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非合作的发展潜力、投资机遇与风险挑战专题报告

中非合作引领新兴市场发展新格局

“金砖国家”扩容推动非洲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金砖合作进入新阶段，为全球经济格局注入了新的增长动力。2024年10月22-2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员后迎来的首次峰会,也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事件。金砖国家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全球经济发展问题，致力于通过促进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合作来推动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金砖国家的合作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通过金砖平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能够促进全球财富分配更加平等，减少由经济不平衡引发的社会动荡与冲突，推动经济共同发展，并形成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金砖国家”扩容推动非洲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扩容后的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人口、贸易和石油产量方面将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扩容后的非洲国家占据三分之一席位,进一步提升了非洲在金砖和全球南方合作中的影响力。这不仅为非洲市场注入更多投资机会，也有力提高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推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优化财富分配提供了新模式。

中非关系提升至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有何深意?

中非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中非合作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更代表了中国与非洲在现代化进程中共享红利的机会。中非合作正在为“全球南方”构建新兴增长极，提供稳定、高回报的投资环境，推动全球经济格局的优化与升级。2024年9月4-6日，中非合作论坛在京召开，标志着中非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此次峰会备受瞩目的一项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将中国与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层面，并将整体中非关系定位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全天候”(all-weather)原为航空领域术语，指能够应对各种复杂气象条件的能力。引申到外交领域,“全天候关系”则用来形容在各种环境和压力下依然稳固的双边关系,中非关系不受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不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国内经济动荡，双方合作依然保持稳健与持续，这种关系展现了其高度的韧性和长期性，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

创造性提出的“十大伙伴行动”助力不同领域的关键群体合作共赢。具体而言，文明互鉴伙伴针对政界;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伙伴面向商界;发展合作伙伴涉及金融界和体育界;卫生健康伙伴关注医学界;兴农惠民伙伴服务于农业界;人文交流伙伴连接教育界;绿色发展伙伴着眼于环保界;安全共筑伙伴行动则涉及军警界。这十个领域基本涵盖了非洲国家的主要有影响力群体。在这一框架下，中国通过与这些群体的深度合作，为正处于工业化与现代化关键阶段的非洲国家提供经验和技术优势，推动非洲的发展，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资源的优势互补助推中非高质量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和高质量合作。中国拥有资金、技术、产业链整合等优势，而非洲则蕴藏着丰宫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中非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农业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长期以来，非洲市场处于发达市场的边缘，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场真空地带”，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陈旧、投资不足和产业链不完善等方面。这种经济结构不仅限制了非洲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全球市场的均衡与效率。从这一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合作对象,恰好契合了非洲的发展需求。自 2013年以来，中国将非洲视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一合作优先解决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滞后和资金不足等发展瓶颈问题,不仅着眼于短期援助,更注重通过长期的投资与技术转移致力于支持非洲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开发初期阶段的“蓝海市场”，非洲为中国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和广阔市场。非洲是全球第二大洲,拥有丰宫的矿产资源,其中至少有17种矿产的储量位居全球第一包括铂、锰、铬和钴等，被誉为“世界原料仓库”。非洲这些丰富的战略性资源为中国的工业生产和能源安全提供了稳定的供应。同时，非洲也是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拥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自2010年以来，非洲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以每年3.3%的增长率增加，预计到2030年，非洲将拥有17亿消费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随着非洲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其为中国企业开拓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双方通过高效资源配置和协同发展，推动合作迈向更高质量的水平，实现共同发展。截至2024年9月，已有52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委员会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约占签署此类文件国家总数的1/3。

“南南合作”为全球稳定与发展贡献力量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关键成员。首先，非洲拥有全球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之一，包括矿产、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为全球工业和能源供给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非洲是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根据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前景》报告，未来几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大国家均位于非洲大陆，并且非洲具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有望发展成为全球具有活力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来源，为世界经济注入持续增长的动力。此外，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占有相当数量的投票权，特别是在联合国等全球多边组织中，非洲国家常常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发声，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深化与非洲的合作，中国能够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识，推动南南合作的发展。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全球贸易等关键议题上，中非的共同主张有助于形成全球南方的联合力量，平衡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同时，非洲的地缘战略位置也赋予其独特的枢纽作用，非洲连接亚欧美三大洲，控制着关键的国际航运通道。如苏伊士运河和好望角，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影响力。因此，尽管面临基础设施不足、贫困和气候变化等挑战，非洲的这些问题也为全球资本、技术和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投资和合作机遇。因此，非洲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关键力量，更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增长极和合作伙伴,在推动全球经济更平衡、更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非合作的历史演进与未来潜力

回望历史，自汉朝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中非就开始通过贸易、文化和人员往来等方式进行交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支援非洲进行民族解放运动，深入推进中非合作，伴随带路倡议的提出，中非合作越走越深。

(一)以贸易与文化交流敲开合作之门

中非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至10世纪的唐宋时期以及15世纪郑和下西洋。中非之间的商贸往来，特别是丝绸、瓷器等商品的交换，标志着早期经贸合作的开启。郑和船队三次抵达非洲东海岸，更奠定了双方之间的长期经贸联系。此外，文化交流也在此时展开，非洲的“胡床”引入中国，杜环的北非游历丰富了中国对非洲的认知。这一阶段的合作以经贸和文化互动为主，铺垫了后来的外交与合作。

(二)政局稳定为经济合作保驾护航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外交处于起步阶段。此阶段主要聚焦于国内发展问题，缺乏资源与非洲建立联系。此时，尽管非洲的支持组织较少，但一些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如沃尔特·西苏鲁开始访问中国。

1955-1965年间，中国加强了与亚非国家的联系。1954年10月《世界文化》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帮助正在蓬勃开展的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呼吁中共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在非洲大陆争取民族解放的高潮时期，中国通过1955年万隆会议表达了对非洲独立运动的支持，帮助其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政治独立。在非洲国家刚获得独立的时期，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在这期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技术支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医疗等领域。此时的中非合作特征是以反殖民和独立为核心的政治支持与实质性援助。同时这一时期,中非高层外交也日益活跃,1963年至1964年，周恩来率团访问了非洲十国，毛泽东也会见了许多非洲革命领袖。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政策变得务实，中国对非政策也逐渐调整，愿意与各种政权合作，注重实际利益。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更加灵活地开展外交，推广双边关系，形成了现代对外联络的理论和实践，许多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三)新兴领域逐步纳入合作框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非关系进入全面深化期。24年里，中国与非洲的整体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非关系实现了“四级跳”。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成立，标志着中非合作机制化和制度化的发展。为推动中非关系再上新台阶，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峰会在京举行，中非领导人一致同意并确立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在2012年7月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宣布了在投融资、援助、非洲一体化、民间交往、非洲和平与安全等五大重点领域对非合作新举措，为中非关系更好更快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受益者，非洲国家不断推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截至目前，非洲52个国家和非洲联盟已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企业建设、运营的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从乌干达到埃及，从塞内加尔到尼日利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动非洲融入全球产业链。

2015年，在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中，双方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18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各方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谋中非关系未来发展，提升了中非合作新高度，带动了南南合作新发展，打造了中非关系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在发展过程中，非洲的资源型国家常因基础设施不足或公共财政管理薄弱而高度依赖外资，缺乏自主经济转型的能力，难以融入全球关键矿产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提出“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并实施“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和“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等新举措，以加强中非合

作。2024年，在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中非双方一致通过了《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两份重要成果文件，将中非关系定位整体提升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同时，中方还同30个非洲国家建立或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完成中国与非洲所有53个建交国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实现了双方关系又一次整体跃升。

进入新时代，中非合作继续迈向高质量发展，合作领域更趋多元，包括数字、绿色、航空航天、金融等新兴领域。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发展，人文、和平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国不仅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还大规模投资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极大改善了非洲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人文交流、医疗合作和教育合作也进一步拓展。国际事务中，中非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这一阶段的合作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合作有哪些新变化?

(一)“硬联通”仍是中非合作的基石

基础设施是中非合作的核心领域，也是“一带一路”在非洲最为突出的合作成果之一。截至目前，除了亚洲以外，非洲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最多的地区。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带动下，中非在交通、电力、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目前，中国企业已累计建成或改造了超过1万公里的铁路和近10万公里的公路，建设了肯尼亚蒙内铁路、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亚吉铁路等一批铁路项目，以及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等一批公路项目，有效改善了非洲各国的交通运输网络。并且，中非合作建设了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等一批港口项目,增强了非洲国家海运和贸易发展动能。在电力方面，中非合作建设了几内亚苏阿皮蒂水利枢组工程、马里古伊那水电站、赤道几内亚吉布劳水电站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了非洲电力供给。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提高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便利性。

(二)投资规模持续增加、贸易结构多元化

1.中非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攀升，集中于资源建筑领域

截至2023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8万家，其中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近3300家，占6.8%，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南非、加纳、安哥拉、乌千达等。2023年，中国对非洲投资39.6亿美元，是上年的2.2倍。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倍多，成为非洲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具体到非洲的不同国家，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以南非为榜首，与贸易表现一致，投资额远超其他国家，其次是尼日尔和和刚果。这表明南非不仅在非洲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非洲与外部经济体的投资关系中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采领域。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前五位行业中,建筑业和采矿业占据了最大的投资份额,二者共占总投资的57%其中建筑业的投资额达到148.5亿美元，采矿业接近100亿美元。相比之下，制造业、金融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额相对较小。未来，中国民营企业对非投资将从此前的集中于制造业、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贸易，逐渐拓展到新领域，即医疗卫生、交通物流、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中国企业正在通过“市场导向型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新领域投资”参与非洲工业体系建设，推动非洲工业化进展和提质升级。

2.中非贸易规模不断增加，贸易结构逐渐多元化

中非贸易总量不断增加，中国已经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02年非洲大部分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洲或美国，而到2022年，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变成了中国，尤其是在东非和中非地区，如南非、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2000-2023年间，中非贸易规模从不足1000亿元增加至1.98万亿元，年均增长17.2%，高于同期中国整体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速4.6%，且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总体而言，中非贸易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非洲从中国的进口贸易额高于对中国的出口额，造成持续的贸易逆差。在2000年至2023年的早期阶段，中非贸易基本持平。自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非往来增多，同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第一次较大的贸易逆差出现在2009年，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此外，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到非洲对中国的出口额，非洲自2013年至2015年经历了的逆差。在2015年至2018年，非洲的出口额有所恢复。2019年同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182.5亿美元，2023年又增至668.8亿美元。具体到非洲的不同国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中，南非位居榜首，贸易额远超其他国家，其次是安哥拉和刚果(金)。这表明南非在非洲与外部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中非之间的贸易主要以开采业和制造业为主。2000-2022年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主要以开采业为主，约占出口总额的89%，其次是农业(6%)和制造业(5%)。相比之下，中国对非洲出口主要来自于制造业，约占94%，其次是农业(3%)和开采业(2.5%)。这一差异表明，非洲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材料，而进口则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非洲以初级产品换取制成品的贸易模式依旧延续。2022年，非洲对中国出口额排名前五的产品均属于开采业，并且石油和转型材料是当年出口量最高的两类产品。相比之下，中国对非洲的前五大出口商品既包括制造业产品，也涉及开采业。

第三，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品类逐步多样化。以2023年非洲对中国出口额首位的国家南非为例，2023年南非出口至中国的前4位行业包含了矿产资源、化工以及植物产品等。南非从中国进口的品类也逐渐从传统的制造品到纺织品等。这些趋势突出表明，非洲与中国的贸易支持了中国在能源和转型材料行业的经济活动。此外，中非贸易在实现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结构也得到同步优化。中方设立中非经贸博览会，组织贸易促进团去非洲采购，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举办“非洲好物网购节”等活动，大力推介非洲优质特色产品，贸易渠道不断拓展。

(三)教育、减贫、医疗等“软联通”合作持续加深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和非洲在教育、减贫、卫生医疗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2000-2023年间，中国为49个非洲国家政府和7个区域提供了1306笔贷款，共计1822.8亿美元。贷款主要集中在能源业、交通业以及信息技术行业。其他行业如信息通信技术业、工业及金融业也占据一定比例，而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的贷款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少。这表明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能源和交通领域的投资力度较大，反映出其在这些关键领域的重点合作方向。

在教育领域，中国通过多个项目推进了与非洲的教育合作。例如，"鲁班工坊"项目在非洲多个国家建立,提供了职业培训和技术教育,覆盖如智能制造、光伏发电等领域,帮助超过11,000名本地员工提升技能。这一举措为非洲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助力当地经济发展。此外，"未来非洲"项目自2021年启动，推动中非职业院校合作，培训适应非洲市场需求的技术人才。这些项目大大促进了非洲青年的职业发展和就业能力。

在减贫和农村发展领域，自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以来，中国在非洲实施了47个减贫和农业项目。例如,“千村百企”计划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帮助非洲多个村庄脱贫，推广中国的精准扶贫经验。这些合作不仅帮助非洲国家加速减贫进程，还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卫生医疗合作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在卫生医疗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中国援建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已完成一期工程，标志着中非医疗合作迈上新台阶。此外，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肆虐、公共卫生安全遭到严重挑战的特殊背景下，中国是第一批向非洲捐赠疫苗的国家之一,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医疗队为非洲提供各项援助。中国还专门组建了远程专家指导团队，通过召开远程视频会议的方式与非洲54个国家开展技术交流，针对新冠疫情在非洲各国的不同发展程度，采取针对性的援助办法。

这些合作不仅加强了中非之间的联系，还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支持。通过教育、减贫和医疗领域的协作，中国在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双方的共同繁荣。

“新老”金砖国的禀赋优势与投资机遇

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2024年，埃及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作为“新老”金砖国，南非和埃及是非洲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国家，分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南非以其发达的经济和矿产资源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埃及地处非洲东北部扼守苏伊土运河的咽喉要道，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重要交通枢纽，是进入非洲市场的桥头堡，这两国共同构成了非洲大陆发展的核心支柱，助力推动非洲区域发展与稳定。

(一)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1.总体经济情况

近年来，南非经济总量波动较大，2023年经济总量3778亿美元，人均GDP约为6253美元。2023年，南非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2%、25%、68%。2023年，南非消费、投资、净出口占GDP比重分别为84%、15%、0.3%。

2.进出口贸易情况

南非的出口结构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关键出口商品包括黄金珠宝、矿物燃料、矿砂、机动车辆、机械器具、制铁和水果坚果,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劲的竞争力。2023年，南非货物贸易总额为2155亿美元，同比下降7.5%。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有中国、美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荷兰等。与此同时，南非的进口则集中在能源和高科技设备领域，主要进口商品包括石油、机械器具、机电音像设备、机动车辆、塑料制品和药品，反映出该国在能源和技术设备上的依赖。整体来看，南非的进出口结构展现了其作为资源输出国和工业品、技术设备进口国的双重角色。

中国和南非两国在工业品和资源类产品方面的互补性。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对南非出口额236.5亿美元，同比下降0.8%;中国自南非进口额319.7亿美元，同比下降1.5%。中国主要对南非出口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等，显示出中国在工业设备和技术产品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中国从南非进口的主要商品则集中在进口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矿砂、矿渣及矿灰;钢铁等资源类产品。

3.主要产业发展现状

第一，南非制造业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主要工业部门涵盖钢铁、金属制品、化工、运输设备、机器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近年来，南非政府致力于扩大本地制成品需求，建立针对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本地产业能力，并拓宽其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南非贸工部已针对家禽、汽车、家具、制糖、钢铁金属、纺织服装、全球商业服务等行业出台总体发展规划。南非位居世界汽车工业大国行列，是全球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和进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宝马、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丰田、福特等跨国公司均在南非建立生产基地，汽车产量位列非洲国家第领先埃及、摩洛哥等非洲汽车工业大国。

第二，矿业发达。南非是世界五大矿产资源国之一，现已探明储量并已开采的矿产有70余种，具有完备的现代矿业体系和先进的开采冶炼技术，南非采矿机械、选矿技术设备、矿井通信和安全保障技术、矿产品冶炼和加工技术均位居世界前列，其深井开采技术输出到南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南非矿业公司在欧洲、拉美和非洲市场均有布局。

第三，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产业发展较快。移动运营商主要包括:Vodacom、MTN、CellC、Virgin Mobile和8ta。Vodacom是南非最大的移动运营商。南非最大的两家信息技术公司DIDATA和DATATEC已在英美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卫星直播和网络技术水平竞争力较强米拉德国际控股公司(MIH)已断撤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卫星直播服务。

4.投资环境分析

从有利因素来看，第一，南非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南非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也是非洲少数几个中高收入国家之一。近年来，南非民众的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其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消费潜力，为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南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投资的政策、措施和规划。此外，南非与中国等国家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为投资者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合作机遇。

第二，南非拥有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和品种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汇率自由浮动制，建立了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十分注重风险防控，采用严格的风险防控标准，同时也相当重视消费者金融保护，还拥有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在南非设有分行，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非洲最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完成交割，成为该银行最大股东。第三，南非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黄金和钻石的储量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此外还有煤炭、铁矿石等多种矿产资源，为相关产业的投资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南非劳动力资源丰宫，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是非洲地区制造业和服务外包产业基地。此外，南非的农业也颇具投资价值，该国气候多样，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生长，特别是葡萄酒产业，南非已成为全球知名的葡萄酒生产国之一。

第四，南非拥有较其他非洲经济体更为优越的基础设施，其港口、航空、铁路和海运等物流基础设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从不利因素来看,首先,南非各地目前普遍存在频繁拉闸限电停电的情况,自2007年以来,南非经历多次停电，近几年，南非停电越发严重，2015年，南非停电852小时，2021年，南非停电1169小时，到2022年，南非民众甚至遭遇288天轮流停电。这种形势已对经济发展、企业生产、服务业繁荣、社会管理和民众日常生活等造成较严重影响，其中对工业领域的影响最大，许多企业不得不寻找替代电力来源。

其次，南非的犯罪率较高,社会治安环境欠佳。2022年，南非的犯罪率为每10万人76.86起案件，其中抢劫抢夺、绑架勒索和枪击杀人伤人等案件尤为突出，这对企业的运营和人员安全构成一定威胁，也影响了南非的国家形象和投资吸引力。

再次，南非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根据瑞银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的数据，2023年南非、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宫差距明显，其中，南非是2023年全球财富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基尼系数得分到到82分。此外南非还存在性别不平等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职业、岗位之间的收入鸿沟等问题，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并对消费市场的均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南非的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根据南非统计局最新的季度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上升了0.8%，达到41.9%。较高的失业率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管理难度

总体而言,南非投资环境具有两面性,同时,这些有利和不利因素也为企业提供了投资机遇在消费市场方面，民众消费需求增长、市场潜力大，可针对不同消费层次投资日常和耐用消费品等领域，且其与多国良好经贸关系有利于进出口企业拓展国际份额;金融领域，完善的体系和众多中资金融机构利于金融服务类企业拓展业务、加强与当地机构在风险管理和创新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自身实力;资源开发与加工领域，丰宫矿产资源利于矿业开采和金属加工，特色农业为农业加工、酒类相关产业提供机遇，可就地建厂降成本、提附加值;基础设施领域，南非的电力短缺问题具有投资潜力，相关企业可参与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解决相关问题。

(二)埃及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1.总体经济情况

2021-2022财年,埃及经济基本摆脱新冠疫情影响,是西亚北非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23年，埃及经济总量3959.3亿美元，人均GDP约为3512.6美元。2022年埃及一度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近十年来，从未跌出前三，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埃及产业结构近年来变动不大，持续呈现服务业占主体地位的经济结构。

2.进出口贸易情况

2023年，埃及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016亿美元，相较2022年有所下降。其中，出口额为356亿美元，进口额为660亿美元,导致34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埃及与全球190多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是中国、沙特、美国、土耳其和意大利。埃及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耐用消费品和食品等，包括机械设备、电器设备、谷物、车辆及配件、塑料及制品、药品、铁和有机化学品等。而其出口则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工业品为主，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塑料及制品、机电产品、钢铁、农产品、服装和纺织品等。

3.主要产业发展现状

第一，油气行业。埃及是非洲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英国石油公司(BP)《2020年世界能源统计》报告显示，埃及石油储量为32亿桶(4亿吨),居非洲第六位，占全球的0.2%;天然气储量 2.1万亿立方米，居非洲第三位，占全球的1.1%。天然气储量主要分布在西部沙漠(40%)、地中海地区(25%)、尼罗河三角洲(15%)以及苏伊士湾、东部沙漠、西奈半岛、上埃及等地。

埃及石油和矿产部负责国家油气资源和行业管理。埃及石油(EGPC)、埃及天然气(EGAS)、南部河谷埃及石油(Ganope)、埃及石化(Echem)等国有企业负责生产运营。目前，英国石油、美国雪佛龙、意大利恩尼、法国道达尔、中国石油等跨国公司在埃及均有投资。第二，纺织业。埃及拥有非洲最大的棉花和纺织工业集群，从棉花种植到纺纱、织布和成衣加工的产业链较为完整。成衣加工能力较强，但合成纤维等制造环节薄弱，产品需大量进口。目前，埃及纺织业增加值约占GDP的3%。埃及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纺织品出口额近35亿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7.9%;纺织品进口额45亿多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2%。埃及纺织业约1000家企业入驻“合格工业区”(OIZ)内，产品可免税出口美国市场。埃及东方纺织公司(EgyptOrientalWeavers CarpetCompany)是世界上最大的机织地毯企业,

2022年产量超过1.4亿立方米。一些中国纺织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兴业。第三,航运业。苏伊士运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运河通航量约占全球航运的10%,集装箱运输量占全球的25%。2023/24财年，苏伊士运河收入72亿美元，低于上一财年的94亿美元，下降约23.4%。尽管红海危机致使苏伊士运河收入有所下降，作为世界航运关键通道，苏伊士运河仍然持续带动埃及航运业发展。

第四,数字经济。埃及政府致力于加强数字经济,吸引外国投资,打造国际通信和信息枢纽。2020年，埃及政府启动“数字埃及”计划，并且专项拨款用于发展数字产业。从2021年起埃及通信及信息技术部(MCIT)牵头并配合其他政府部门，推进一系列电子政务服务措施，取得一定成效。埃及ICT行业年创造产值逾1000亿埃磅。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数字政府排名中，2022年，埃及由“B类”升至“A类”(最高档)，政府人工智能应用指数排名从2019年的第111位升至第65位。2023/24财年，埃及政府为通信行业分配了约834亿埃镑的投资预算，较上一财年提高49%，主要用于私营企业发展、政府数字化、本地制造和数字能力建设。通信行业产出预计将达到约3460亿埃镑，占GDP的5%以上，连续五年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

第五，汽车业。埃及无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线，车辆供给基本依赖进口和本地组装。法国(标致、雷诺)、意大利(菲亚特)、德国(奔驰、宝马)、日本(丰田、本田、三菱)、韩国(大宇现代、起亚)等占据较大市场份额。本地组装生产商中，现代、尼桑、雪佛兰等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2022年3月，埃及内阁审议通过国家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推进汽车工业发展计划鼓励投资和本地化生产，提高现有装配和制造能力。同年10月，塞西总统批准成立汽车工业最高委员会并设立环境友好型汽车工业基金，为当地组装和制造环保型汽车提供资金支持。据埃2020年第549号法律，如果组装电动汽车的本地产品价值达到10%的门槛，即可申请进口零部件关税减免，本地含量越高，关税减免额度越高，最高可达本地价值的1.3倍。充电站零部件的最高关税为2%。购买本地组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可享受高达5万埃镑的现金补贴。埃及本地车辆基本上以进口和组装为主。截至2023年6月，汽车组装线共有31条，其中轿车生产线14条，中型、轻型商用车利重型卡车生产线9条，客车生产线8条。汽车配件产业正在发展。2022年以来，由于埃及外汇短缺导致进口支付困难，许多国际车企暂停对埃销售

埃及汽车市场销量锐减。2003年以来，20多家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先后进入埃及市场。目前，奇瑞、吉利、比亚迪金龙、福田等部分中国车企已从整车出口转向在埃及组装。埃及汽车市场销量前五品牌市场占有率达54.6%，前十名市场占有率达76.7%。

第六，绿色能源。埃及《2035年综合可持续能源战略》提出，到2035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42%的目标。2021年11月，塞西总统宣布提前至2030年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这一比例仍低于10%。为加速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埃及政府采取了逐步削减能源补贴、汽车油改气等举措，出台了外资国民待遇、低关税、土地登记费免征、所得税减免等激励措施。近年来新能源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埃投融资合作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吸引外国投资超过20亿美元。2022年以来，埃及主权基金与多个国际投融资机构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总金额达830亿美元，重点投资绿氢、绿氨等项目。

4.投资环境分析

从有利因素来看，在非洲国家里，埃及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的桥头堡。自2013年以来，中国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对埃投资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众多中资企业活跃在埃及制造业、能源、信息技术服务、农业等领域。埃及的具体有利投资因素如下。

第一，区位优势独特。埃及地处非亚欧三大洲交界处，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西南直通非洲大陆腹地，东接西亚地区。苏伊士运河联通红海和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是全球航运生命线之一。开罗机场是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可直飞欧、亚、非、北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二，国际贸易便利。埃及是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并已加入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主要包括:埃及-欧盟伙伴关系协议、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协定、非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美国-埃及-以色列合格工业区协定(QIZ)、东南非共同市场、埃及-土耳其自由贸易协定等。埃及向欧盟、美国、非洲和中东国家出口的绝大部分产品享受零关税或低关税待遇。第三，人力资源充足。埃及是中东地区第一、非洲第三人口大国，人口超过1.05亿，其中25岁以下人口占50%以上。每年大学毕业生约50万人，英语普及率较高，学习中文的青年人增多,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平均工资水平在中东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具备竞争力。

第四，基础设施蓬勃发展。埃及公路网连接大部分城镇和乡村;有10个国际机场，其中开罗机场是非洲第二大空港;有15个商业港口和155个泊位，年货物处理能力超过2亿吨。埃及电力控股公司2020/21财年报告显示，埃及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58818兆瓦，中低输电线路超过55万公里，已实现电力盈余和出口。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3年埃及在85个国家中排名第8位，较上年提高2位。第五，要素成本具有优势。埃及的工业区土地可以出售，根据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完备情况，土地价格有所不同。上埃及东岸的部分士地可免费提供，条件是3年内须开工建设。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泰达园区)起步区1.34平方公里已开发完成，所有土地已售出。园区扩展区面积为6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为45年。泰达保税仓可为企业提供保税与非保税仓储、海关查验、装卸货、组合包装、分拣分装、加刷唛头、物流配送等服务。保税仓堆场可提供空箱和重箱堆存、清洗、熏蒸、维修等服务。从不利因素来看,首先,近年来埃及经济面临诸多困境。埃及目前正遭受长期外汇短缺困扰这将抑制商业活动，导致港口货物积压和大宗商品付款延迟。作为其外汇最大单一来源，海外汇款在埃及镑贬值预期下大幅放缓。苏伊士运河虽为重要创汇支柱之一，2023年收入达102.5亿美元，但红海局势不确定性使其近乎“搁浅”，船舶交通量下降，收入可能大幅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埃及经济增长预期,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埃及主权债务评级展望调至“负面”。

其次，埃及实行的是以所得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税种繁多，包括公司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关税、社会保险税、印花税等，且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率和税收政策，这增加了企业的税务合规成本和税务风险。

最后,尽管埃及的基础设施相对非洲其他国家较为完善,但仍然面临老化和维护不足的问题这可能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率，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例如交通拥堵、电力供应不稳定等问题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总体而言，埃及的投资环境为企业带来多方面机遇。比如、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交通枢纽地位利于企业发展国际贸易和物流业务，多个贸易协定为出口型企业拓展市场提供便利，丰富的人力资源可助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大量荒地和丰宫矿产资源可供农业、能源、矿业等企业开发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适合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投资等。此外，辩证地看待不利因素，其中也蕴含着机遇，比如基础设施老化问题为建筑、科技等企业参与升级项目提供了契机。

未来的合作机遇与发展方向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合作组织有机对接

第一，通过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对接，双方将共同推进非洲大陆的社会经济转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发展和连通性提升方面。加强基础设施连通性不仅能促进非洲各国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价值链的增长，为AFCFTA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还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

第二，AFCFTA为中国私营企业进入更大、统一的非洲市场提供了机遇，尤其是在农业、绿色技术和矿产等领域，这将促成更多本地和国际投资。中非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特别是在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的背景下,合作机遇与发展方向备受关注。AFCFTA的实施旨在创建一个单一的大陆市场,促进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以及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从而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

第三，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支持非洲加强贸易一体化，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助力非洲跨区域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非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水平,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比如，中国对非洲的农产品输华设立“绿色通道”，举办中非经贸博览会，降低非洲出口产品关税，这都将扩大中非贸易投资规模。

(二)合作项目从“大写意”转变为“小而美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小而美”项目涵盖领域广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健康、绿色生态、农业合作、水利、林草发展、减贫和人道主义、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体育、艺术、考古等人文领域的交流也属于“小而美”项目的范畴。

因地制宜，惠及民生。一方面，大多数“小而美”项目是民生项目，能够直接、快速使普通民众受益,使他们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凸显惠民生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小而美”项目针对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开展相关合作，为当地破解发展瓶颈提供“量身定制”的方案。此外,“小而美”项目的实施能够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有效对接,助力实现减贫,获得清洁水源、清洁能源,维护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大基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互联互通和民生改善为重点的项目散发活力。未来，以铁路、港口、机场、管网等传统基建为依托的新基建项目建设，将有助于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全方位、立体式互联互通新格局。同时,以民生项目作为优先,在非洲持续打造农业技术、卫生合作、技工培训等小而美”项目也有利于形成更多的合作成果。此外，菌草技术、沼气推广、温室种植等领域的“小而美”民生项目易见实效且有利非洲脱贫,能进一步提高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帮助非洲人民加快脱贫致宫进程。

(三)加强数字经济、卫生医疗等新兴领域合作

根据《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未来中非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支持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并且，双方将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倡导绿色低碳理念，在此基础上携手实施绿色行动。同时，双方致力于建立更加紧密的创新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因此，未来，中非在数字经济、能源等领域存在潜在机遇。1.中非卫生医疗合作逐渐走深

中非在卫生医疗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通过向非洲提供大量医疗援助，包括派遣医疗队、建立医院、提供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持，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疾病挑战。例如，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向非洲国家捐赠疫苗、防护物资，并派遣专家支持疫情防控。此外，中非合作还涵盖了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务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

未来，卫生医疗领域继续释放合作潜力。随着非洲国家健康需求的增加，疫苗研发、医疗技术创新、疾病防控网络建设等合作领域散发活力。此外，推动中非联合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加强中医药在非洲的推广，以及促进数字医疗技术的应用，也为未来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这种持续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非洲医疗水平，还将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2.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非洲的数字经济正在迅速崛起。中国自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以来,积极助力非洲国家数字化转型。中国企业参与的坦桑尼亚国家光缆骨干网系列项目有效提升了该国通信效率显著降低了用户的通信资费，被誉为“信息坦赞铁路”。除了基建，非洲的农业、矿业、制造业、能源、金融等领域均从中非数字合作中获益，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

非洲广阔的数字经济市场将持续为全球企业提供发展机遇。一是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使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医疗科技和媒体娱乐等行业成为推动非洲经济转型的关键力量，未来，中非数字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扩展至更多行业领域;二是，个性化服务的起进一步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领域的合作将加速发展。目前已有数十家中国企业创建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入非洲市场，正在加快“基地+展贸+营销”的供应链布局。数字化外贸不仅可以促进中非之间的贸易交流，也能帮助非洲本土分销商实现数字化，提升供应链效率。三是，非洲数字经济的社会化发展注重普惠性，提升社会经济水平，促进社会平等。预计未来将涌现更多创新性的合作模式，助力非洲国家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创新进程，提升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和中非伙伴关系的深度与广度。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非洲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创新驱动的城市化社会转型，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警。

3.非洲能源项目前景广阔

尽管非洲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但许多非洲国家依然面临能源短缺问题电力供应不足，并且清洁能源技术尚未得到广泛应用。随着非洲国家迈入更高发展阶段，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许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中非能源合作项目。例如，采用中国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的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项目，助力埃塞俄比亚引入新技术、建立新标准。中国参与建设的埃塞俄比亚莱比垃圾发电厂和雷皮垃圾发电厂，不仅为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提供了稳定可的电力供应，还有效破解了“垃圾围城”难题。此外，中国企业还承建了摩洛哥努奥光热电站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莱索托马费腾光伏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均有力地促进了非洲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

除现有合作以外，非洲的油气领域，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几内亚湾和东非海域等地区，进一步存在合作潜力。同时，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天然气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结构调整关键，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具有巨大的天然气开发潜力。未来，液化天然气全产业链的深度合作有利于推动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非洲拥有全球约60%的太阳能资源，而目前中国企业仅在部分非洲国家开展了太阳能相关项目。未来,双方在太阳能开发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及其南缘地区，光伏和太阳能发电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将为非洲清洁能源的普及做出重要贡献。

4.非洲交通结构绿色化转型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中国新能源汽车也正逐步打开非洲市场，为非洲带来深远的变化。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中国对非洲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同比分别增长291%、109%,非洲的交通结构也逐步向绿色转型。肯尼亚、卢旺达等国纷纷启动电动交通项目，推动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公交车的普及，其中中国品牌积极参与，如哪吒汽车与肯尼亚企业合作在当地组装电动车，卢旺达引入中国电动公交车大获成功。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高性价比和先进技术在非洲市场取

得了良好反响。未来，新能源汽车在非洲将进一步得到重视与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本地化生产、建立车企将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增强竞争力;其次，强化技术研发合作，共同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最后，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助力非洲解决充电难题，促进电动汽车的普及和推广。这样既能为企业开拓市场，也能帮助非洲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

5.非洲对农业机械和技术需求不断增加

非洲是农业大洲,农业机械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机械化水平正从手动技术缓慢转向动力技术。非洲联盟委员会(AUC)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提出，农业机械化是实现2025年零饥饿愿景的迫切需要的行动。近年来，中非农业科技合作迅速发展，呈现出技术势差小、合作推进快、领域广的特点。中国已在非洲建成了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了包括玉米密植技术在内的300多项先进适用技术，大大提升了非洲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安全。随着非洲人口增长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加剧，农业技术推广、农机设备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领域将持续散发热度。中国的小农机设备在非洲深受欢迎,未来,中国企业可以继续通过技术转让或在当地设立生产基地。满足非洲市场对农业机械和技术的需求。

中非合作需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潜在风险

(一)动荡与治安威胁材料供应与项目经营

中非关系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面临着政权更迭、军事冲突和治安等挑战与风险。首先，非洲多国经历政权更迭，选举结果常引发质疑，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非洲国家治理能力总体较低，政党轮替容易激化社群、族群和宗教矛盾。其次，不可预测的军事冲突频发，可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安全威胁。最后，非洲还面临着治安威胁的增加、卫生安全和气候灾害问题严峻，如埃博拉疫情和撒哈拉沙漠南侵导致的环境问题。经济下滑造成社会动荡，非洲多国取消基本商品进口补贴，民众生活水平和购买力下降，社会骚乱多发。此外，对中国而言，非洲安全问题不仅影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人员安全，还可能对中国的原材料供应稳定性造成威胁。中非经济合作在安全问题上面临挑战，非洲大陆的安全问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迟滞，进而影响中非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首先，加强安全情报与风险评估机制。在非洲地区开展投资和项目建设时，应建立完善的安全情报收集和动态风险评估机制，密切监测非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和治安形势。其次，加大安全保障投入。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针对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增加安保资源投入。此外，推动中国安保力量走出去，建立安保网络和协调机制。最后，加强安全事务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升专业素养和外语能力，支持非洲的自主维和行动，并与非洲共同研究和探讨新的维和理念。同时，加强与当地政府和安保公司合作，强化现场安全保障措施，包括人员保护、设施防卫和应急预案制定，提供必要支持，重视情报信息共享的国际合作，并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水源、土壤和空气等面临不同程度的破坏

随着非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能源和工业园区等项目不断增加。这些项目可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当前，北非和南非化石燃料占比较高，而东非的清洁能源比例最高，各地区在能源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工业园区的建设可能会对周边的水源、土壤和空气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而大型水利工程可能会改变自然水流模式，影响生物多样性。

(三)债务问题攀升引发资金供应的不确定性

部分非洲国家近年来面临债务问题,特别是一些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通过发行商业债券进行融资，导致债务水平上升。根据IMF的数据，2023年底，非洲债务最多的十个国家，恰巧也是中资企业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相比之下,塞舌尔、斯威士兰、佛得角等国家的债务水平较低,债务负担在非洲国家中相对较小。

造成这些债务问题的原因部分源自于财政需求的扩张性政策带来的外部融资需求快速上升。此外，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动，如美元利率的升高，也对非洲国家的债务形势产生影响。对于“一带一路”项目而言,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可能引发项目资金供应的波动,进而影响项目的进展和可持续性。

针对非洲国家债务问题攀升引发资金供应不确定性，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应对。一是加强债务管理机制。一方面,通过建立定期的债务风险监测机制,确保及时掌握相关国家的债务风险动态,提前预警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项目资金供应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对非洲国家债务状况的全面评估，并将其作为项目决策和融资安排的重要依据。二是灵活调整融资模式。针对非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压力，采取更加灵活的融资模式，例如通过多样化融资渠道(如股权投资、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模式PPP等)来分散风险，减少对商业债券的依赖，确保项目在债务问题升温的背景下仍能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三是推动债务重组与灵活还款安排。在非洲国家债务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中方金融机构可进一步采取灵活的债务重组措施,如延长还款期限、调整还款结构或暂停偿债，以支持相关国家缓解债务压力，保障“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推进。四是,提升透明度与合作沟通。通过高层次的政府对话机制,增强双方信任，化解潜在的债务风险影响，推动双方在融资合作中的长远利益共赢。比如，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机构发起的减债缓债倡议，如二十国集团(G20)的“暂停偿债倡议”(DSSI)，对确有困难的债务国率先缓债，以纾解其财政压力。这些措施有助于缓解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合作环境。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