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金融中心专题研究报告：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理论框架:金融强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一)金融强国战略畅通新发展格局堵点的理论逻辑

基于内循环视角，现阶段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国内大循环仍存在堵点制约了中国经济转型。

其一，经济内循环存在金融资源低效配置、企业融资约束偏高等桎梏，不利于释放经济活力及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当下，国家经济处于国际形势动荡变革、国内转型压力高企的双重约束之下，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亟需盘活金融资源，以金融赋能实体企业科技创新。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相比大规模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政府信用背书及抵押资产，更具市场活力的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型的轻资产企业通常面临更为严峻的融资困境。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如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信贷资源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是打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堵点的关键。首先，要发展强大的中央银行与主权货币，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灵活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盘活存量，为实体经济输血。第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发挥国际货币流通手段、国际支付和价值储藏等功能，提高国际金融定价与配置能力，吸引全球金融资源,满足国内企业长周期融资需求。第三,提振资本市场。为新兴科技类企业提供多层次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

其二，重点领域存在金融风险隐患，制约经济循环的韧性、安全性、稳定性。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金融环境与金融风险防范重点发生重大变化。其一，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发展驱动宏观杠杆率上升,然而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房产的投资属性下降,房地产债务风险累积。其二，在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地方财政收支面临压力，局部性和隐性的地方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其三，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偏高、内部控制偏松、资本充足率压力高企等问题，对金融系统的安全性造成威胁。

如何稳妥化解并有效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关切。其一，要推进落实金融监管全覆盖、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从而打造完备有效的强大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金融稳定发展。其二，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适度降低购房贷款利率，推动房地产市场清库存、软着陆。其三，持续推进金融机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加快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工作、建立中小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通过并购重组整合金融产能、清理整顿金融秩序，构建强大的金融机构，为金融体系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基于外循环视角，现阶段大国博弈下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短链化趋势明显、美联储步入降息通道，各类经济因素交织共振的背景下，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存在怎样的痛点与堵点?金融强国建设如何助力畅通外循环，提高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与金融话语权?

其一，国际货币政策环境对中国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牵制作用依旧存在。2022年3月起为对抗高通胀压力，美联储进入持续加息通道。美国货币政策长期收紧，虹吸全球资本，大量经济体跟进加息以遏制通胀、稳定本币汇率。全球“加息潮”对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等方面的牵制作用较为明显。一方面，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与美国长期加息策略，中国采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低迷的国际循环和动力不足的国内大循环，中美的反向货币政策使得双方国债收益率利差加速收窄，主要期限利差甚至出现倒挂，导致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提高。自2022年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以来，外国资本对中国的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的净额相继下降，并由顺差转为逆差，可见美国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与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压力高企。纵观人民币汇率与美国联邦利率的历史轨迹，美联储加息通常伴随着人民币贬值。聚焦美国本次加息周期可见，虽然相比于加息幅度，人民币汇率调整区间收窄，汇率弹性较早期明显提高，但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仍不容忽视。第三方面，美联储降息预期或将引发金融冲击。2024年8月23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演讲，明确传递降息信号，9月18日，美联储官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这也是4年来美联储首次降息。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差逐步收敛，这一信号扩大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但长期加息酝酿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回顾历史，2001年美联储在结束加息后开始降息，引发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暴跌。2008年，美联储再次降息，随即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究其原因,长期加息提高了美元的收益率部分投资者提高杠杆购买美元资产，进行套利，从而酝酿了风险隐患。降息转轨会压缩资本的套利空间，或将引发大规模资本抛售，进而资产价格下跌，最终演变成金融危机。

总体而言，美国作为全球金融的主导力量，其货币政策走向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人民币汇率，同时美联储操作货币政策所酝酿的金融风险也会通过国际金融网络传递至其他经济体。全面防范并化解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稳定的潜在影响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攻关。如何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效发挥汇率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安全?第一，建设强大的主权货币，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第二，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保障货币政策稳健性、自主性。第三，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吸引长期资本的同时，适度干预、控制短期投机资本的快速涌入或退出，避免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等风险隐患。第四，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掌握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和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

其二，中国企业在融入国际循环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面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雷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当下，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角式特征，欧美等发达国家位居全球价值链顶端的研发和金融服务环节;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中东等国家则主要处于原材料供给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枢纽，如芯片、光刻机、精密机床、航空发动机等，一定程度上被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掌控。美国等西方经济体通过加征关税、限制进口中国产品等途径抑制中国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海外拓展，企图将中国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可见，当中国企业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时，面临着自身技术水平不足、发达国家压制双重阻碍。叠加 2022年以来，美国等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长期收紧，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循环的融资环境也不容乐观。

如何加强金融对关键性、战略性行业企业的支持，引导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型产业倾斜，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循环中的竞争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解决的又一关键问题之一。一方面，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深度参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为中企海外经营及“-带一路”等区域贸易合作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有利于企业筹集生产与研发资金，实现全球产业链“突围”，同时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等全球新兴市场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另一方面，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为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研发创新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加。

其三，地缘政治背景下，大国经贸摩擦升级，金融脱钩及外汇储备资产安全等隐患威胁中国参与外循环的安全性与稳定性。201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自中国进口的大约 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包括汽车、硬盘、飞机零部件等。中国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545种商品征收 25%的关税，此后双方展开了持久、焦灼的贸易对抗。“贸易战”威胁了中国实体企业的国际经贸活动，造成了高额的关税和调查损失，制约了国际循环畅通运行。与此同时，大国博弈的硝烟逐步从贸易领域延伸到金融领域。一是美国政府限制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融资。2018年8月，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授权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公司的投资交易，提出防范“特别关注国家”。2020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限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当月纽交所宣布启动对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的摘牌程序。2022年9月，美国白宫发布《第14083号行政命令》，将CFIUS的审查范围聚焦到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行业。

二是美国政府鼓励减少对华投资，实施反向投资审查限制。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停止投资中国相关股票，后者在2023年11月宣布将“节俭储蓄计划”的基金基准改为不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指数。同年11月，特朗普政府公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此后部分中国企业被标普道琼斯指数、明晟指数移除。2023年1月，“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屡次对美国投资机构发起涉华高技术投资调查。2023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在特定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实体投资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近期，美国一些州政府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迫使公共养老基金从中资企业撤资。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也采取了严厉的金融制裁，例如冻结俄方金融资产、限制俄方对外融资等,2024年6月，美国财政部对俄发动新一轮制裁，将莫斯科交易所、俄罗斯国家结算存管公司与国家清算中心等机构列入制裁名单。相关手段也为中国提供了警示,2013年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达到1.27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尽管中国在后续年份中持续减持美元资产，但仍是美元计价资产的重要持有者，2024年7月，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为7760亿美元，占美国国债境外投资者持有总额的9%。提高国际金融地位，掌握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保障外汇资产及外循环经济环境安全稳定迫在眉睫。

三是依赖美元资产的国际储备结构提高了外汇资产安全隐患。2010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约1.16万亿美元，持有份额达到26.15%，近年来，持有规模逐渐下滑，至2024年7月持有额为7765亿美元，占美国国债境外投资份额约9.31%。在美国国债境外投资者中，占比仍处于较高位置。鉴于美国对外制裁节奏不断加快，对美元资产的较强依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隐患。相比之下，人民币资产的境外持有额具有较大增长空间，据统计2024年7月境外投资者持有国内债券、股票、存贷款额分别为 4.4万亿人民币、2.7万亿人民币、1.8万亿人民币、1.02万亿人民币且近年来持有额增长趋势较弱。

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参与大国金融博弈，提高国际金融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途径。其一，提高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吸引力、流通性以及嵌入国际金融储备体系的程度预防金融及外汇脱钩等风险隐患，同时适度降低美元资产依赖程度，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其二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全球资金的融通平台，提高中国甚至全球新兴市场的国际金融话语权。

(二)国际金融中心是联结内外循环的关键节点

上述分析表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联结内外循环的“关键节点”，对疏通双循环堵点、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能够从以下四个路径赋能双循环。第一，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多层次、高质量的资本市场，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完善的投融资服务，从而吸引全球金融资源，扩展优质企业融资渠道，推动金融资源向关键、重点领域倾斜，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供给质量，形成牵引内循环的新动能。进一步，实体经济持续向好又将创造新的投融资需求，增强国内金融市场活力与吸引力，推动国际金融中心能级的提升，从而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带动金融繁荣的良性循环。

第二，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助力中企突围全球产业链“低端锁定”困局，服务“一带一路”等区域经贸合作，畅通国际经济循环。大量学术研究表明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存在较高的初始投资成本，通常面临严峻的贸易融资约束，金融服务的缺位将分别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抑制企业进出口规模或进出口参与决策(Chaney，201611;Crinò和 Ogliari，20112];金祥义等，202213)。加之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采取加征关税、限制出口等贸易壁垒，限制本国实体对中国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上述制裁恶化了中企参与国际循环的贸易与融资环境，缓解中企海外经营困局迫在眉睫。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一方面能够帮助中企有效利用国内外金融资源，保障企业海外经营的投融资需求，从而助力企业向全球产业链更高环节攀升，实现“低端锁定”突围。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优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以金融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贸协议，提高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话语权。

第三，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助力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强大的主权货币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锚定“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最外层次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互动补充，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是深化内外经济联通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应有之义。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境外主体持有并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加强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国家的本币结算合作，扩大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程度，提高人民币国际认可度;通过支持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实现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有效互动。上述路径均有助于逐步增强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促进人民币发挥国际支付、价值尺度等国际货币功能。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计价资产的需求度与流通性，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价能力与话语权，这一过程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提供重要助力。

第四，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完善风险防范管理体系，保障经济循环稳定通畅。完善风险防范与管理体系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金融开放将提高境内金融系统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暴露程度同时也提高了金融系统对风险预警及防范化解机制的要求，完善全球金融风险管理机制，能够为建设双循环稳定运行提供安全保障。

通过上述机制，国际金融中心将有效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畅通运行，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

(三)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功能是当前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等政策的指引下，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至2008年，基于上海城市功能提出战略定位，搭建国际金融中心基本框架，实现初步发展。2009年至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主要任务是不断健全功能，持续提升能级。2021年至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是服务高质量发展，支持金融强国，立足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需要，迈向更高能级。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主体架构初步确立，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金融综合实力大幅提升，金融发展环境不断完善。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2024年8月22日,《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订通过，于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包括七章、64条具体措施，从金融体系建设、金融改革开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多层次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路径指导。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路径正在逐步完善。

经验证据:从全球视角看国际金融中心功能

锚定“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应立足国际开放视野,以世界顶尖金融中心的建设历程为参考多维度对比审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与短板。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实践经验为前述理论机制提供了怎样的支持证据或挑战?上海在实现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赋能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存在哪些不足与发展空间?本部分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版图

2024年度国际金融中心指数(IFCI)报告显示，在全球十大金融中心城市排名中，纽约蝉联榜首，伦敦位居次席，香港排名第三，上海、北京均跻身前十，其中美国共有纽约、洛杉矶等4个城市上榜，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另外，根据2024年第3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上海、北京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序中分别排位第6、第15。我们以 IFCI指数为标准，总结了全球十大金融中心城市的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1.美国纽约国际金融中心

纽约凭借宏大的经济规模和深远的金融影响力，一直雄踞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榜首，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和第一大商港,也是美国的最大的金融和经济中心,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被称为“金融”的代名词。纽约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世界500企业中有50家企业的总部位于纽约，包括著名的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通、美国国际集团等传统金融巨头。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着各种金融服务，包括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财管理等，这些金融头的存在是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重要原因之一。

2.英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是英国的第一大城及第一大港，作为老牌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直到二战后才被纽约超越，但仍旧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中位居前列。伦敦拥有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包括历史悠久的英格兰银行、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清算银行、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根据英国财政部和伦敦金融城2023年7月发布的年度报告，2022年英国金融服务业为英国经济贡献了2780亿英镑，占英国经济总产出的11%。在传统金融业务方面，伦敦的外汇交易中心是欧洲最大的外汇市场，并且在利率衍生品市场、国际(离岸)债券发行市场和保险市场等领域保持着领头羊地位。在创新业务方面，自2010年开始，东伦敦以金融和科技为驱动，伦敦诞生的独角兽初创企业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退出数量比任何其他欧洲中心都要多，已发展成为伦敦硅谷。

3.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不仅是世界闻名的繁华大都市,也是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还是全球排名第三的金融中心,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并称“纽伦港”。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城市特征和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这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持续的信心。其次，在法律体系方面，香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律架构透明高效，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增强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再次，在金融交易方面，香港具有强大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服务，在股票、保险、外汇、财富管理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香港实行简单低税制，没有外汇管制限制，离岸利润通常不征收所得税、股息税或资本收益税;港股估值相对偏低，上市条例清晰，吸引了大量内地及国际企业上市，是全球最大的股票集资中心之一。

4.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是新加坡共和国的首都，是国际航运、贸易中心，也是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的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占比高达75%,其重点发展的是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商业、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其中金融服务业最为发达。从发展战略来看，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国存在深度联系，具备成为东南亚区域金融枢纽的基础，特别是疫情以来，跨国公司纷纷加强在新加坡的布局.新加坡开始逐渐成为东南亚区域总部与亚太地区离岸金融中心。从金融细分领域看，新加坡在财富和资产管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保险和风险融资等方面表现突出，在财富与资产管理方面，通过直接拨款入市、提供离岸免税、移民等优惠措施，吸引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和家族办公室;在外汇业务方面，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由于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要道，时区优越，根据需要可24小时同世界各地区进行外汇交易。

5.美国洛杉矶国际金融中心

洛杉矶市是美国南加州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多元化的商业环境以及强大的教育体系共同构成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在地理位置方面，洛杉矶是南加州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其影响力甚至延伸到洛杉矶以外的地区，成为通往太平洋沿岸、拉丁美洲和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门户。在商业环境方面，洛杉矶的金融业和商业也非常发达，作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金融中心，全球数百家银行设有办事处，例如，美国洛杉矶银行、美国银行、国泰银行、汇丰银行、洛杉矶国民银行等。在教育体系方面，洛杉矶的教育体系同样非常强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地亚哥分校、旧金山分校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高校不仅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也为洛杉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6.中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作为全球前十大国际金融中心，在地理位置、金融市场规模、人才聚集等方面拥有诸多优势。首先，上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具有重要的区位条件，这使其在国际贸易和物流服务方面具备显著优势。其次，上海已经形成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票据、期货、黄金和保险等在内的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全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上海证券交易所(SSE)、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交易活跃度较高，202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以46.31万亿的市值和470.06亿元的IPO融资额，位居世界前列。最后，上海汇聚了超过 47万名金融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上海不断吸引国内外顶尖的金融专家，进一步增强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7.美国旧金山国际金融中心

旧金山国际金融中心是美国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旧金山不仅是一个重要的银行服务业中心，还拥有发达的风险投资行业，使其成为科技和创业的重镇。旧金山市是美国第二大银行服务业中心，其中一些主要机构如加利福尼亚银行、内华达银行和威尔斯法戈银行等都设在此地。旧金山临近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产业区硅谷，旧金山湾区内大学积极鼓励人才和产业结合发展，为创新提供基础支持。旧金山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创新政策，例如“前孵化”式创业计划(EIR)旨在解决旧金山公共部门自身面临的技术问题，向创业人才提供八项方向性引导意见，要求其针对技术需求开发相应的产品或服务。总体而言，旧金山凭借其丰富的金融资源和创新精神，继续在全球金融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

8.中国北京国际金融中心

北京凭借其作为首都优势和区域影响力、丰富的金融资产和市场规模、优秀的营商环境成为世界前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首先，北京是中国的金融决策、监管和资金清算中心，拥有全国大多数金融机构的总部，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和投资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集中使得北京在政策信息和资源获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次，北京金融资产总规模超过175万亿人民币，占全国近一半，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大量国有企业年金、社保基金、国家外汇储备和主权基金投资需求大，为资产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和稳定的基础资产。最后，北京提供了土地利用、金融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指导和支持政策，特别是对高科技、精密和先进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给予特别支持。

9.巴黎国际金融中心

巴黎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业发展水平方面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首先,巴黎金融市场流动性、透明度和市场深度较好，它拥有高度发达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市场，参与者可以很快从金融中心获取市场信息、了解市场行情并果断决策;巴黎交易所已经取代伦敦交易所成为欧洲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2024年股票总市值超过3.02万亿欧元，路易威登和古驰为代表法国奢侈品牌股票强劲增长也推动其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其次，巴黎具备严格而灵活的金融监管，巴黎是多个重要金融监管机构的所在地，包括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法国审慎监督管理局、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等。再次，法国重视教育，巴黎拥有顶尖的大学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如HEC、ESSEC等培养了大量金融类专门人才，为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

10.芝加哥国际金融中心

芝加哥国际金融中心是美国中西部的重要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首先,芝加哥的地理位置优越，是北美重要的铁路和航空枢纽，这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芝加哥也是全球最大的期货市场所在地，拥有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这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再次，芝加哥还聚集着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如波音、麦当劳和联合航空等大型企业的总部均设在此地。最后，芝加哥还是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之一,总风险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的金融科技公司共有8家，并且73.8%的金融科技公司共获得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二)对比检验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经济循环的理论机制

基于前述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双循环的理论路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助力畅通双循环堵点、痛点的关键机制在于以下方面:其一，吸引并配置全球金融要素;其二，服务实体经济与企业创新;其三，推动货币国际化，提高国际金融定价能力。世界各大国际金融中心在发挥上述功能的过程中提供了怎样的经验?上海在哪些环节存在相对不足或优势?本部分将基于上述三项关键机制以国际视角展开详细分析。

1.吸引并配置全球金融要素功能

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具备金融市场及产品体系完善，金融交易规模庞大，高端金融人才聚集等特点，从而能够有效吸引并配置全球金融要素。首先，基于金融市场体系视角，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完善的金融体系。美国纽约设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等差异化的交易市场，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了多层次融资平台。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NASDAQ GlobalSelectMarket)、纳斯达克全球市场(NASDAOGlobalMarket)构成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第一梯队，服务于发展成熟的大型跨国公司;纳斯达克资本市场(NASDAQCapitalMarket)及全美证券交易所(NYSEAmerican)构成美国资本市场的第二梯队，服务于高科技企业和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场外交易市场(OTC)构成美国资本市场的第三梯队，分为OTCOX、OTCOB、OTCPink层，服务于较为初期或中小型规模的企业。总体来看，以纽约为核心代表的美国国际金融中心为全美乃至全球企业提供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交易平台，具有较高的资本开放度。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目前共有3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其中，沪深交易所的主板市场主要服务于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的大型蓝筹企业，截至2024年9月，上交所主板共有1695家上市公司;上交所科创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与国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务于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企业，共有575家上市公司对比来看，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证券交易所的层次及市场体量均相对单薄，且主要服务国内企业，国际资本配置能力有待提升。

第二,基于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视角,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较大的市场容量。银行市场方面,2023年美国、法国、英国、中国的商业银行数量分别为3997、221、281、184家，中国的商业银行数量相对较低。股票市场方面，尽管上海资本市场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相较于纽约等国际顶尖金融中心仍有发展空间。截至2024年8月，纽约证券交易市值达到42万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纳斯达克交易所市值30.2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值为7.16万亿美元位居第四位。纽约与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1943、3302家，上交所约为2268家。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来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中国经济转型。债券市场方面，尽管中国债券市场规模逐年增加，但是从国际比较看，债券市场规模仍相对较低。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国际债券未偿余额1.0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4%，远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经济体，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将有助于私营部门资金多样化，改善流动性，延长借款期限。

第三,培育吸引高端金融人才也是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基础设施的关键支撑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高质量的金融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人才。当前国际顶尖金融中心通常也是世界知名的教育和文化中心，汇聚着世界著名的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当地金融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金融人才。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培育、吸引和留住高端国际化金融人才是根本。《中国金融行业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尽管金融业内基本人才的供需保持平衡，但高端复合型人才和创新专业化人才的缺口较大。此外，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对高级专家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一方面，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保证。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是经济货币化的产物，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发展历程看，伦敦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与英美两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英镑和美元成为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以及伦敦和纽约两市雄厚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兴盛也伴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区域经济比重的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与本国的经济实力和货币国际地位相匹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中国GDP全球占比16.88%,仅次于美国的 25.95%，中国的经济体量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服务实体经济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宗旨。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直接融资角度，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是全美第二大交易所，被誉为美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企业的摇篮，其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许多新兴的科技公司在发展初期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研发、市场拓展等活动。纳斯达克相对宽松的上市条件,使尚未盈利但具有高增长潜力的科技企业能够获得上市融资的机会从而加速企业的发展。其二，纳斯达克拥有高度活跃的交易环境。对全球范围投资者具有高度吸引力，包括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以及专业的交易商。高流动性使得科技股的交易更加顺畅，股价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价值和市场预期。其三,纳斯达克在信息披露和监管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有助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科技股领域。2023年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共1332家，同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科创板上市企业约566家可见在创新型企业的直接融资方面，上海证券交易所仍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基于实体企业间接融资角度，美国工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领先于中国间接融资规模。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工商业银行贷款额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自2010年起开始反弹，此后银行贷款基本呈现稳步扩张趋势，至 2023年美国工商业贷款额约为33.27万亿美元。可见在以银行贷款为主要模式的间接融资领域，美国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存在持续的供血能力。相比之下，中国企事业单位的金融贷款额仅为 2.53万亿美元，不足美国间接贷款规模的十分之一，但自2010至2023年间，中国贷款额增长 2.28倍，美国约为1.31倍，可见中国间接贷款总最虽然远低于美国，但增长趋势较为可观。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具备优惠的公司所得税、完善的法律制度、高效的政府效率，上述营商环境优势进一步提高了国际金融中心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在所得税方面，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的税率低于20%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大陆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为25%,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及小型微利企业分别适用15%和20%的低税率，与国际水平基本相当，差异化的税率有助于精准扶持高新技术与小型企业，有效传导国家产业政策。在政府治理能力方面，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政府治理效能指数，新加坡稳居首位，美国、英国、法国差异较低处于第二梯队，中国则处于明显劣势，但从时间趋势来看中国政府治理效能正在全力追赶，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出台政策，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目前已取得显著进展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3.推动货币国际化功能

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助力国际货币发挥国际支付、流通手段、价值储藏等基本功能。第一，在国际支付方面，国际金融中心往往具有较大的金融交易体量，同时主要使用本币进行结算、计价、定价。因此，有助于提升主权货币的使用规模和定价能力。例如，纽约及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交易量全球领先，上市企业的股票及各类金融资产的定价、结算以及收益率水平均以美元衡量，极大地提高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交易体系中的地位。2024年8月，在国际支付总额中，约有48%的交易额是通过美元进行结算，具有绝对领先优势，人民币份额约为5%，在全球主要货币中排名第四。第二，在流通手段方面，纽约外汇交易市场是全球外汇产品的结算枢纽，2023年美国外汇交易总额达到 40.8万亿美元,完善的交易机制与丰富的外汇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全球各类货币资产与美元之间的汇兑效率，为美元的流通性与国际认可度提供支撑。对比来看，中国的外汇交易体量也在逐步扩大，上海的国家外汇交易中心是中国外汇交易的主要平台,2023年中国外汇交易总额达到35.9万亿美元,纽约与上海两大外汇交易市场的体量差异正在逐年收窄,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逐步推进。

第三，在价值储藏方面，广泛的国际认可度与流通性赋予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全球经济体对美元存在高度依赖，美元资产成为各经济体的重要投资选择与资产储备选择。例如，美国国债总额中约有33%的比例是由国际投资者持有，美元汇率及美元资产收益率的波动对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存在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中国中央财政债券绝大部分均为国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等外部投资者持有量占比仅为1%。综上分析可见，纽约等美国国际金融中心依托发达的资本市场、外汇交易机制助力托举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从而扩大了美元汇率、利率及美元计价资产的国际影响力。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存在哪些建设短板?

综合上述国际经验比较可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虽已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在部分领域仍然存在发展空间。

其一，金融资产要素配置能力需持续提升。首先，从金融要素的聚集程度看，上海浦东新区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地，目前已聚集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上海保险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全国银行间货币与债券市场、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全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票据交易所、上海航运交易所、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等多家金融交易结算机构，是中国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交易最活跃的地区。2023年，上海金融机构近1100家，其中外资法人银行、外资资管机构、外资法人保险机构等多个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度位列全国第一。然而，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各类交易所数量、交易规模和机制的完善程度均与国际前沿有较大的差距。其次，从金融要素市场环境看，金融要素市场国际化程度、金融营商环境、金融人才供给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化程度方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面临金融市场国际化品种不足的问题。虽然，目前“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等面向国际投资者的金融要素市场陆续推出,其中原油期货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但是，上海金融市场在国际化品种方面需要进一步丰富，以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和提高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在金融营商环境方面，尽管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执行能力，但是关于政府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相对新加坡、美国、英国、法国还有一定差距:中国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的持续进步，法治化程度持续提高，但是相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在法律执行、司法公正、法律透明度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最后，从金融产业链、供应链与资金链联动来看，上海存在制造业优势和科创雷求，存在供应链金融的痛点和堵点，如信用穿透难度大、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产业全链条的能力。

其二，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需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以资本市场为抓手完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机制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路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1)资本市场服务体系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加快建设科创金融研究院等平台，以集聚天使投资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及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投融资专业化服务。同时，上海市政府鼓励保险机构开发中小型科技企业标准化服务方案，并推出特色科技保险为国家重大科研攻关任务提供保障。(2)股权投资要素资源集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建设股权投资集聚区，并建立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快速通道机制，以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3)融资励安排:上海鼓励各区、各园区和相关行业协会召开投融资对接会，协助企业引入战略投资机构，做好股权激励安排。(4)发行上市辅导质效提升:上海正在健全企业发行上市辅导验收监管协作机制，并引导企业选择合适的上市板块，特别是支持“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5)金融科技支持:上海正在构建金融科技创新支撑体系,打造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场景,并优化金融科技发展环境以提升金融科技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尽管如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方面仍有提升空间。202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企业为566家，这一数量不足同期纳斯达克市场的一半，这说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通过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融资能力存在短板。目前中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本市场一些的制度性问题仍没有被有效解决，例如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造假、上市价格虚高与大股东减持、上市公司关联操作等。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造假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动摇投资者信心;上市价格虚高和大股东减持问题会导致二级市场严重失血、走势疲弱:上市公司关联操作可能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其三，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相对不足，上海国际金融定价能力相对欠缺。首先，尽管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相比美元资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仍相对不足。根据前述分析，美元是现阶段国际化程度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货币，美国国债等美元计价资产具有绝对的吸引力优势。上海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沿阵地，正在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2023年12月境外对中国证券投资净流入141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净流入74亿美元，债权净流入66亿美元。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不足主要原因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国际化程度不高，境外企业尚不能在境内发行上市，外资投资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占比不高。其次，上海在国际金融定价能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上海在国际金融活动的议价能力和定价权较弱，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权、国际信贷、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几乎都由欧美市场确定。然而，上海在提升国际金融定价能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上海正在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尤其是人民币金融产品，通过丰富人民币资产交易品种，上海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资产中的定价权和影响力。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铜、天然橡胶等10个期货品种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此外，上海还在推动“上海金”“上海油”等“上海价格”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使用，提升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

实践路径:探索中国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体系

打开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历史画轴，上海是其中最璀璨的一卷。自1843年开埠通商后，上海从漕运码头一步步迈向航运、贸易直至金融中心，至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枢纽,股票、债券及黄金交易量稳居世界前列。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上海在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节点又一次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当下，上海经济体量与金融业成绩亮眼，2023年上海生产总值 4.72万亿人民币，位居全国第一，金融业生产总值8.6千亿人民币，占生产总值比重为18.3%，占全国金融业生产总值8.6%。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确定了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的战略方向。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上海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全球金融高地?如何以金融建设赋能实体经济，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应注重多维度纵深推进，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根本，以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基石，以自贸区金融开放试点为契机，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与定价能力对标国际标准，以筑牢全面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为保障，形成立体多维的路径体系，并以上海实践经验反哺理论方案，相机优化，从多层次、多领域合力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一)以资本市场为抓手，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当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过程面临两大关键难题:其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产的投资属性普遍性下降导致其吸收居民储蓄乏力，家庭财富配置逐渐倾向银行存款，这一趋势不利于盘活资金、激发经济活力。其二，新质生产力培育机制有待持线探索，以银行贷款为主要模式的间接融资对抵押资产具有较高要求，不利于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类轻，为上述资产企业的经济活力。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提振资本市场”难题提供解决思路。我们认为，提振资本市场一方面能够有力吸纳自房地产市场溢出的流动性，促进居民资产配置再平衡，盘活居民储蓄存款，释放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为新兴科技类企业提供多层次的直接融资渠道，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因此，资本市场或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关键抓手。

上海拥有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枢纽，应积极把握国家经济转型的窗口期，大力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引导资本市场回归投融资功能，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探索有效机制。第一，规范资本市场制度性问题，促进可持续健康发展。此前一段时间，中国股票市场一定程度上存在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造假、上市价格虚高、上市公司关联操作等漏洞，不利于股市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提振资本市场必须以完善资本市场制度短板为前提,需要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加大退市监管力度、加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推动行业回归本源。在此过程中，需要上海积极配合证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方案，加强信息披露，加强金融机构及公司财务信息审核，避免财务造假。

第二，上海证券交易所积极承担IPO审核责任，规范上市审核流程，助力资本市场制度改革提振资本市场的根本目标之一在于，畅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新质生产力培育机制，因此股票发行是其中核心环节。202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承担IPO审核责任，即由交易所负责受理公司上市申请，审核后提交证监会注册，同时要求交易所通过问询等方式开展发行上市审核工作，形成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审核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平台，需积极承担资本市场改革重担，提高审核工作透明度，严守审核标准、规范审核流程，严把上市关口，筛选出更具竞争力和成长潜力的企业进入市场。

第三，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成长。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工作合力，实现资本市场稳健运行与中长期资金稳定回报的良性互动。需要上海积极做好国家级基金在沪投资服务，在加强全国社保基金长三角科技创新专项基金落地服务的同时，做好其他国家级母基金、央企基金的对接引进，推动加大在沪投资布局。支持保险资金和银行理财资金加大对本市重点产业和硬科技领域投资。支持企业年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按照商业化原则投资股权投资基金。

(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金融数字化竞争优势

金融基础设施是支撑国际金融中心高效运行的支柱，在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高速发展的趋势背景下，加快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上海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必要前提。

首先，着力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支付、登记、结算、清算、托管等金融基础设施运营体系。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运行体系是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推动境内外市场联动、打造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基础和前提。目前，上海市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积极配合，金融基础设施运营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进展。20世纪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上海总部，随后各类清算、结算类金融机构相继“落户上海”当前，上海已汇聚起上海清算所、上海票交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原油期货交易平台、上海保交所、科创板等重要金融结算运营机构，为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应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聚集，推动金融机构多元发展，助力金融市场扩容。202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交额达到496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6%;上海银行间市场成交额2114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4.1%。2023年，上海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突破24万亿元人民币，上海各金融交易市场规模均呈现稳步扩张趋势。在全球视角下，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也显著提升。根据上海资产管理协会发布的《2024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报告》，截至2023年底，上海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1771家，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近三分之一;全国9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中7家落户上海;全国5家外资控股理财公司全部落户上海;90家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参与上海市QFLP试点，63家参与ODLP试点。然而，外资金融机构的实际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例如，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偏低，2023年8月，上海外资银行总资产约为16772亿元，占上海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仅为7.2%，同比增速6.59%低于上海商业银行的平均增速(9.2%)。未来，需要上海继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鼓励本地的金融机构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沪展业，鼓励更多金融机构设立上海总部，打造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把握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发展趋势，推动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数字科技的发展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金融基础设施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调整生产关系适应数字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在产业革命、科技进步与政策要求的多重影响下，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全国城市新市民数字金融服务指数报告(2023)》显示，杭州是数字金融服务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位居第二，为把握金融科技迭代创新机遇，上海也不断加快数字金融转型步伐，采取多项政策与实践聚力打造上海全球金融科技中心。2024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从“构建金融科技创新支撑体系”“打造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场景”“提升金融科技监管与维护金融安全水平”等七大方面提出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上海方案”。2024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与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度合作，成功发放首笔基于上海数交所推出的数据资产信贷服务产品“数易贷”的数据资产质押贷款。截至2024年6月，上海基于“数易贷”落地的数据资产质押贷款已有7笔，融资金额超过3000万元。

上海应积极把握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推动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鼓励银行、支付机构推进支付服务向移动化、智能化、场景化方向发展;支持上海清算所、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中国银联等支付系统、清结算基础设施加强科技赋能。另一方面，支持建设金融科技集聚区。进一步优化上海“两城、一带、一港”金融科技空间布局，支持浦东新区、黄浦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标杆性金融科技集聚区,打造浦东“陆家嘴金融城+张江科学城”、黄浦“外滩金融集聚带+中央科创区”、临港“滴水湖金融湾+科创总部湾”等金融科技产业融合示范区域浦东新区、黄浦区、临港新片区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出台专项配套扶持政策，集聚金融科技产业核心要素，引进高能级金融科技创新主体。

(三)加快推进自贸区金融开放试点，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

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强调要“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的引领作用”。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在此战略背景下，自贸试验区凭借其金融试点功能成为当下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是建设时间最早、布局最为完善的自由贸易区，释放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活力，不仅能够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跃升，更能以点带面，为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可供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开启建设自贸区的战略蓝图。方案提出“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新路径。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提出“大力促进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及时总结评估、适时复制推广”，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三大方向提出四十条具体方案。2023年8月，上海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进一步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的若干意见》，在开放创新业态、提升数据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提出新要求。系列政策为上海自贸区的金融、贸易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指引，同时明确了自贸区金融开放试点的战略功能，为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供了时代契机。

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上海自贸区助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抓手之一。2022年，上海市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到19.53万亿元，占全国跨境收付总额46.3%，这一比例较 2016年的 23%大幅提高，可见，上海已成为人民币跨境循环的重要资金集散枢纽。在上海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中，资本和金融账户收付额达到17.27万亿元，占比88.4%，经常项目占比不足12%，且上海经常项目收付金额占全国比例仅为 21.6%，大幅低于资本与金融账户的54.5%,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为进一步增强上海在人民币跨境流出和回流中的中转功能，应当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优势。一方面，依托跨境贸易推广人民币在贸易支付结算中的使用程度。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创新推出了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极大提高了自贸区跨境电商业务量的增长，交易效率和安全性明显提高。未来应继续创新人民币跨境使用方式，提高商品贸易、跨境电商中的人民币结算额。另一方面，利用上海技术及贸易优势，打造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先头兵。目前，上海正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试验。例如，通过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协作，开展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汇款和贸易结算测试。需要上海进一步依托自贸区和临港新片区的政策优势，构建高效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提高交易效率;建立高标准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试验区，积极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还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往来，为沿线国家和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支付手段。

(四)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稳慎推进。2014年，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启动，两地投资者可通过当地证券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随后，“沪伦通”于 2018年正式启动，有效推动国内股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动。此外，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会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支持临港新片区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深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ODLP)试点。上海在助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起到了先锋示范作用。

2017年之前，境外投资者对国内金融资产的投资额度相对较小，波动影响较为有限，随着资本市场开放敞口扩大，外资波动性显著提高。对比2015年及2021年国内股市上行周期中外资流动情况可以发现，2015年6月上证指数单日最高达到5178点，2021年最高约达到3700点，股市涨幅明显低于2015年，但外资波动程度却大幅提高。2020年12月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达到2547亿美元，同比增长72.8%，自2022年第四季度起，境外证券投资快速撤离，半年度净流出额高达1079亿美元，同比流出2824亿美元。可见资本账户开放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外资的波动性。而外资快速涌入和退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资本市场波动,回看2015年12月与2021年12月的股指高点可以发现，外资净流入额的阶段性峰值明显领先于股指峰值，外资转向退出后，股指下跌后，可以推测，外资撤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股市下行压力，或将导致财富外流。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需要持续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但必定要以维护稳定为准则，力求吸引长期资本入市，控制短期投机资本波动。其一，应发挥上海金融监管部门的宏观管理作用，对异常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干预。其二，应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企业跨境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引导企业主动利用外资，鼓励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发行外债。2023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240亿美元，历史变动轨迹较为平稳，应积极探索扩大实体经济外资利用程度，提高上海的外资配置能力。其三，打造具有国际声誉的金融产品“上海价格”。例如，上海黄金交易所于2014年9月设立了“黄金国际板”，首次推出人民币大宗商品基准价，于2016年推出“上海金”集中定价机制、2019年推出“上海银”集中定价机制，改变了过去黄金白银价格一直被视为国际市场“影子价格”的情况，推动形成伦敦、纽约、上海“三足鼎立”的定价地位。

(五)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如何构建更加稳定和互利的国际合作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促进亚、欧、非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成为当前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2023年,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达到251.2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占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61.7%。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东盟国家对灵活、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创新性金融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能力方面。然而,与东盟的经济地位相比,其金融资源配置却显得不足，特别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布局上。为解决这种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基于中国与东盟、带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积极推动金融合作跟进，为快速增长的区域经贸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撑，进而提高东盟、带路国家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因此，深化上海对东盟及“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服务，是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和竞争力、高质量服务中国经济外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

第一，通过跨境融资助力中企拓展东盟市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截至2023年末，中国企业在东盟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已超过7400家，雇佣当地员工超72万人，为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此过程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大型城市的上海，可以通过利用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债券发行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为企业参与东盟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浦发银行充分发挥其国际化金融平台的优势，深耕中国-东盟合作区，通过离岸金融、自贸金融、境外分行与投行、避险工具和跨境托管等业务，为企业在东盟的高质量产业合作领域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上海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通过丰富的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助力企业出海。

第二，建立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清算体系，建立更加便利和高效的经贸往来。上海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东盟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便捷、高效的清算和结算服务。CIPS系统允许东盟国家的企业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从而降低汇率波动风险，简化交易流程。目前，东盟10国均已加入CIPS，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已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截至2023年末，东盟国家共有112家金融机构成为CIPS参与者(包括19家直接参与者和93家间接参与者)。2023年，CIPS共处理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67.4万笔，金额10.8万亿元。随着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日益普及，这一金融合作机制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优化了交易流程，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深化中国-东盟经贸联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推动绿色金融合作，助力东盟国家可持续发展。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东盟在2023年通过《东盟能源转型路线图》，使绿色金融成为推动其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手段。近年来，上海正全力加速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建设步伐，比如成立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等，旨在为全球范围内的绿色转型进程提供金融支撑与服务，因此，有望与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助力其发展绿色金融。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引领作用，积极参与东盟碳市场建设，从定价机制、市场参与者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助力东盟扩大碳市场容量，促进碳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上海金融机构应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绿色债券的合作，促进跨境绿色资本流动。新加坡计划到2030年发行350亿新元的绿色债券，而上海的金融平台可以为这些债券的全球发行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对接，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化发展。此外，上海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绿色信贷，支持东盟国家的企业开展低碳项目。例如，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金融公司(IFC)在菲律宾发行绿色债券以推动菲律宾可再生能源部门的发展。上海的银行也可通过银团贷款和绿色信贷等方式，参与这些绿色项目的融资，进一步推动东盟国家的能源效率提升和低碳转型。

第四，凭借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为东盟国家提供全方位的数字金融支持。2018年以来东盟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如《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和《东盟数字总体规划 2025》，致力于构建无缝的数字支付体系，数字金融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当前东盟国家数字金融供给仍然不足，特别是在数字支付、数字借贷等领域。当前，上海在数字金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可以通过多方面助力东盟数字金融发展。自2021年11月成立以来，上海数据交易所已持续推动“数据商业化”模式创新，并于今年6月启动了全国首个数据资产交易市场的试运行。因此，上海凭借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优势，能够帮助东盟构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满足庞大的数字金融需求。此外，上海的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布局东盟市场，输出数字金融技术和经验，可以帮助东盟国家提升其金融服务能力。比如，蚂蚁集团等上海总部的企业，可以通过与东盟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在当地推广电子支付和电子钱包服务，借助先进的移动支付技术服务提高东盟地区的金融普惠性，尤其是在农村和中小城市。

第五，推动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打造支持“一带一路”往来的金融大动脉。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上海充分发挥其金融资源优势，逐渐成为国际和区域机构的集聚地，不仅提升了其国际话语权和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还成为区域金融合作的平台和枢纽。通过与东盟国家的资本市场对接，上海为其提供更便利的资本流动渠道，推动东盟国家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在上海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吸引更多中国及全球投资者。当前，新加坡大华银行、泰国开泰银行等均在上海设立分行，可以利用上海的资本市场进行广泛的金融交易。这些分支机构不仅为东盟企业提供了在中国市场的融资渠道，也使上海成为东盟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同时，上海金融机构也借助这一合作机会，在东盟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推动金融服务的布局，打造全球金融治理中心。202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新加坡交易所建立了资本市场合作机制,沪新两所将着力强化在ETF产品互通方面的合作，支持中新市场机构合作开发ETE互通产品，为两国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境投资选择。这种多层次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双方资本市场的高效对接，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六)构建全面的风险防范体系，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房地产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以及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偏高的背景下，防范内外经济冲击、保障金融系统安全性已成为重中之重。近年来，上海通过加快完善法治体系、加强监管等手段，积极构建全面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一，加快推进整体金融法治体系建设。从政策层面来看，上海通过不断加强金融法治建设持续提升金融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20年，上海出台《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明确界定了金融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规定金融组织的行为规范、监管措施以及风险防范与处置办法。2021年后，上海市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出台了18部浦东新区法规，在规范金融活动、提高监管效率、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践层面来看，2018年，上海成立中国首个金融法院，创新推出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优化跨境金融案件审判工作机制，有效提高了跨境金融纠纷解决的便利化程度和裁判的可预期性。2023年3月，上海金融法院发布《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协同机制》，全面加强金融司法与监管的协同配合。

第二，有序推进金融监管创新，探索金融政策新空间。上海自贸区在探索金融新政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例如，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设立分账核算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实行“一线审慎监管、二线有限渗透”的资金流动管理模式，率先建立了可控风险的金融管理制度。2015年，上海银监局在全国率先借鉴境外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了上海自贸区银行业务创新监管互动机制，利用自贸区的试验平台为现有政策不完善、无覆盖、不清晰的领域提供先行先试的“绿色通道”。2024 年9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更加灵活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主体参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实施、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等试点，加强与各金融管理部门间的协商配合，支持跨业务领域的创新项目开展测试。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上海将继续为金融科技创新探索提供监管建议和政策支持。

第三，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共同筑牢金融安全保障体系。2024年8月，《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市人民政府应当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建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适中心建设条例》提出，应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探索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一体化监管路径……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建立金融市场快速应对机制,防范股市债市、期市、汇市等风险跨市场传导，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未来，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增强上海的金融安全保障，提高对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为区域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同时也为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和创新奠定基础。

前瞻布局:如何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跃升?

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令，禁止美国实体投资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2023年11月，美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宣布停止投资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上市的股票。近日，美国部分州政府更是直接禁止公共养老基金投资中资企业。继军事及贸易战争后，金融竞赛逐渐成为未来大国博弈的主轴，洞察国际金融的新兴风向，把握未来金融领域的热点趋势，确定前瞻性规划，是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高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一)坚持科技赋能，建设科创金融“双中心”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前,中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建立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即要构建符合创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利用金融手段实现资源的跨期、跨部门配置是助力科技发展的必然举措。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这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科技金融的高度重视,也赋予了金融行业促进科技创新的新使命。因此加快以金融赋能科技，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并改进服务，从而实现金融资本链条与科技创新链条的完美融合，最终满足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与金融服务，是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趋势。

立足国际视野,全球数字化转型正处于关键期,数字技术已渗透入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未来,打造服务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金融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与资金链的深度融合，从而建立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应有之义。中国正处于后发优势逐步减弱、竞争优势亟待培育的发展关键期，在此背景下，把握金融科技的新兴趋势，加快新兴前沿技术对金融创新的驱动力，辅助金融业解决信任问题、降低交易费用及提升金融市场有效性，利用新兴前沿技术以促进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业务重塑，实现提质增效是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路径。因此，探索科技与金融相互赋能的有效路径，打造科创、金融“双中心”是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建设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竞赛的前瞻性布局。

上海正不断深化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通过不断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优化科技金融生态持续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联动发展。从金融产品来看，上海科技信贷稳中有进。根据《上海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2023》，截至2023年末，上海辖内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756.47亿元，增长92.7%。此外，上海科技保险覆盖范围持续增大，履约保证保险规模继续扩大。2023年，上海累计履约保障保险服务企业3795家次，支持贷款151亿元。从科技金融生态来看科技金融生态指数稳步提升，2019-2023年上海科技金融生态指数呈现稳步提升态势，2023年达到近五年最高点173.24，上海在科技金融生态方面的显著进步。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继续秉承服务国家重点领域，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服务对象，以金融创新赋能科技创新，针对不同类型科技企业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的差异化需求，提供多层次、全覆盖、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聚力打造科创金融“双中心”。

(二)依托碳交易体量优势，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

自20世纪50年代起，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及其负面效应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阻碍。推动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提高绿色产业融资效率、加速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成为各国经济转型的共同路径。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上海应依托中国碳交易体量优势，全面推进绿色金融建设，把握可持续发展趋势，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引领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建设风向，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打造“绿色名片”

第一，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启动上线交易，截至2024年上半年纳入重点排放单位2257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1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40%以上，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市场。[41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作为全国首家环境能源类交易平台，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管理运营、全国碳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构建等工作。与此同时、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积极开展碳金融创新尝试，稳步构建碳中和生态圈，努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中心、碳定价中心、碳金融中心和碳创新中心，为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第二，上海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作为一种新型气候融资工具，在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上海围绕金融服务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转型纵深发展。2024年第一季度，上海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5192亿元，同比增长10.1%。2024年1月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工农中建交等13家银行成为首批入驻机构。上线仅两个月，该平台已完成首批入库项目11个，促成项目融资35.81亿元。此外，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近年来正积极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动碳质押贷款、碳保险产品、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及服务，与中证指数公司合作推出了碳中和主题股票指数，引导资金更多地投入绿色低碳产业和项目。

第三，国际绿色金融方兴未艾，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趋势。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发布的《全球可持续债务市场报告》，2023年,符合CBI标准的绿色债券的全球发行量达到5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连续第三年突破五千亿美元大关，其中，中国连续两年是全球绿色债券最大的发行国家，2023年发行量为835亿美元，约占全球绿色债券总发行量的14%。可见，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潜力可观、势头强劲，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阶段性领先优势。2022年6月《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正式发布，文件强调“将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跨境资金流动先行先试优势，为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更便利的跨境投融资服务”，为推进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提高国际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政策支持。未来，上海应加快实现绿色金融交易市场之间的联动与合作，共同服务绿色生态相关企业。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现有的绿色指数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绿色金融细分指数产品。以长三角地区为试验田，推动全国绿色金融相关标准的完善，作为完善绿色金融市场的基础。

(三)加快培育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与投融资中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兴起了“去美元化”浪潮，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变。2008年后，美国接连超发货币并加快了对外金融制裁的节奏，这严重打击了美元信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兴起了“去美元化”浪潮。当前，中国、俄罗斯、巴西、伊朗、土耳其等经济体均积极推动本币结算，其中，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规模逐年攀升，2024年第一季度，完成187万笔结算业务，同比增长36.4%,结算金额达到40.5万亿，同比增长60.8%。俄罗斯与伊朗间的双边贸易不再使用美元和SWIFT系统，俄罗斯与拉丁美洲和土耳其之间的本币结算也在积极推进。此外，地区层面的本币结算机制也在加快建立。在东盟，自2015年泰国与马来西亚尝试建立本币结算合作框架以来,截至 2019年又有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加入,并且制定了《东盟本币结算框架指南》,以便扩展至所有东盟国家。在非洲，美联储2022年3月以来的快速大幅加息引发各国货币贬值和输入性通胀，各国正在积极呼吁采用本币结算。未来，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终将式微，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步完善。

在此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前瞻性谋划人民币国际化新路径以把握国际货币结构调整的窗口期。上海作为当前全国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枢纽城市，应当发挥基础优势,积极布局。一方面,推动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功能，构建安全高效的支付清算基础设施;推动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体系，以实现全球推广应用;健全清算法律框架与监管机制，确保清算体系的稳健运行;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债券、外汇、拆借及黄金等金融市场纳入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推动人民币接入持续联结清算系统(CLS)结算机制;发挥商业银行在代理行中的作用，以拓展全球人民币清算网络。另一方面，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继续完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以及丰富多样的投资品种;开辟多层次的证券交易市场，推动形成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建设“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依托航运中心的发展，促进融资租赁业务蓬勃发展;拓展票据业务的内涵与外延，积极推动票据市场跨境开放;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托管服务，将托管服务深度嵌入人民币投融资及资产配置的全链条之中。

(四)打造国际新兴市场金融枢纽，助力全球南方金融话语权提升

2008年之前，世界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金融的繁荣，2008年之后，发展中经济体依托强劲的经济动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的重要参与者。我们认为，未来新兴市场或将承接国际金融发展接力棒，成为全球金融增长的新引擎，深化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合作，提高对新兴市场的金融服务能力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实现能级跃升的另一趋势。上述观点的内在逻辑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当前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与全球经济增长格局调整不相匹配。2000至2023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全球份额由20%提高至41%，2023年经济增速为5.52%，发达经济体仅为2.17%。但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与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调整并不同步，2023年发达国家国际债券余额达到 22.4万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5.7倍。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其国际金融资源的利用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其二，债务周期规律叠加经济增长乏，导致发达经济体主导的金融繁荣面临“瓶颈”。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美国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著作《债务危机》中提到一项重要观点,当债务扩张速度超越收入增长时，金融危机隐患将逐渐积累,随着宏观杠杆持续走高，市场信心一旦走低，金融资产(如股票、房地产)价格将迅速下跌，以资产为担保的债务链将出现断链，经济系统将快速步入“去杠杆”阶段，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一观点与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金融格局调整相吻合，2008年之前，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债务占 GDP比重持续快速攀升，从2000年的18.6%增长至2008年的43.2%，但其经济增速难以支撑持续增长的杠杆率，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此后，发达经济体的债务GDP比值基本徘徊在30%附近，叠加经济增长乏力，由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增长正趋于饱和。

其三，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参与程度稳步提升，发展空间充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体量持续扩张，投融资等金融需求相应增长。2008至2023年间，发展中国家国际债券规模增长2.8倍，发达国家为31%，对比可见，前者的金融需求及国际金融参与程度均处于快速提升阶段。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国际债券占GDP比重约为10%，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金融扩张导致债务危机的风险隐患较低。未来一个阶段内，发展中经济体或将接棒国际金融增长引警。

第四，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为深化金融合作提供基础。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的外交环境日益复杂。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对华实施经济及金融“脱钩”策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金融合作的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对外开放，2024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RCEP、金砖国家等合作协议，深耕全球南方市场。利用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基础，助力上海培育全球新兴市场金融枢纽，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能够以上海金融发展经验为新兴国家提供适配金融服务，助力其经济发展。深化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合作是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重塑的宏观趋势赋予上海的使命，也是上海扩展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的新方向。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