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核算分析：碳排放强度七年下降27.3%的转型路径

随着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化趋势加速与国内"双碳"目标深入推进，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管理已成为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核心议题。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研究报告》首次系统揭示了中国银行业信贷碳排放的整体图景。研究显示，2015-2022年间，中国银行业七大门类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总量从23.38亿吨增至29.57亿吨，而相应碳强度从0.56吨/万元降至0.41吨/万元，呈现"总量增长但强度下降"的显著特征。这一数据背后，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平衡之道。

银行业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力军，其信贷资源配置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导向性作用。根据报告统计，电力、制造、建筑、交通等八大门类行业的信贷资产覆盖了中国对公信贷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成为碳核算和管理的重点领域。随着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准则落地及国内金融监管政策体系完善，银行业面临着核算标准不统一、企业碳数据缺失、转型金融指标缺失等多重挑战，亟需建立科学的碳核算体系和管理框架。

本研究将深入分析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的现状特征、行业差异、管理实践和未来趋势，为金融机构转型决策和监管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通过对境内外碳核算标准的比较、碳排放现状的剖析、管理策略的对比，构建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助力银行业在"双碳"目标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信贷资产碳排放呈现总量增长与强度下降的双重特征

2015-2022年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银行业信贷资产规模持续扩大，对公信贷余额实现翻番，年均线性增速达14.9%，超过同期GDP年均11.3%的增长速率。在这一过程中，信贷资产碳排放呈现出复杂而富有深意的变化趋势。根据研究报告的数据，七大门类行业信贷资产对应的碳排放总量从2015年的23.38亿吨增长至2022年的29.57亿吨，累计增长26.5%，年均增长约3.4%。这一增长态势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体现了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功能。

深入分析碳排放总量的行业分布特征，可以发现明显的行业分化现象。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2022年信贷资产碳排放量达到17.29亿吨，占七大门类行业总量的58.5%。制造业以8.35亿吨的排放量位居第二，占比28.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排放量为2.88亿吨，占比9.7%。其他行业如采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的碳排放量相对较小，合计占比不足4%。这种行业分布特征与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特征高度吻合，电力行业作为能源转换枢纽，制造业作为工业体系核心，共同构成了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与碳排放总量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贷资产碳强度的持续下降。2015-2022年，七大门类行业信贷资产碳强度均值从0.56吨/万元降至0.41吨/万元，下降幅度达27.3%，年均下降4.4%。这一指标的变化趋势与我国总体碳排放强度下降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显示，2013到2023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超34%。碳强度下降的背后，是经济结构优化、能效提升和能源清洁化转型的综合体现。

分行业看，碳强度变化趋势差异显著。电力行业虽然碳强度最高，2022年达2.3吨/万元，但较2015年下降22.9%，显示出能源结构优化的初步成效。制造业碳强度从2015年的0.49吨/万元降至2022年的0.41吨/万元，下降16.3%，反映制造业绿色转型取得进展。交通运输业碳强度下降最为明显，从0.23吨/万元降至0.15吨/万元，降幅达34.8%，这主要得益于运输结构调整和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推广。其他服务业碳强度普遍较低，且保持下降趋势，体现服务业低碳发展的特性。

这种"总量增长、强度下降"的特征，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转型进程。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刚性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优化、能效提升和低碳技术应用推动了碳生产效率的改善。银行业信贷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高碳行业低碳转型，培育新兴绿色产业，有效推动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未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这种"脱钩"趋势将进一步强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行业碳强度分化显著，电力制造业转型压力突出

在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格局中，不同行业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根据研究报告的深入分析，2022年七大门类行业的信贷资产碳强度均值为0.41吨/万元，但行业间差异巨大，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近百倍，这种分化特征深刻反映了各行业的能源消费特性和转型阶段。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1.88吨/万元的碳强度位居首位，远超其他行业。这一数据背后是该行业作为能源转换枢纽的特殊属性。尽管2015-2022年间该行业碳强度下降了22.9%，但传统煤电仍占较大比重，导致单位信贷资产碳排放量基数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深入研究电力行业内部结构发现，2015-2022年，国内新增装机容量持续增长，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33%跃升至68%，显示出能源结构优化的积极进展。然而，原煤碳排放量占比始终保持在75%以上（2015年81.4%，2022年77.2%），表明能源结构以传统火电为主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

制造业作为信贷规模最大的行业，2022年贷款余额达20.4万亿元，其碳强度为0.41吨/万元，处于中等水平。然而，制造业内部差异显著，重点行业碳强度分化明显。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碳强度长期处于高位，2015年为2.49吨/万元，2022年为2.15吨/万元；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022年碳强度为1.63吨/万元，较2015年有所上升；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碳强度相对平稳，2022年分别为0.87和0.95吨/万元。这种内部差异反映了制造业不同子行业的技术特征和转型进度。

工业领域作为碳排放的核心来源，其信贷资产碳强度特征尤为值得关注。2022年工业领域（包括采矿业、制造业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贷资产碳强度为0.81吨/万元，明显高于七大门类行业均值0.41吨/万元。2015-2022年，工业领域碳强度下降19.1%，慢于全行业27.3%的下降速率，凸显高耗能行业转型的艰巨性。工业领域41个大类行业的碳强度分析显示，电力热力生产、黑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非金属矿产品、化学原料、有色金属冶炼、造纸和纺织业等八个行业碳强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构成了工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与高碳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等服务业碳强度普遍低于0.05吨/万元，且保持下降趋势。农林牧渔业在仅核算能源活动相关碳排放的口径下，碳强度最低，2022年为0.03吨/万元。这些行业碳强度较低，主要得益于其能源消费特性和电气化水平的提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林牧渔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畜禽养殖、化肥农药施用、水稻种植等环节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在全面碳核算框架下，其碳排放影响需要重新评估。

行业碳强度的分化特征为差异化碳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高碳行业如电力、钢铁、建材等，需要重点聚焦技术创新和工艺改造，通过信贷政策引导支持其低碳转型。中碳行业如一般制造业，需要能效提升和结构优化并重，推动绿色制造技术普及。低碳行业如服务业，重点在于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和数字化赋能。这种行业差异化管理策略，有助于提高碳减排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全行业碳排放强度的系统性下降。

三、境内外碳核算标准与管理实践存在显著差异

在全球银行业信贷资产碳管理领域，境内外银行在标准应用、管理实践和目标设定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不同市场环境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也为中国银行业提升碳管理能力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在碳核算标准方面，境外形成了以全球碳核算金融联盟（PCAF）和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为主导的框架体系。PCAF标准由荷兰银行、联合银行等机构发起，目前已吸引全球500多家金融机构加入，其中160家商业银行已完成披露，覆盖31.9万亿美元金融资产。该标准强调全范围核算与数据质量分级，要求金融机构核算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排放，并建立了完善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相比之下，国内形成了"央行指南+地方试点"的特色框架。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发布《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等一系列文件，湖北、湖州、上海等地也制定了地方标准，但整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与境外标准在资产分类、因子更新等方面存在适配差异。

在碳排放披露方面，境外银行普遍建立了完善的披露机制。根据研究报告，境外领先银行如荷兰银行、东亚银行等按年度披露信贷资产的碳排放量、碳强度及减排目标达成情况，部分银行细化至行业与客户层级。荷兰银行自2017年起开始披露全面的范围三排放信息，2024年核算出融资排放总量为3223.37万吨，平均碳排放强度为61tCO2e/百万欧元。境内银行披露情况相对滞后，2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只有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3家银行披露了信贷资产碳排放量，占比仅15%。且各家银行统计口径不一，覆盖行业、内部机构范围等存在差异，数据可比性有待提高。

在碳减排目标设定上，境内外银行展现出明显不同的取向。境外银行普遍设定了明确的净零目标和行业脱碳路径。截至2025年4月，全球已有44个国家的128家银行加入净零银行业联盟（NZBA），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荷兰银行设定了2030年重点行业中期减排目标，东亚银行制定了2050年净零融资排放路线图。境内银行虽将"双碳"目标纳入发展战略，但多数尚未提出具体的信贷资产碳排放净零目标年份，在行业脱碳目标设置上更为谨慎。

数据质量管理是另一个显著差异点。境外银行主要依赖客户直接报告、第三方数据库及行业平均排放因子等多元数据来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PCAF标准将数据质量分为五个等级，鼓励使用企业直接披露的排放数据。境内银行在数据收集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企业碳排放披露基础薄弱，加上核算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以上海农商银行为例，2024年其信贷资产碳排放数据质量得分仅为4.82，使用经济活动法测算的贷款余额占比高达94%，反映数据质量有待提升。

产品创新方面，境内外银行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侧重点不同。境外银行更多运用可持续挂钩贷款等创新工具，将贷款利率与碳排放绩效挂钩，如荷兰银行通过绿色贷款、可持续挂钩贷款推动客户制定减排计划。境内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上同样活跃，上海银行落地首笔航空行业转型金融贷款，上海农商银行推出"转型金融服务方案"，但整体上转型金融产品以债券为主，信贷、保险类产品仍在探索阶段。

这些差异的背后，是境内外金融市场环境、监管要求和转型阶段的深刻不同。境外市场在投资者压力、监管要求和公众意识共同推动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碳管理生态。国内市场正处于从"自愿披露"向"强制要求"过渡的关键时期，需要结合中国特色，探索适合国情的碳核算和管理路径。随着国内监管要求的加强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境内银行碳管理能力有望快速提升，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四、碳核算数据治理成为银行业转型关键瓶颈

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碳管理体系中，数据治理作为基础性环节，直接决定着碳核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而影响转型决策的科学性。当前，中国银行业在碳数据收集、核算和应用等环节面临多重挑战，成为制约碳管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

数据可得性不足是首要问题。根据研究报告分析，当前国内能够提供碳排放数据的企业数量极为有限。《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明确的五类企业约6万家，而2023年末中国工商银行对公客户突破1200万，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数量不足工行企业客户的0.5%。A股上市公司中主动披露碳排放数据的企业占比约5%，港股中资企业披露率约85%，但主要集中于能耗数据；超90%的披露企业属于工业领域，服务业、农业等碳数据近乎空白。这种数据缺口使得银行在开展碳核算时不得不大量依赖估算数据，影响核算结果的准确性。

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是另一个突出挑战。核算标准不统一是重要原因，目前国内企业多数同时采用《温室气体核算体系》、ISO14064等国际标准及国家发改委之前发布的行业碳核算指南，导致数据不可比。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核算边界也不尽一致，以燃气行业为例，部分企业仅核算燃料燃烧排放，另一部分则涵盖制冷剂、甲烷等多源排放；排放因子来源差异进一步加剧数据失真。范围三披露严重滞后，上市银行中仅约50%尝试披露范围三数据，且类别覆盖有限，多数银行未涉及投融资碳排放核算。

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不足也制约着碳管理效能。金融机构从企业收集碳排放数据面临诸多困难，能够收集上来的数据质量普遍较差。基层银行机构缺乏专业的碳核算人才和技术能力，难以对客户碳排放进行准确评估。加上银行内部系统建设滞后，碳数据难以与现有信贷管理系统有效整合，导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以上海农商银行为例，2024年其信贷资产碳排放数据质量得分为4.82，使用经济活动法测算的贷款余额占比达94%，反映直接数据获取比例偏低。

数据应用环节存在脱节现象。当前，碳数据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和产品创新中的应用程度有限。多数银行尚未建立碳数据与信贷政策的有效联动机制，碳绩效难以真正影响信贷资源配置。在客户层面，银行对高碳客户的转型支持缺乏针对性，往往停留在传统的信贷准入和限额管理层面。产品创新方面，虽然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但与碳数据挂钩的差异化定价机制仍不完善，难以通过价格信号有效引导企业减排行为。

数据治理的改善需要多方协同努力。在标准层面，需要加快建立统一的碳核算标准体系，目前我国已有45项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生效，基本实现了重点行业全覆盖，为数据可比性奠定了基础。在监管层面，需要强化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推动更多企业主动披露碳排放数据。在银行层面，需要加强内部能力建设，培养专业人才，完善系统支持，建立覆盖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碳数据管理体系。只有打通数据治理的各个环节，才能为银行业碳管理提供坚实支撑，助力转型金融高质量发展。

以上就是关于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的分析，从现状特征、行业差异、境内外比较和数据治理四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呈现出"总量增长、强度下降"的典型特征，2015-2022年七大门类行业信贷资产碳强度下降27.3%，反映了经济结构优化和能效提升的积极进展。然而，行业分化特征显著，电力行业碳强度高达2.3吨/万元，工业领域碳强度为0.81吨/万元，均远高于全行业均值0.41吨/万元，凸显高碳行业转型的紧迫性。

与境外先进实践相比，中国银行业在碳核算标准应用、数据披露、目标设定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也探索出符合国情的特色路径。随着国内监管要求的加强和国际标准的趋同，银行业碳管理能力将快速提升，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碳核算标准体系，强化数据治理能力，创新转型金融工具，推动信贷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优化配置，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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