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及资本市场变革赋予投行业务新使命

全面注册制落地，资本市场改革阶段性目标达成

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IPO 发行节奏受市场波动影响显著放缓。注册制改革自 2019 年 7 月科创板首次试点至今已四年有余，期间经历了 2020 年 6 月创业板试点注册制、2021 年 9 月北交所设立并同步试点注册制等多项改革。2023 年 2 月，股票发行注册制正式全 面落地，标志着以融资端和一级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改革全面完成，资本市场改革有望 进入新阶段。随着注册制改革的逐步深化，2018-2022 年，A 股 IPO 融资规模从 1378 亿 元增长至 5869 亿元。2023 年以来，受市场交投环境和发行审核节奏等因素的影响，1-3 季度 IPO 发行规模同比下降 33%。

双创替代主板成为了 IPO 主要渠道，全面注册制落地后趋势持续。从 IPO 融资规模 来看，2018-2022 年，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合计规模占比从 44%逐年提升至 74%，主板占 比则是从56%下降至24%。2023年2月主板开始实施注册制并未改变这一趋势，2023Q1-3 双创合计规模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78%，而主板占比则是进一步下降至 19%。排队家数的 板块分布也印证了双创板块在 IPO 发行领域的主导地位。2018-2020 年，双创板块的 IPO 排队家数占比从 38%迅速提升至 77%，主板占比则从 62%下降至 23%；2020 年后，随 着 A 股 IPO 发行节奏趋于平衡，双创占比稳定在 5-6 成，主板占比稳定在 3 成左右，北交 所排队家数占比从 2021 年末的 6%提升至 2023Q3 末的 17%。

注册制试点以来，IPO 发行费率和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注册制让 IPO 从公权模式回 归市场模式，投资银行不再是“重承揽、轻承做”的发行通道，业务竞争转向定价、销售、 资本和内部协同能力。同时，注册制优化市场进出机制，提升违规行为处罚力度，倒逼投 行提升质控能力，法治供给的日渐完善也将中介机构责任压严压实。随着 IPO 发行对承销 保荐机构要求的提高，IPO 承销保荐费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 2018 年的 4.0%提升至 2023Q1-3 的 5.8%。

注册制对业务能力要求的提高也导致了市场格局的集中。以 Wind 统计的 2022 年 IPO 承销规模前十的券商为样本，样本券商合计承销规模占比从 2019 年的 63.6%提升至 2022 年的 75.8%，同期承销保荐收入占比也从 53.8%提升 69.8%。由于主板注册制对 A 股 IPO 整体发行节奏影响不显著，同时 IPO 发行情况受到市场波动影响，2023Q1-3 样本券商合 计承销规模占比和承销保荐收入占比稍有回落但仍维持在高位。

2023 年 9 月份以来 IPO 发行收紧，通过难度显著加大。近期资本市场改革使 IPO 发 行收紧，也导致了多家 IPO 排队企业撤回上市申请，主板和双创的排队家数分别季度环比 下降 60%左右，北交所下降 44%。根据 Wind 统计，2023 年 8 月 19 日“活跃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心”会议以来，主板、双创和北交所的申报项目中终止审查或者中止审查的 数量分别增加了 182 家、220 家和 50 家，期间主动撤回的项目数为 16 家、18 家和 7 家， IPO 项目发行难度显著加大。

从中美产业对比出发，探索股票化率提升与投行业务发展空间

中国股票化率增长趋缓，相较美国仍有上升空间。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持续推进， 2018-2022 年，A 股上市公司数量从 3584 家增至 5079 家，股票化率即年末上市公司总市 值与当年 GDP 的比值从 51%提升至 70%。但相较美国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2022 年末 美国股票化率达 180%。2023 年前三季度，受 A 股市场行情和资本市场改革政策影响，IPO 和再融资的规模分别同比下降 33.4%和 16.5%，叠加市场情绪对估值的压制，Q3 末中国 股票化率微降至 68%。而美国在经济复苏、加息预期见顶等因素的催化下，股票化率进一 步提升至 187%。

中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中国偏向制造业，美国则偏向高附加值行业。美国和中国作 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中都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因发展 基础、逻辑与目标不同，产业结构与资本市场特征也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中国作为制造大 国，优势产业集中在工业、材料等制造业。2022 年末，中国上市公司中工业和材料这两 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分别为 18%和 11%，显著高于美国的 8%和 4%。而美国优 势产业则是集中在信息技术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行业。2022 年末，美国上市公司中信 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为 34%，显著高于中国的 16%。 部分行业总市值和 GDP 贡献存在差异，信息技术、高科技制造业及公用事业领域股 票化仍有望提升。

从存量来看，2022 年末，金融行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总市值占比高于 GDP 贡献占比，房地产和公用事业行业的总市值占比低于 GDP 贡献占比，泛工业和消费 行业的总市值占比和 GDP 贡献占比基本匹配。从增量来看，2018-2022 年，信息技术行 业的总市值增量占比显著高于 GDP 贡献增量占比，股票化率从 180%大幅提升至 295%； 金融行业 2018 年股票化率已处于高位，扩容空间有限，因此总市值增量占比低于 GDP 贡 献增量占比；房地产和公用事业受制于行业估值，总市值增量占比显著低于 GDP 贡献增 量占比；泛工业和消费行业的总市值增量占比和 GDP 贡献增量占比差距不大。

展望未来，信息技术行业受益于其成长性带来的高估值和政策利好带来的上市公司扩 容，股票化率有望稳中有升；泛工业和公用事业未来可通过提升科技属性和投资者回报水 平提升估值，上市公司规模也有望进一步扩大，股票化率仍有提升空间；金融行业受政策 收紧影响上市公司扩容空间相对有限，但是行业估值水平偏低，未来应主要通过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改善基本面并打造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以提升估值，从而提高行业股票化率；消费 行业估值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政策收紧导致上市公司扩容空间有限，股票化率提升需依赖 经济回暖带来的盈利改善；房地产行业受制于地产债风险和居民投资偏好转移，股票化率 承压。

围绕促进资本市场投融资平衡探索投行业务新定位

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启动，多层面解决资本市场投融资平衡问题。2023 年 7 月 24 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对做好资本市场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凸显了政策重视力度。为贯彻相关部署，8 月 18 日，证监会就“活跃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心”的相关改革方向答记者问，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措施。此轮改革以标本兼 治、突出重点、稳字当头、发挥合力为核心原则，从制度层面出发，多渠道理顺市场交易 机制，从投资端、融资端和交易端着力解决资本市场投融资失衡的核心问题。资本市场改 革重点未来有望从一级市场转向二级市场，从融资市场转向投融资平衡发展。

当前制约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失衡。资本市场的 资金供给来自投资端，主要包括个人、机构和海外投资者，上市公司及股东以及杠杆资金。 而在交易端和融资端层面，股权融资、减持、印花税、交易佣金、两融利息、公募管理费、交易规费及经手费将产生资金需求。资金供给难以满足资金需求成为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 重要原因。 投行业务作为衔接一二级市场的重要桥梁，对于促进市场投融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传统模式下，投行业务服务国民经济的主要方式是以承销保荐业务为核心，发挥资本市场 融资功能助力实体经济升级转型。在此轮资本市场改革下，投行业务发展有望转向以企业 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核心，通过优化资本市场供给，引导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的方式助力共同 富裕，提振市场信心，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增量端，针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的“绿色通道”的逐步建立，将 倒逼投行业务更积极地发掘优质企业，增加优质上市公司供给；随着潜在的 IPO 橱架发行 制度的推出，投行业务可为 IPO 公司构建更符合企业实际资金需求的融资计划，降低对于 资本市场流动性的短期冲击。 在存量端，投行业务可响应“加大央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整合力度”的号召，将优质 资产通过并购重组渠道注入上市公司，助力国企估值提升，改善存量上市公司质量；也应 积极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功能，完善股权激励个税优惠等政策的传导，通过资本市场 咨询服务推动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分红、回购等计划的实施，完善资本市场各类型投资 者的利益共享机制。

承销保荐收入短期承压，长期有望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迎来新发展。随着证 监会关于 IPO 与再融资阶段性收紧安排的出台，投行业务股权承销规模将短期承压。但长 期来看，在投行业务新定位下，投行收入结构有望走向多样化，并购重组和资本市场咨询 服务的收入贡献有望提升，跨越一二级市场的服务链条将有效拉长。在持续深化企业全生 命周期服务的过程中，优质上市公司与投行的绑定将逐步深化，优质投行有望进一步构筑 自身核心竞争力，强化领先优势。

直面短期挑战，关注承销收入压力及监管尺度重定位

股权融资阶段性放缓，关注以承销业务收入为核心的深层次冲击

8 月 27 日，证监会就完善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机制，围绕合理把握 IPO、再融资节 奏，作出六项安排。

1）根据近期市场情况，阶段性收紧 IPO 节奏，促进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衡。2）对于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或者其他行业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大额再融资，实施预沟通机制，关注融 资必要性和发行时机。3）突出扶优限劣，对于存在破发、破净、经营业绩持续亏损、财 务性投资比例偏高等情形的上市公司再融资，适当限制其融资间隔、融资规模。4）引导 上市公司合理确定再融资规模，严格执行融资间隔期要求。审核中将对前次募集资金是否 基本使用完毕，前次募集资金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效益等予以重点关注。

5）严格要求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投向主营业务，严限多元化投资。6）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不受破发、破 净和亏损限制。 2024 年整体股权承销收入可能下降接近 50%，多层面影响券商业务模式。2023 年 9 月，A 股市场 IPO 和再融资规模分别为 181.3 亿和 369.59 亿，较 2023 年 1-8 月 381.89 亿和 778.25 亿的月平均水平下降 52.53%和 52.51%。费率层面，因发行难度的加大，承 销费率呈上升趋势。IPO 和定向增发的费率在 2022、2023.1-8 和 2023.9 三个区间内分别 为 6.64%、7.54%、9.46%和 0.60%、0.65%、0.88%。

极端情形下，若股权融资保持 2023 年 9 月的融资节奏与发行费率，预计 2023 和 2024 年投行股权承销业务收入将较 2022 年分别下降 25.0%和 48.7%，约影响证券行业总收入 的 2.9%和 5.7%。在此极端情形下，上市券商中股权承销收入占比较高的证券公司可能受 损较大，在 2024 年最高可能带来 10%左右的收入下滑。同时，股权承销业务的下滑可能 对跟投业务、做市业务、融券业务以及股权质押业务产生连带影响，从而深层次影响券商业务模式。

海外投行商业模式逐步分化，股权承销仍为头部券商重要收入来源。从海外投行经营 实践来看，综合型投行股权承销收入仍占有重要地位。高盛、摩根士丹利、杰弗瑞以及瑞 杰金融等头部投行近五年股权承销业务收入占投行总收入的比重仍保持在 25%左右。项目 规模层面，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大型投行 10-100 亿美元的大型项目占比最高，而杰弗瑞、 瑞杰金融等中型综合投行则聚焦于 1-5 亿美元的中小项目。Evercore 和拉扎德等精品投行 则全面转向咨询与顾问服务，股权承销收入占投行总收入的比重仅在 5%左右。行业选择 层面，生物科技，互联网，REITS 和软件为占 IPO 规模占比最高的四大行业，大型投行相 较中小投行和精品投行展现出了更好的行业覆盖完整性。

监管尺度重定位，投行合规处罚风险提升

随着监管尺度重定位，叠加疫情影响，投行业务合规风险提升。2019 年注册制试点 以来，监管层阶段性尝试放松审核口径，将选择权交由市场，以促进改革平稳推进。但随 着注册制下部分问题的逐步暴露，监管适时调整审核尺度，推进从严监管，以切实保障投 资者利益。同时，三年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阶段性的不利影响，对科创板和创业板 上市企业的财务状况也形成了较大冲击。政策面和基本面的变化为券商投行业务带来了新 的挑战。

根据证监会和各证监局网站公示情况统计，2022 年证券公司、证券从业人员共收到 投行业务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及自律性监管措施 138 件，占总罚单数 36%，罚单数显 著高于 2020 和 2021 年的 72 和 67 件。其中，IPO 为监管处罚重点，占投行总罚单数的 36.2%。2023 年以来，以 IPO 财务造假为代表的多起合规事件仍是监管关注与处罚的重 点。

以退市紫晶事件为例，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因紫晶财务造假退市，其保荐券商与其他 中介机构共同出资 10 亿元设立紫晶存储事件先行赔付专项基金，基金规模将根据最终计 算的适格投资者损失赔付金额进行调整，此赔付基金规模为项目承销费 1.19亿元的 8.4倍。 除赔偿风险外，上市日至解禁日退市紫晶股价跌幅达 81.2%，保荐券商将承受 0.33 亿跟 投亏损。因此，投行业务的潜在合规风险可能在投资收益、监管处罚和客户赔付等多层面 为券商带来冲击。

以合理责任边界严格落实违规处罚是必然趋势，加强重大合规问题审核力度。从海外 经验来看，投行合规责任因保荐制度的不同具有较大差异。在美国市场中，投行主要承担 方案设计、市场沟通等承销商职责，通过 2002《萨班斯法案》和 1933《证券法》确立了 以“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 rule）和专家意见为核心的承销商责任范围。对于违反原 则的投资银行将予以重度处罚，例如在安然等重大财务舞弊案中，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 花旗集团因财务欺诈分别被要求赔偿 20 亿、8.07 亿和 3 亿美元。

香港市场中，保荐制度的存在使香港投行责任更为接近国内市场。保荐人需要按照《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承担向上市申请人提供意见及指引； 在上市申请前，完成截至当时对上市申请人的所有合理尽职审查；向市场作出真实、准确、 完整的披露；以坦诚、合作的态度和迅速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担任公开发售的全盘经办 人，确保公开发售以公平有序的方式进行等职责。2017 年以来，保荐人缺失为投行业务 遭受处罚的主要原因，罚款规模多在千万至亿量级。 相较美国及香港市场，未来内地投行业务的责任边界有望在制度层面逐步得到明确， 但处罚力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来看，内地投行对于重大风险的控制能力可能成为投行 业务竞争力的关键。

把握政策机遇，以转型响应资本市场发展要求

良好政策环境与产业升级需求有望推动并购业务发展

美国历史上的六次并购浪潮顺应了产业升级趋势，有效促进了优质上市企业做大做强， 也为美国投行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回溯六次并购浪潮历程及驱动因 素，对判断国内市场并购业务发展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并购浪潮：以横向并购实施规模扩张和企业垄断。随着 19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 危机结束，1894-1907 年的第一次并购浪潮出现。第一次并购浪潮多是同业务类型企业间 的横向并购，横向并购占比高达 78%。这是在成熟市场条件下由盲目竞争、低效率独立经 营转向垄断竞争、高效率规模化经营的必然结果。并购浪潮期间新泽西州、纽约州、特拉 华州等修改公司法，放宽了控股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的限制，为并购浪潮提供了较大助 力。

第二次并购浪潮：以纵向并购实施行业寡头垄断。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其背景是美国在一战之后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各公司借助经济复苏之机存在扩张愿 望。1914 年，威尔逊政府颁布《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联邦国会通过《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均对垄断经济下价格歧视和贸易限制等现象进行有力地打击，横向并购的阻力显著增大。 因此此次并购浪潮的主要形式是纵向兼并，即互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 此次浪潮加强了第一次并购浪潮所形成的产业集中程度，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整合和发展。

第三次并购浪潮：混合式并购促成跨国重组与扩张。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其背景是美国大公司的实力在经过前两次并购与集中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二战 的结束恰好为公司的扩张、尤其是多元化的扩张提供了机遇。同时，1964 年第三代计算 机即集成电路计算机诞生并逐渐在商业领域得到普及，推动了依赖计算机技术的现代管理 手段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使对大型混合型公司的管理成为可能，第三轮并购浪潮应运而 生。此外，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在并购潮初起时放松了分配规则，给上市公司的扩张 和并购提供了制度性激励。

第四次并购浪潮：运用金融杠杆调整与突出主营业务。第四次并购浪潮发生在 20 世 纪 8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电子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产品换 代，凸现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价值和盈利能力。此外，垃圾债券的广泛应 用使杠杆收购成为主流方式，但是 1989 年颁布的《金融机构改革、重整和强化法案》加 强对垃圾债券的监管，随着银行结束超量放贷，依赖杠杆资金的并购模式难以维持，1987 年股市崩盘进一步加速了并购潮的结束。

第五次并购浪潮：战略驱动下的强强联盟。第五次并购浪潮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一般认为始于 1992 年，到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结束。此轮并购浪潮的外因是经济强 劲、股市繁荣、新科技革命兴起等等，内因是美国企业面临全球激烈竞争的压力，希望通 过收并购形成拥有更大竞争能力的“联盟”或企业集团，可以分担成本与风险，集中资源 优势，将同类竞争演变为局部的内部联合。此外，此次浪潮中跨国并购较为活跃。1992-2000 年间，美国公司跨国并购数量达到 7600 余起，交易金额近 6300 亿美元。

第六轮并购浪潮：新兴技术兴起和全球化趋势加深驱动战略并购。第六次并购浪潮始 于 2004 年并延续至今，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美国经济进入恢复阶段，同时伴随着新能源 技术、互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和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叠加反垄断环境的放松， 并购浪潮兴起。此次并购浪潮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主导，这些公司希望通过多元化战略并购 实现技术能力的积累和产品序列的丰富，例如：谷歌通过收购从搜索服务商转型为“伞形 公司”Alphabet 集团；Facebook 将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两大数亿级用户体量的社交 媒体收入囊中。

良好政策环境与产业升级需求兼备，并购业务发展潜力巨大。回溯美国六次并购浪潮， 产业需求和政策支持为核心驱动因素。在产业层面，国内具有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 一方面，类似于第一次并购浪潮前的美国市场，目前中国部分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内在整 合动力强劲；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新能源和 AI 等新技术的兴起，传统行业和科技型行 业均需要获取新技术以培养业务增长点或实现转型升级，类似于美国第四、五、六轮浪潮。

在政策层面，活跃资本市场改革为并购业务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2023 年 7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会议中提出要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市场化改革，具体操作包括：1）适当提高对轻资产科技型企业重组的估值包容性，支持 优质科技创新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2）出台上市公司定向发行可转债购买资产的 相关规则，丰富并购重组支付方式；3）推动央企加大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整合力度，将优 质资产通过并购重组渠道注入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2023 年初以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保持活跃，合计共有 31 家央企披露了重 大重组事件，其中有 19 家是在“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会议后进行披露。整 体来看，31 家央企并购重组标的以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为主，旨在通过并购重组促进产 业整合，增强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在产业和政策的合力驱动下，投行并购业务 有望获得快速发展。

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职能，推动投行业务收入多元化

美国精品投行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构建以咨询费为核心的收费模式，实现收入多元 化。类似于国内注册制试点后投行业务集中度的提升，美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头部投行 同样依托较强的渠道能力和定价能力在发行承销领域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在此竞争格 局下，部分精品投行成功地通过以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和资本市场咨询服务为核心的商业模 式实现自身转型，拉扎德和 Evercore 为其中的代表性机构。2017-2022 年，咨询费收入 占 Evercore 投行总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80%。

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协同是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以 Evercore 为 例，其业务体系包括企业战略咨询、资本市场咨询和机构股票交易三大板块，由三板块协 同服务于战略并购、基金募集与代销、资产负债表管理以及公司治理多个业务场景。以战 略并购业务场景为例，在并购筹备期，战略咨询板块可以提供兼并收购、股东维权咨询和 结构化交易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并购方案；在并购交易落地阶段中， 资本市场咨询板块能通过股权资本市场和债权资本市场为客户筹集所需资金，同时提供一 级市场交易和市场风险对冲服务以保证交易的顺利完成。

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优化收入结构。面临股权融资阶段性放缓的困境，依 赖承销保荐收入的传统投行业务模式面临挑战，国内券商可以借鉴海外精品投行的业务体 系，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优化收入结构。具体来看，投行业务向前端可以加强 一级市场交易、私募股权投资等领域的业务能力；向后端可以完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 并购重组等业务，同时加强与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研究业务、融资融券、衍生品业务等 板块的协同，为企业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的综合服务，从而提升服务质量和单 客收入。

投行业务发展模式展望

承销业务：优化服务效率，完善资源统筹。短期来看，IPO 与再融资节奏的放缓将为 投行收入带来显著压力。在此环境下，传统发行承销领域的各项资源应积极向政策支持领 域聚集。符合“绿色通道”要求的科技型企业、服务于风险化解的房地产企业再融资以及 北交所市场等细分领域仍存在业务机会。积极适应市场变化的证券公司，有望进一步提升 自身市场份额。同时，随着合规风控责任的持续压实，证券公司可考虑将部分资源投入对 过往项目进行梳理，完善持续督导工作，排查潜在合规风险。在降低自身处罚风险的同时， 助力存量上市公司质量改善。

并购业务：加速布局并购重组，以专业能力助力一二级市场动态平衡。2023 年以来， 监管层多次表示积极鼓励优质上市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发展壮大，年内已有 183 家上市公司 推进并购重组事项，“A 并 A”、“分拆+借壳”等新型并购方式持续涌现。同时，在 IPO 及 再融资持续收缩的情况下，并购可能成为一级资本重要退出途径。因此，加速并购业务布 局对于拓展自身业务规模和推动一二级动态平衡均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传统业务，并购业 务对于证券公司专业能力要求更为严格。帮助上市公司寻找产业链条核心资产、设计并购 方案并募集配套资金、协助收购后的公司整合将是头部投行的核心价值所在。

多元业务：推进多业务链条协同，全面提升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长链条多元化 的投行服务体系是投行业务长期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在证监会持续鼓励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并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环境下，证券公司投行可以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管理、公司治理 以及融资并购规划等多方面提供咨询服务，优化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交互，完善各类型 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跨部门协同领域，投行业务可通过前端一级市场投资业务以及后端 二级市场的股权质押和做市等业务，在流动性和市值管理领域给予上市公司全链条服务， 全方位助力上市公司发展。

 

编辑：520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