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宏观经济专题研究：中国会患上“日本病”吗？

过去三十年里，日本失去了什么？

以 1990 年代初期的资产泡沫破裂为导火索，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日本在 1960-1980 年代的高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忌惮，为了扭转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于 1985 年 9 月与日 本签订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为了对冲本国汇率过快升值带来的 经济下行压力，日本政府在 1986 年 1 月至 1987 年 2 月连续 5 次降低基准利率，造成市 场上出现大量的过剩资金，过剩资金疯狂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助推了资产价格泡 沫的形成。东经 225 指数从 13083 点飙涨 197.5%，一度达到近 39000 点的水平；日本六 城土地价格指数从 131 翻升 3 倍有余至 1991 年的 403。面对如此快速集聚的资产价格泡 沫，日本政府选择立即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收紧银根，主动刺破泡沫。

泡沫破裂后，持 有大量股票和房地产资产的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受到严重损伤，日本经济急速下行。 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经济下行周期，而是一场长达三十年持续衰退的序章。历史上几 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资产泡沫积累和破裂，虽然难熬，但也终究只是一次经济下 行周期，日本在 1990 年代初期也抱有同样的想法。然而即便日本后续动用了极其宽松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经济最多也只是出现短暂企稳，未能彻底走出泥淖，反而陷入 了长期通缩。

“失去的三十年”期间，日本发生了如下几个重要的变化： （1）在全球所占经济份额大减。1980 年代初期的日本凭借对外贸易创造了惊人的发 展成就，稳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巅峰时期，日本占全球 GDP 的份额一度接近 18%， 甚至高于英国、德国、法国三大欧洲强国所占份额之和。但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日 本在全球所占的 GDP 份额迅速下降，截至 2022 年这一数值仅为 5.1%。相反地，中国在 过去 40 年里异军突起，在全球 GDP中所占份额从 1980年的 1.7%扩张至 2022 年的 18.5%。

（2）人均收入水平不增反降。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各大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化程度加 深、互联网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纷纷迎来高歌猛进式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迎来快速增长。 以美国为例，1990 年至今薪资水平扩张近 3 倍，然而曾经辉煌的日本却面临完全不同的 境遇。1992 年以来，日本的雇员人均薪资水平增速明显放缓，到 1997 年甚至开始出现下 跌，从巅峰时期 113 万日元/人的水平一度降至 2013 年的 97 万日元/人。 （3）长期通缩。对于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来说，“通缩”问题一直是“日本病”典 型症状，主要表现为国内物价水平持续下跌，市场主体会基于该现象形成未来价格仍会继 续下跌的预期，从而延缓消费和投资行为，进而陷入负向反馈的螺旋。1990 年代后期， 日本开始步入长期通缩，核心 CPI 常年录得负数，表征工业品出厂价格的 PPI 下跌幅度则 更大，迟迟难以摆脱通缩。

（4）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持续低迷。从日本 GDP 内部的结构来看，在陷入衰退的三 十年里，私人消费、私人住宅投资、私人设备投资增速出现急剧下滑，分别从 1981-1990 年代的 45.3%、118.3%、41.0%降至 1991-2000 年代的 5.7%、-6.7%、9.6%，并且在 2001-2010 年代仍然维持低迷态势。GDP 的几大分项中，只有政府消费仍保持高速正增长， 私人部门的消费、投资意愿极度低迷。 （5）政策失灵与流动性陷阱。过去的三十年，纵使日本央行出台“0 利率”、“负利 率”等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未能成功刺激 M2 的增长，货币活化程度极低，即陷入了 流动性陷阱。出现上述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极低，以至于无论 银行给予多么低的利率（哪怕降到 0）都不愿意举债，而是倾向于增加储蓄。

近期部分研究认为，中国正在步入 1990 年代日本的后尘，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论调： 一是经济增速下台阶论。根据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规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增速会自然下降、并呈现逐级下台阶的趋势。根据绝对收入对标法，两国人均 GDP 水平大致相当时，后续的增长路径可能高度相似。日本自 1970 年代进入经济增速换 档期，从年均近 10%的增速逐渐降至 4%左右；自 1990 年代步入“极低增长”阶段，实 际 GDP增速仅在 1%附近徘徊，且持续时间长达三十年。当前中国的人均 GDP水平与 1990 年代的日本大致相当，意味着后续的增长路径存在高度相似的可能性。基于上述现象，部 分研究者担忧中国会步入三十年前日本 “极低增长”的后尘，经济增速将节节下滑。

二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论。资产负债表衰退论的核心在于：1990 年代日本股市和房地 产泡沫破裂后资产价格暴跌，私人部门的资产严重缩水，但负债端依旧存在刚性支出，导 致私人部门的行为目标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不断进行主动去杠杆。 居民端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表现出“低欲望”的特征；企业端倾向于用现金流偿 还债务，而非将资金投入扩产或新产品开发领域。日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 1993 年巅峰时期的 144.9%跌至 2015 年的 94.4%，居民部门杠杆率从 1999 年巅峰时期的 71%降至 2015 年的 59.5%。

类似地，近年中国企业和居民也出现资产价格下跌情况下的“去杠杆”行为。今年上 半年，居民端出现明显的提前还贷、增加储蓄行为，企业端也出现投资低迷、减产裁员现 象。基于上述现象，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当前也出现了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特征，存在 陷入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类似境遇的风险。

三是人口红利衰减论。许多研究者认为，日本正是因为低估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 响（特别是对总需求的影响），才陷入长期衰退。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和成本优势的丧 失带来日本人口红利的衰减，与之伴随的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的减弱、长期的通货紧缩， 以及巨额的财政负担。日本从 1970 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占比快速攀升。 截至 2022 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比已经接近 30%，老年抚养比达到 51，这意味着每 100 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供养 51 个老年人口，负担之重不言而喻。

类似地，我国从 2000 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2 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已 经占到 14.9%、老年抚养比达到 21.8，与 1990 年代的日本具有极高相似度。不可忽视的 是，中国老龄化速度比三十年前的日本更快，并且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形势相对更 为严峻。基于上述现象，部分研究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持续衰减，中国也会面临经 济增长动能减弱、甚至陷入长期通缩的局面。

上述三种论调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讨论维度较为单一，失之片面。基于此，本文从 影响一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六个核心维度出发，以一种更全面的视角，对中国和三十年前的 日本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中国 VS 三十年前的日本：国家竞争潜力的显著差异

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竞争潜力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外需潜力、内需潜力、政策能力、产 业实力、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六个维度。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在人口规模方面和日本的变 化趋势类似外，在其他五个方面均明显优于日本，中长期维度看中国并不会走上日本“失 去的三十年”的老路。

维度 1：外需潜力 1990 年代的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极高，中国的出口并不完全依赖于欧美国家， 十年布局的“一带一路”国家将为我国外需提供韧性支撑。日本出口行业对美国的依赖度 非常高，1986 年日本对美出口占到日本出口金额的 40.9%，这也意味着一旦失去美国这 个贸易盟友，将给日本的出口带来重大打击。出于对日本高速发展的忌惮，美国与日本在 1985 年签订了广场协议、1986 年签订了半导体协议，要求日元大幅升值并限制了日本半 导体对美出口，自此之后日本对美出口数量开始大幅下降，日本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也从 1986 年巅峰时期的 9.9%降至 2021 年的 3.4%。

和日本相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不 高，出口合作对象更具多元性。即便是在中国对美出口占比最高的 2002 年，这一数值也 只有 21.5%，远小于日本的 40.5%。此外，中国早在 2013 年就开始布局“一带一路”战 略，东盟国家逐渐崛起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2022 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在中 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高达 15.8%，仅低于对美出口占比 0.4 个百分点。如果将全部“一带 一路”合作国家纳入统计口径，202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占比已经占到总 出口额的 40%。

同样是与美国发生过贸易摩擦，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表现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也体现 出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更高的韧性。如果将广场协议视作日美贸易摩擦全面爆发的起始点， 在此之后日本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一路下跌，自此失去了贸易大国的地位，甚至连续多年录得贸易逆差。若以 2018 年视作中美贸易摩擦开启的起始点，在此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出 口额在美国总进口中所占份额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反而逆势上扬，体 现出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更为强大的韧性。

前有追兵，后无来者，中国具有印度、越南等后发外向型经济体难以匹敌的优势。自 1990 年日本出口产品竞争力逐渐降低后，韩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地 区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优势迅速崛起，在全球的出口份额稳步扩 大。由于当时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和欧美国家极其接近、且在很多商品生产加工环节并 不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日本的出口再无回天之力。

相较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 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虽然和印度、越南等国相比偏高， 但印度受限于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制造能力偏弱、越南则面临国内市场过小的问题，预计 短期内均难以替代中国。并且，随着出口带动上述后发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其国内的消费 升级或带动中国的中高端工业制品出口需求增加。因此，即便当前面临美国方面的制约， 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仍具有相当强的韧性。

维度 2：内需潜力。中国城镇化率仅与日本 1960 年代的水平相当，预计未来我国城镇化率的继续提升， 将伴随着基建、房地产、消费等一系列需求的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 进程的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城镇化率从 1980 年的 19.4%增至 2000 年 的 35.9%，2022 年这一数值已达 63.6%。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率还处于相对 较低的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仅与日本 1960 年代持平，距离日本经济开始 减速换挡的 1970 年代 71.9%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更是远低于日本开始步入“失去的三 十年”的 1990 年代 77.3%的水平。该结果表明，日本在步入 1990 年代前，城镇化发展 水平已经相对到位，这无疑也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间内需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 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参考发达国家当前城市化率水平，预计中国在未来三十年的城镇化 率仍有接近 20 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在此过程中，将伴随着政府基建建设、房地产购置、 消费等一系列需求的陆续释放。

和日本 1990 年相比，我国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未来或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中日两国均为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东亚国家，消费领域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居民消费占 比偏低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这固然与我国目前仍在“后工业化”时代更多 依赖投资的客观发展阶段有关，但即便和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前的 1970 年代相比也仍有较 大差距。2021 年我国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仅有 38.1%，距离中等收入国家的 49.5% 仍有较大差距，亦远低于日本 1971 年 47.8%的水平。

从人均消费支出的角度来看，中国 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距离日本 1970 年代初的水平也仍有 13%的差距。日本在 1990 年代步入“失去的三十年”阶段的前夜，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已经超过 50%，人均 消费支出也超过 18000 美元/人，居民消费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相对有限。相比较而言，当 前我国居民端的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内需不足是日本不得不依托于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根本原因，也是外需走弱后日本转型 失败的核心因素；相较而言，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内需释放空间巨大。中国有 14 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 4 亿，而日本只有约 1.2 亿人口，扩大内需的空间远低 于中国。以高出口依赖度的电子制造业为例，1985 年日本电子制造业的出口金额占到总 产值的 56%，产业发展严重依赖外需。当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激化后，转向发展国内市 场，然而日本本土市场狭小且受国外低价产品冲击，只能发展更上游的元器件、材料和设 备，总产值受到一定限制。2013 年，日本电子行业已经开始出现贸易赤字。

相反，中国 国内市场巨大，旺盛的本土需求对国内电子产业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中国电子制造业 出口金额占行业总产值仅为 40%左右，并且在持续下降。大内需市场还可对制造业产业升 级形成反哺。以大飞机项目为例，日本在研发投入规模和技术基础上毫不逊色于中国，但 最终却在该项目上以失败收场，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其国内市场的天花板过低，研发 者对于日本的内需市场信心不足。在这一点上，中国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

维度 3：政策能力 。日本在汇率政策方面缺乏自主权，“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始终维持高位。1985 年 9 月“广场协议”签订，要求日元相对美元有秩序性的升值，以缓解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一年时间内，日本政府被迫大额抛售美元，美元兑日元汇率从 236.6 的高位下挫 35%至 154.5。1989 年，为了抑制极度扩张的资产泡沫，日本央行开启紧缩货币政策的周期，带 动日元汇率短暂企稳。1990、1991 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先后破裂后，日本经济进入 深度下跌区间，但日元汇率并未跟随经济周期顺利贬值，反而进一步升值，这在一定程度 上与广场协议后国际社会形成的“日元不可轻易贬值”的共识有关，美元兑日元汇率在 1995 年一度跌至 80 以下，这一数值较 1985 年 9 月下跌近 70%。

对日本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汇率快速升值严重掣肘企业发展。特别是 1990 年代泡沫破裂后，日元汇率不贬反升，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间进一步延长。日元 汇率是日本出口导向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985 年后日 元的快速升值给日本电子、汽车、钢铁等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企业盈利 水平走低。1990 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裂之时，由于国际社会对日元有“不可轻易贬值” 的共识，日元汇率该贬却未贬，严重掣肘了企业盈利的修复，导致企业需要用更长的时间 消化存量的债务负担。一直到美国 1994 年开始重新进入到加息周期之后，日元在 1995 年之后才开始回到贬值的趋势，但是这时候大势已去，资产价格已经跌了非常多，就算日 本开始推出 QE，也很难把资产价格扳回到原来的水平。

和 90 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当前的汇率政策独立性很强、弹性更高。和日本不同， 中国的汇率政策具有高度独立性，不会被美国“绑架”。以近期为例，由于中国二季度经 济增长动能有所放缓而美国经济表现较为强劲，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明显的贬值，并且央行 对人民币贬值的包容度更高，并未出台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政策。人民币汇率的顺畅贬值可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助于促进商品出口的企稳，从而实现弹性汇 率的“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 日本财政政策缺乏持续性，过去三十年中屡次发生“财政扩张→供需缺口转正→财政 收紧→供需缺口转负→财政扩张”的恶性循环，导致日本迟迟难以走出衰退。

由于日本政 府杠杆率常年高居全球第一位，老龄化背景下社保支出压力又比较大，日本一向对财政政 策空间颇为吝惜。1996 年，在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刚刚从资产泡 沫破裂的打击中出现一定缓和迹象，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认为当前政府杠杆率过高，于下 半年提出“财政重整计划”。开源方面，要求将国内消费税率由 3%提高至 5%，取消了特 别所得税减免项目；节流方面，要求大幅削减政府各项开支。自该项政策推出以来，私人 消费增速从 1995 年 2.5%的高位逐年下降且降幅巨大，经济复苏的态势就此中止。紧缩的 财政政策叠加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的席卷，1998 年日本经济又一次陷入衰退。过去三十年中，日本财政政策的失误不仅仅在 1997 年出现，每逢经济出现好转迹象，日本就倾向于 紧缩财政，从而让经济再度陷入低迷，迟迟难以走出长期衰退。

相比较而言，中国财政政策的使用更为积极，并且“大政府”模式下中国可使用的政 策工具也更多。在历次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时，政府均积极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未 出现犹疑未决、政策反复的情况。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当前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财政 的扩张仍有一定空间。和日本“小政府”的模式不同，中国是典型的“大政府”模式，政 府拥有的资产比较大，政策手段也比较多，比如疫情期间，政府积极使用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并取得了良好的稳增长效果。

维度 4：产业实力。十年前的日本与当前的中国在“制造业规模竞争力”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在过去日 本经济腾飞的岁月里，“制造业”是日本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核心依凭。丰田、日产、索 尼、松下等品牌异军突起，“日本制造”成为一张全球响当当的名片。同样是“制造立国”， 90 年代的日本在制造业规模的全球竞争力方面仍难以与当前的中国相比。

两组重要数据足以说明这一问题：（1）在日本制造业巅峰的 1990 年代，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 的占比最高也仅达到 22%，但 2022 年中国的这一数值已经高达 30.7%，中国制造的规模 之庞大不言而喻；（2）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和 GDP 的全球占比数值始终较为接 近，以日本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的 1994 年为例，二者仅相差 4 个百分点；2022 年中国制 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较 GDP 占比高出 12 个百分点。综合而言，当前中国制造规模在全 球具有显著的竞争力，制造业规模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在钢铁、煤炭、水泥等重 要工业原料的生产能力极强，远非 90 年代的日本可比。

三十年前的日本与当前的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优势上存在明显差距。1980 年代末期以 来，日本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和美国近乎持平，均在 25000 美元/人的水平附近波 动。用工成本的高企也让日本制造中不具有核心优势的行业被迅速替代。虽然近年来中国 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不断增长，但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以疫情发生 前的 2019 年为例，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尚不足 10000 美元/人，但美国、日本 这一数值分别为 61000、33000 美元/人的水平。与三十年前的日本相比，中国制造仍然具 有相当明显的成本优势。

维度 5：资源禀赋。资源匮乏是掣肘日本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日本被迫面临工业成本高企的问题。日本 工业资源稀缺，具有储量的矿种仅有十余种，且多数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Statista 数据 显示日本的核心能源自给率仅为 13%。相比较而言，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工工业协会的数据， 我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以来在 80%以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距带来两国原材料价格的差异，日本不可避免地面临工业企业成本高企的问题。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2021 年《工业品和 服务的国内外价格调查》，日本工业原材料价格平均相当于中国的 1.52 倍。通过统计近年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工业用电价格也可发现，日本工业用电价格为 0.25 美元/千瓦时， 在全球处于相对高位，是中国同期用电成本的 3 倍。

对海外能源的过度依赖导致日本国内经济极易被全球的能源价格涨跌所影响，经济的 脆弱性更高。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上涨，资源型重工业成本普遍上升， 这让当时以重工业立国的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1980 年后，随着 日本汽车和电子产业的腾飞，日本的出口导向战略也愈发明晰，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 但 2011 年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日本结束了长达 10 年的全球贸易收支正增长，连续 5 年录得贸易逆差。直至 2015 年，全球油价回调之后，贸易收支的赤字才得以收窄。

日本农业资源稀缺，农产品严重依赖中国与美国的进口，也对国家发展的安全性提出 了挑战。根据国际贸易组织 2021 年的数据，日本的农产品进口金额为 855.28 亿美元，高 于其国内农产品产值 640.79 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进口来自美国和中国。2022 年乌克兰 危机引发全球粮食价格飙升，日本国内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价格也随之出现暴涨。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高，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更能保持价格的稳定性和经济运 行的独立性。

产业是战略突围的决定性变量

产业是助力一国实现战略突围最为关键的变量，日本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更深层次 的原因来源于日本产业实力的衰落。经历过资产泡沫破裂的国家很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 国家很多，但为什么唯独日本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衰退，迟迟难以走出？我们认为， 日本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更深层次的原因来源于其产业实力的衰落。一个明显的例子在 于，1995 年日本坐拥 149 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但二十余年来优势却在逐渐丧失，2022 年 进入五百强榜单的企业仅余 47 家。相反地，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却在节节攀 升，从 1995 年的 3 家增至 2022 年的 136 家，产业实力的增长不言而喻。

产业政策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实力的培育至关重要，一个成功的产业政策需要 同时具备“独立自主”和“科学有效”两大特点。由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产业基础较为 落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产业政策”是培育新发产业优势、保护产业抵御外部冲击 的一剂良药。通过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一个成功的产业政策需要同时具备“独 立自主”和“科学有效”两大特征。（1）“独立自主”要求产业政策做到，产业从发展 的起源就不能过度依赖其他国家，同时发展过程中也要保持对产业内部可控，不可因为受 制于其他国家的压力而轻易调整发展方向；（2）“科学有效”要求产业政策做到，紧跟 世界前沿方向、不盲目押注单一赛道。

与日本不同：中国的产业政策更加独立自主

作为日本的核心产业支柱之一，电子产业的衰落不仅助推了日本资产泡沫的形成，也 让日本经济失去重要的长期增长动能。电子产业是日本两大核心产业支柱之一（另一个是 汽车产业），其中半导体和消费电子是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两大细分产业板块，为 1970-1980 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1985 年以来日本电子产业实力竞争力 的下降，不仅助推了日本资产泡沫的形成，更成为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迟迟难以走出经济 衰退泥潭的核心原因之一。

（1）产业衰落助长泡沫形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 电子行业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产业开始逐渐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变少。 而彼时日本央行为了降低汇率升值影响，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上过剩的 资金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助推了资产泡沫的形成。（2）产业衰落带来日本长期增长 动能的疲弱：随着 1991 年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先后破裂，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 资产质量受到巨大冲击，日本经济陷入低谷。虽然日本先后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 激政策，但也只能暂时稳住经济，想要重新走回经济增长的轨道，仍要依托优势产业的支 持。但随着日本电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逐渐衰落，日本经济再难重现当年风华。

“成也美国，败也美国”，缺乏产业独立性是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重要原因。1950-1960 年代的朝鲜战争和美苏争霸中，美国将日本作为“远东兵工厂”，向日本采购了大量的军 用物资，日本借此机会大量积累财富。与此同时，日本通过“引进-消化-改良”的方式舶 来美国的先进制造技术，也奠定了本国电子行业发育的良好基础。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日 本在该行业的腾飞缘起于 1962 年日本电气公司引进仙童的平面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结合 自身反向工程，成功实现集成电路量产。

1974 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计划，组织日立、富士通、三菱、东芝和日本电气等 5 家日企成立共同研究所，进行半导 体产业的技术攻关，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日本一度占据全 球半导体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随着日本在数控机床、汽车、半导体等美国优势领域迅速 发展，挤占了美国的全球份额，并使美国长期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巨大，美国对日本崛起产 生强烈的担忧。同时叠加当时苏联式微后对其战略遏制的需求减弱，美国以“东芝事件”为由（即美国指控东芝绕过“巴统”对苏联出口四台精密机床，故取消其一系列采购合同， 并禁止东芝的所有产品向美出口 2-5 年）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实施全面制裁，由此造成日本 半导体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

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两次《半导体协议》，日本在电子产业的优势被竞争对手夺走。美 国为夺回失去的半导体优势地位，于 1986 年强迫日本签订第一次半导体协议，该协议限 制了日本电子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和市场份额，要求日本开放 20%国内市场给美国电 子产品，并要求日本对外扩大半导体市场，从而使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够陆续从美国和日本 获得半导体工业所需技术，实现技术转移。1987 年美国再次指责日本向第三国倾销并征 收 100%惩罚性关税，并于 1991 年签订第二次半导体协议，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市场份额 进一步缩小。在此期间，日本存储芯片产业的优势逐渐被韩国替代，在芯片代工方面的业 务也逐渐转移至中国台湾地区。

不同于日本，我国产业发展具有极高的独立性。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工业全产业 链的国家，即便在个别尖端领域面临美国的“卡脖子”问题，但整体产业独立性非常高。 与日本过度依赖少数产业、并屡次三番被迫与美国签订产业发展不平等条约的情况决然不 同。

与日本不同：中国的产业政策更加科学有效

日本拥有比中国更好的产业基础，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布局和发 展明显滞后于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国在产业政策的“科学有效性”上具有本质 性的差别。日本的优势产业大部分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产物，集中在汽车、家用电器、电 子产品等行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传统产业向外转移后，并未培育出能够替代传统产业 的新兴产业，在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处于落后的位置。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 5G、 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前沿赛道上，几乎很难看到日本知名公司的身影。相反地， 中国在诸多新兴产业领域成功把握住了风口，已经取得了较强的发展优势。

一个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通常须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政策布局紧跟世界前 沿发展方向。脱离于世界前沿发展方向的创新无异于“闭门造车”，注定会落得被淘汰的 下场。（2）政策不宜押注于单一的赛道。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早期，尽管产业规模开始放 大，但是主导设计仍未确定，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因此，一国可以规划整体的 发展方向，却不宜押注单一的赛道，否则很容易给未来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

近三十年，日本的产业政策在上述两方面均存在明显问题，而中国则践行良好。接下 来，本文将结合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日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产业政策背离了世界的前沿发展方向，导致固有优 势丧失。1982 年日本政府制定“第五代计算机系统研发项目”，计划花十年时间制作出 一种“超级计算机”，希望借此建立日本在全球信息产业的领导地位。纵使日本野心勃勃 地注入巨额预算，但该项政策在战略方向的设计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1980 年代，国 际市场上主流应用与技术走向趋于“小型化”、“便捷化”，但日本的产业政策仍然将主 要资金投入于大型计算机的研发，与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渐行渐远。彼时，日本在 笔记本电脑方面具有一定发展优势，但由于产业政策的错误引导，日本并未在此领域参与 国际竞争，从而使得日本被排除在了全球个人计算机的生产格局之外。最终在 1994 年， 在实际花费超过 3 亿美元后，日本第五代计算机项目黯然落幕。相比较而言，我国产业政 策始终紧跟世界的前沿发展方向，并未出现过前述日本问题。

第二，日本在“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盲目押注单一赛道，导致错失发展良机。“新 能源”领域的角斗场中，日本是典型的先发国家之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丰田、本田 和日产三大企业就在新能源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且实现了部分技术成果的商业化 应用，日本无疑是该领域布局最早的国家之一。2013 年，安倍政府提出《日本再复兴战 略》，确立了氢能在国家新能源领域的核心地位。日本车企在该项政策的引领下纷纷选择 生产冷门的氢燃料电池汽车，而非美国、中国纷纷押注的电动汽车。为鼓励国民购买氢能 汽车，日本政府曾给出高达250万日元的购车补贴，但是氢能汽车的销量却始终较为低迷。

相比之下，电动汽车的市场表现却越来越好。直至 2021 年，本田和丰田相继宣布停止生 产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布电动化转型战略，但或为时已晚。 不同于日本，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成就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扶 持。中国高度重视新能源领域的布局，但从未具体押注过单一赛道，而是通过产业政策鼓 励企业自由发展，通过市场化的“跑马模式”留下最后的赢家。2009 年 2 月，财政部、 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京联合召开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 会议，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进行部署，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拉开序幕。

2010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出台，2012 年 3 月免征车船税政策出台，2012 年 6 月我国第 一阶段新能源汽车总体规划正式出台，2014 年起我国对新能源汽车实施免征车辆购置税 政策。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储能行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并且逐渐积累了可观的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我国目前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电池和 其他电动车零部件供应链体系。2021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 47.6GW，光伏新增装机 58.9GW，均牢牢位居世界第一。截止 2023 年二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1620 万辆，几乎占据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半壁江山。

总结而言，中国在产业发展方面潜力巨大，但同时产业也是最大的变量。日本和中国 都属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并且具有诸多相似的“东亚发展模式”特征，但在两国的崛起 过程中，产业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具有显著差别。产业实力如果衰落，可能意 味着经济衰退的风险。和日本相比，中国产业政策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并且更加科学有效。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看，中国并不存在类似日本过去三十年出现的“产业衰落”问题。但从 日本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中国未来应始终对产业发展动能保持高度关注。

编辑：520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