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央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流动性扩张新范式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正处于从“单一总量调控”向“超级央行”范式切换的关键阶段。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强化价格型调控机制。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货币流通速度不再稳定，M2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强相关性假设受到挑战。新兴产业业态各异，资本与产出的量化关系不稳定，使得锚定数量型中介目标不再适宜。因此，央行逐步将M2和社融增速从具体数值目标调整为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的定性描述，标志着数量型调控地位的下降。

在操作层面，央行已确立7天逆回购利率为单一核心政策利率，并构建了“7天逆回购利率+50BP/-20BP”的新利率走廊。这一机制取代了此前以MLF利率为主的传导模式，使得货币政策信号通过“OMO 7天政策利率—DR007—LPR/债市/信贷”的高效价格型机制进行传导。短端利率调控更加精准，资金利率波动率显著压低，形成了牢固的无风险价格锚。

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重构

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国债买卖常态化+财政净支出+外汇占款阶段性回暖”的多重格局。国债买卖操作已从2024年的试点走向2026年的全面常态化，成为替代MLF的中长期流动性底座。这一工具兼具降低银行边际资金成本与双向修正收益率曲线的双重功能。

在短端，央行通过净买入中短期限国债，直接向一级交易商注入超额准备金，引导DR007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在长端，央行通过净卖出长端国债或利用借券抛售，向市场释放明确信号，压制机构非理性拉久期的抱团行为，防止期限利差过度平坦化，从而纠偏市场非理性预期，防范系统性利率风险。这种双向操作机制有效弥补了单纯依赖短端政策利率向长端传导的不足。

与此同时，财政净支出已成为货币派生的重要途径，贡献了M2增量的约50%。2026年净结汇转正，外汇占款结束长期横盘出现阶段性温和扩张，与财政净支出共同构成“非信贷派生”的主力。这种变化意味着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结构性工具与国债买卖逐步替代外汇占款成为流动性主源。

“超级央行”对资产定价的系统性影响

“超级央行”时代意味着央行在原有货币政策调控基础上，叠加了宏观审慎管理、金融监管协调以及地方债务和地产风险化解的职能，对国内金融资产定价形成系统性影响力。这种影响体现在三条主线：一是对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全面掌控；二是对债券收益率曲线的边际定价权；三是对权益资产的结构性引导。

在债券市场，央行通过买卖国债调节期限溢价，成功构筑了长端利率的“心理与政策防线”，遏制了中小银行无序投机，迫使资金向中短端退守，恢复了正常的向上倾斜收益率曲线。在权益市场，通过互换便利、定向融资工具等结构性工具，央行引导资金流向红利与科技板块，影响了市场风格。这种多目标动态平衡的调控模式，要求银行、理财、保险、券商等机构将观察并跟随央行操作作为配置的“必修课”，以应对流动性范式与定价逻辑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