辆K2“黑豹”主战坦克。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出口武器装备的国产化率也在稳步提高。根据美国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官网2023年12月发布文章《South Korea：Country Commercial Guide》，韩国传统上依赖美国为其军队提供国防设备和系统，但多年来韩国政府主 导的发展当地国防工业的强有力举措使韩国武器装备国产化率逐步提升。2021年韩 国国防工业协会（KDIA）的数据，韩国整体武器系统国产化率从2016年的70.8%增 长到2020年的76.0%。尤其拥有强大国内技术基础的武器系统，例如火炮、通信电 子、制导系统、军舰以及化学、生物和放射性（CBR）武器国产化率相对较高，但 航空航天领域仍依赖外国供应商提供核心部件。

3.我们认为，韩国军贸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三在于国家层面积极推进，将开拓军贸写 进国家安全战略文件。 韩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军贸是重要手段之一，政府通过销售渠道 和合作模式进行大力开拓和支持。根据笹川和平基金会官网2024年4月发布文章 《Global Pivotal State: South Korea’s ascendance in defense exports》，“全球关 键国家”是尹锡悦政府的核心愿景。根据大韩民国国家安全办公室2023年6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尹锡悦明确表示，“作为以自由和团结精神为基础的全球关键国家， 韩国努力积极应对迅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在此背景下，国防出口是实现全球关键 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展示经济利益和加强外交关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政府广泛支持的军贸体系。韩国国防部于2022 年10月底新设专门负责国防产品出口的部门“防卫产业出口企划科”，旨在从泛政 府层面推动国防产品出口的扩大和拓展。根据兵工科技快讯公众号2023年3月发布 文章《从夹缝生存到高歌猛进，韩国军工企业缘何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频频斩获大 单？》，在政府支持和积极外交的作用下，韩国在销售渠道上通过培育本土知名防 务展会、参加国际防务展、巡回飞行表演、开展推销外交等方式对外推销韩国产武 器装备；在军火出口上对武器共同研发、技术转让、境外授权生产等各类出口项目 提供系统化支援服务，而且进一步完善向采购国提供示范模板、教育培训的各种方 案。

未来计划在市场开拓、配套政策、完善供应链和与美国合作方面发力。根据国际防 务评论公众号2023年7月20日文章，根据《韩国时报》7月18日的新闻报道，韩国产 业和贸易经济研究所（KIET）开展了一项针对韩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上述报告 指出，韩国未来应该（1）加大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深入 研究，并且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国内政策；（2）出台刺激有利于韩国企业对外出 口的配套政策，扩大出口信贷机构、私营防务企业和韩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沟通渠道； （3）高效且完善的零部件供应链将决定韩国在全球武器贸易中的地位；（4）加强 与美国方面的各项联系，建立一个专职组织或半官方机制，争取美对韩国出口并许 可对第三方转售防务技术。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