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广东VS江苏：风格迥异的TOP2

广东 VS 江苏：风格迥异的 TOP2

近三十余年，广东、江苏一直稳坐我国经济的头两把交椅。1989 年以来，广东已经连续 36 年蝉联全国 GDP 榜首。1993 年以来，江苏连续 32 年位居全国第二。作为经济第一大 省的“一把手”，广东省委书记自 1993 年以来，在任时一直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 2024 年，两省的 GDP 差距大幅缩小，引起市场对粤苏模式的再探讨。2024 年，广东 GDP 总量 14.16 万亿元，增速 3.5%；江苏为 13.7 万亿元，增速 5.8%。两者 GDP 增速差 2.3 个点，总量差距 4625 亿元，较上一年的 9683 亿元的差值明显缩小，接近 2009-2010 年 的水平。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两省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广东和江苏的 GDP 差距，从 2008 年的峰值（5759 亿）逐步缩减直到 2015 年（3476 多亿），但广东随后再次拉开差距。 作为我国经济的“TOP2”，除了经济体量大的共有特征，两省在其他领域的模式，可以 说是“风格迥异”。这不仅涉及我们熟知的广东“核心”、江苏“散装”模式，还涵盖了 财政、基建、地产、消费、产业等其他多个领域。对粤苏模式的拆解，也是对当前经济 各领域演变趋势的分析。

一、GDP：核心 VS 散装

广东省内 GDP 集中度较高，以广深等城市为“核心”；江苏更为均衡，呈“散装”模式。 我们用省内倒数两个城市的 GDP/前两个城市的 GDP 来衡量（简称省内均衡指标）：2024 年，广东最后两个城市 GDP 仅为广深的 4%，省内差距是 24 省份中最大的；江苏省内均 衡指标达到 21%，在 24 个省份中排名第五，是 6 个经济大省中最均衡的。（注：统计 24 个省份，是因为未统计 4 个直辖市以及西藏、宁夏、海南，地级市少或数据缺失）

从时间序列看，江苏的差异在逐步减少，广东还未见明显改善。 江苏：疫情以来，省内差距迅速缩小，即 GDP 体量靠后的城市，整体增速更快。 2002 年-2019 年，江苏省内均衡指标从 16.5%提升至 18.7%，累计提升 2.1 个点；而 2019-2024 年的五年间，省内均衡指标迅速提升至 21%，累计提升 2.3%，超过此前 17 年的幅度。横向对比看，2002-2024 年，江苏的省内均衡指标累计提升 4.4 个点， 增幅在 24 个省份中居于第二位。 广东：变化还不明显。2002-2024 年，省内均衡指标在 4%上下窄幅波动。 江苏 GDP 体量靠后的城市，增速不仅快于省内靠前城市，同时也快于广东的偏尾部城市。 如果看江苏最后一名 GDP 城市（共 13 个地级市），在广东 21 个地级市的排序，2002 年 是 14 名，2019 年是第 10 名，到 2024 年已迅速提升至第 6 名。

除了城市层面的差异，两省县域经济同样差异巨大。我们统计赛迪研究院（工信部直属 单位）发布的中国百强县名单中，两省自 2017 年以来的入围情况。该榜单设置多个指标， 对县（县级市）进行综合评价。据光明网报道文章《2023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名单发布》， “2023 赛迪百强县设置评价‘双门槛’，即 GDP≥60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 亿 元，从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绿色水平 4 个一级指标，以及 8 个二级指标、 27 个三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江苏的 40 个县（县级市）中，2017-2024 年入围个数在 25 上下，稳占百强榜单的 1/4； 如 2024 年，江苏入围 25 个，其中昆山等地包揽了前 4 名；前 10 名中，江苏占据 6 个。 广东的 57 个县（县级市）中，2017-2024 年入围数在 1-2 个，排名相对靠后。如 2024 年， 广东入围的两个县（县级市），分别位居 66 名、87 名。

二、财政：集权 VS 分权

（一）央地之间：江苏获得的中央支持较多

央地财政关系，关注两省获得的中央净支持差异，对应两省对中央净贡献差异。我们定 义两省对中央净贡献=地方直接上缴中央收入+财政四本账中上缴中央收入-财政四本账 中中央支持。其中：1）地方直接上缴中央收入，为地方最原始的公共预算收入中，划分 的中央级收入（如 2024 年，来源于深圳辖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234.7 亿元，其中： 中央级收入 6320.5 亿元；地方级收入 3914.2 亿元）。但除深圳外，其他地区数据缺失， 因此其他地区使用上缴中央税收数据，公式为税务部门组织的国内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由于深圳使用的是更全面的公共预算收入数据，广东其他地区、 江苏全省是税收收入，因此可能高估广东-江苏的差异。2）财政四本账中，分别计算上 缴中央收入和中央给予支持，如在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地方收入项包括专项债限额分配、 置换隐债再融资专项债、上级补助收入（包括特别国债）。

江苏获得的中央净支持更多（对应净贡献更小），但两省差距有缩小趋势。2019-2024 年 的六年间，江苏对中央净贡献年均近 2800 亿元，广东年均约 7800 亿元，年均差距 5 千 亿元，为广东年均广义财政收入的 25.7%。但两省差距在逐渐缩小，2019 年两省差异 5734 亿元，2023 年已缩小至 3423 亿元；2024 年差异为 4063 亿元，为当年广东广义财政收入 的 24%（剔除化债部分，若包括化债则差异为 6574 亿元，为当年广东广义财政收入的 38.7%）。差异缩小的原因，主要是广东在专项债分配额度有明显提升，从 2019 年的 1800 多亿，提升到 2024 年的 5 千多亿。 结构上看，广东上缴中央税收&养老金调剂更多，专项债限额额度也更多。税收方面， 2023 年，广东上缴中央税收（深圳为公共预算收入）1.33 万亿元，江苏为 7610 亿元， 两者相差 5692 亿元。差异来源主要是广东税收基数更大，如果看两省上缴税收收入/税 务部门组织的国内税收收入，两者差异并不明显，2023 年江苏占比 51%，广东为 47%。 中央养老金调剂方面，2023 年，广东上缴 1158 亿元，江苏为 177 亿元，两者相差 981 亿元。专项债限额分配方面，2024 年广东额度为 5085 亿元，全国占比约 13%，是江苏 的 2 倍以上，在全国各省区中最高。

（二）省级以下：集权分权模式及四点影响

经济发展均衡程度的不同，带来两省省以下财政体系的差异。两省省以下财税分成模式 不同，广东省级财政更“集权”，江苏省级财政更“分权”。按照税收分成模式不同，我 们在《省以下财政：怎么分？怎么改？》中，将广东纳入模式 1，省与下级政府主要是 直接对税收按比例分成；江苏纳入模式 2，省级主要是对税收增量部分分成。整体来看， 模式 1 较模式 2，省级在财税方面更为集权。 2024 年，广东省本级收入占比 22.6%；江苏省本级收入占比为 2.5%，在 31 省中占比最 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广东发展不均衡，需要将较多收入集中在省本级，再通过转移支 付分配给欠发达市县；而江苏市县经济实力强且发展相对均衡。

上述经济和财政模式的差异，可能造成以下四方面的影响：

1、影响一：省内强市自留率的差异

两省省级集权程度不同，直接影响省内“经济大市”税收自留比例。广东省级分成更多， 广州等“经济大市”对省级财政贡献比例可能要更高，江苏则与之相反。税收自留比例= 地方政府自留税收收入/该地区实际缴纳的税收收入总额，其中分子的度量指标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分母对应当地税务部门组织的国内税收收入，两者之差为上 划给上级政府部分。 江苏省内“经济大市”的税收自留比例，明显高于广东。2021 年，我们统计的江苏 9 城， 税收自留比例平均为 51.3%，其中南京、苏州分别为 51.5%、53.7%；广东广州、佛山、 东莞分别 29.3%、34.6%、31.6%。

2、影响二：区县财政自给率的差异

两省区县经济实力不同，可能直接造成财政“造血”能力差异。我们用财政自给率来衡 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2024年，江苏区县财政自给率为75%， 在 31 省市中表现最好。广东区县财政自给率为 39%，全国排序 14 位；在东部 10 省中排 序第 9 位。

3、影响三：区县政府债务率的差异

财政“造血”能力不同，进一步导致债务压力差异。横向对比 31 省，可以观察到，区县 财政自给率和政府债务率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因为地方存在的收支缺口，需通 过债务或上级补助等形式补充。（注：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地方政府综合财力*100%） 广东区县经济财政整体偏弱，可能更为依赖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缺口。2024 年，广东区 县政府债务率均值为 614%，较 2019 年翻了约 6 倍（101%）；债务率在全国排名第 9 位， 在东部 10 省中最高。偏尾部城市的区县债务压力更大，2024 年，非珠三角 12 城的区县 债务率均值达到 786%，珠三角 9 城均值为 336%。（注：珠三角 9 城包括，广州、佛山、 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和江门） 江苏区县债务率绝对值和增速都更低。2024 年，江苏区县政府债务率均值为 129%，不 到 2019 年的 2 倍（77%）；区县政府债务率在全国次低，仅次于上海。

4、影响四：城投层级及债务率的差异

区县经济财政实力不同，还会影响城投的融资能力。地方政府的经济财政实力，某种程 度上对地区城投企业有“背书”作用。 江苏强区县，城投企业不仅数量多，且更为下沉，其区县级平台占比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广东则与之相反，区县级占比较低，更多分布在地市级。据企业预警通数据，目前全国 共有发债城投企业 3900 家，省级：地市级：区县级=5%：38%：57%。其中江苏共有 682 家（全国占比 17.5%），省级：地市级：区县级=1%：29%：70%；广东共有 129 家（占 比 3.3%），省级：地市级：区县级=5%：57%：38%。 受城投债务影响，江苏的宽口径债务率较高，与广东的差距明显缩小。据企业预警通数据，2024 年，江苏区县宽口径债务率 490%，明显高于其政府债务率 129%，在全国排名 第 18 位；广东区县宽口径债务率 578%，与政府债务率相差不大，在全国排名第 14 位。 （注：宽口径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地方政府综合财力*100%）

三、基建：下行 VS 上行

（一）两省基建背离现象及结构拆分

2019 年前后至今，江苏基建增速呈上行趋势，广东则与之背离。2015-2021 年，广东的 基建增速一直高于江苏。2022 年开始，广东的基建增速开始落后江苏，且两者差距在 2024 年明显扩大，江苏当年基建增速为 13.3%；广东为 0.2%，不仅明显低于江苏，也低于全 国整体 9.2%的增速。

分行业看，两者在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铁路运输），水利管理三个行业差 距明显，这些领域主要是中央主导投资。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024 年，江苏投资增速为 98.7%，其中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前 10 个月增速为 97%；当年广东增速为 3.9%。交通运输（铁路运输业）：2023 年，江苏、广东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速分 别为 24%、-2.7%。细分行业中，铁路运输业差异显著，2023、2024 年，江苏铁路 运输业投资增速分别为 135%、81%（前 10 个月），广东同期为 4.8%、4.7%。分地 区看，广东受珠三角拖累，2023 年，珠三角地区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 速为-5.9%，深圳（-25.1%）、珠海（-7.9%）、佛山（-25.2%）等均为负增长。 水利管理业：2023、2024 年，江苏投资增速分别为 32%、45%（前 4 个月）；广东 同期为-4.1%、2.9%。广东可能受非珠三角地区拖累，2023 年，广东全省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速 0.1%，其中珠三角地区增长 5.8%，粤东西北均为负增长。

（二）背离源头一：存量不同影响增长空间

广东前期基建投资更高，存量不同可能带来增长空间差异，典型的是交通运输领域。从 投资额来看，据两省交通运输厅信息，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广东的交通投资额总计 2.28 万亿，江苏为 1 万亿，不到广东一半。从营业里程看，截至 2024 年，江苏的公路水路累 计投资额，较广东有近 8000 亿元差距（2003 年以来累计）；铁路、高速公路营业里程， 分别为广东的 79%、45%。

（三）背离源头二：重大工程安排进度不同

重大项目对基础设施投资有重要影响。以江苏为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整体基础设 施投资的比重近 3 成。据江苏省政府官网，2024 年，省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6408 亿 元，其中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 3156 亿元；当年省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6.2%。 据 Wind 数据，2024 年江苏 GDP 为 13.7 万亿，其中投资占 5 成。由以上数据可推算出江 苏基础设施投资体量约 1.1 万亿，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基础设施投资≈28.4%。 广东重大项目已经经过数十年高增长，近两年增量有限。江苏重大项目安排相对平稳。 广东：2013-2023 年，广东重大项目投资复合增速为 9.4%，其中有 7 年增速在 10% 以上。2024 年-2025 年，广东重大项目年度计划增速连续两年为 0%，其中 2024 年 实际完成投资增长 0.2%。 江苏：2018-2024 年，江苏重大项目投资复合增速为 5.5%，且每年增速在 10%以内。

以区域规划的重大项目为例，两省安排也存在错序。粤港澳大湾区的典型项目，如深中 通道、港珠澳大桥，已于近年先后完工。长三角规划的一些基建正在推进中，如北沿江、 通苏嘉甬等沿江铁路项目，计划完工时间都在 2027 年前后；且相关项目有中央资金支持， 如 2024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持方向之一就是“长江沿线铁路、干线公路、机场建设”。

四、地产：关联更高 VS 更低

（一）经济关联度：广东的关联度更高

1、GDP 占比：广东（15.2%）>全国（13.5%）>江苏（12.8%）

宏观视角看，广东 GDP 和地产的关联度，比江苏更大。2024 年，广东地产增加值占比 7.4%；江苏为 6.2%，接近全国整体水平。如果再加上建筑业、家具制造、家电三个相关 行业，两者差距会拉大。将上述四个行业加总，据我们测算，2024 年，广东的地产产业 链占比为 15.2%，江苏为 12.8%，全国为 13.5%，广东较江苏和全国分别高 2.4、1.7 个点。 广东建筑业占比相对较低，但家电业占比则明显高于江苏。

2、上市企业全国占比：广东营收（50%）>江苏营收（3%）

微观视角看，广东有大量的房企以及家居、家电、建筑、装修等相关企业，其数量和营 收远超江苏。我们统计房地产开发、家用电器、家居、建筑材料、装饰装修 5 个行业的 10 个细分领域，上市企业数量及营收情况。 广东相关企业数量占比近 3 成。据 Wind 数据，目前广东、江苏相关上市企业数量分别 为 108 家、33 家，在全国占比 27.4%、8.4%。 如果统计营业收入，则广东的占比更高，近 5 成左右。截至 2024 年三季度，广东、江苏 相关企业营收分别为 3.8 万亿、0.25 亿，全国占比 50.3%、3.3%；细分领域中，广东在地 产开发、空冰洗、照明设备、瓷砖地板 5 个领域营收占比均超 5 成，其中众多企业为公 众耳熟能详，如地产开发的万科、恒大，空冰洗中的格力、美的，瓷砖地板的蒙娜丽莎。

（二）财政关联度：江苏的关联度更高

广东、江苏均是土地财政大省，两省土地财政依赖度均明显高于全国。如果以（土地出 让收入①+地产相关 5 种地方税收②+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③*40%的地方分成比例）/ 广义财政收入，来衡量地方的土地财政依赖度：2024 年，江苏（49%）>广东（31%）> 全国（25%）。（注：5 种税收包括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 占用税；房企所得税，统计两省在 A 股和港股上市房企收入）

1、土地财政收入规模：江苏规模更大，广东量减更多

江苏土地财政收入规模更大，但广东的降幅更大、量减更多。结构上看，江苏土地出让 收入更多；广东的上市房企所得税较高，占全国比重在 6 成左右。 全国情况：2020 年，分子端三项加总为 10.7 万亿，到 2024 年（假设房企所得税持平 2023 年，下同），降至 6.9 万亿，绝对值累计减少 3.84 万亿（占 2024 年广义财政收入 13.6%）， 累计降幅 36%。分项看：土地出让收入，8.4 万亿→4.87 万亿（-42%）；地产相关 5 种地 方税收，1.97 万亿→1.85 万亿（-6%）；房企所得税总额，近 3700 亿→1900 多亿（-48%， 到 2023 年数据）。 广东情况：2020 年，分子端三项加总为 1.16 万亿，到 2024 年降至约 5200 亿，绝对值累 计减少约 6400 亿（占 2024 年广义财政收入 37.7%），累计降幅 55%。分项看：土地出 让收入，8000 多亿→2700 多亿（-66%）；地产相关 5 种地方税收，2600 多亿→2000 多亿 （-23%）；房企所得税总额，2400 多亿→1100 多亿（-52%，到 2023 年数据）。 江苏情况：2020 年，分子端三项加总为 1.28 万亿，到 2024 年降约 9000 亿，绝对值累计 减少近 3800 亿（占 2024 年广义财政收入 21%），累计降幅 30%。分项看：土地出让收 入，1万余亿→不到7300亿（-32%）；地产相关5种地方税收，2000多亿→1600多亿（-25%）； 房企所得税总额，在几十亿规模，影响有限。

2、土地财政依赖度：江苏（49%）>广东（31%）>全国（25%）

江苏、广东和全国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依次为：江苏>广东>全国。随着广东土地财政收入 快速下降，江苏与广东的差距拉大，而广东与全国的差距缩小。2020 年，江苏、广东、 全国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别为 62%、54%、39%。2024 年，江苏、广东、全国的土地财 政依赖度分别为 49%、31%、24%，较 2020 年分别下降 13、23、15 个百分点。

五、消费：承压 VS 平稳

疫情以来，广东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领先转变为落后江苏。2020-2024 年，江苏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增速为 7.1%，广东为 4.4%；此前 2015-2019 年，江苏平均增速为 6.9%， 广东为 8.6%。 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城市消费均表现疲软。2024 年，广东省社零增速为 0.8%，其中珠三角 9 市平均增速为 0.9%，非珠三角 12 市平均增速为 0.5%。

（一）可能原因一：居民收入增速差异，江苏增长较快

两省消费表现差异的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收入。 近两年江苏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广东。2022-2024 年，广东居民可支配收入落后 于江苏，期间广东、江苏平均增速分别为 4.6%、5.3%。此前 2019-2021 年，广东、江苏 平均增速分别为 7.9%、7.6%。

结构上，江苏的“优势”主要在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这两项收入占两省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 75%左右。转移性收入方面，江苏的转移性收入占比高且增速较快，广东占比 明显低于江苏。2024 年，江苏、广东转移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分别为 20%、6%； 2022-2024 年，江苏、广东转移性收入平均增速为 6.2%、5.5%。工资性收入方面，江苏 的工资性收入占比低但增速高，广东占比更高但增速低。2024 年，江苏、广东工资性收 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分别为 58%、68%；2022-2024 年，江苏、广东工资性收入平均 增速为 6.3%、4.5%。

（二）可能原因二：居民消费倾向差异，江苏恢复较快

两省消费表现差异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消费倾向。 广东居民消费倾向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江苏已高于疫情前，两者差距不断缩小。2019 年， 广东居民消费倾向为 74.3%、江苏为 64.5%；到 2024 年，广东为 69.6%，江苏为 67.4%。

地产的表现差异，可能是影响两省消费倾向的重要原因。存量财富受损，会冲击居民消 费倾向。我们以财产性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地产对居民收入影响的替代指标， 因为居民财产净收入会受地产价格影响。横向对比广东、江苏 22 个有数据城 市：整体来看，财产性收入占比越高，去年城市社零表现更差，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三）可能原因三：农村居民消费差异，江苏增长较快

两省消费表现差异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农村居民消费差异。 近两年，两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要明显大于城镇消费差异。2023-2024 年，广东、江 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增速为 5.4%、5.7%，相差不大；广东、江苏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平均增速为 5.3%、9.3%，相差 4 个百分点。 影响因素之一可能是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高，城乡收入 差异更小。2022-2024 年，广东、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扩大，城乡收入比差 异未见改善。到 2024 年，广东、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24 万元、2.67 万元，后者是前者的 1.21 倍；两省城乡收入比分别为 2.3、2.0。

影响因素之二可能是农村消费供给差异。一方面，江苏省高度重视县域消费发展，着力 改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据江苏省政府 2024 年 12 月转载新华日报文章《江苏“以旧换 新”政策激发消费潜能释放内需活力》，“江苏将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建设，视为夯实县域 消费的‘底座’”。“今年全省共支持各地建设改造乡镇商贸中心 37 个，统筹推进县城综 合商贸服务中心、乡镇商贸中心、村级便利店等县域商业网点的建设改造”。另一方面， 江苏强县域经济，能够支撑消费品下沉布局。近几年，万达、吾悦等商业广场，以及肯 德基、星巴克、屈臣氏、名创优品等消费品牌不断在江苏县域布局。如据和讯网今年 2 月文章《“村里来了肯德基”：肯德基深耕下沉市场 点燃县域消费新活力》，“在苏州，肯 德基布局的乡镇门店已超过 100 多家，覆盖了苏州约 80%的乡镇”。

六、产业：中下游 VS 中上游

（一）广东更偏中下游，江苏更偏中上游

对比江苏，广东的产业更多分布在下游，更接近终端消费者。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粤苏各自的产业优势：一是万亿产业的分布；二是重点产品的产 量占比；三是上市企业行业分布。

万亿产业分布

江苏万亿产业更偏中上游，广东则更偏中下游。目前广东、江苏分别有 9 个、6 个万亿 产业，其中两者相同的有 4 个：电子信息、轻工、石化、纺织。除此之外，江苏的另外 两个万亿产业是机械、冶金，为中上游行业；广东的另外 5 个万亿产业包括先进材料、 新能源、智能家电、软件与信息服务、现代农业与食品，偏中下游。

主要产品产量在全国占比：两省的产量占比。 我们对比 18 种产品两省的产量占比，这些产品既包括中上游的钢材、化纤、工程机械、 船舶等，也包括中下游的计算机、汽车、家电、手机等。

广东：优势在中下游。2024 年，其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手机、彩电、空调占比， 分别达到 44%、39%、41%、58%、35%。 江苏：优势在中上游。2024 年，其化纤、工程机械、船舶、光伏电池产量占比，分别达 到 33%、20%以上（仅徐州占比就超 20%）、46%（2023 年）、33%。

上市公司情况

江苏在中游略微胜出，但广东在下游则具有显著优势。7 个中游行业中，广东、江苏分 别占比 10%、11%，其中江苏在机械设备、钢铁、基础化工、石油石化占比高于广东。 14 个下游行业中，广东、江苏分别占比 21%、8%，且广东在绝大多数行业中占比均更高， 其中在地产、电子、家电三个行业占比超 3 成。

（二）两省产业差异可能造成的两点影响

1、生产：广东靠近下游，或更易受消费波动影响

生产和消费端密切相关。横向对比来看，2021-2024 年，31 省市的社零平均增速和规上 工增平均增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对比江苏，广东制造业更偏向终端消费品，生产端可能更依赖消费市场。2009 年-2024 年，广东规上工增增速与我国社零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92；同期江苏的相关系数为 0.82。

2、出口：江苏靠近中游，或更契合新兴市场需求

江苏对“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进出口占比更高。据中国一带一路网，2024 年， 江苏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2.67 万亿元，增长 10.8%，占全省进出口的 47.5%； 广东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约 3.64 万亿元，增长 9.4%，占全省进出口的近四成。

原因可能在于，江苏的产业结构更契合新兴市场的进口需求。按 HS 编码计算（22 个大 类），2024 年，我国对东盟出口的前 7 类商品为机电、纺织、车辆船舶等运输设备、化 工、塑料橡胶、杂项制品、贱金属，合计占比 81%。分省来看，2022 年，广东上述 7 种 产品出口，占全省整体出口的 82%，江苏则高达 93%，江苏出口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 化工、运输设备、金属、纺服，和其优势产业相匹配。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