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双循环深度解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球视野

1、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出现收缩、产业布局加快重构

1.1、 1980 年代以来，全球供应链随分工延长，沿经济梯度自发调整

1980 年代以来，新一轮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各国依托自身禀赋加入分工、 推动供应链不断延长。1980 年代以来，新的分工格局快速形成，分工界限从产品变 为要素、贸易对象从产品变为增加值。要素分工格局下，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分工，依 托要素禀赋从事部分环节的生产活动，带动供应链延长、复杂度提升。全球价值链的 不断延伸，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起到重要贡献；到 2010 年前后，价值链贸易对全 球贸易的贡献超过 5 成，带动的增加值占全球 GDP 比重超过 14%。

全球贸易自由度提升、技术进步带来的通信和运输成本下降等，是全球供应链 快速延伸的重要驱动因素。198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进步带来了更便捷、便宜的交 流渠道，航空、海运等货物运输成本也在下降。与此同时，以欧盟成立、中国加入 WTO 等为标志，连续几轮的贸易自由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关税水平下降；1990 年 以来，各国达成贸易协定接近 400 个，全球平均关税从超过 10%左右降至 2018 年的 5%以下。这一背景下，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快速增长，将生产流程在全球范围内布局。

电子、机械和汽车等复杂生产工序行业，全球化分工程度最深，供应链也最为 复杂。行业生产中，投入中间品对进口的依赖度、产出用于出口的比重，可以大致衡 量该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总体来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产业，由于 生产工序较为复杂、不同生产环节所需要素禀赋差异显著，全球化分工最为明显；例 如，全球计算机设备和电子行业生产中，平均 2 成左右中间品投入来源于进口、接 近一半的产出用于出口，足以见得这一行业与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之深。

截至目前，全球已经基本形成以北美、欧洲和亚洲为中枢的全球供应网络，其 中美国、日韩中、德英法分别为各生产网络的核心国家。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贡 献了全球总出口增加值的 8 成左右，是驱动全球价值链增长的主要区域。其中，美 国、日韩中、德意等分别是所在供应网络的核心国家。从不同区域定位来看，北美、 欧洲和亚洲主要从事创新性活动和制造业生产，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主要从事初 级商品和有限制造业的加工活动。

1.2、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供应链增长放缓，近年更是加快收缩、重构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增长开始放缓，2011 年后甚至出现明显的收缩 迹象。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 年价值链占总出口比重从 51.8%跌至 49.7%，2010 年 接近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此后持续回落。价值链贸易活动放缓等拖累下，2011 年 后全球货物出口占 GDP 比重也在趋势性回落，从 25.1%降至 2019 年的 21.7%。各行 业出口占产出的比重普遍都在回落，其中计算机电子、机械设备、电力机械占行业产 出比重分别下降 12.4、8.9 和 8.3 个百分点。从产业资本流向上，也可以看出价值链 活动放缓的一些迹象；2015 年起发达经济体由净投资国转为净吸收国。

2008 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自由度的明显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价值链活跃程度。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美欧发达国家经济增 长明显放缓，逆全球化思潮开始兴起，世界政治全球化明显放缓、经济全球化基本停 滞。2008 年以来，新增自由化贸易协定数量明显减少，同时有害的贸易干预次数明 显增加、从 2009 年的年均 300 例左右增加至 2019 年的年均超过 1000 例，以中国、 德国等供应链核心国为干预对象。

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吸引制造业回流等，在一 定程度上重构全球供应链格局。2008 年以来，美国《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 业就业促进法案》等、德国“工业 4.0 战略”，在支持国内智能制造、高端制造发展 的同时，也通过减税等举措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政策引导下，部分跨国企业确实出 现一些回归本国的行为；例如，美国 2010-2018 年美国回流企业数量超过 2900 家、 创造约 35 万就业岗位，日本 2013 年起在亚洲其他经济体经营的跨国企业本地扩张 意愿明显下降。

2018 年以来，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下，全球供应链重构、收缩的步伐进一步加 快。例如，中美贸易摩擦之下，2018 年以来美国来源于中国的进口占比大幅下降 8 个百分点，从墨西哥和越南等进口占比则明显提升。全球产业资金流向也可以看出 供应链布局调整的迹象，2018-2019 年越南和墨西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比明显上升。 2020 年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显著，使得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 升；汇丰调研结果显示，全球 2/3 的企业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其中 3 成左右计划与更多供应商合作、2 成企业计划转至区域内贸易。

2、 供应链收缩方式各异，美国或趋区域化、欧亚加强本土化

2.1、 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从全球化布局为主转向区域化为主、回归北美

美国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供应链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分布特征。以美国为主 的北美价值链相关贸易活动中，23%的相关生产活动完全在北美区域外部进行，明显 高于完全在区域内部进行的生产活动占比（15%），反映美国主导的价值链更加依赖 全球一体化。价值链布局的不同，在进口结构上也有明显体现；美国进口产品的增加 值中，来源于北美地区的占比仅为 17%、区域外占比高达 83%，其中电子、机械和 化学制品等来自于北美地区之外的增加值占比更高。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部分产业开始向北美地区收缩；其中，部分中低端制造环 节转至墨西哥等，高端制造等回归美国本土。2008 年以来，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占比 快速上升，从 10%左右升至 2020 年 1 季度的 15%左右，尤其是船舶、汽车及零部 件、机械设备等占比上升最明显；此外，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头饰及零件、家具床垫等 份额也有提升。与此同时，部分高端制造也在向美国本土回流；2010 至 2018 年间， 美国企业回流家数超过 2900 个，回流企业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共计创造就业 75 万 个；分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等行业，超 6 成为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岗位。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出现，进一步加快了部分制造业向北美地区收 缩的步伐。贸易摩擦以来，美国进口结构明显变化，中国占比在 2018 年至 2020 年 间从 21.7%降至 14%左右、来自于墨西哥的进口占比从 13%升至 15%左右；进口结 构的变化，在铁路机车、船舶、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及头饰、纺织面料等劳动密 集型领域都十分明显。近年美墨联营工厂及产能的不断增长，为制造业向墨西哥转 移提供一定保障。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生产力度也在加大，2018-2019 年间美国国内 生产商占国内耐用品消费的份额上升近 2个百分点，电子品消费自给率上升最明显。

美国高端制造回流政策支持、“美墨加协定”加大转口等贸易限制背景下，美国 部分供应链区域化或将继续推进。2018 年 9 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就更新北美 自贸协定初步达成一致；2020 年 7 月 1 日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相较原有的协 定，新的《美墨加协议》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北美原产地规则，会对转口贸易、代加工 贸易等产生影响，或将促使更多供应商在北美建立生产基地。而对于半导体、医药等 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而言，美国已提出相关法案等，推动这类产业生产本土化。

2.2、 亚、欧供应链加强本土化，日、韩等国加快关键科技本土化进程

亚洲和欧洲核心国家主导的供应链体系，更多呈现区域化布局特征。相较美国 而言，日韩中等主导的亚洲供应链体系、德英等主导的欧洲供应链体系，更多分布在 所处区域内部。从贸易类型来看，欧盟 28 国超 6 成、亚太地区超 5 成为区域内贸易， 远高于北美地区这一比值（4 成左右）；从各国制造业进口的海外增加值构成来看， 德英等欧洲国家，日韩中等亚洲国家，进口产品中约一半增加值来自本区域。在德国 优势显著的汽车行业、韩国优势显著的电子产业，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7 成左右。

2011 年以来，欧、亚供应链的部分核心国家，海外供应链已经出现收缩迹象。以亚洲供应链为例，日本曾是亚洲区域重要的投资和技术输出国，但 2011 年后日本 跨国企业在亚洲地区的扩张速度开始放缓；日本在中国、印度和东盟的跨国企业， 2011 年以来计划在东道国“扩大”业务的占比趋势性下降。韩国海外投资增长也在 明显放缓，2011 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比重已较高点明显回落。

日、韩等供应链中的核心国家，关键技术领域的本土化生产已经开启。以韩国 为例，韩国尽管在半导体、电子产品等供应链领域，位于上游研发设计生产、附加值 较高的分工环节，但部分原材料、设备等对日本存在一定依赖度。这使得，韩国用来 出口的电子品及零部件、机械设备中，来自日本的附加值比率一度接近 10%。2011 年以来，韩国这类行业的本国附加值比率开始趋势抬升、来自日本的比率加快回落， 或反映部分高端原材料和设备在韩国本土化生产的加快。

2018 年以来，贸易限制升级、疫情影响等因素影响下，日韩等核心国家进一步 加快关键技术领域的本土化进程。2018 年中以来，韩国为应对日本在半导体制造所 需的关键原材料出口限制等，大力推进各类关键原料与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例如， 2019 年 8 月，韩国推出“百大国产化战略货品”计划，加大政府投入研发支持、促 进 100 种关键工业材料、零部件等的国产化；2020 年初，韩国宣布 2020 年研究开发 （R&D）事业预算比 2019 年增加 18%、扩大至 24.2 万亿韩元。2020 年疫情对供应 链形成显著冲击，这一背景下日、韩等均推出相关预算支持、力促制造业回流。

3、 大国重器：中国加快构建本土科技供应链，是大势所趋

3.1、 中国分工定位攀升，中低端产业外迁阶段性加速、影响或有限

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全球电子、机械等产品的重要供应国。以与 产业链上下游国家联系的密切程度来衡量价值链参与度，可以发现我国价值链参与 度为 35%左右、远高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26%左右），尤其是在计算机电子、电 气机械等高度全球化分工领域。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背景下，我国贸易快速增长，截 至 2019 年，我国贡献全球 13%左右的出口金额，其中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等出口 占全球比重更是接近 3 成。

但从分工地位来看，中国处于全球供应链中下游环节，尤其是在电子、机械等 领域从事加工制造，相关行业对外部变化较为敏感。中国参与电子、机械等价值链 分工的方式，以进口上游中间品、加工制成品等为主，从事资本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 制造环节。以出口产品中的海外附加值比率进行衡量，可以发现中国电子产品出口 中约 3 成左右为上游原料、设备等进口带来的附加值。另一个直观的例子是我国参与苹果手机的利润分配，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出口国，但占苹果手机利润 分配比重不足 2%，可见一斑。

近年来，伴随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减弱、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部分低附加值 环节已向海外梯度迁移。2011 年以来，伴随我国劳动力成本抬升、劳动力供给由绝 对过剩转向相对不足，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向周边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转出， 并在贸易结构上有所体现；例如我国纺织服装等劳动性密集产品出口占全球份额自 2015 年开始下降、降幅超过 3 个百分点，这部分份额基本上完全转移至越南、柬埔 寨和孟加拉国等。与此同时，中低端电子加工、装配等环节也在逐步外迁。

贸易摩擦常态化、“供应链”风险分散化等驱动下，部分中低端产业链外迁可能 进一步推进。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频发、启动数轮贸易保护政策，使得美国 对中国和中国对美国出口关税分别从 3.1%和 8%上升至 21.2%和 21.8%，极大地抬升 了双方贸易成本。这一背景下，部分外资企业、国内配套企业等为了规避成本，将部 分低附加值产业迁移至越南、马来西亚或者墨西哥等地。2020 年以来，伴随供应链 弹性成为跨国企业布局的重要考量之一，部分中低端产业链外迁或将继续。

3.2、 中国加快构建本土科技供应体系，顺应全球产业格局发展

全球供应链收缩过程中，关键原料设备、以及先进技术等贸易限制频繁发生， 制约中国上游原料和技术供应。2018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不仅体现在提高 关税壁垒、抑制商品贸易层面，同时加大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例如，先后禁止美 国公司向中兴和华为销售零部件和技术、将中国数十个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施压 荷兰公司阻止对中国出售光刻机等。此外，德国也提高外资并购德国企业门槛。

中国多类关键设备和原料对外依赖度极高，加快本土科技供应是大势所趋。中 国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国内工业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并在一些领域取得 国际领先的竞争地位；例如在光伏面板、高铁和电动汽车、数字支付等领域，中国企 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 90%。然而，中国在半导体、飞机制造等行业，本土 企业占据份额很小、且高度依赖于技术进口，例如我国制造芯片所使用硅片、光刻胶等 95%来源于进口。

全球科技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政策正大力支持“从 0 到 1”的基础研 究和核心技术突破。2018 年以来，中央层面对关键技术、核心设备“卡脖子”问题 重视度明显提升，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各部委大力支持 科技创新、促进核心技术加快突破。2019 年，中央研发投入大增 15%、投向基础研 究占比接近 3 成，而国家级产业基金也对重点材料和设备领域加大支持。2020 年 3月，科技部等进一步出台《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强调重点推动基 础材料、先进电子材料、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

实际上，早在 2015 年起，政策在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核心技术领域的支持不断 增强，本土供应链的构建加快推进。以《中国制造 2025》的出台为标志，政策对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此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形成合力， 为新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税收优惠等支持。金融政策也在持续发力，为高技术企业 提供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例如，政策引导银行、保险等加大对战略性新型产业 的资金支持，科创板更是直接拓宽了新兴产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政策合力引导下，高 技术制造业研发力度不断增长，对经济贡献也在提升，本土供应链的构建加快推进。

4、 主要结论

1) 1980 年代后，全球供应链随要素分工延长，对贸易和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到 2010 年前后，全球供应链贡献世界贸易的 5 成、GDP 的 14%。电子、机械 等，供应链增长最显著；在这些领域具备优势的北美、欧、亚，成为供应中枢。

2) 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升温，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提出“再制造化” 口号。这一背景下，全球化分工进程放缓，全球供应链也出现收缩、产业布局开 始重构。2018 年以来，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下，部分供应链收缩进一步加快。

3) 不同地区的供应链收缩方式不同。美国主导的部分供应链，由全球化为主转向区 域化为主；其中，中低端产业迁至墨西哥等，高技术制造业回归本国。亚、欧供 应链则加强本土化布局；技术竞争加剧下，日、韩等国已加快高端制造本土化。

4) 第五轮产业迁移浪潮下，中国产业升级与低附加值产业外迁同步推进；全球供应 链收缩背景下，中国部分中低端产业外迁阶段性加速，影响或较为有限。“关键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中国加快构建本土科技供应链，顺应全球产业格局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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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报告来源：开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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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沃巴查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