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从竞技到经济,算算体育赛事的“经济账”

  • 来源:华创证券
  • 发布时间:202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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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技到经济,算算体育赛事的“经济账”.pdf

从竞技到经济,算算体育赛事的“经济账”。前言近期“苏超”越战越酣,仅前六轮比赛就带动旅游、出行、餐饮、住宿、体育实现近380亿营收,充分展现了体育经济的巨大潜力。同时,近期总理主持召开国常会,专门研究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丰富体育赛事活动”。借此背景,我们全面算算体育赛事的那些“经济账”:从消费总量、结构和赛事经济三个维度,系统分析我国体育经济现状与发展空间。核心观点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核心制约不在消费意愿,而在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1、收入是体育消费的决定性...

一、消费潜力:“兜里有钱”是第一要义

(一)国际比较:发达国家较高,主因在于收入

中国居民体育消费意愿不低,差距在收入水平。2020 年,中国人均居民体育消费额/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0.84%,接近美英日韩等 7 个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0.85%)。但由于收入 差距,人均体育消费支出仅为上述发达经济体均值的 1/6。

(二)地区情况:居民收入越高,体育消费越多

地区经验也表明,提高收入才是增加体育消费的关键。从 23 个省市数据看,地区人均居 民体育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度相关(2023 年相关系数 0.88)。但大部分地区体育 消费占收入比重稳定在 4.5%~6.5%,区域差异有限。(注:各省统计的人均体育消费支出 口径,可能与图表 1 有差异)。

(三)日本经验:经济上行期体育消费“水涨船高”,经济停滞期则同步下行

1、经济周期下体育消费随收入起伏

日本经验也印证,收入是体育消费的决定性因素;休闲时间等更多是“锦上添花”。 经济上行期体育消费“水涨船高”。1974 年-1993 年,日本居民收入提升叠加工时大幅缩 短,期间家庭体育消费支出年均复合增速超 10%,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从 0.5%增至 1.4%。 经济停滞期则同步下行。1994 年-2003 年,尽管休闲时间仍在增加,但由于收入下滑,家 庭体育消费支出以及其占家庭消费的支出比例,连续 10 年下降。直到 2004 年前后,随 着经济有企稳迹象,体育消费支出占比才开始回升。

2、阶层差距扩大,高收入人群主导

微观层面,同样能观察到收入对体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日本经验表明,体育消费存在明 显的阶层分化:收入越高,体育消费意愿越强。经济下行时期,这种分化更加突出—— 高收入群体维持消费水平,低收入群体则优先缩减支出。(注:佐藤佑树《1993 年以来体 育产业在体育因素方面的变化研究》(早稻田大学 2011 年硕士论文),按收入划分,将日 本家庭划分为 I、II、III、IV、V 五个阶层,表明收入从低到高) 一方面,高收入群体支出“意愿”更强,居民收入和体育消费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据 佐藤佑树《1993 年以来体育产业在体育因素方面的变化研究》,1971 年-2011 年,收入越 高的家庭,体育消费支出“意愿”越强(家庭体育消费支出占整体消费支出的比例越高)。 收入最低的 I 类家庭支出比例始终最低。 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体育支出更抗“波动”,逐渐成为消费主力。90 年代初起,较低 收入家庭(I、II、III)中,体育消费支出/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均出现下滑。较高收入家庭(IV、V)则相对平稳,尤其是最高收入的 V 类家庭,2004 年后支出比例甚至明显提 升,到 2009 年成为唯一超过支出比例超 1.5%的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消费结构:中国更多买设备,海外更多买体验

(一)国际比较:中国更多“买鞋服”,海外更多“看比赛”

中外体育消费和产业结构差异明显:我国侧重实物端;海外发达经济体则更侧重服务端。 体育产业结构中,我国更偏“上游制造”和“下游销售”。2023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值近 50%来自体育产品制造和销售,赛事与健身为代表的核心“中游服务”合计占比仅 11%。 2014 年,美国体育用品、赛事&健身的占比则分别为 21%、50%。 居民体育支出的情况也类似,2020 年,我国体育实物消费占比近 6 成,明显高于欧盟 (35%)、接近 2005 年的美国(有约 5%的体育周边商品销售);而观赛与健身服务支出 偏低,合计占比约 11%,美国 2005 年约为 20%。

(二)地区情况:服务消费“偏低”,部分高收入地区仍以实物消费为主

地方体育服务消费同样“偏低”,部分高收入地区潜力有待释放。我们统计的 17 个样本 省市,仅上海、深圳、江苏等 6 地体育服务消费占比超 50%。其余 11 省市,包括部分高 收入省市(如北京、厦门),仍以实物消费为主。

(三)日本经验:持续从“物”转向“服务”,赛事和健身为主要拉动

日本体育消费持续从“物”转向“服务”,经济增长时期体育服务消费上行更快,经济停 滞时期更具韧性。经济增长时期(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初):商品和服务消费双升;但 服务消费增速更快,占比提升。1980 年-1993 年,体育服务消费在整体体育支出中的占比 从 27.5%→43%。经济停滞时期及之后(90 年代初-2011 年):商品消费持续下滑;服务 消费增速放缓但仍在增长,逐渐占据主导。到 2011 年,体育服务消费占比上升至 58%。 在体育服务消费中,以赛事和健身为代表的支出成为主要增长点。90 年代后,体育服务 消费的增量几乎都来自服务费(赛事与健身等),背后受赛事供给扩容和健康政策推动。 而体育月费(如游泳课、滑雪课),规模几乎没有增长。

三、赛事经济:供需两旺才有“强拉动”

(一)经济效应:欧美拉动更明显,供需两端均有优势

1、国际比较:欧美顶级 IP+居民“有钱”,经济效应更明显

欧美体育赛事对经济拉动作用或更显著。据美国体育赛事与旅游协会及我们测算,2023 年欧美体育赛事经济拉动达 1280 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0.4-0.5%。相比之下,预计 2024 我国体育赛事总经济影响约 208 亿美元,拉动 GDP 约 0.1%。 测算主要过程为: 1)中国 2024 年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估算方法是利用上海数据倒算: ①推算 2024 年全国门票等核心消费=2024 年上海体育赛事核心消费/(2022 年上海竞赛 表演增加值/2022 年全国竞赛表演增加值),这里隐含的前提假设是上海居民的赛事核心 消费在全国占比=上海竞赛表演增加值在全国占比。 ②推算直接经济影响=①*(2024 年上海体育赛事直接经济影响/上海核心消费)*0.8。考 虑到上海体育赛事的直接经济影响更高,假设全国体育赛事的直接经济影响按上海体育 赛事的 8 成估算。 ③推算全部经济影响=②*(估算总经济影响/直接经济影响为 1.5);总经济影响/直接经济影响,2024 年上海(2.7)、山东(1.8)、江西(1.3),根据地区情况,我们假设全国为 1.5, 介于东部的山东和中部的江西之间。 2)欧洲 2023 年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估算方法为根据联盟收入情况。欧美体育赛事以联 盟主导,2024 年欧洲主要联盟收入约为美国的 77.5%,因此我们推算欧洲 2023 年经济总 影响=77.5%*2023 年美国经济总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测算涉及若干假设,可能导致测算结果和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这一差距受到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的影响:供给端决定“有多少赛事可看”,需求端取 决于居民“有多少钱看赛事”。 供给端,欧美聚集全球近九成顶级体育 IP,头部体育联盟规模远高于我国。据体育数据 分析机构 Two Circles 数据,2024 年全球收入最高的 500 个体育 IP,收入合计达到 1700 亿美元,其中美欧占比近 9 成。NFL、NBA、英超等头部联盟,收入高达几十亿到数百 亿美元,与我国 CBA、中超等收入规模悬殊。 需求端,我国居民支出倾向不低,但收入和参与度待提升。人均赛事消费支出=赛事总支 出/总人口=赛事总支出/观众数*观众数/总人口=观众每人支出(涉及消费倾向)*观赛群 众比例。对这两项分别分析。 以美国和上海为例(2023 年): 1)上海的优势在于消费倾向:居民观赛消费倾向更强,假如两地居民都有 1 万美元,美 国居民平均拿出 38 美元用于观赛,而上海居民则拿出 73 美元。 2)美国的优势在于:首先,收入更高(约为上海 6 倍),因此人均赛事支出更多(美国 232 美元 VS 上海 87 美元)。其次,居民赛事参与度更高,2023 年美国 61%的人口观赛 (sports travelers),同期上海赛事观众占常住人口仅为 5%。若考虑到部分为外地观众,占比可能更低。如参考“苏超”,外地:本地观众约为四六开,则该比例进一步降至 3%。 最后,赛事的经济拉动倍数更高,美国体育赛事的总经济影响与赛事支出之比约为 27, 而上海约为 16。

2、地区情况:经济大省≠“赛事大省”,赛事经济仍有空间

经济大省不一定就是体育赛事大省。东部较发达地区中,除上海外,广东、江苏、浙江 的赛事表演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甚至低于全国整体(以人均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增加值、 体育产业中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占比为指标)。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因素,广东、江苏、浙江 本身就偏制造业,它们的体育产业结构也是如此;二是赛事资源因素,上述省份缺乏长 期固定的顶级赛事资源,F1 中国站、ATP/WTA 等高端赛事主要在北京、上海举办。

(二)就业效应:我国目前偏低,增收+服务化或是提升途径

我国体育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仍然偏低。据日本体育厅统计的 2020 年数据(11 个样本 国家),我们计算我国体育从业者占就业人口比重为 0.15%,低于英美(约 0.5%)以及日 韩法等(0.2%-0.3%),仅略高于越南和泰国。 提升体育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服务业比重。整体来看,这 11 个国家中,人均体育支出越高、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越大,体育从业人员占就业 的比重也越高(这两项与体育就业占比的相关系数均在 0.7 左右)。一方面,居民体育消 费规模越大,所需劳动力也越多;而消费规模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因此归根结底就业 吸纳能力还是由收入决定。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就业拉动能力更强。据上海体育学院夏 铭娜等人相关研究1,“我国体育服务业整体就业弹性高于体育制造业”;体育服务业中, “体育用品销售这一业态的就业空间已逐步趋于饱和”,“应充分发挥运动项目产业、竞 赛表演业等重点领域的直接带动作用”。

聚焦体育赛事,部分国家或地区情况看,经济拉动效应越高,就业拉动效应也相对较高 (分别用体育赛事总经济影响/当地 GDP、体育赛事总就业拉动/当地就业人数衡量,图 12)。以美国为例,据美国体育赛事与旅游协会数据,2019、2021、2023 年三年间,美国 体育赛事对 GDP 贡献均值为 0.44%,拉动就业均值为 0.45%。以上海为例,2023 年上海 体育赛事对 GDP 的贡献值为 0.25%,对当年就业拉动为 0.24%。若据此类推,则我国目 前体育赛事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可能还有提升空间。归根结底,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这 主要源于居民收入水平和职业体育赛事发展程度的不同。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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