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保险行业：中小保险公司风险化解观察与思考——寻中国特色范式，筑金融强国根基

引言：持续低利率环境下中小保险机构面临一定困境

1.1 当前无法披露偿付能力报告的中小机构梳理及原因分析

4Q25 保险行业综合偿付能力继续向下，行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减弱。其中，人身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数据下降明显，从2Q25 的196.6%下降到4Q25的 169.3%，而财险公司则从 2Q25 的 240.6%小幅提升到4Q25的243.5%，形成鲜明对比。人身险公司偿付能力下降明显的主要原因在于：1）股票余额持续增长带动最低资本（偿付能力分母）增长；2）认可负债评估利率受750 天国债移动平均曲线下降拖累，认可资产受债市调整影响，实际资本（偿付能力分子）双重承压。

2024 年末 C 类公司和 D 类公司合计为 19 家。根据金监总局发布数据，截止 4Q24，风险综合评级中 C 类公司 8 家，较上一季度减少2家，部分公司在风险管理与资本充足性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然而，高风险警示更为突出的D 类公司数量依然维持在 11 家，反映出这部分机构在偿付能力充足率、公司治理、资金运用及流动性管理等关键环节仍存在系统性薄弱环节。

中小寿险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固定成本无法摊薄，天然存在经营劣势，同时部分中小机构此前投资端在地产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近年来面临减值压力。一方面，寿险公司的运营成本中，固定成本占比高（如精算系统搭建、合规风控投入、分支机构运营、品牌营销等），其效益释放高度依赖业务规模的扩张——通过“以量补价”摊薄单位成本，提升盈利空间。但中小寿险公司受限于客户基数小、渠道覆盖窄（多依赖银保或经代，自有代理人团队薄弱）、品牌影响力弱等因素，保费规模增长缓慢，难以突破“规模-成本”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此前房地产维持高景气周期，涉房相关的投资品种成为险资配置资产的较佳选择，例如 2014-2016 年期间发生过“金地控股权争夺战”、“宝万之争”等多个中小险资轮番举牌充当“野蛮人”的经典案例。但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结构调整、行业政策趋严及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地产行业处于下行通道，行业基本面的持续调整对相关资产配置占比较高的中小保险机构形成压力，并引发其投资端资产减值风险的上升。

截止 4Q25，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外，当前人身险行业中共有19家无法披露定期偿付能力报告。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中，“认可负债”是指保险公司无论在持续经营状态还是破产清算状态下均需要偿还的债务，以及超过监管限额的资本工具。通过认可负债估计化险规模，能够避免资产端计量因为公允价值变动和资产减值导致的偏差，更真实地反映中小问题保险机构潜在确需承担的债务规模。上述机构最近披露报告期合计认可负债约为4.31万亿元，预计占 3Q25 全行业人身险公司认可负债规模约为11.4%。（国寿3Q25 认可负债约为 6.06 万亿元，2024 年国寿原保费约为0.64万亿元，全行业人身险公司原保费约为 4.01 万亿元，占比16.1%，倒推估计认可负债规模约为 37.7 万亿元）。

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显现，保险行业运行环境趋于复杂。中小保险机构面临的阶段性挑战显著加剧，个别机构因风险事件被监管机构依法接管。我们根据三阶段：新设机构已开业、风险处置进行中、风险处置进展相对缓慢，区分当前 19 家无法披露偿付能力报告的寿险公司和3 家中小财险公司，如下表所示。根据 19 家无法披露偿付能力报告的寿险公司风险处置阶段划分，从最后一期偿付能力报告披露的认可负债规模占比来看，新设机构已开业阶段占比 43.02%，风险处置进行中阶段占比18.32%，风险处置进展相对缓慢阶段占比 38.66%。

1.2 中小保险机构风险化解是“十五五”期间监管的重要课题

“新国十条”剑指中小机构化险，如何有效处置中小问题机构是“十五五”期间行业与监管的共同课题。2025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以风险监管为本的制度体系，稳慎推进风险处置。对于存量风险的处置给出了更加明确多元的方案，包括拓宽风险处置资金来源、健全市场退出机制、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风险处置属地责任等。我们预计，未来问题险企的风险处置更加趋于市场化，不再单纯依赖保险保障基金化解风险，而是形成多方参与、多方保障的格局。

2026 年 1 月 15 日，金监总局召开 2026 年监管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列为 2026 年五大重点任务之首。强调“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明确提出着力处置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的刚性要求。相比过往更强调风险处置的节奏把控与底线思维。而这一部署也延续了 2025 年监管层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思路。依托央地协同、部门联动的“一盘棋”工作格局，从顶层设计到监管落地持续强化推进力度，同时以“减量提质”为核心导向，通过兼并重组优化金融机构体系，督促机构夯实资本基础、提升风险抵御能力。2026 年2 月16 日《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提到“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充实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在政策和监管端的推动下，中小机构改革化险将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根据彭博信息，2026 年大型保险企业注资提上日程，在行业整合的背景下以增强头部险企实力。我们预计，财政部直接控股的国寿、人保、太平预计获 2000 亿左右定增注资。我们认为，此次为预防性注资，短期缓解“750曲线”下降对偿付能力的压力；中期解决险资加大长期入市股票投资后顾之忧；长期将提升国有商业保险央企在行业资本实力和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注资如果落地，市场同样关注大型险企是否需要承担中小险企化险责任。

对当前我国中小保险机构化险的观察与思考

2.1 采取“一司一策”新设主体受让业务，而非银行业减少持牌机构数量

我国中小银行虽数量庞大，但整体抗风险能力偏弱，行业正加速出清。由于我国中小银行存在资产规模普遍偏小、管理经验欠缺、市场经验不足、合规治理相对不完善等弊端，导致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减少了 649 家，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反映出部分中小银行在市场化和监管趋严背景下，正面临整合或退出压力。

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路径选择上，银行业与保险业呈现出破产处理方式的明显差异。工行收购承接锦州银行，农行收编吉林192 家农商行。相较之下，保险业在中小机构风险化解过程中普遍采取“一司一策”的定制化方案，即在原风险机构被接管的情形下，由新设或指定主体承接其业务、资产与负债，使得保险业务牌照总量不减少。例如，华夏人寿、天安人寿及天安财险虽被依法吊销保险业务牌照，但分别由瑞众人寿、中汇人寿及申能财险承接相关业务，实现了风险隔离与业务延续，但保险牌照数量总体保持不变。

相比银行业，当前保险业并无通过兼并方式来化险案例。例如，国有大行参与“村改支”，除了可以有效化解县域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同时增加了国有大行在基层的网点力量，有助于其触达乡村，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相比之下，保险业当前头部大型险企都有全国性业务资格，中小问题险企在网点布局上相比大型险企劣势明显，亦无区域深耕优势。

银行机构与保险机构化险处置方式存在差异，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行业功能定位不同、风险性质与传染机制不同。从行业功能定位看，保险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转移与长期保障，覆盖寿险生命给付、年金按期发放及产险损失补偿等领域，与广大民众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相比银行业而言保险公司资产（金融投资 VS 贷款）与负债（保单VS存款）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从风险性质与传染机制看，银行风险具有高度流动性与传染性，挤兑风险及同业敞口链可能触发系统性危机，需快速撤换问题机构以阻断风险蔓延。而保险风险多为资产负债久期错配、利差损等慢性问题，不会瞬间引发全行业挤兑，因此可依托“一司一策”模式逐步修复，无需采取急撤式处置，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等待新一轮资产价格恢复周期。

2.2 相比日本 90 年代寿险公司破产潮，当前化险未突破“刚兑”约束

伴随市场化自由化的转轨，日本保险业不得不打破刚兑，来减轻系统性风险压力，促使行业实现可持续运作。在日本战后建立的保险体系之下，行政监管力度较强，逐步形成了一套业界兜底保险公司经营危机的体制。进入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然而，寿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往往长达数十年，其利率水平需要长期维持，实际的资金运用无法维持长期固定的利率水准，因而利率逆差发生的可能性恒常存在，泡沫时期大量销售的高预定利率保单成为沉重负担，形成结构性亏损，日本保险行业利差损问题爆发，战后型保险系统运转失灵，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保险自由化改革。

在高利率保单的改革与风险管理过程中，预定利率的调整以及极端情形下的责任准备金削减，是决定保单持有人最终保障水平与利益边界的核心因素。1997 年至 2001 年间，日本共有 7 家寿险公司宣布破产，其中包括在当时具有一定规模的“日产生命”、“东邦生命”等，当时这些公司的加权平均预定利率从 4.24%下降到 1.77%。针对高利率保单，日本改革实践中主要形成了两种处置方式：1）原销售保单的保险公司倒闭，保单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由承接公司重新订立合同，并强制下调预定利率；2）原保险公司持续经营，既有保单维持原有预定利率不变，但新签发保单的预定利率予以下调。具体地说，在正常经营阶段，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预定利率计提责任准备金，并据此承诺在被保险人死亡或保单满期时，支付足额的保险金。这一阶段的责任准备金与保险金给付构成了保单的基础保障水平。当保险公司因市场环境或经营压力下调预定利率时，责任准备金将按照新的利率标准重新核算，其规模会相应缩减，直接导致满期或死亡时可支付的保险金水平低于原合同承诺。这一调整反映了保险公司在利率下行周期中对负债端的重新评估与收缩。而在保险公司破产的极端情境下，保障水平将进一步恶化。此时，责任准备金不仅要受到预定利率下调的影响，还将被最高削减10%，这一机制的直接后果是，保单持有人最终可获得的补偿被限制在责任准备金的 90%以内，体现了破产清算中对保单持有人利益的有限保障与风险分担原则。

保险产品在当前市场环境中的销售表现与行业认知状况，是影响刚兑政策实施节奏的重要现实背景。当前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消耗大量营销费用成本用于产品推广，公众对保险行业的整体印象仍有待提升，信任积累尚未达到可完全依赖市场自律的程度。在此情形下，若现阶段打破刚性兑付，则可能削弱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直观感受，增加其对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顾虑，从而使本已不易的销售工作面临更大阻力，并可能进一步影响行业信誉的修复与市场信心的建立。

保险业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风险隐患亦不断显现，“合理打破刚兑”逐渐成为行业演进过程中可能需要经历的方向。我国现行的“保险刚兑”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保险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九十二条，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除因分立、合并或者被依法撤销外，不得解散。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然而，随着保险业的发展，我国保险业当前所处的发展环境与制度选择窗口与20 世纪90 年代日本保险法所面对的情形存在一定相似背景，合理打破刚兑或成行业发展的潜在路径，如何处理投保人保护与保险经营健全性间的关系，是我国保险法打破刚兑面临的首要问题。根据《日本保险法“打破刚兑”的模式与启示》（陈昊泽，2025,《保险研究》）在此进程中，可以日本为借鉴：投保人保护在保险合同变更、转移中是首要的，而非单一价值取向；投保人保护与经营健全性的平衡是设置保险合同变更、转移制度的核心法理；打破刚兑本质是投保人帮助分散了保险公司的经验风险。

2.3 保险保障基金“单一兜底”的模式将发生转变

保险保障基金作为问题险企风险处置的重要承接方，当前面临可持续性压力。近年来，保险保障基金通过受让股份、增资扩股等方式直接向问题机构注入资金，以稳定公司基本面。对于风险过高的机构，保险保障基金通常会牵头注资新的承接主体，以保护保单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为后续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市场化退出铺路。截至 2025 年末，保险保障基金共参与8家问题保险机构的风险处置，共计出资 1117.09 亿元。然而，随着监管趋严，问题险企的逐渐暴露，面临风险处置的资金需求量增加，保险保障基金存在可持续性压力。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保险保障基金余额2707.19亿元。其中，财产保险保障基金 1604.07 亿元，占59.25%；人身保险保障基金1103.12 亿元，占 40.75%。人身险保障基金余额占比偏低，且该余额相比于保险业总资产仍然较低。2025 年末，我国人身险公司总资产36.39万亿元，财险公司总资产 3.12 万亿元。《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人身保险保障基金约达到行业总资产 1%的时候，可以暂停缴纳。按照最新数据测算，人身保险保障基金余额须达到 3639 亿左右才可暂停缴纳。从近年来风险处置案例来看，保险保障基金从入资到退出的时间越来越长、退出收益的预期逐渐下降，保险保障基金救助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时，2-3年实现了全部或大部分退出；救助安邦已逾七年仍未退出。因此面对庞大的风险累积，单纯依赖保险保障基金的做法无法延续。“新国十条”中提到：健全保险保障基金参与风险处置机制，拓宽风险处置资金来源。未来问题险企的风险处置将从“单一基金兜底”向“多元协同市场化处置”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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