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中和之路专题研究：能源、工业转型的过程与博弈

（报告出品方/作者：光大证券，殷中枢、黄帅斌）

1、欧盟：1990 年碳达峰，2050 年碳中和

1.1、 《欧洲绿色协议》：八项目标与三项保障

欧盟整体于 1990 年实现了碳达峰，其中各个国家普遍于 20 世纪 90 年代实现了 碳达峰，德国等9个成员国于1990年碳达峰，其余18个成员国分别在1991-2008 年碳达峰，时间横跨约 20 年。

尽管在 2011 年，欧盟委员会就提出了针对 2050 年的低碳路线展望（较 1990 年下降 80%-95%的减排目标），但直到 2018 年 11 月，“碳中和”的愿景才被 首次提出。

在 2050 年欧盟实现碳中和的长期战略愿景提出一年后，2019 年 12 月，欧盟委 员会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成为新时期欧盟气候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旨在使 欧洲到 2050 年成为变化总体影响为零的气候中和第一大陆。 具体目标为：2030 年欧盟必须缩减碳排放至少 55%（相较 1990 年），并在 205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还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政策和措施的初步路线图。

《欧洲绿色协议》主要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1）提高欧盟在 2030 年和 2050 年的气候目标；

（2）提供清洁、负担得起和安全的能源；

（3）动员工业发展清洁循环经济；

（4）以节约能源和资源的方式建造和翻新；

（5）加快向可持续和智能交通的转变；

（6）从“农场到餐桌”:设计一个公平、健康和环境友好的食品系统；

（7）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8）实现无毒环境的零污染目标。

为了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欧洲绿色协议》还设计了一套保障性框架：

（1）将可持续性纳入所有欧盟政策（包括投资、预算、研究创新、培训等）；

（2）气候外交；

（3）《欧洲气候公约》。

2020 年 12 月，欧洲议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签署了关于 2021 年立 法优先事项的联合宣言，将《欧洲绿色协议》列入欧盟委员会 2019-2024 年度 六项委员会优先事项之首。

1.2、 2020-2021 年欧盟碳减排关键行动详细规划

在《欧洲绿色协议》附件中，欧盟制定了 2020-2021 年碳中和关键行动详细规 划目标。其中包括将 2050 年气候中立目标纳入立法的《欧洲气候法》、《2030 年综合计划》，也包括修订《能源税收指令》、制定“碳边境调节机制”。

欧洲议会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通过关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的决议。 自 2023 年将覆盖电力、水泥、钢铁、铝、炼油、造纸、玻璃、化工和肥料等高 能耗产业，纳入欧盟碳交易系统的所有产品受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约束，所得收 入用于支持欧洲绿色新政目标。同时，碳边境调节机制不得被滥用为增加贸易保 护主义的工具，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兼容。

自《欧洲绿色协议》推出以来，欧盟在八项具体任务和三项保障措施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就。

2、欧洲碳中和方法论：政策坚定、先发先行

2.1、 2020 年目标实现，2030、2050 年目标升级

欧盟于 2008 年实施《2020 年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对 2020 年提出了“三 个 20%”的目标，而欧盟 2019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1990 年减少了 23%，说 明欧盟已经实现了目标。

《欧洲绿色协议》提出 2050 年碳中和目标后，欧盟委员会调整了 2030 年中期 目标，由原减排 40%提升至减排 55%（相较 1990 年），并进一步提升至减排 60%。

2020 年：

（1）碳减排目标：

欧盟 2020 年气候目标由 2007 年发布的《2020 年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提出：

1）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减少 20％；

2）欧盟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达到 20%；

3）能源效率提高 20％。

（2）碳减排成果：

根据欧洲统计局 2020 年度《欧盟可再生能源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末，欧 盟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份额达到 19.7%，较原定 2020 年目标仅相差 0.3 个百分点。 欧盟 27 个成员国可再生能源占总用电量的比例为 38%，而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 燃料的发电量占比为 37%。根据 IEA 数据，2020 年欧盟地区碳排放量较 2019 年下降 10%，较 1990 年下降超过 30%，超额完成 2020 年碳减排目标。

2030、2050 年：

2050 年碳中和的目标确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2011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到 2050 年实现具有竞争力的低碳欧洲路线图， 按其执行欧盟能够实现国际上议定的 80％至 9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欧盟委员会于 2018 年 11 月提出了气候中性欧盟的愿景；

（3）欧洲理事会于 2019 年 12 月批准了 2050 年前使欧盟达到气候中和的目标。 欧盟于 2020 年 3 月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了其长期战略。

在 205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升级为“碳中和”后（原为减排 80%-95%），原 2030 年目标亦进行了升级，由原减排 40%升级为减排 55%，并进一步提高至减 排 60%。

2.2、 数字工业、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循环经济、建 筑节能

2.2.1、为实现 2030 目标，需 2600 亿欧元/年投资

据欧洲委员会估算，若想实现 2030 年的气候与能源目标，每年还需 2600 亿欧 元的额外投资，约占 2018 年 GDP 的 1.5%。

2020 年 1 月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投资计划》和《公正过渡机制》。

《欧洲绿色协议投资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动员至少 1 万亿欧元的可持续投资， 促进和刺激向气候中立，绿色，竞争性和包容性经济过渡所需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公正过渡机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帮助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在 2021-2027 年期间动员至少 1000 亿欧元，以减轻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

《欧洲绿色协议投资计划》有三个主要目标：

（1）它将增加过渡资金，并通过欧盟预算和相关工具，特别是 InvestEU，动员 至少 1 万亿欧元支持未来十年的可持续投资；

（2）它将为私人投资者和公共部门创造有利的框架，以促进可持续投资；

（3）它将在确定，组织和执行可持续项目方面向公共行政部门和项目发起人提 供支持。

公正过渡机制将在 2021-2027 年动员至少 1000 亿欧元的投资，其中的资金来自 欧盟预算，成员国共同出资以及 InvestEU 和欧洲投资银行的捐款（EIB）。根 据十年推算，公正过渡机制将筹集约 1430 亿欧元。

已有的公平过渡机制资助案例包括矿区改造、煤炭区工人再就业、建设经济适用 房等，资助方包括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社会基金等多个机构。

2.2.2、因地制宜进行转型升级，维持全球竞争力

（1）重塑工业：数字化转型

欧洲工业战略包括三个子战略：1）新工业战略；2）新中小企业（SME）战略； 3）改善欧洲单一市场。

新中小企业（SME）战略：

可持续和数字化转型：

①在现有的 EnterpriseEurope 网络中将任命可持续发展顾问；

②多达 240 个数字创新中心将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关如何将数字创新整合到其产 品，业务模型和流程中的建议；

③新的欧洲创新委员会（EIC）将于 2021 年开始提供 3 亿欧元，以鼓励实现绿 色协议目标的突破性创新。

在单一市场及其他地区自由开展业务：

①促进边境地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以鼓励它们共同改进关于跨境提供服务的规则 和程序，开展一个扩展的 Erasmus 全球青年企业家计划，以支持国际化；

②通过建立监测和执行工具，支持成员国执行延迟付款指令；

③共同制定“欧盟初创国家标准”，以加快高科技中小企业和单一市场中初创企 业的发展。

更好的融资途径：

①创建一个中小型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基金，并通过在 InvestEU 计划下 设立的新的私募-公募基金进行投资；发起一项性别友好的金融计划，以刺激对 女性主导公司和基金的资助；

②创建 ESCALAR 计划，以扩大风险资本基金规模并吸引更多私人投资，以帮助 高潜力企业发展。

改善欧洲单一市场：

①开展一项更好实施和执行单一市场规则的行动计划；

②成立联合工作队，以加强在执行单一市场规则方面的合作。

（2）能源系统与清洁氢

能源系统的三个支柱：

1）以能源效率为核心的更加“循环”的能源系统。优先考虑能源密集度最低的 选择，不可避免的废物流被重新用于能源目的，并利用跨部门的协同作用。例如， 重新利用工业过程、数据中心的废热，或生物废物或废水处理厂产生的能源。

2）终端用户部门的更大程度的直接电气化。例如，将热泵用于空间供暖或低温 工业过程，将电动汽车用于运输，或者在某些行业使用电炉。

3）对于难以电气化的行业，该战略推广清洁燃料，包括可再生氢、可持续生物 燃料和沼气。例子包括在工业过程、重型公路和铁路运输中使用可再生氢，在航 空和海运中使用由可再生电力生产的合成燃料，或者在具有最大附加值的部门使 用生物质。

氢战略

《气候中立欧洲的氢战略》提出：从 2020 年到 2030 年，电解槽的投资可能在 240 亿到 420 亿欧元之间。此外，在同一时期，将需要 2200-3400 亿欧元来扩 大和直接连接 80-120 千兆瓦的太阳能和风能生产能力到电解槽，以提供必要的 电力。对现有一半工厂进行碳捕获和储存改造的投资估计在 110 亿欧元左右。 此外，投资 650 亿欧元用于氢运输、分配和储存，以及氢加油站。从现在到 2050 年，欧盟对氢产能的投资将达到 1800-4700 亿欧元。

同时，使最终用途部门适应氢消耗和氢基燃料也需要大量投资。例如，将一个典 型的即将报废的欧盟钢铁装置转化为氢气需要大约 1.6-2 亿欧元。在道路运输领 域，再扩建 400 个小型氢燃料站(相比之下，目前只有 100 个)可能需要 8.5 亿至 10 亿欧元的投资。

离岸可再生能源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离岸可再生能源战略》为离岸风力涡轮机（固定式和浮体 式）设定了最高的装机目标。在这些领域中，欧洲已经具备了先进的技术和充分 的经验，从制造到安装的整个供应链都具有强大的实力。战略指出，除了海盆以 及沿海地区之外，内陆地区在参与生产制造及科研的过程中也将获益。

《离岸可再生能源战略》提出，要实现 2050 年大规模部署离岸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投资需求估计约为 8000 亿欧元，约三分之二用于资助相关的电网基础设施， 三分之一用于离岸发电。

在 2011-2020 年间，欧洲陆上和海上电网的年度投资约为 300 亿欧元，但在 2021-2030 年间，年度投资需要增加到 600 亿欧元以上，然后在 2030 年后进一 步增加。

（3）绿色交通

2019 年，运输业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4。交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分 部门）：公路运输 71.7%，民航 13.9%，水运 13.4%，铁路 0.5%，其它 0.5%。

《欧洲绿色协议》提出 2050 年交通部门排放量较 2020 年减少 90%。主要的规 划方向包括：

1）数字化：建立自动化交通与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开展智能应用程序、发展“移 动即服务”解决方案；

2）使用不同交通方案：多使用铁路/水路运输货物；单一欧洲天空计划（Single European Sky）应以零成本减少航空排放。（单一天空计划改革可以减少 10% 的航空排放）；

3）价格政策：停止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将排放权交易扩展到海事部门；建立有 效的道路收费制度；减少向航空公司免费分配的排放权交易配额；

4）促进可持续替代运输燃料的供应：到 2025 年，欧洲道路上预计 1300 万辆零 排放和低排放汽车，需要约 100 万个公共充电和加油站（2020 年数据：97.5 万 量低排放汽车，14 万充电点）。

（4）循环经济

欧委会表示，如果应用循环经济原则，到 2030 年可以使欧盟 GDP 增加 0.5%， 创造约 70 万个就业机会。

以电池回收为例：为了在欧洲经济中实现封闭循环，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电池 中使用的贵重材料，欧盟委员会建议就回收材料的含量以及在报废部分收集、处 理和回收电池制定新的要求和目标。

根据欧盟《可持续电池战略》，为了显著改善便携式电池的收集和回收，目前 （2020 年）45%的收集率预计在 2025 年提高到 65%，2030 年提高到 70%， 确保家中使用的电池材料不会流失。其他电池，如工业电池、汽车电池或电动汽 车电池必须全部收集与回收。特别是钴、锂、镍和铅等贵重材料必须实现高水平 化回收。

（5）建筑节能

2019 年，建筑的能源消耗占比为 40%。为了实现到 2030 年减排至少 55%的目 标，欧盟必须将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60%，能耗减少 14%，供暖和制 冷能耗减少 18%。

欧洲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已经对新建筑的能源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在新建筑 的能源消耗仅为 20 多年前的一半。但欧盟 2001 年前建造了 2.2 亿多座建筑， 占约目前建筑存量的 85%，欧委会预计到 2050 年，85-95%的建筑仍然存在， 要使他们达到类似的标准，就需要“翻新浪潮”。

2020 年 10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翻新浪潮”，预测 2021-2022 年的年能源改 造率为1%，2023-2025年每年增加到1.2%，2026-2029年每年至少稳定在2%。 2026-2030 年，住宅和服务业中供热设备更换的翻新率必须达到 4%左右。为了 在 2050 年之前达到欧盟“气候中立”的目标，在 2030 年之后，还必须保持更 高的翻新速度和深度。

为在2030年前实现减排55%的气候目标，每年需要在建筑改造方面增加约 2750 亿欧元的投资。筹资来源包括直接预算支持、绿色融资、支持性服务等多种方案。 同时，恢复和复原计划目前正在谈判中，欧洲理事会同意捐赠 6725 亿欧元（其 中 37%将用于气候相关支出），可以支持成员国的改造投资和能效相关改革。

3、 得与失：碳成本转移、能源优先级、工业交通转型

3.1、 EU-ETS：碳价失灵、产业约束与碳泄漏

欧盟碳交易市场（简称 EU-ETS）自 2005 年启动以来，已经历三个阶段，并于 2021 年正式进入第四个阶段交易期。

整体来看，前两个阶段处于经验探索期，采用了较高的配额无偿分配比例（90% 以上），且在配额分配方面采用历史法，对企业约束较小。

3.1.1、MSR 拯救碳价失灵

在第一、二阶段，由于配额发放较为宽松，加上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需求萎缩， 配额供过于求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欧盟碳交易体系。直到 MSR（市场稳定储备机 制）出现曙光。通过吸收流通中的过剩配额，及对拍卖量的进一步约束，EU-ETS 碳价得到了有力支撑。

在欧盟 ETS 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免费配额基本与核定排放量处于同一水 平。自第三阶段起，大幅缩减了免费配额供给，50%以上的配额通过拍卖方式发 放。因此我们认为，第三阶段的碳约束明显大于前两个阶段。

从 EU-ETS 市场内排放量来看，第一、二阶段 CO2 排放量的年化增速分别为 3.67%、-3.12%，大于第三阶段的年化增速-3.6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2009 年市场总排放量较 2008 年下降 11.3%。这在很大程度上 造成了第二阶段排放量的快速下行。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认为第三阶段EU-ETS 表现出了较强的碳约束。

3.1.2、ETS：发电端减排明显，工业端结构性减排

自 2005 年欧盟 ETS 市场开启至 2019 年，欧盟全口径碳排放量下降 22%。同一 时期美国、日本、经合组织碳排放量下降幅度分别为 15%、14%、11%，显示 出欧盟 ETS 市场对碳排放量的约束作用。

在欧盟内部，纳入 ETS 的行业总排放量在 2005-2014 年间下降幅度为 24%，非 ETS行业总排放量下降幅度为13%，ETS对纳入行业的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约束。

2005-2019 年，减排主要由电力、石化、水泥、钢铁行业贡献

在纳入欧盟 ETS 市场监测的范围内，整体可分为化石燃料燃烧（主要是发电） 和非燃烧部分。其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占比在 60-70%之间。在非 燃烧部分，主要的排放来源为石化、水泥、钢铁、航空。

发电端减排明显，工业端结构性减排。根据 EEA 数据，2005-2019 年，纳入 ETS 市场监测范围内的行业减排量 4.85 亿吨。

分板块来看：

1）化石燃料燃烧部分（主要是发电）2019 年排放量较 2005 年减少 34%，减排 4.89 亿吨，这部分减碳可以通过能源清洁化来改善，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2）工业端（除燃烧外）2019 年总排放量较 2005 年微增 0.7%至 5.75 亿吨，非 燃烧工业装置减碳难度确实也较大。

在发电端减排方面，欧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20 年，可再生能源首次超过化 石燃料，成为欧盟的主要电力来源。

而在工业部门，虽然整体减排量有限，但结构性变化明显。最大的三个排放部门 （石化、水泥、钢铁）2019 年碳排放量较 2005 年分别减碳 11%、19%、12%。 而在一些排放量较小的部门，如氨生产、原铝生产、有色金属生产或加工等，碳 排放量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一方面，在碳排放量较小的领域，受到的碳约束更小，且涉及多个附加值较高的 细分领域；另一方面，碳泄露清单的实施，为这些部门提供了保护。

3.1.3、防止碳泄露：保护欧盟制造业

碳泄漏：由于气候政策导致碳成本增加，企业会将生产转移到排放限制更宽松的 其他国家，导致其他国家的总排放量增加。

碳泄漏体现的是不同国家对于碳约束、碳成本的标准不一致。从全球角度而言， 企业的迁移导致的碳泄漏并未减少碳排放总量；从经济体自身角度而言，企业迁 移以后也会影响自身的产业竞争力。

基于以上原因，欧盟碳市场下的防止碳泄露规则：在某些能源密集型行业中，碳 泄漏的风险可能更高，为了维护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所涵盖行业的竞争力，被认为 面临严重碳泄漏风险的行业和子行业将被授予更高比例的免费配额。

在 EU-ETS 的第 3 阶段中，免费分配量均基于以下公式计算：将其生产量（以吨 为单位）乘以该特定产品的基准值（以每吨排放量衡量）。

存在严重碳泄漏风险的部门中安装的设备有资格按此数量的 100％免费分配。 对于不在碳泄漏清单上的其他行业的装置，免费分配在第 3 阶段逐渐减少（2013 年为 80％，每年减少直到 2020 年达到 30％）。

在 2015 年至 2019 年使用的第二套碳泄露清单中，包含的子行业数量多达 180 个。此外，《ETS 指令》第 10a（6）条允许成员国通过国家援助计划，补偿最 耗电的行业，以抵消因欧盟 ETS 而导致的电费上涨。

我们认为，防止碳泄露,是保护欧盟制造业一种手段，碳泄露清单和间接补助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工业部门部分子行业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

3.2、 电力转型优先级：电力价格与配额价格博弈

电力市场的各类能源价格（煤价、气价、电价）和碳配额价格在电力市场和碳市 场的作用下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

配额供需形势是影响碳配额价格的最重要因素。在欧盟碳交易市场的第一和第二 阶段（分别为 2005-2007 年和 2008-2012 年），在政策/交易规则变动影响下的 配额供需情况是碳配额价格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例如：

（1）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初期碳配额价格显著上升的核心原因是参与交易的电 力企业对配额供需形势预期较为紧张（因为欧盟并未公布 2004/05 年的排放数 据），进而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从而推升配额价格；

（2）第一阶段末期的配额价格跌至 0 左右，系供过于求背景下政策不允许跨阶 段存储配额，配额需求将至冰点所致；

（3）第二阶段末期的配额价格下跌系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背景下对配额需 求的预期逐步降低所致。综上，配额供需形势在欧洲碳排放市场的第一/第二阶 段显著影响碳配额价格。

作为碳交易市场的最重要参与方，电力企业的能源供给价格（天然气、煤炭）亦 对配额价格起到一定影响。在配额供需直接决定价格的基础上，欧洲碳交易市场 第一/第二阶段配额的供给主要由政策决定，需求从长期来看受到经济发展、技 术进步、能源效率等影响，而短期来看，天气情况、能源价格直接影响发电量， 进而对配额的需求起到直接作用（越多的发电量也就意味着越多的碳排放）。

煤炭和天然气的差价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对碳配额价格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煤炭价格的提升将带动火 电企业的发电成本提升，企业更愿意选择考虑碳配额成本背景下经济性更优的燃 气电厂，而燃气电厂相较燃煤电厂的配额需求更低，进而带动碳配额价格的下降； 燃气价格的上涨则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欧洲相对成熟的电力市场化机制基础上，碳配额价格的引入和碳交易市场的逐 步成熟直接推动了欧洲电力行业从燃煤发电到燃气发电的转型。

在成熟的电力批发市场中，不同发电能源的边际成本决定了在一定电力供需形势 下发电企业的价格（即 merit-order effect），边际成本越低的发电类型在电力 批发市场中将获得更高的盈利，也将获得更为优先的调度顺序。在没有引入碳配 额成本前，煤电企业的边际成本要低于燃气企业，因而在欧洲电力市场的调度中 也处于领先位置，燃气机组通常则用于用电量需求较高时的调峰使用。

在引入碳配额成本后，由于煤电的碳配额成本高于气电（幅度将受到碳价影响）， 因此在相同需求的情况下，一方面本身的电力市场价格会有所上涨（这也符合我 们前文所述的电力价格和碳排放配额价格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也 将直接改变电力批发市场的调度顺序，即有着边际成本优势的燃气电厂将实现对 燃煤电厂的替代，其利润空间相较以前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展望未来，随着碳配额价格的稳定甚至进一步上升（在碳中和背景下我们认为碳 配额价格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优势将进一步体现（核 电亦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但是核电的安全等问题阻碍了其大规模建设），叠加其 本身的发展高度契合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需求，因此，我们认为碳排放市场 的进一步成熟将加速推动欧洲电力行业从燃煤发电到燃气发电、再到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终极转型，煤炭消费成本需要维持高位，否则通过市场手段很难推进减煤； 碳成本增加后，综合电力成本短中期整体也会提升，随着未来新能源发电成本进 一步下降，电力成本和价格有望下降。

3.3、 能源安全与核心竞争力：欧盟、中国光伏争夺战

在新能源各个细分中，风能、水能的利用未来将或多或少受限于资源，核能短、 中期受限于安全性，相较而言，光伏是优先可倚仗的新能源，而光伏产品的制造 能力、成本则是决定能源综合价格的核心因素。欧洲开始推动新能源建设时间较 早，在 2005 年欧盟碳交易市场建立后，趋势进一步加强。彼时，中国制造业尤 其是光伏行业凭借成本及规模优势开始崛起，并逐渐在全球建立起广泛的优势。

2012 年 7 月 24 日，德国企业 Solar World 等公司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诉，要求 对中国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2012 年 9、10 月，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 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该案涉及中国 200 多亿美元的对欧出口，占中国对欧 出口总额的 7%，占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的 50%左右，被评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贸易争端案。当然从欧盟的角度，保障能源安全、维护自身光伏制造环节的国际 竞争力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欧盟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4 日决定，将从 2013 年 6 月 6 日到 8 月 6 日对产自中 国的光伏产品征收 11.8%的临时反倾销税，此后税率将升至 47.6%。“双反” 措施一度让中国的光伏行业受伤严重，很多企业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但中国依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产品、装备和服务“走出去”， 不断提升光伏行业制造业能力，推动成本下降。国家能源局披露，2020 年，光 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了 58%的多晶硅、93%的硅片、75%的电池片、73%的 组件。可以说，中国在光伏行业，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对手很难超越的能力。

若要发展光伏，就基本需要使用中国的产品，中国在光伏领域的优势并未因为“双 反”而降低，“双反”也难以阻止欧洲光伏产业被压缩。因此，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在对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于 2018 年 9 月 3 日到 期后，不再延长对华光伏产品“双反”措施。

所以，从欧洲的新能源发展过程看，前期积极推进核能，当前积极强调风电（尤 其是海上风电）、氢能；在天然气领域与俄罗斯博弈，在光伏领域对中国的“双 反”及当前要更多倚仗中国等，其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就是保障能源安全。

3.4、 碳成本与碳边境税：成本转嫁与产品竞争力

碳交易市场是通过市场化交易，推动碳成本从不同公司、不同行业、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转移的过程，最终实现碳减排的目的。碳减排措施导致碳成本增加，通 过节能减排措施增加直接成本，购买配额等增加间接成本。

碳成本占产品比重较高（电力、水泥、钢铁等）、或因碳成本内部化导致成本曲 线陡峭的行业（铝、玻璃等）受影响较大。

决定所属区域、环节碳成本高低与转嫁程度的，是产品竞争力。碳成本增加后， 通过成本转嫁方式，最终体现在产品价格中。根据产品、国家的不同，转嫁程度 各有差别。我们可以看到，水泥产品转嫁率相对较低，说明产品可替代性较强以 及运输半径限制特点，也与需求整体疲弱有关。钢铁没有完全转嫁，主要是碳配 额发放过量，导致减排压力并不是很大。通过将成本转嫁到终端，会削弱产品价 格竞争力，从欧洲碳配额发放执行层面来看，跨境贸易占比越高的行业，碳约束 越小（碳约束：电力>水泥>钢铁）。

碳边境税的提出本意是强调公平竞争原则：进口产品碳边境税=进口国同类产品 碳排放成本-出口国产品碳排放成本。

该机制的本意，是促进不同市场碳成本达到统一，推进国际贸易公平竞争，但过 程中大概率会夹杂很多政治因素，甚至演化成贸易摩擦，削弱低成本产品国家、 地区的竞争力，中国推行碳减排有助于对冲该影响。

从行业看，电力、钢铁、水泥、铜、镍、铝都将可能成为重要的征收对象。但客 观来讲，未来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夹杂政治色彩，征收行业及环节、碳排放认证、 征收幅度、汇率、不同国家标准等问题，都会导致一系列争议。

欧盟企业在增加碳成本后，加剧削弱了被征收环节产品竞争力，导致相应产品出 口量受到一定影响。我们以钢铁行业为例，2015 年后，欧盟粗钢净出口由正转 负，而从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以及亚洲的韩国、印度、中国等国家进口较多； 但产业向高端、低碳化方向转移，电炉钢比例提升，高附加值钢材水平提升。不 可否认的是，欧盟碳边境税一旦开启，产品价格、钢厂利润、进口贸易都会有巨 大的改变。

3.5、 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保护

3.5.1、钢铁：配额充足压力有限，产品高端化转型

引入 EU-ETS 前：产能重组基本完成

长周期来看，在 2005 年欧盟推出 EU-ETS 市场前，欧盟钢铁行业已经历了大规 模的化解产能过剩与私有化重组阶段。

1）达维尼翁计划和自愿限制协议

20 世纪 70 年代初，欧盟粗钢产量达到顶峰。

1973 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欧洲钢铁工业陷入产能过剩困境。为化解产能 过剩，欧共体推出“达维尼翁计划”。该计划规定了钢筋最低出售价格，还提出 了等量置换和减量置换的建议。

在针对限制进口方面，欧共体与其 15 个主要钢材进口来源国(占进口钢材总量 75%)达成了“自愿限制协议”，对进口钢材数量和价格进行明确限额和规定。

2）私有化与重组

20 世纪 80 年代起，欧洲钢铁企业逐步私有化，并迎来大规模兼并重组，形成了 多家大型钢铁集团，如卢森堡阿尔贝德、德国蒂森克虏伯等。根据《欧洲钢铁去 产能及其对中国钢铁业的启示》，相比 1974 年，1996 年原欧共体成员国钢铁 工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 70%，产能利用率回升至 80%以上。

经历了去产能、私有化和重组，在 2005 年 EU-ETS 开启前夕，欧盟主要国家的 粗钢产量已较 1974 年高点下降 20-30%。在竞争格局上，形成了安塞可米塔尔、 蒂森克虏伯等大型跨国钢铁集团。1999 年全球十大钢铁集团中，欧洲占据六家。

钢铁行业并未受到配额限制，部分企业配额盈余较多

2005-2019 年，EU-ETS 内钢铁碳排放量下降 12%，粗钢产量下降 19.7%。其 中，最主要的下降幅度出现在第二阶段。特别是在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欧盟粗钢产量较 2008 年下降 30%，达到 1.39 亿吨的低点。 从行业整体来看，钢铁行业得到的免费配额始终高于其年度核算排放量，也就是 说行业整体未受到碳配额方面的约束（不排除部分高排放企业受到约束）。

在第二阶段，金融危机下钢铁产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碳排放量随之快速下行。 但由于配额发放缺乏调节制度，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钢铁行业出现了较多的配 额盈余。

以安赛乐米塔尔、塔塔钢铁为例，在第二阶段的 2009/2012 年，均出现产量下 降的情况，但配额发放保持高水平，导致当年产生较多的配额盈余。据 sandbag 估计，2008-2012 年由于配额盈余而产生的的额外收益（windfall）超过 11 亿 欧元。

直接进口增加，间接出口增加，显示相对竞争力

随着产量中枢下移，欧盟主要国家钢铁行业的碳排放量随之下行。在 2009 年金 融危机后，仅少量国家（如德国、英国）钢铁产量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出于对碳泄露的防范，欧盟为了保护钢铁行业竞争力免受碳约束影响，给予了行 业较为宽松的配额发放。因此，直接导致欧盟钢铁行业在降低碳排放强度方面的 动力不足。

2005-2009 年，碳市场启动后，受到减排预期影响，电炉比例增加；

2009 年金融危机后，欧盟钢铁行业转炉法和电炉法的比例变化趋势发生逆转； 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金融危机后政府的进一步扶持下，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约束减 小。

我们在前文提到，碳减排成本转嫁导致欧盟钢铁行业的竞争力削弱。2015 年起， 欧盟钢铁表观需求量超过钢铁产量。

尽管在粗钢方面呈现净进口，但通过终端产品输出的钢铁间接出口却表现强势， 显示出上游产业受损后，欧盟在终端高附加值产品优势有所扩大。

3.5.2、水泥：产品需求下降，碳排放快速降低

第二阶段碳排放快速下降，主要受宏观因素影响

在第二阶段，欧盟水泥熟料产量大幅下滑，带动水泥行业碳排放量下行。特别是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水泥熟料产量较 2008 年下滑 17%。到了第二阶段 末，2012 年的水泥产量较 2008 年下滑 32%，碳排放量则较 2008 年下降 27%。

进入第三阶段后，水泥产量在 2013 年触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2018 年，欧 盟水泥熟料产量 1.8 亿吨，较 2013 年增加 14%，碳排放量则较 2013 年增加 7.5%。

因此，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是欧盟水泥产量及水泥行业 CO2 排放量下降 的最大影响因素。

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例，2009 年经济下行后，2013-2014 年又经历了经济二次 探底，两国的水泥产量及水泥行业 CO2 排放量也随之快速下行。

第三阶段配额逐步收紧，碳排放强度下降

进入第三阶段，各国从金融危机逐步恢复，水泥产量及碳排放量都处于缓慢上行 阶段。行业免费配额逐年下降，到 2018-2019 年，基本与当年核定碳排放量相 等。

在公司层面，我们以海德堡、拉法基水泥为例，配额发放数据显示，在第三阶段， 配额超额发放的现象逐步收紧，到了 2018-2019 年，基本没有超量配额。

由于技术的进步，全世界的水泥碳排放强度持续处于下降通道。2005-2012 年， 欧盟水泥碳排放强度并未表现出额外成果。2013 年起，欧盟对水泥行业碳配额 的收紧，导致欧盟水泥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阶段配额收紧，并未引起竞争力下降

第二阶段欧盟水泥产量的大幅下滑，主要受宏观因素影响。据中国水泥网数据， 金融危机后的 12 年里，西欧地区共关闭了 45 家水泥厂，地区水泥行业弱化从 周期性转向结构性。

在第三阶段，欧盟的水泥净出口表现较为强势。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萎缩，欧 盟水泥企业积极寻求外销渠道，主要出口方向为北非、美国等地；另一方面，较 为宽松的配额并未对欧盟水泥企业的竞争力构成损害。

从欧盟与非 ETS 区成本等值线来看，水泥出口大国西班牙、意大利均属于沿海 国家，出口运输成本较低。

3.6、 交通：“胡萝卜+大棒”欧洲电动车突跃发展

为完成欧盟制定的减排目标，汽车电动化转型是重中之重。欧洲的交通运输部门 是其二氧化碳重要的排放源，其占比在近年来逐步提升，2017 年占欧洲碳排放 总量的比例已达到 18.24%；此外，根据 EEA（即欧洲环境署）统计数据，2016 年乘用车碳排放占比达 61%（汽车+轻型卡车+摩托车），其中汽车的碳排放占 比已达到 50%。在此背景下，切实降低汽车碳排放，成为欧盟应对气候变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

1998 年欧洲汽车工业协会（ACEA）制定的自主油耗目标是第一次提出针对乘用 车的碳排放目标，计划从 1998 年 186g CO2/km 降到 2008 年的 140g CO2/km， 2012 年降至 120g CO2/km。但是，由于没有强制法规的配套，减排目标并没有 得到很好地执行。2008 年欧洲乘用车 CO2 排放量 153.5g CO2/km，碳排放量降 低速度不及预期。

为了落实碳排放目标，欧盟在 2009 年颁布了首个针对新登记乘用车二氧化碳排 放的强制性标准 EU 443/2009，要求到 2015 年乘用车碳排放应降低至 130g CO2/km 以下。导入强制法规之后，各汽车厂商的应对措施迅速落地，通过改善 内燃机效率，并且通过添加尾气处理装置，同时开发轻量化和降低行驶阻力等新 技术，可以满足当时的减排目标。临近 2015 年所有企业的油耗都明显下降，2015 年实际排放量为 119.5g CO2/km，满足了当年的碳排放法规要求。

欧洲的汽车厂商面临史上最严，同时也是全球最严的减排考验。2014 年，欧盟 要求 2020 年 95%的新登记乘用车平均碳排放需降低至 95g CO2/km，到 2021 年 100%的新车要达到此要求，超额部分将按每辆汽车每 g CO2/km 罚款 95 欧 元；2019 年 6 月，欧盟再次通过新法案 EU 631/2019，提出 2025 年后欧盟新 登记汽车碳排放量比 2021 年减少 15%（乘用车 80.8 g CO2/km），2030 年要 求比 2021 年减少 37.5%（乘用车 59.4 g CO2/km），超额部分罚款不变。碳排 放标准进一步严苛。

燃油车减排效果正逐步降低，电动化转型迫在眉睫。面对日益严苛的汽车碳排放 标准，欧洲汽车厂商发现他们擅长的清洁柴油机技术减排效果停滞，无法帮助他 们满足接下来的减排考核，因此，即将面临巨额的碳排放罚款；2004-2015 年间， 柴油车的车重不断增加，车辆质量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能量来加速车辆，从 而导致燃料消耗增加，并因此导致 CO2排放量增加；减排技术的进步也逐渐陷 入瓶颈，通过持续改进燃油发动机目前仅能减排不到 1%，离 2021 年 95g CO2/km 的排放目标仍有非常大的差距。车辆重量增加和燃油车减排效果停滞， 致使 2015 年之后的乘用车碳排放量原地踏步，甚至在 2018/19 年不降反升， 2019 年重新回到 122.4g CO2/km。

在燃油车较难实现减排目标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车是传统车企的唯一出路，“胡 萝卜”（税收优惠/补贴）和“大棒”（碳排放罚款）正加速这一进程。

补贴端，欧洲各国出台的激励措施种类丰富，鼓励措施涵盖了生产、购置、使用、 基础设施、产业化支持等环节，以德国为例：德国政府与汽车行业各承担一半的 补贴成本，对于售价不到 4 万欧元的 BEV，补贴由原来的 4,000 欧元提高到 6,000 欧元；对于售价高于 4 万欧元但低于 6.5 万欧元的 BEV，补贴提高到 5,000 欧元； 最后，售价高于 6.5 万欧元的 BEV 不能享受这一补贴政策。PHEV 的补贴额度也相应地提高到 4,500 欧元和 4,000 欧元。该项补贴政策原定有效期到 2020 年， 现已延长至 2025 年。

惩罚端，欧盟自 2014 年起要求 2020 年 95%的新登记乘用车平均碳排放需降低 至 95 g CO2/km，到 2021 年 100%的新车要达到此要求，超额部分将按每辆汽 车每 g CO2/km 罚款 95 欧元；此外，欧盟在综合考虑质量、性能等方面后也对 各大车厂提出了每年的碳排放要求，车厂一方面需加快新能源车型的发展力度， 另一方面在未满足排放目标时，亦可通过向其他车企购买新能源积分的方式（或 将对方的电动车型纳入自身产品序列，降低平均碳排放量）免除巨额罚款。

若考虑碳税罚款和电动车购置补贴，燃油车不再具备经济性优势。用可比较的汽 车大众高尔夫和电动车雪佛兰 Bolt 测算消费者实际承担价格，汽车按 2018 年 实际碳排放量超过 95g CO2/km 的部分，每克 95 欧元计算罚金；电动车扣除政 府购置补贴 6000 欧元（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补贴政策），可以发现二者 的实际价格相当（这里还没有把电动车的税收优惠算在其中）。

碳排放罚款也给加速发展电动车的企业带来了明显的业绩增厚。以特斯拉为例， 根据欧盟要求，特斯拉 2018 年的平均碳排放目标为 172.94g CO2/km，而其在 欧洲注册销售的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车（19017 辆），因此其实际的平均碳排放为 0，简单测算特斯拉在欧洲通过出售碳排放监管积分可获得的收入约为 3.12 亿欧 元。2015-20 年其通过出售碳排放监管 积分获得的收入规模已超过 34 亿美元。

3.7、 碳信用欺诈、配额制度漏洞及利益集团博弈

碳信用欺诈

2010 年以前，欧盟税务部门对配额或者抵消信用的卖方征收增值税。

据 EDF 披露，很多交易所都提供现货产品交易，即在交易日后的一至三天内， 以实物形式进行碳配额的交割和划转，而且当时的欧盟注册机构交易账户具备 “实时”（即几秒钟内）转移和结算功能，即允许账户持有人在短时间内进行多 次交易（涉及同一碳配额的转手交易）。

这给了许多犯罪分子实施增值税多轮出售欺诈的漏洞。根据 EDF《电力行业参与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经验与教训》披露，由于跨国配额交易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欺诈者在不支付增值税的情况下购买碳配额，并转移到其开立注册登记账 户的国家，购入后欺诈者立即以包含了该国增值税的价格出售上述碳配额，一旦 这些碳配额被售出，卖方会在上述交易信息转交给税务机构进行处理之前迅速注 销公司实体并“消失”。据欧洲刑警组织估计，在 2008 年 6 月至 2009 年 12 月期间，增值税多轮出售欺诈造成的损失约为 50 亿欧元。

配额核减机制

纳入 EU-ETS 的装置根据其历史活动级别获得免费配额。针对产量下降的情况， 在欧盟第 2011/278 号决定中设计了停止和关闭规则（PCC），即根据装置的活 动水平下降幅度，按比例削减配额。

由于产量下降触发配额削减的比例为 50%，引发了企业 对于规则的反利用。

例如，拥有多个窑炉的大型公司能够优化多个装置的生产水平，在多数窑炉都未 达到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获得 100%免费配额。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生产效率 低下的窑炉有机会获得持续运行，从而违背了降碳与技术提升的初衷。

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

碳排放交易制度，特别是涉及到各行业免费分配比例、财政补助力度，以及碳边 界调整的制度修订方面，往往涉及到多个领域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

在欧盟，对碳泄露（即产业竞争力受损）的争议尤其激烈。产业界的观点普遍认 为，由于额外的碳成本造成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极力争取更高比例的免费配额， 或推动碳边界机制（BAM）的实施。

而第三方机构则以巨头企业大量的盈余配额为攻击对象，认为产业界从免费配额 及碳成本转嫁方面获得了意外之财（windfall），而这正是以普通民众的利益受 损为代价。

详见报告原文。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