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新冠病毒行业专题研究 变异株特征、疾病负担及对药物干预措施的影响分析

1.新冠病毒之奥密克戎变异株特征

新冠病毒不断演化，Omicron子毒株层出不穷

新冠病毒不断演化，各种变异株陆续登场。由于2020年海外疫情防控不力，导致新冠病毒原始株在全球各地广泛传播、不断演化，2020年 底多种变异株（Alpha、Beta、Gamma等）陆续出现，2021年中delta又席卷全球，其传染性、致病性均较原始株有所提升。由于疫苗保护 力无法达到delta株高传染性（R0>5）对应的群体免疫阈值（HIT>80%），使得新冠病毒无法从人群中根除。

Omicron及其子变异株具有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2021年底Omicron席卷全球，由于其致病性较原始株有所降低，许多国家放弃了疫情防控。 但由于Omicron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相对于既往感染、疫苗接种），使得再感染、共感染、持续感染不再是罕见事 件，各种重组株、子变异株层出不穷。其中BA.2、BA.2.12.1、BA.4/5等子变异株，相对于BA.1既往感染又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逃逸。

新冠病毒及其主要变异株的演化路径

新冠病毒的演化路径，受到不同的自然 选择压力，最终方向是在特定免疫背景 下提高有效传播数（Rt值） 。

提高传播速度：由于原始株具有较强的 致病性和致死率，2020年亚太、欧美等 地区普遍采用非药物干预措施（NPI） 以阻断病毒传播，并未导致普遍感染； 因此，2020年底Alpha变异株（英国） 的出现，主要提高了病毒的传染性和传 播速度，主要体现为R0值的提高；

提高传播速度及免疫逃逸：由于亚洲、 非洲、拉美等部分地区未能有效阻断病 毒传播，原始株及其子株系在2020年内 就已经通过普遍感染形成了群体免疫； 因此，2020年底Beta（南非）、Gamma （巴西）以及2021年初Delta（印度） 变异株的出现，一方面具有部分免疫逃 逸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病毒传播速度 ；

提高免疫逃逸能力：2021年起新冠疫苗 在全球各地得到广泛接种，形成了较强 的免疫屏障；因此，2021年底Omicron （南非）的出现，主要是具有极强的免 疫逃逸能力，能够在与Delta相似的R0 值基础上，通过免疫逃逸提高Rt值，导 致无论是既往感染还是疫苗接种形成的 免疫屏障都付之东流。

Omicron特征一：多重突变带来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

Omicron变异株具有多重突变的复杂组合。2021年11月26日，Omicron变异株获得WHO对于VOC（值得关切的变异株）的希腊字母命名。以 BA.1变异株为例，拥有45-52个氨基酸位点突变，其中26-32个突变位于Spike蛋白，9个突变位于NTD（N端结构域）、 15个突变位于RBD （受体结合域）；除了部分突变已在此前变异株测序中出现之外，还有众多罕见和从未见到的突变和突变组合。

Omicron能够逃逸绝大多数中和抗体。各种试验显示，Omicron变异株可以逃逸既往感染或疫苗接种后激发的大多数中和抗体，包括原始株、 此前变异株既往感染的康复患者血清，接种两针各类疫苗后的血清，以及大多数单克隆中和抗体。Omicron在NTD、RBD表位上的各种突变 能够不同程度地逃逸对应表位的单克隆或多克隆中和抗体，多重突变的复杂组合导致了Omicron对大多数中和抗体的免疫逃逸。

Omicron子毒株之间也有交叉免疫逃逸能力

Omicron后续子毒株对BA.1出现重复免疫逃逸能力，抗原距离较远。由于BA.2变异株与BA.1变异株的Spike蛋白序列有一定不同，两者之间 存在一定程度的免疫逃逸；而近期各种实验显示，由于BA.2.12.1、BA.4/5（两者Spike蛋白序列相同）携带的L452Q/R、F486V等突变，这 三种子变异株对BA.1、BA.2既往感染又出现了明显的免疫逃逸。这意味着，Omicron变异株不仅与原始株、此前变异株有较远的抗原距离， 各个子毒株之间的抗原距离也较远。

Omicron特征二：免疫原性、交叉免疫保护较弱

Alpha、Delta变异株免疫原性较强，交叉免疫保护能力较好。我们知道，Alpha、Delta 变异株感染后临床症状相对较重（肺炎比例较高），康复患者血清对该变异株自身、其 他此前变异株的中和抗体水平整体较高；原始株感染后对Alpha、Delta变异株的中和抗 体滴度也较高。这些变异株具有较好的交叉免疫保护能力，所以在Omicron出现之前， 再感染、接种疫苗后突破性感染的现象并不常见。

Omicron变异株的免疫原性较弱，交叉免疫保护能力较弱。Omicron变异株倾向于上呼吸 道感染，且Spike蛋白上众多表位出现突变，导致Omicron的免疫原性较低：即使是BA.1 住院后的康复患者血清对BA.1自身、此前变异株的中和抗体水平整体较低；而此前变异 株感染后对BA.1的中和抗体滴度也较低，且容易被其他子毒株再次免疫逃逸。所以在 Omicron出现后，既往感染后再感染Omicron、感染Omicron后再感染Omicron（相同或新 的子毒株）的现象很常见，而接种疫苗后突破性感染（BTI）的现象也不少见。

Omicron特征三：存在抗原原罪效应

研究显示，无论是既往感染、接种疫苗还是既往感染+接种疫苗后感染Omicron BA.1，对BA.1的中和抗 体水平是相似的，且均低于对原始株及此前变异株的中和抗体水平；无论是两针或三针疫苗接种后突破性感染Omicron BA.1，对BA.2、 BA.4/5子毒株的中和性抗体水平都是相似的（接近于接种三针疫苗的水平），且均低于对BA.1的中和抗体水平。 在有免疫背景下感染Omicron后，能够有效激活已分化的记忆性B细胞产生针对此前病毒株的抗体（booster效果），无法有效激活未分化 的原始B细胞分化并产生针对Omicron变异株的特异性抗体（priming效果），也就是抗原原罪（Original Antigen Sine，OAS）效应。

Omicron的免疫响应受免疫背景影响，导致复杂的免疫印迹

康复患者对Omicron变异株的免疫响应受免疫背景影响。此前研究认为，接种三针疫苗后能够对预防Omicron感染带来一定水平的保护力， 而对重症和死亡的保护力较高；那么，能否通过感染Omicron获得加强（booster）？ 研究认为，即使接种三针疫苗后突破性感染Omicron，对Omicron中和性抗体水平的加强效果也是有限的，而且（原始株或此前变异株）的 既往感染史还会对免疫响应产生各种复杂影响，导致复杂的免疫印迹（immune imprinting）效应；此外，原始株和Omicron变异株的T细 胞免疫响应也有明显差异。

2.新冠病毒的疾病负担

全方位、多维度衡量新冠病毒的疾病负担

新冠病毒的疾病谱、疾病进程较为复杂，广义的疾病负担包括三个角度： 

疾病负担（Disease Burden）：包括病毒感染后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症状及其后果，可用疾病程度*持续时间衡量，常用的卫生经 济学指标包括失能调整生存年（DALY）、质量调整生存年（QALY）等 ；

医疗负担（Medical Burden）：因疾病门诊、急诊、住院、抢救对医疗系统带来的影响，包括人力、物资、硬件资源的消耗和占用，以及 医疗费用支出；对于传染性疾病，还需要考虑隔离管控、医疗挤兑、就医延迟带来的额外压力；

死亡负担（Mortality Burden）：因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在全人口全因死亡中的贡献，以及对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的影响；超 额死亡（excess mortality）包括直接死亡、间接死亡，以及因医疗挤兑、就医延迟导致其他疾病的死亡（次生灾害）。

死亡负担：Omicron并不亚于致病性更高的此前变异株

Omicron变异株的致病性、病死率有所降低，但死亡负担反而提升： Omicron变异株的感染病死率（IFR）、确诊病死率（CFR）略低于此前变异株（在既往感染和疫苗接种的控制对照下） ；Omicron变异株具有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感染人群基数数倍于Delta；这导致在广泛接种疫苗、但放弃NPI策略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中，Omicron BA.1/2子毒株造成的总死亡人数与Delta相当甚至略多；只要不采取动态清零或严格管控的NPI策略，Omicron后续子毒株（如BA.4/5）还会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新一波的大规模感染和死亡。

接种三针疫苗能显著降低高风险人群的死亡负担

中国香港数据显示，接种三针疫苗能显著降低死亡风险。中国香港 在2022年上半年经历了由Omicron BA.2.2变异株为主的新冠疫情高 峰；由于高龄人口接种率偏低，导致确诊病死率（CFR）、全人口 死亡率（mortality）处于全球同期较高水平。

真实世界数据显示： 若不接种疫苗，各年龄组的CFR仍然很高，尤其是60岁以上老年 人，BA.2.2的病死率可高达2%-10%以上 ；接种一针、两针、三针疫苗能够逐次降低死亡风险，接种三针疫 苗后的CFR可以降低到较低水平 ； 接种三针疫苗（无论是mRNA疫苗、灭活疫苗、混合接种），都能 对预防Omicron重症/死亡提高较高保护力 ； 接种两针灭活疫苗对老年人预防Omicron重症/死亡的保护力偏低。

接种疫苗后，Omicron的死亡负担仍然不可忽视

Omicron死亡负担高度不均衡，不接种疫苗的死亡负担不可接受，接种疫苗后死亡负担仍然不可忽视。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及其各种变异株感 染后的死亡风险高度不均衡，最主要的风险因素是年龄，死亡人群高度偏倚：无论是否接种疫苗，60岁以上老年人、尤其是80+岁高龄老人贡 献了大多数死亡病例。同时，不仅需要观察不同年龄组的绝对死亡风险，还需要衡量新冠带来的超额死亡率相对于自然背景死亡率的相对风 险。我们以2020年七普人口全因死亡率、2016年中国肿瘤粗死亡率作为对照，观察各年龄组感染Omicron死亡的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

不接种疫苗，所有成年人、老年人年龄组的CFR均大于全因死亡率；也就是说，如果全人口感染Omicron，死亡风险至少翻倍，不可接受 ；接种两针疫苗，大多数年龄组的CFR大约相当于全因死亡率的10-20%左右，低于肿瘤；80+岁高龄老人上升到40%左右，高于肿瘤； 接种三针疫苗，大多数年龄组的CFR控制在全因死亡率的10%以内，80+岁高龄老人上升到10%以上，均低于肿瘤粗死亡率。

如不采取NPI措施，新冠将位列全因死亡贡献前三名

根据前面估算可知：如果不采取NPI措施，也不接种疫苗、不使用治疗药物，COVID-19将超过所有其他疾病，成为全因死亡贡献第一的疾病 ； 如果不采取NPI措施、放任Omicron持续传播，即使广泛接种三针疫苗、针对性使用治疗药物，COVID-19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肿瘤位列全 因死亡贡献第三名，其疾病负担、死亡负担仍不可忽视；如果采取动态清零或严格管控的NPI策略，加上广泛接种三针疫苗、针对性使用治疗药物，如果不出现大规模爆发和广泛流行，COVID-19 在全因死亡中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新冠疫情带来超额死亡，与新冠疫情流行率正相关

新冠疫情带来的超额死亡（excess deaths）包括： 新冠病毒确诊后死亡（死亡标准通常为28天内全因死亡）；大多数情况下，新 冠病毒感染是直接或重要促进因素（die of），少部分情况下是耦合死亡 （die with）（可根据自然背景死亡率估算调整）； 未确诊、未统计在内的新冠病毒感染后死亡 ； 由于医疗挤兑、就医延迟带来的额外死亡（次生灾害）；超额死亡与新冠疫情流行率高度正相关，呈现波动形态；平均可达到自然背景 死亡率的10-20%以上，感染高峰期可达30-50%水平。

超额死亡会减少预期寿命

超额死亡会减少预期寿命，与超额死亡分布没有直接关联： 根据生命表、生存函数、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的定义和计算过程可知，只要死亡人数超过基线水平（存在超额死亡），无论死 亡人群的年龄结构如何（新生儿、年轻人、老年人）、死亡人群年龄的中位数或平均值如何，都会削减生存函数，进而减少预期寿命；

美国：根据最新研究估计，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78.85岁，下滑到2020年的76.98岁（-1.87年）、2021年的76.44岁（-0.54年）。

设场景下的超额死亡和预期寿命影响

在中国七普数据的人口结构、银保监会公布的生命表基础上，我们假设不同场景：

V2+50%：100%人口接种两针疫苗，各年龄段50%人口在一年内感染一次Omicron变异株（CFR与中国香港相同）；新冠死亡112万人（其中80 岁以上占比61%、70-79岁占比21%、60-69岁占比10%、60岁以下占比8%），男/女预期寿命分别下滑1.3/2.1年；

V3+50%：100%人口接种三针疫苗，各年龄段50%人口在一年内感染一次Omicron变异株（CFR与中国香港相同）；新冠死亡35万人（其中80 岁以上占比64%、70-79岁占比19%、60-69岁占比9%、60岁以下占比8%），男/女预期寿命分别下滑0.4/0.7年；

可以发现，影响超额死亡、预期寿命的因素主要有： 最重要的因素是流行率：通过采取动态清零或严格管控的NPI策略，能够让新冠病毒对各年龄组人群带来的影响处于可忽略的水平；

其次重要的因素是疫苗接种率：如果出现大规模感染，疫苗接种率（尤其是加强针接种率）越高，超额死亡和预期寿命损失越小 ；此外，也包括医疗救助资源充分性、救助能力水平，以及治疗性药物的可及性

医疗负担：医疗挤兑和就医延迟成为常态

根据Nuffield Trust对于英国英格兰地区国家医疗保健系统（NHS）的评估报告： 在新冠疫情高峰期，由于新冠病毒感染者占据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医疗挤兑导致对其他疾病的接诊量大幅下滑；新冠疫情持续流行，导致NHS体系不堪重负，急救、急诊、住院、择期治疗、GP转诊等各类就医延迟成为常态。

疾病负担：新冠后遗症更常见，症状表现多样化

由于Omicron变异株的病死率较低、但感染人群基数巨大，重症与死亡不再是 COVID-19最主要的疾病负担，新冠后遗症将成为COVID-19最常见、最普遍、最 主要的疾病负担。 新冠后遗症（PASC，post-acute syndrome of COVID-19，俗称long covid）：

WHO定义：在感染后3个月内至少出现一种持续2个月以上的症状，且无法由 其他诊断解释的情况；

ICD-10编码：新冠为U07，新冠后遗症为U09，新冠MIS-C为U10 ；

最常见的症状包括疲惫乏力、呼吸急促、脑雾、肌肉疼痛、腹泻，以及急性 期已出现的味嗅觉异常等。

新冠后遗症的病因复杂，与多种因素相关

多项研究表明，新冠后遗症与多种因素有关： 急性期症状及基线风险：新冠后遗症的发生率、严重程度与急性期症状具有一定相关性；但基线低风险人群也有可能出现后遗症；

性别：不同于新冠急性期重症、住院、死亡风险男性>女性，新冠后遗症的发生率、复杂程度女性>男性，提示与免疫相关的可能性 ；

时间：随着时间推移、康复状态提升，新冠后遗症发生率逐步降低，但有收尾现象；持续12周尚未缓解的症状，后续缓解可能性较低；

病毒株：不同病毒株感染后的后遗症发生率有所差异；在接种三针疫苗人群中，Omicron BA.1、BA.2的后遗症发生率与Delta相似 ；

我们推测，新冠后遗症的可能病因包括但不限于：病毒持续感染或RNA驻留，过度免疫反应导致的器官组织损伤，微血栓，缺氧状态，诱 导自身免疫反应，诱导其他病毒再激活等。

接种疫苗能够降低新冠后遗症的部分症状

接种疫苗后，能够降低一定的新冠后遗症发生风险：  部分症状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尤其是呼吸系统症状，这与新冠急性期住院、重症、 死亡风险显著降低有明显关联；部分症状的发生率小幅下降，包括心血管、代谢、消化系统相关症状 ； 部分症状的发生率下降不明显，包括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相关症状。

既往感染新冠还会带来其他疾病负担、增加全因死亡风险

除了新冠后遗症之外，既往感染新冠还会增加多种其他基础疾病的发病风险、全因死亡率， 带来额外的疾病负担、死亡风险。 美国退役军人事务部（US VHA）的大型真实世界多重对照系列研究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新冠感染后（30天）幸存者在6个月时，全因死亡率相比阴性对照组 均有明显增加，带来额外的死亡风险（未接种疫苗感染新冠，HR=1.59；接种疫苗后突破 性感染，HR=1.53） ；感染新冠后，还会提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肾病、精神类疾病等多种其他基础疾病 的发病率，带来额外的疾病负担；基础疾病又会增加新冠感染后的死亡风险。

随着新冠疫情持续流行，新冠后遗症人群不断累积

英国统计署（ONS）近期数据表明： 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在英国持续流行，新冠后遗症人群不断累积；在Delta、Omicron大规模感染期间，由于感染人群基数不断扩大，导致 后遗症人数从约100万人上升到约200万人，约占英国确诊人数（2000万）的10%；Omicron流行期间的新冠感染者，其后遗症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与其他病毒株并没有明显差异；其中约40万人（占20%）日常生活受到 显著影响；这些人群可能需要请短期或长期病假，需要陪护、照顾、对症治疗，无法从事此前工作或学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

新冠疫情及后遗症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持续体现

新冠病毒感染者：短期请假可能会降低劳动效率；在疫情高峰期集 中请假，可能导致人员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短期冲击 ；

新冠后遗症人群：如果日常生活受到显著影响，可能通过短期请假 降低劳动效率，或通过长期请假、辞职等形式自愿或非自愿退出劳 动力市场，并产生职位空缺（job vacancy）；据海外研究估计， 约有15%的职位空缺是由于新冠后遗症导致的 ；

高暴露风险人群：如医护人员、学校老师、运输行业（航空、公交、 物流）从业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由于长期处于高暴露风险环境， 可能通过辞职、主动更换工作岗位导致供需结构性失衡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受到冲击，不同岗位影响存在差异： 部分培养周期长、替代性弱的关键岗位，如医护、老师、飞机空乘、 大巴司机，可能出现持续性的劳动力短缺（labor shortage） ；

部分培养周期短、替代性强的普通岗位，则由于加薪招聘导致劳动 力名义成本持续上涨 部分欧美国家由于劳动力短缺，已经放宽海外招聘限制条件： 2022年4月新闻，加拿大宣布修改临时外籍劳工计划（TFWP）；针 对7个存在明显劳动力短缺的行业，TFWP比例从10%提升至30%，其 他行业提升至20%，并停止自动拒批高失业率地区的LMIA申请 • 2022年5月新闻，英国NHS拟在未来5年大量招聘外籍护士，年薪约3 万英镑，目标为5000人/年，面向菲律宾、印度、爱尔兰、澳大利 亚等英语国家。

新冠病毒的疾病负担、医疗负担、死亡负担相互影响

从广义角度看，新冠的疾病负担包括三部分：急性期的疾病负担、新冠后遗症的疾病负担，以及额外增加的部分基础疾病的疾病负担；大 规模感染带来的急性期疾病负担，是导致医疗负担、死亡负担的主要因素；新冠后遗症的疾病负担，是导致劳动力损失的主要因素，目前 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或预防措施；额外增加的基础疾病，又会增加新冠感染后的死亡风险，形成疾病闭环加速器 ；

英国《卫报》援引Danny Altmann教授指出，“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慢性病和失能群体；在整个国家的医疗负担层面上， 新冠后遗症相关的医疗成本、生活质量损失、劳动力损失早已超过了类风湿关节炎。这与‘与新冠共存’简直是天壤之别。需要在国家层 面、国际层面进行相关政策讨论。”（注：类风湿关节炎相关药物的全球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

3.Omicron对药物干预措施的影响

Omicron变异株成为主流流行株后，其免疫特征对药物干预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

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导致大多数中和抗体均失效，对疫苗销售产生复杂影响；在研疫 苗的临床终点（确诊有症状感染）较难达到 ；

致病性、重症率较低：对抗病毒药物而言，轻风险轻中度患者人群的治疗意愿降低，高 风险轻中度患者人群的临床终点（重症/住院率）较难达到 ；

重症和死亡负担：由于感染基数增大,重症住院患者人数仍然较高，免疫调节剂治疗仍 有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

预防性疫苗：老年人群接种率尤其关键

从中国香港的真实世界研究中可以看到，老年人群、尤其是7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 苗接种率，是出现大规模新冠疫情时影响病死率、死亡负担的关键因素 ；但上海在Omicron BA.2疫情前（2022.03），无论是18-59岁成年人，还是60岁以上 老年人，基础免疫接种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应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等高危人群的加强针接种率，可进一步降低病死率、死亡负担。

疫苗加强针能够激发Omicron中和抗体

由于Omicron变异株具有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接种两针疫苗对 Omicron无法产生足够高的保护力，需要接种第三针或更多加强针；

两针mRNA疫苗接种后：大多数中和抗体被Omicron逃逸，剩余的 中和抗体滴度水平很低，不足以保护接种者免于感染和重症；

三针mRNA疫苗接种后：针对原始株的中和抗体有数倍加强，但大 多数仍被Omicron逃逸，三针mRNA疫苗对Omicron的中和抗体水平 大致相当于两针mRNA疫苗对原始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

四针mRNA疫苗接种后：针对原始株的中和抗体出现天花板效应， 对mRNA疫苗的中和抗体也出现天花板效应 ；

三针或四针mRNA疫苗接种后，对Omicron的中和抗体水平会随时 间衰减，预防感染的保护力也会逐步减弱，但预防重症、死亡的 保护力仍较为持久。

序贯接种策略，能够产生更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由于Omicron变异株具有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接种两针灭 活疫苗对Omicron重症/死亡的保护力不足：；

三针灭活疫苗同源加强：中国香港真实世界研究表明，三 针灭活疫苗也能对预防Omicron重症/死亡提高较高保护力 ；

灭活疫苗+异源序贯接种：真实世界研究表明，两针灭活 疫苗+mRNA/腺病毒载体/重组蛋白疫苗进行异源序贯接种， 能够产生更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

原版灭活疫苗+Omicron灭活疫苗：多家灭活疫苗研发企业 正在研发Omicron变异株的改版疫苗。

改版疫苗设计时，需要考虑抗原原罪效应

原版疫苗加强针对Omicron变异株的中和抗体，始终处于中低水平：

针对原始株处于中高水平：接种两针疫苗后中和抗体可达中等 水平；接种第三针后达到较高水平，并能维持较长时间；随时 间衰减后，接种第四针仍可以重新激发到较高水平；

针对Omicron处于中低水平：接种两针疫苗后中和抗体被大比例 逃逸；接种第三针后，中和抗体仅处于中等水平，只能维持较 短时间；随时间衰减后，接种第四针只能重新激发到较低水平；

由于抗原原罪（OAS）的存在，改版疫苗设计并不一定能够激发出 针对其他变异株的广谱高水平中和抗体：； mRNA-1273.211(wt+beta)、mRNA-1273.213(beta+delta)激发出 针对Omicron的中和抗体，与原版疫苗mRNA-1273相似 ； mRNA-1273-214(wt+omicron)能够激发出更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治疗性药物：定位于高风险人群的早期治疗

较优的治疗策略是，在疾病早期阶段识别出高风险轻中度患者， 给予药物治疗后能够大幅减少进展至重症/住院/死亡风险

中重度住院患者：在整体感染人群中占比较低，覆盖人群较 少、潜在获益程度有限 ；

轻度非住院患者： （1）低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后，突破性感染Omicron的重症风 险极低 （2）低风险人群如果未接种疫苗，感染Omicron的重症风险 仍然很低（不同于感染Delta后，仍存在一定重症风险） （3）高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后，突破性感染Omicron，仍存在 一定的重症风险 （4）高风险人群如果未接种疫苗，感染Omicron的重症风险 较高（接近于原始株、略低于Alpha、Delta），需要早识别、 早治疗。

治疗性药物在高风险人群的针对性渗透率尤其关键： 低风险人群无需给予治疗性药物，额外增加风险且获益很小 ；高风险人群应当给予治疗性药物；在约30-40%高风险人群 （包括20-30%老年人及10%具有基础疾病的成年人）中，我 们认为，较为理想的治疗渗透率应在20%以上 但在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治疗意愿和渗透率难以提高 到很高水平；我们预计，较为合理的治疗渗透率应在10%以 上。

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需要更大样本量以达到临床终点

对于其他在研的新冠治疗性药物，需要重点关注ph3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与实施质量，重点是入组人群基线、对照组选择、主要终点定义、统 计学假设、样本量估计。根据统计学基本原理与模拟计算，我们发现： ； 用药组、安慰剂组的事件数，与临床终点（住院或死亡率）的绝对风险（安慰剂组事件发生率）、相对风险（用药组的降低幅度）有关 ； 即使药物的理论有效性很高，如果病毒株风险较低或入组人群基线风险较低，由于事件数不够，仍然有可能因为统计学不显著而失败 ； 可以通过扩大样本量、筛选高风险人群入组等方式，弥补Omicron变异株重症率较低对统计学假设带来的不利影响。

4.Omicron对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影响

Omicron变异株的临床特征对非药物干预措施（NPI）产生了重大影响：

无症状、轻症为主：导致Omicron具有较大比例的隐匿传播链条，早期发现难 度更大；传统依赖于患者就诊+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的措施无法有效追踪 Omicron传播链，需要采用更加积极主动的核酸筛查或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

潜伏期短、病程短： （1）Omicron潜伏期通常为2-5天，病程通常为5-10天，这导致感染者转阴康 复进程、动态清零政策下的收尾清零期相比Delta有明显缩短 （2）阳性患者出舱出院速度明显加快，使得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的病床周转 速度加快 （3）入境隔离、密接隔离、风控管控的观察期也可同步缩短，从2022年04月 起，国内多地入境隔离政策从14+7缩短到10+7 ；

致病性、重症率较低：疾病负担与医疗负担脱钩解耦 大多数感染者为无症状、轻度患者，中度（普通型）患者占比约10-20%，重度 患者占比约1-2%；这意味着大多数无症状、轻度感染者无需消耗大规模医疗资 源，可以在方舱医院进行集中隔离管理，而医疗资源可以集中救助高风险轻中 度患者和重度患者，进一步提高救治率；因此，卫健委于2022.03.15发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也据此进行修订 ；

重症和死亡负担：医疗资源与病死率相关性减弱 大多数高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后突破性感染Omicron，仍然以轻中度为主，进展 为重度的概率较低，重度患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伴随多种基础疾病、免疫缺陷 或免疫能力低下；即使医疗资源紧张、出现医疗挤兑、就诊延迟，CFR不会出 现极端爬升（如2020Q1武汉），Omicron在免疫人群中的CFR约为0.1%（0.05- 0.2%），不会出现数量级差异；

极强的免疫逃逸能力：由于NPI是物理措施，免疫逃逸对NPI没有影响。

检测：核酸检测为主，抗原检测为辅

早检测、早发现是新冠疫情防控的出发点：

核酸检测：灵敏度、特异性高，是新冠病毒 感染确诊的金标准 假阴性通常由于取样不规范、间歇性排毒、 环境病毒载量过低、PCR试剂扩增效率低等因 素导致，可通过重复采样、重复检测进行排 除 偶见假阳性，可能由于采样环境污染、转运 检测过程污染、PCR试剂非特异性扩增等因素 导致，可通过二次复核进行确认；

抗原检测：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但灵敏度、 特异性不够高，检测机理（抗原-抗体非特异 性结合）导致固有假阴性、假阳性风险 在低流行率地区（<1/10000）针对普通风险 人群筛查时，由于阳性预测值（PPV）过低， 失去筛查意义 适合在高流行率地区（>1/1000）、高暴露风 险人群（如已确诊阳性感染者、阳性密接人 群、入境隔离人群、特殊岗位工作人员等） 人群中进行筛查；

以核酸检测为主、抗原检测为辅的策略，可 以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实现“应测尽测” ； 抗原检测无法实现动态清零目标，应当以核 酸检测为主；且单次核酸检测存在假阴性， 需要连续多次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才能确认 个体阴性或群体清零。

常态化核酸检测有助于早发现Omicron变异株的隐匿传播

Omicron流行期间，可以采用更加积极主动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体系：由于多数人群已接种疫苗，有较大比例的Omicron感染者无症状或症状轻微，导致Omicron传播链条中有存在无法追溯、流行病学调查只能 精确到场所、无法精确到个人，早期发现难度更大。

传统核酸检测体系：依赖于患者有症状后去医院就诊或核酸检测，阳性后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溯；患者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会遗漏 一定比例的潜伏期和无症状感染者及其传播链条，无法遍历传播拓扑图，导致出现断点或没有源头的新传播链条；

常态化核酸检测体系：要求某个区域中一定比例人群（通常大于1/R0）在一定间隔内（通常小于潜伏期）进行核酸检测；该措施在国内外 常用于高暴露风险人群（如医护人员、学生老师、公交地铁人员、仓储物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等）；用于某个城市区域多数人口时，需 要合理估算传播风险、社会影响、检测成本、清零获益；

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适用范围：我们认为，如果国内持续面临境外输入病例，且本土各地有零星疫情交叉传播，考虑到人口聚集流动特性，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可以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陆地边境口岸所在城市、国际出入境空港海港所在城市及所在省区的省会，在有境内外 输入病例导致本土疫情散发时可以进行阶段性核酸检测；

我们估算检测量不超过121亿人次/年。按照混 检不超过4元/人次的单价估算，常态化核酸检 测的成本不超过500亿元/年，处于可接受的水 平 ；由于人口流动呈现聚集辐射效应，而动态清零 策略下其收益由各省市区、省内各城市分享， 我们认为该成本可以由省级或中央统筹分摊； 检测单位可以由各地考核监督，参照卫健委室 间质评（EQA）方式进行定期或抽样评价。

隔离管控：是阻断新冠疫情最关键的NPI措施

阳性感染者：应集中收治于方舱医院（无症状、轻度）或定点治疗医院（中度、重度），做到“应收尽收” ；

密切接触者：应及时转运到集中隔离点，采用单人单间隔离，做到“应隔尽隔”；密接具有一定比例的续发感染率（secondary attack rate），阳性感染者应及时转运收治、隔离区应全面消杀；隔离随访期间阴性人群，在满足条件后可以解除隔离 ；

次密切接触者：应采用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如果上级密接未转阳，次密接满足条件后可解除隔离；如果上级密接转阳，次密接升级为密 接，应参照密接集中隔离措施；

只要做到“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在最后一例阳性病例转运出社区后，2个潜伏期（通常为8-10天）内连续多次核酸检测均为全阴性， 该社区必然严格清零

常态化核酸检测并不能替代隔离管控措施：

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够尽可能做到发现密接流调遗漏的和隐匿的传播链条，但核酸检测并不能阻断病毒传播，只是早发现的方法 ；在新冠病毒低水平流行（日增<100且<1/10万）期间，在密接流调、隔离转运等配套措施及时跟进的前提下，如果有常态化核酸检测，可 以做到最大化发现遗漏、隐匿的传播链条并及时处置，可以保持接近正常的社会流动水平；如果新冠病毒流行率显著上升（日增>1000或>1/1万），由于密接流调、隔离转运、方舱收治能力可能受限，即使有常态化核酸检测，仍 无法做到发现和处置全部传播链条，应当在小区、社区或更大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管控措施（如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以及高风险、 中风险、低风险三区划分）；在实施前，需要做好相关预案，合理估计传播风险、社会影响、封控成本、清零获益。

隔离管控后，对于阳性感染者应及早启动分类治疗，还需关注核酸复阳的处理流程：

隔离管控不是疫情防控的终点，早发现、早隔离之后的落脚点是早治疗；早期介入、识别分线、分类治疗、中西医结合，做到“应治尽 治”，能够有效降低轻度患者转重症/住院/死亡风险、缩短疾病进程、加快病毒学转阴；核酸转阴后，会有一定比例出现核酸复阳；需要准确区分“核酸复阳但无传染性”、“病毒学反弹与临床症状反弹”、“康复后再感染” 等不同类别，有针对性地改进诊疗用药方案，并制定隔离和解除隔离条件、回归社区后的随访流程、社区宣传教育等各方面。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