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人口问题与资产配置专题研究 我国少子化现象严峻

1.少子化形势严峻

1.1.我国少子化现象严峻

自 1970 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但中国的生育 率下滑趋势尤为突出。 衡量人口总体出生情况的指标主要有两个，分别为毛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和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前者为一定时期 内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表示为每千人出生人数；后者为生育 期女性（55 岁之前）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一般表示为每位女性的生育子 女数。两项指标在衡量人口出生情况方面基本保持一致，而总生育率指 标在人口估计和预测方面更为重要，因此我们主要使用总生育率作为人 口出生情况的衡量指标。

二战之后，全球总生育率在经历 20 年的平稳期后开始稳步下滑。1950 年至 1970 年，全球总生育率整体保持在 4.94 附近，即每位女性平均生 育 4.94 个子女。但此后，全球总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以十 年为单位，全球总生育率在 1970 年至今的每个时期均为负增长。2021 年，全球总生育率为 2.32，较 1970 年的 4.83 减少一半以上，已经接近 联合国定义的少子化生育率（Sub-replacement Fertility）阈值 2.1。 其中，除非洲外，其余各大洲的总生育率均已跌破少子化生育率 2.1， 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总生育率达到了 1.17，为全球最低水平。

即使在全球总生育率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总生育率下降趋势也显得 尤为突出。建国以来，由于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我国的人口出生情况 经历了 60 年代的高波动时期，但生育率整体仍保持约 5.9 的较高水平。 70 年代之后，我国总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下滑，其中以 70 年代、90 年 代初和目前三个时期的下滑速度最为明显。

70 年代，我国总生育率从 70 年代初的 6.1 快速下滑至 70 年代末的 2.8 附近；90 年代初，总生育 率从 2.5 附近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下降至 1.6 附近，在其后长期保持在 该水平并略有上升；而目前，总生育率已经从 1.7 附近下滑至 1.2 附近。 2021 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为 1.16，在联合国 236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倒数第 10，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家中，仅高于韩国的 0.88。自 1970 年 至 2021 年，中国总生育率下降逾 4.9，降幅在全球排名第 13 位。中国 的总生育率降幅大，水平低，少子化现象严重，人口出生不足的形势极 为严峻。

1.2.造成少子化现象的四方面原因

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包括四方面原因：过往人口政策较严，经济发展较 快，人口素质提高以及工作时长增加。 1.2.1. 过往人口政策较严 1970 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整体经历了“先控制、后放松”的过程。从 建国初期至 70 年代初，我国对节制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抵制到接受的转 变过程，并且，虽然出现了关于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的讨论，但并未有 实质性的大规模措施出台。直至 1971 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 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强调"要有计划生育"。1978 年，“计划生育”载 入宪法。1980 年，党中央发表的公开信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 子”。1984 年, 国家计生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严 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自此进入严格执行期，直至 2002 年推出“双独二胎”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 的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总规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总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总生育率从 1971 年 的 5.5，下滑至 2002 年的 1.57。2013 年，“单独二胎”政策出台。2015 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 的结束。陆续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在短时期内起到了稳定和提高总生 育率的积极作用，但长期作用有限。2017 年之后，我国总生育率再次进 入下行通道，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下行趋势出现明显加速。

1.2.2.经济发展较快

总生育率呈现“高收入、低生育”的特征，总生育率随着人均收入的提 高出现趋势性下滑。196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整体进入和平发展期，世 界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稳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总生育率的趋 势性下滑。自 1960 年至 2021 年，以不变价计算，全球人均 GDP 翻了三 倍，同时，全球总生育率下降近一半。另外，从全球范围来看，居民收 入水平与总生育率呈现稳定的负向关系，收入越高，总生育率越低。

1950 年至 2021 年，高收入国家的总生育率稳定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 国家。并且，高收入国家总生育率较为稳定，在不同收入国家中下降最 少，其次是低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国家总生育率下降最显著，这其中 主要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均 GDP 的快速增加， 中国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高等收入国家，而随着人均收入的快速 改善，中国的总生育率下降更为显著。结合中国与韩国的历史经验，在 人均 GDP 为 1000 美元左右（以 2015 年美元计算），即中国的 1990 年附 近，韩国的 1960 年附近，总生育率在达到阶段高点后开始快速下滑。 收入提高使居民消费场景增多，生活更为丰富，允许有更多的个人追求 等因素，从而使社会人口出生率出现趋势性下滑。

1.2.3.人口素质提高

教育环境改善，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也会导致人口总生育率下降。在全 球经济平稳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教育事业也得以快速发展，全球高等 教育入学率稳步提升，从 1970 年的 10.1%上升至 2021 年的 40.3%，其 中，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从 8.4%上升至 43.4%，性别平衡比从 1970 年 的 0.7 上升至 1.1，显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的大幅改善。受教育水 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进入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一方面会相应推迟婚 育年龄；另一方面，会使得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包括新 的婚育观念，实现更多个人追求；此外，还会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使女性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相应减少生育机会。

客观上，高等教育 的普及改善了人口质量，但同时也对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1970 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都伴随着生 育率的同步下降。类似的，1990 年代以来，随着大学扩招政策出台，我 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快速提高，整体入学率从 3%提高至 2021 年的 63.6%， 其中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从约 2.5%提高至 69%，改善程度超过男性。人 口素质快速提高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育率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2.4.工作时长增

工作时长的增加也会降低总生育率，且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工作时 长的增加一方面会减少劳动者的个人自由时间，同时会增加工作压力， 从而对总生育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工作时长对生育率的压制 作用是非线性的，工作时长增加会降低总生育率，但此后，即使工作时 长减少，总生育率也不会相应回升。1990 年以前，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 作时长基本稳定在 1970 小时附近。90 年代后，中国劳动力工作时长开 始快速上升，目前，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长约为 2170 小时，相比 90 现代 初增加了 200 小时。在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的国家中，中国平均工作 时长仅显著低于新加坡的 2330 小时，远高于 1770 小时的全球均值。

工 作时长对总生育率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工作时长每增加 100 小时，总生育率下降约 0.027%。简单条件下测算，如果目前中国劳 动力年工作时长从 2170 小时降至 1770 小时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总 生育率可以提高约 0.11%，每年折合新生儿约 108 万人，而 2022 年我国 新生儿数量约为 956 万。日本和韩国在 1990 年之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 期，也均出现了工作时长的快速增加，并伴随着总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但 1990 年之后，日本和韩国的工作时长开始逐步下降，总生育率下降 速度放缓，但却并未同步回升，显示出工作时长对总生育率明显的非线 性关系。因此，考虑到工作时长对生育率的非线性影响，减少工作时间 可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快速下滑，但恐难以起到提振生育率的效果，仍 需其他各方面条件和生育支持性政策共同配合。

2.老龄化加剧

2.1.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

我国于 2001 年起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已是全球性议题。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国际上通常用老年人口比重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 的标准，一般把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0%，或 65 岁及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 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 会的标准。截至 2021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为 18.1%，65 岁以上 人口比例为，显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事实上，在 13.1% 2001 年， 我国 60 岁以上老人和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超过了国际上 10%和 7%的通用标准，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近十年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在全球约 90 个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排在 20 位附近，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韩国。其中，日本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 的国家，60 岁以上人口比例约为 35.6%。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全 球 60 岁以上老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约为 13.7%，除非洲外，其余各大洲 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

我国老龄化进程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尚未到来。 老龄化作为少子化的一体两面，全球生育率下降势必也带来了全球人口 的老龄化。过去 60 年以来，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稳步增加，2001 年， 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 10%，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另一个 角度看，全球人口的年龄中值目前已经达到 30 岁，相比 1970 年增加了 10 岁。虽然老龄化是全球性趋势，但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不论是从老年人口占比还是从全社会年龄中值看，1970 年之后， 中国基本以世界平均水准的两倍速进入老龄化。目前，中国老年人口占 比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5%，全社会年龄中值较世界平均水平高 7 岁，已 经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即便如此，中国老龄化增速仍未见顶。以日 韩两国为例，人口老龄化加速一般滞后于生育率跌破 2 之后 10 年左右， 并且由于生育率此后一直保持低位，老龄化增速一般在 40 年后见顶。 日本于 1970 年代、韩国于 1980 年代、中国于 1990 年代开始，生育率 纷纷跌破 2，日本于 2010 年前后出现老龄增速顶部，韩国由于其生育率 过低，联合国预测其老龄化增速顶部将和中国同时出现在 2030 年附近。 但鉴于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介于日韩之间，中国老龄化增速的顶部有可能 较预测出现更晚。

2.2.老龄化加剧的两大原因

2.2.1.低生育率

老龄化是少子化的一体两面，低生育率普遍对应高老龄化程度。1970 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下降，对应全球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和全社会年 龄中值的上升。从全球范围来看，不论是基于地理位置划分，还是按收 入水平划分，生育率与老龄化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反向关系，低生育率 普遍对应高老龄化程度。在地理位置划分下，欧美国家生育率最低，老 龄化程度最高；非洲生育率最高，老龄化程度最低；亚洲和南美居于中 间位置。在收入水平划分下，高收入国家生育率最低，老龄化程度最高； 低收入国家生育率最高，老龄化程度最低；中等收入国家居于中间位置。

具体来看，自 1970 年以来，我国生育率进入下行通道，按不同年龄段 人口占比来看，25 岁以下人口占比持续下滑，25 岁至 40 岁人口占比经 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而 40 岁以上人口占比则持续上升，尤其是 60 以 上老年人口的占比逐年上升。1970 年代起的生育率降低，虽然在 2010年以前并未大规模影响年轻劳动力数量，壮年劳动力人数甚至略有上升，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禀赋，但同时也 成为推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客观因素之一。简单测算条件下，如果我们 假定 1980 年之后，我国生育率保持不变，并参考不同年龄阶段的存活 率数据，则自 1980 年至今，国内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比目前水平降低 1.6%左右。

2.2.2.预期寿命上升

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在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快速增加。 建国初期，我国预期寿命约为 43.7 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46.5 岁；至 1970 年，我国预期寿命约为 56.6 岁，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截至 2021 年， 我国预期寿命增长至 78.1 岁，大幅超出 72 岁的世界平均水平，并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其中，男性期望寿命为 75.3 岁，较 1970 年增加 20 岁； 女性期望寿命为 81.1 岁，较 1970 年增加 22.4 岁。通过有效控制传染 性疾病传播和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充分反 映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消除 和有望消除的传染病包括天花、 脊髓灰质炎、麻风病、丝虫病、新生儿 破伤风、疟疾、麻疹等，同时，对预期寿命影响较大的新生儿死亡率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大幅下降。相应的，我国的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 了极大改善，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和病床数、政府卫生相关支出、以及医院数量和医学专业毕业人数都稳步增加，极大改善了居民医疗保障条 件。但客观上，期望寿命增加提高了老年人口比例，加深了我国老龄化 程度。类似的，依据我国不同年龄段存活率数据，如果假设 1980 年后， 我国期望寿命保持不变，则我国老龄化程度将降低 2.6%左右。

3.人口质量大幅提高

3.1.受教育程度大幅改善

虽然我国人口经历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性变化，但结构上，我国人 口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建国之初，我国人口质量较差，文盲率超过 80%, 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仅 20%。通过 1949 年至 1969 年的四轮大规模“扫 盲运动”，以及其后持续不懈的扫盲工作，我国文盲率大幅下降。截至 2020 年，我国文盲率已经下降至 2.67%，识字率居于世界高水平之列。 识字率提升使我国人口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人口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整体水平的发展，我国教 育经费支出也随之提高，政府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1970 年的 1.4% 提升至 2020 年的 3.57%。

其中，2000 年之后，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出 台，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支出提升尤其明显，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快速增加。相应的，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快速提高，从 1970 年的 0.13%飞升 至 2021 年的 63.6%，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我国高 等教育入学率超出世界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另外， 2000 年之 后，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也快速增加，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形成了有益 的补充。整体来看，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极大地 提高了我国人口质量，为我国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3.2.科研实力与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人口质量的提高提升了我国的科研实力，改善劳动生产力水平，为经济 发展提供新的动能。人口质量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为提升我国的科 研实力奠定了基础，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快速增加，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1996 年的不足 0.6%上升至 2020 年的 2.4%，占比高于 G7 国家 中的英法意加，且增幅超出全部 G7 国家。相应的，我国科研能力和创 新水平大幅提高。我国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量快速增加，截止 2022 年，我国论文发表数量突破百万篇，论文发表数量与引用量均居世界首 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通过《专利合作 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 7 万件，占全球 PCT 专利申 请量的 25%，连续四年排名世界首位。根据 WIPO 的创新指数排名，我国 从 2011 年的全球 29 位，上升至 2022 年的第 11 位。高等教育的普及在 增强科研实力的同时，也带动我国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美国与日韩的发展经验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密切相关。 自 2000 年起，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快速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 产率也迎来了一段快速增长期，对提高我国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人口分布不均衡

4.1.人口从中低收入向高收入地区迁移

2000 年后，我国开始大规模的从中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人口迁移。 我们统计国内全部 31 个省市 1990 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情况，并根据 2022 年人均 GDP，将人均 GDP 高于 10 万元的 7 省市归为高收入地区，人均 GDP 低于 6 万元的 7 省市归为低收入地区，其余省市为中收入地区。我 国目前人口分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中等收入地区人口资源最为丰富， 但人口流失也相对最为严重。2000 年以前，由于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 度、交通便利性较差、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国内人口流动规模较小。 之后，随着中国加入 WTO，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贸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房 地产行业与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人口逐渐从中低收入地区向东南沿 海的高收入地区大规模迁移，其中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并主要从 事制造业与建筑业等相关行业。

人口流动通过供需调节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内人口资源分布不均的再平衡。截至 2021 年，高收入 地区常住人口超出户籍人口约 7000 万人，其中，以广东省人口流入最 多，约 2700 万，其次为浙江的 1400 万和上海的 1000 万。而中低收入 地区中，除海南、辽宁、宁夏、西藏和新疆 5 省保持小幅人口净流入外， 其余 19 省市均为人口净流出，其中，以河南与安徽人口流出规模最大， 分别为 1600 万与 1000 万。从具体省份的人口流动情况可以看出，人口 流入情况与人均 GDP 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人均 GDP 水平越高，人口 净流入越多。

4.2.低生育率、高受教育程度、高老龄化程度交织

各省生育率、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质量分布也不近相同。除人口数量本身 分布不均匀外，各省人口的出生率、受教育程度和老龄化程度也存在较 明显的差异。简单来说，在中国整体生育率下降、人口质量提高、老龄 化程度加深的大背景下，高收入地区面临更加显著的低生育率、高受教 育程度和高老龄化程度交织的局面，而中低收入地区的人口结构性差异 较小。具体来看，2022 年，高收入地区出生率均值为 6.15，低于中、 低收入地区的 7.14 和 8，高收入地区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均值为 14.2%， 高于中、低收入地区的 13.8%和 13.1%。根据人口普查报告，高收入地 区的期望寿命均值也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地区。

更低的生育 率和更高的期望寿命，共同加深了高收入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但同时， 由于中收入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大量迁移至高收入地区，使得高收入地区 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低于中收入地区，后者将面临最为严峻的养老压力。 同时，高收入地区的人口质量也显著高于中低收入地区，前者的本科生 人口占比达到了 13.5%，明显高于后者的 7.3%和 7.25%。各省人口结构 性差异的背后是医疗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高收入地区拥有多的高等级医 院、更多的医护人员，同时拥有更多的高校、更充裕的人均教育经费、 更多的高校招生人数和在校生数。丰富的医疗教育资源成为高收入地区 低生育率、高受教育程度和高老龄化程度交织局面背后的制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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