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碳金融分析：撬动近万亿碳资产，服务实体经济低碳转型​​

碳金融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碳配额、碳信用等碳资产的资金融通活动，对于活跃碳市场、满足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的巨大资金需求具有战略意义。202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专项支持全国碳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碳金融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中国碳金融虽处于起步阶段，但依托全球覆盖碳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其发展潜力巨大。本文将从发展现状、核心方向与政策路径三个维度，深入剖析2025年中国碳金融领域的机遇与挑战。

​​一、起步与挑战：中国碳金融发展初期的三大特征​​

中国碳金融的发展是伴随着碳市场的建设而逐步展开的。自2013年地方碳市场试点启动，到2021年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交易，再到2024年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机制重启，制度基础的不断完善为碳金融创造了萌芽的土壤。然而，与我国已突破40万亿元的绿色贷款总体量相比，碳金融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出融资规模不足、金融机构参与受限以及衍生品发展迟缓三大显著特征。

融资规模不足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尽管多个地方碳市场曾尝试推出碳回购、碳债券、碳基金等产品，但多数产品属于非标准化设计，各地规则不一且难以互联互通，导致许多创新停留在概念层面，成为“PPT产品”，未能实现持续推广。相对而言，碳质押融资是实践中应用较多的形式，但其发展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首要的难点在于融资模式的法律定性模糊，难以清晰界定是“质押”还是“抵押”，这直接影响着资产处置的法律依据和流程。其次，融资周期受到碳市场履约周期的严格限制。由于控排企业需定期清缴碳配额以完成履约，清缴后的配额即失效，这使得基于配额的融资期限通常被限制在单个履约期内，一般不超过一年，难以匹配企业进行产线改造、技术升级等中长期资金需求。此外，质押的碳资产一旦出现违约，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处置难的问题，过去需要借道第三方账户进行操作，效率低且成本高。从具体数据看，截至2022年8月，上海碳市场累计开展碳配额质押融资16笔，金额为4100多万元人民币；截至2025年8月，广东碳市场累计开展31笔，金额为93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规模与我国庞大的绿色融资需求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金融机构难以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是另一大制约因素。目前，全国碳市场仅允许控排企业参与交易，尚未对银行、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开放。虽然已有十余家券商获得证监会的原则性许可，可以用自营资金参与交易，但尚未获得全国碳市场主管部门的批准开通交易账户。这意味着，最具资金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金融机构被挡在了主体市场的大门之外，限制了市场流动性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充分发挥。与此同时，《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已明确不再新建地方碳市场，并对存量地方市场建立评估和退出机制，这使得金融机构在地方市场的参与空间收窄，进一步凸显了其进入全国市场的紧迫性。

衍生品发展迟缓则使得碳市场缺乏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从国际成熟碳市场经验来看，碳期货、碳期权等衍生品是交易量的绝对主体，例如欧盟碳市场场内交易中期货占比超过八成。然而，我国碳期货目前尚属空白，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交易必须在指定的期货交易所进行。尽管广州期货交易所自2021年成立后便开始研究开发碳期货，但至今未获批准正式推出。地方碳市场曾尝试推出远期、期权、互换等产品，但因成交量过小、市场不活跃等原因，一些试点已暂停相关业务。衍生品的缺位，使得控排企业缺乏有效的套期保值工具来管理碳价格波动风险，也抑制了市场交易的深度和广度。

​​二、方向与抉择：服务实体与审慎创新并重的发展路径​​

面对初期的挑战与巨大的潜力，中国碳金融的未来发展路径需要做出清晰的方向性选择。根据2025年最新政策精神，未来中国碳金融将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重点发展融资工具，审慎推进金融机构参与和衍生品创新，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将发展融资工具摆在突出位置，是连接碳市场与绿色金融的关键桥梁。这一方向的选择基于两大现实需求。一方面，实体企业存在盘活碳资产的迫切需求。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累计所需投资预计将超过百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巨量的资金需求，仅靠企业自身信用难以满足，必须拓展新的、有效的抵质押物。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企业原有的高碳资产（如高耗能设备）价值将递减，而碳资产的价值则日益凸显。目前，全国碳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行业，年碳排放量约80亿吨，已是全球覆盖碳排量最大的市场。即使以当前较低的碳价计算，其代表的碳资产规模也接近万亿元人民币。通过发展碳质押、碳回购等融资工具，将这部分静态资产盘活，每年有望撬动数万亿规模的绿色融资，直接支持企业的减排技术改造。另一方面，这也是绿色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中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超40万亿元，绿色债券发行量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报告显示在2023年全球可比口径下位居世界第一。但绿色金融普遍面临环境效益难以精确度量、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困境。碳金融与碳市场结合，可以利用碳市场严格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精准量化减排效果，并将环境效益通过碳配额或CCER的销售直接转化为经济收入，从而提升绿色金融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

坚持服务实体企业的正确方向，意味着需要对金融机构参与和衍生品发展采取稳妥、有序的策略。一些观点主张效仿欧盟模式，即大力发展衍生品并鼓励金融机构广泛参与以提升市场流动性。欧盟碳市场配额量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但2023年总交易量高达102亿吨，其中近七成交易来自银行、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期货等衍生品占比超过95%。然而，这种模式可能带来“脱实向虚”的风险。历史经验显示，欧盟曾出现碳期货交易火爆而绿色融资相对低迷的情况。在2005至2013年碳期货市场快速升温期间，欧盟绿色债券发行量增长缓慢，年发行额仅几十亿美元，表明大量资金可能沉淀在金融投机环节，而非直接支持实体经济减排项目。此外，过度金融化可能引发碳价剧烈波动和过快上涨。欧盟碳价曾在一段时间内超过中国碳价的八倍，高昂的碳成本通过电价传导，加重了企业和居民负担，德国居民电价曾折合人民币高达约2.5元/度，远高于中国水平，加剧了产业外流压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平衡减排目标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政策明确“不急于推出碳期货等衍生品”，并强调金融机构参与交易的首要目的是服务实体企业需求（如便利碳资产处置、提供流动性支持），而非满足其自身的投机套利诉求。

​​三、路径与布局：构建多层次碳金融体系与稳定机制​​

要将上述发展方向落到实处，需要规划清晰、具体的实施路径，着力构建覆盖多期限、多类型的碳金融产品体系，并建立有效的市场稳定机制，为碳金融的长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首要任务是重点突破碳质押融资的难点堵点。中国银行体系实力雄厚，打通障碍后，碳质押融资潜力巨大。具体而言，一是需要从国家层面明确融资的法律模式为“质押”，并配套建立碳资产实时冻结机制，防止“二次抵押”，保障银行债权安全。二是要突破履约周期对融资期限的限制。建议允许企业在质押期内的碳配额仍可用于清缴履约，待新的履约周期分配新配额后，直接冻结并接续质押，从而将贷款期限延长至3-5年，匹配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三是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关键在于落实政策，稳妥推进银行直接参与碳市场交易，使其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处置违约企业的质押碳资产。

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产品体系。一是发展碳回购，为控排企业提供短期周转资金，金融机构可作为新的资金融出方积极参与。二是发展碳债券，探索创新模式，例如采用“固定利率+浮动利率”结构，浮动部分与碳配额出售收益挂钩，在债券收益率普遍下行的环境下增强吸引力；或以碳资产作为质押或反担保，提升债券信用等级，降低融资成本。三是发展碳基金，为光热发电、海上风电、林业碳汇等周期长（10-40年）、经济效益弱但环境效益显著的CCER项目提供长期耐心的股权投资，将CCER未来收益作为回报来源。

为确保市场平稳运行，必须努力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避免碳价大涨大跌。稳定的“慢牛”市场环境是碳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可借鉴国际经验，如欧盟的市场稳定储备机制或北美市场的价格区间调节机制，根据市场供需动态调整配额投放或收储。同时，可考虑将CCER抵销配额清缴的比例（目前为不超过5%）设置为一个动态区间。例如，根据规划，2030年中国森林蓄积量将比2025年增加10亿立方米，预计可新增固碳约18亿吨。当市场过热碳价快速上涨时，可将CCER抵消比例上限提高至20%甚至更高，迅速向市场投放大量CCER，平抑价格；当市场过冷时，则可适当调低比例，支撑碳价。这种灵活的机制有助于维持碳价的合理性预期。此外，随着市场成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适时引入金融机构参与交易和碳期货等衍生品，但必须严格控制杠杆，严格执行保证金和持仓限额制度，确保其服务于企业风险管理需求，并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从长远看，中国金融业应提前布局全球碳市场，未来积极支持企业开发国际碳信用项目，并探索将国际碳信用引入中国碳市场，提升中国在全球碳定价体系中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关于2025年中国碳金融发展的全面分析。总体来看，中国碳金融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发展起点上，拥有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基础和明确的政策支持方向。其发展路径鲜明地体现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原则，近期将以解决碳质押融资等现实痛点、构建多元化融资工具为重点，同时对金融机构参与和衍生品创新持审慎、稳妥的态度。通过打通融资堵点、丰富产品体系、完善市场稳定机制，中国碳金融有望有效撬动近万亿规模的碳资产，每年带动数万亿绿色资金投向低碳转型领域，在支持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