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球碳中和进程分析：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接近现实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的关键节点，碳中和已从十年前的初步愿景演变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革。根据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发布的《2025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目前全球已有165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覆盖全球80%以上的排放、86%的人口和73%的GDP。这一宏大的转型进程正在释放出愈发复杂甚至矛盾的信号：长期向好的结构性趋势与短期的现实"逆风"相互交织，使得客观、清晰的全球碳中和进展评估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本报告基于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的217项细分指标的综合数据库，以及10个专业模型工具的评估结果，深入剖析全球碳中和进程的核心进展、关键挑战和未来趋势。通过"目标-政策-行动-成效"四维评估框架，系统呈现各国在气候治理不同维度的实施进展与实际成效，为理解全球低碳转型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

一、全球碳中和目标呈现强大韧性，但执行力差距显著

在过去一年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全球碳中和目标展现出令人瞩目的韧性。尽管面临个别主要国家政策倒退的"逆风"，但全球拥有碳中和目标的国家数量依然从162个增至165个，且更多国家通过立法强化了其目标的法律地位。目前，已有34个国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碳中和目标，52个国家将其写入政策文件，156个国家设立了中短期减排目标，124个国家发布了国家层面的实施计划。

从国家进展模式来看，各国在碳中和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有32个国家在去年和今年都保持在"气候能力者"阵营，这些国家在目标和成效两个维度均处于全球前50%，继续引领全球碳中和进程。这些国家主要分为三类：欧洲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丹麦、芬兰，凭借全面的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气候投融资体系保持领先；东欧国家如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等，在完善政策体系的同时积极布局碳中和技术；以及以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创新双向联动实现碳中和目标。

然而，目标雄心与实际执行力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根据评估，如果各国充分落实其国家自主贡献（NDC），到2035年全球仅能实现4%-13%的减排幅度，这与IPCC为实现2℃目标情景所提出的"减排21%-35%"的科学要求相去甚远。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国家的中短期NDC承诺与其长期碳中和愿景存在脱节，这严重削弱了长期目标的可信度。在四个公平原则下，2030年目标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国家数量分别仅占比22%、1%、10%、1%，2035年目标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国家数量分别占比20%、0%、13%、0%。

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在过去一年中虽有提升，但执行环节仍面临重大挑战。拥有强制、激励和配套型完整政策体系的国家从72个大幅增加至103个，对全部七类主要低碳技术均设有支持政策的国家数量也从8个上升至11个。然而，气候投融资政策仍是普遍存在的瓶颈，全球仍有75个国家在此领域存在政策空白。部分主要经济体出现了关键气候政策的倒退，如美国取消了价值30亿美元的气候智能型农业项目、废除油气行业的甲烷泄漏排放费等，这些调整与《巴黎协定》确保气候目标不后退的"棘轮机制"精神相悖。

二、技术部署呈现显著分化，可再生能源迎来爆发式增长

全球碳中和技术部署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但各类技术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可再生能源电力已突破化石能源的成本"临界点"，全球陆上风电与光伏的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已分别降至0.033美元/kWh和0.044美元/kWh，远低于化石能源0.068至0.218美元/kWh的成本区间。这种成本优势使得可再生能源部署进入市场化驱动的爆发式增长阶段。

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实现了创纪录的15.1%年增长率，新增装机达到585GW。这一强劲增长势头使得"到2030年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正从"雄心"走向"现实"。基于本报告的GRECPM模型预测，若采用截至2024年的最新数据，预计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将达到约8948GW，为2022年基准年的2.65倍；而若仅采用截至2023年的数据，预测结果仅为2.19倍。这一变化表明，创纪录的年度增长正在持续推高全球对未来转型的乐观预期。

然而，与可再生能源的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关键技术领域的部署严重滞后。截至2024年，七类关键碳中和技术的部署存量仅分别达到了其2030年目标所需规模的1%至42%不等。若维持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到2030年，仅有电动汽车和清洁氢有望超额完成目标，而其他关键技术的部署则远远落后。预计届时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规模仅能达到其目标的88%，生物燃料为53%，节能技术为26%，CCUS则仅能达到8%。其中，节能、生物燃料和CCUS等技术的挑战尤为严峻，其部署速度需要分别提升至少7倍、4倍和8倍才能满足2030年的需求。

技术部署的地域差异同样显著。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力领域持续引领全球，2024年贡献了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64%。美国则在蓝氢与CCUS技术方面表现突出，过去一年全球新增的302个CCUS项目中，美国占据了154个。欧盟在电气化和能效提升方面领跑，过去三年间热泵销量年均增长2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则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在水电、生物柴油和森林碳汇等技术上具有相对优势。

这种技术间的分化趋势反映了不同技术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对于已进入市场化爆发期的成熟技术，如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其发展已由成本优势驱动，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增长轨道。而对于清洁氢、CCUS等创新活跃但市场部署尚处起步阶段的新兴技术，则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投入来跨越从"技术突破"到"市场爆发"的关键鸿沟。

三、资金缺口与合作壁垒成为制约转型的关键瓶颈

尽管全球气候资金流量从2015年以来增长近2倍至约1.3万亿美元，但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资金规模相比，缺口仍在持续扩大。根据测算，为实现温控目标，每年的全球气候资金需增长到2021/2022年基础的6倍。然而，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兑现严重滞后，按2021-2022年出资趋势推算，到2035年每年的出资规模仅能达到COP29设定的3000亿美元目标的43%。若要实现既定目标，未来十年须保持年均16%的资金增长速度。

资金缺口的直接后果是南北资金流动的严重失衡。根据发展中国家在双年期透明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其年均资金需求总额约为4700亿美元，但实际接收的国际气候资金约350亿美元，仅能满足其8%的资金需求。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高度依赖国际援助，而这类援助往往在气候融资中被重复计入，因而国际气候资金规模亟需进一步扩大并确保其额外性。

与此同时，日益加剧的合作壁垒正在推高全球转型成本。在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和蓄电池等关键产品上，G20国家中分别有8个、13个和10个国家设置了额外关税政策。发达国家的政策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歧视性，通常针对特定国家制定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额外关税。这些贸易壁垒导致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成本显著上升，测算结果显示，若当前的贸易壁垒持续存在，全球光伏和风电的投资成本将分别上升6%和3%，为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带来约13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缺口。

非国家行为体在填补国家层面政策不足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已有303个城市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包括123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和180个发达国家城市，覆盖全球14%的人口和40%的GDP。这些城市根据自身发展特征探索出差异化的转型路径：兴起型城市如开普敦通过技术创新与社会协作探索"低起点、高适配"的转型模式；快速发展型城市如杭州以"政策创新+技术突破+全民共治"推动绿色增长；成熟型城市如巴黎则聚焦于创新的"存量转型"。

企业行动也呈现出从"主动推进"向"稳健应对"的策略性调整。截至2023年底，已有超过4,200家企业在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下设定了与1.5°C温控目标一致的减排路径。尽管部分企业出现回调现象，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热度持续上升，中国加入SBTi的企业数量（629家）位列全球第六，是排名最高的发展中国家。

四、城市与企业成为推动碳中和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城市与企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正日益成为推动碳中和进程的"双引擎"。截至目前，全球303个城市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大约覆盖了全球14%的人口和40%的GDP。其中最多比例的城市（68%）将碳中和目标定在2050年。二十国集团的3485个城市提出了包括碳中和目标在内的碳减排目标，展现出地方政府在气候行动中的积极性和创新力。

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正在探索各具特色的转型路径。兴起型城市如开普敦面对国家层面政策制约与自身资源限制，通过技术创新与社会协作，探索出"低起点、高适配"的转型范本。该市在贫民窟试点部署分布式光伏，形成了"低碳减贫"模式；通过将燃油公交车改装为电动车，以更低成本推进交通转型。快速发展型城市如杭州则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与能源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通过"渔光互补"、"整村光伏"等模式破解土地资源约束，并以举办史上首次碳中和亚运会为契机，为全球大型活动提供了"杭州方案"。成熟型城市如巴黎聚焦于创新的"存量转型"，其克利希巴蒂尼奥勒生态社区通过在旧铁路场站上进行立体空间重构与技术集成，将旧工业遗址改造为零碳社区，证明碳中和可以是重塑城市竞争力的战略机遇。

企业部门的参与规模和深度也在持续扩展。自《巴黎协定》通过以来的十年间，全球企业积极响应绿色低碳转型潮流，其承诺规模实现了指数级增长。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的参与企业从2015年创立之初的几十家增长至2023年底的超过4,200家。这些企业不仅设定了减排目标，而且正在将碳中和融入企业战略和运营的各个环节。

然而，企业行动也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挑战。2024年，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与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等全球气候金融合作倡议均出现机构退出现象。摩根大通和贝莱德等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在国内政治压力与监管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选择退出先前加入的倡议，转向以自愿性披露代替正式约束。这一现象反映出企业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对长期可持续目标与短期经营压力之间进行的权衡与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参与度显著提升。中国加入SBTi的企业数量位列全球第六，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展现出积极的参与态势。这些企业不仅在本国市场推动低碳转型，还通过海外投资带动东道国的绿色产业发展。例如，在泰国政府"2030年电动车销量占比50%"的政策激励下，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规划产能超过60万辆，为当地带来14.4亿美元的投资，并带动了汽车零部件、车载电池、充电桩等153家中国配套企业在泰国布局。

以上就是关于2025年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全面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全球碳中和已从十年前的初步愿景演变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转型大势，但其进展呈现出深刻的不均衡特征：目标深化与技术创新构成核心前进推力，而气候资金与国际合作的滞后则成为两大关键堵点。

从积极方面看，全球碳中和共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展现出强大韧性，拥有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增至165个，可再生能源技术实现成本突破并进入市场化驱动的快速增长期，"到2030年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正从雄心走向现实。城市与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成为推动全球进程的重要力量，通过创新性的地方实践和商业模式为气候行动注入新动力。

然而，执行差距依然是制约转型进程的主要挑战。资金缺口的持续扩大、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关键技术部署的不均衡以及政策执行力的不足，都在拖慢全球转型步伐并推高转型成本。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国际社会需要合力破解技术与资金瓶颈，创新合作模式，构建透明互信的国际合作生态。

未来五到十年将是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决定性窗口期。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与可信度，确保中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的一致性；分类施策推动技术部署，加速成熟技术的全球普及，培育新兴技术的初期市场；切实履行资金承诺，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破除合作壁垒。只有通过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将碳中和的宏大愿景转化为推动社会公平、经济繁荣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