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棕榈油行业：迈向可持续棕榈油，绿色金融助力棕榈油行业可持续转型

近年来，热带森林退化与毁林相关排放已成为全球气候与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最具穿透性的结构性议题之一。以棕榈油为代表的森林风险商品，因其生产扩张与土地利用变化、泥炭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劳工与土地权属冲突等风险高度耦合，正在被主要消费市场通过强制性尽责立法与市场准入规则重新界定。欧盟零毁林法案等制度安排，推动零毁林、可追溯、可核查从企业自愿承诺转变为合规门槛，使棕榈油贸易逐步从以成本和效率为核心的传统模式，转向以环境绩效与风险治理为前提的制度型贸易框架。

作为全球重要的棕榈油进口国之一，中国正处于从“绿色产品贸易”迈向“绿色贸易制度体系”的关键阶段。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首次将绿色贸易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同年商务部发布《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提升贸易环节碳足迹数据质量、推进可持续认证体系建设、完善绿色供应链标准，并强调金融工具的支撑作用。这些政策信号为在农林产品跨境贸易场景下探索绿色金融介入创造了制度窗口。

棕榈油行业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的形成背景

棕榈油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植物油之一，其应用遍及食品加工、日化用品及生物燃料等多个工业领域。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作为全球两大棕榈油生产国，将该产业视为国家经济的支柱，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印尼的棕榈油年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60%，与马来西亚共同占超过80%的出口份额。棕榈油产业在其出口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结构性作用，不仅贡献了可观的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更在促进就业、推动农村发展以及维持外汇稳定方面具有深远影响。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棕榈油产业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生计保障。

然而，这一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产业亦呈现出显著的双重性特征。农业用地扩张是全球约90%森林砍伐的主要直接驱动因素，在各类农产品中，棕榈油、大豆及牛肉等少数几种热带商品因对土地资源的高度需求，成为森林丧失与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推手。这三类商品的生产合计占全球农业用地变化所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40%-50%。在生产端的环境风险持续累积的同时，全球市场的消费端压力不断增强，推动棕榈油可持续治理体系在过去十余年里不断深化。

欧盟零毁林法案（EUDR）明确要求包括棕榈油在内的高毁林风险商品必须实现零毁林与地块级可追溯，未符合要求者将面临罚款或货品无法进入市场等处罚。与此同时，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雨林联盟可持续农业标准、国际可持续性与碳认证（ISCC）、无毁林、无泥炭、无剥削政策（NDPE）等行业倡议和认证虽非强制性要求，但长期以来作为国际供应链普遍认可的可持续性框架，为企业在满足法规前就提前改进供应链提供了操作性路径。多家跨国零售商和品牌也在以这些行业标准为采购依据，主动承诺只使用经过可持续认证的棕榈油。

尽管部分发达市场已提升可持续采购门槛，但全球需求端整体仍未形成统一的可持续拉动力。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作为全球棕榈油进口量排名前三的消费国，在采购行为上仍以价格因素为主，对可持续认证产品的需求总体偏低。2024榨年，印度进口棕榈油接近900万吨，中国进口量约500万吨。然而，在全球棕榈油中已有约20%实现RSPO可持续认证的背景下，两国市场上的RSPO认证产品占比仅为约3%和9.6%。这表明这两个关键消费市场的进口主体普遍缺乏为可持续产品支付溢价的动力。

供应链与金融画像：从结构到价差的逻辑

棕榈油供应链跨越多个国家，涉及从小农、公司种植园、榨油厂与精炼厂，到跨国贸易商、食品和日化品牌企业以及终端消费者等广泛主体。不同环节在产品形态、风险结构与可持续性约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应地，金融介入的方式、工具与约束条件也呈现出高度分层特征。

在上游种植端，小农管理的油棕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贡献约38%–40%的棕榈油产量。这一结构决定了小农既是供应链稳定性的基础，又是可持续转型最薄弱的环节。独立小农面临多重结构性不利条件，受限于有限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其在苗木更新、施肥管理等方面普遍投入不足。由于棕榈鲜果串采收后必须在短时间内进入榨油厂加工，独立小农通常难以直接对接榨油厂，只能依赖中间商进行收购和运输。在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小规模、独立经营的小农由于土地权属缺乏规范的法律凭证、缺乏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在传统信用评估模型下被视为高风险借款人，几乎难以获得中长期贷款支持。目前印尼大量小农种植园中的油棕树已超过高产期，理论上正是进行重植和树种迭代的关键窗口，但由于缺乏针对重植的政策支持和补贴，重植率显著低于政策预期。

中游是棕榈油供应链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涵盖仓储、分销、国际贸易与物流集散等多个环节。该环节的产业集中度远高于上游，市场由丰益国际、金光集团、森那美等跨国企业主导。从金融介入的视角看，中游环节在理论上应是金融机构嵌入可持续性要求的优先领域。当前中游企业主要使用两类金融工具：一类是服务于贸易运营的短期融资工具，如信用证、应收账款融资与库存质押融资；另一类是用于管理市场风险的衍生品工具，如期货、期权与掉期。然而，这套金融工具体系在设计时几乎完全围绕商业风险与市场波动展开，而未将环境与土地风险纳入核心考量。原料是否符合零毁林、泥炭保护或劳工标准，对融资利率、授信额度或担保条件几乎不产生影响。无论贸易商采购的是通过严格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还是存在土地合法性与森林风险问题的原料，其融资条件基本一致，从而无法通过金融手段“造出价差”。

下游环节是棕榈油价值链实现最终价值的终端。虽然部分国际领先品牌已作出无毁林、无泥炭地开发、无剥削的采购承诺，但在主流市场特别是面向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国内市场，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需求仍然有限。消费者端普遍缺乏清晰可见的绿色识别机制与足够的支付意愿，导致绿色原料难以形成稳定且可预期的价格溢价。此外，大型食品和日化企业通常可以获得低成本的公司贷款与债券融资，但这些融资安排很少与其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绩效挂钩。当下游企业意图采购价格更高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时，会产生额外的营运资金需求，但目前市场上极少有为此场景设计的可持续供应链融资产品。

中国-印尼棕榈油贸易中的结构性障碍

在外部合规约束持续收紧与中国绿色贸易政策窗口逐步打开的双重背景下，棕榈油可持续转型能否在中国市场形成内生动力，关键取决于绿色信息能否穿透跨境贸易链条。然而，现实中绿色标准、认证与企业承诺并未自动转化为可执行的市场信号，形成了三重结构性障碍。

第一，制度识别体系缺失导致绿色属性难以识别。中国目前对棕榈油的监管与通关流程完全基于《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编码），反映的是产品的物理形态与加工程度，而非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或社会属性。因此，无论产品是否通过RSPO、ISCC、MSPO或ISPO认证，其在海关申报、检验检疫、税费征收、统计归类等方面均不产生任何制度性差异。同时，各认证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制度化的互认机制，认证结果也无法直接与中国现行的监管标准或绿色金融框架对接。银行同样缺乏可验证、可用于授信或风控的跨体系通用标准。

第二，金融激励体系滞后导致绿色属性难以定价。国内银行与进出口融资平台在评估棕榈油相关企业信用风险时，主要依据企业资信、抵押担保能力、历史交易记录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与汇率波动等传统参数，而未将可持续性认证纳入考量。在授信审批、利率设定和额度控制中，产品是否可持续均未进入风控模型。一位棕榈油进口商指出，进口认证棕榈油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资金占用更大，但银行的授信额度和利率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优惠，这实际上惩罚了那些采取可持续实践的企业。此外，棕榈油贸易的融资需求类型与现有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存在结构性不匹配，真正对绿色转型最敏感的中小贸易商既承担了经认证产品的溢价成本，又无法通过金融工具获得足以对冲成本的利率优惠。

第三，市场需求机制不足导致绿色属性难以消费。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但消费者对于棕榈油来源及其环境属性的认知长期不足。在食品与日化等主要应用场景中，公众关注更多集中于非转基因、无反式脂肪等产品属性，对是否含有棕榈油乃至其生产方式几乎缺乏识别能力。当前RSPO认证棕榈油在国际市场上的溢价幅度微弱，隔离模式下价格仅高出3–4%，数量平衡模式下溢价更低，仅1%左右。相较棕榈油现货价格每日可能波动50–80元/吨的幅度，这样的认证溢价极易被市场波动吞没，难以形成稳定的正向收益预期。

金融工具为可持续实践定价的国际经验

全球大宗农产品供应链在可持续转型中面临诸多共性挑战，国际市场在制度机制、金融工具和市场结构方面的成熟经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制度层面，欧盟通过构建一套相互衔接的强制性法规体系，为绿色溢价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2023年通过的《欧盟零毁林法案》（EUDR）将森林保护要求直接嵌入贸易规则与市场准入条件之中，使环境合规从加分项转变为进入欧盟市场的前置门槛。根据该法规，牛肉、可可、咖啡、棕榈油、大豆、橡胶、木材及其部分制成品在进入欧盟市场前，必须证明其生产未导致规定时间节点之后的森林砍伐或森林退化。这一制度安排在事实上赋予符合要求的产品以排他性的市场准入权，将可持续棕榈油从自愿选项提升为合法选项，为绿色溢价提供了刚性的制度保障。

在金融层面，商业银行可以在针对单一品类的外部监管细则尚未完全成熟之前，先通过内部行业政策将可持续要求嵌入客户准入和授信逻辑。汇丰银行将棕榈油纳入专门的可持续风险政策框架，不向涉及非法经营、毁林、焚烧清林、泥炭地开发，以及严重劳工和社区权利侵害的棕榈油相关客户提供直接金融服务。渣打银行在其农业与林业大宗商品融资业务中，也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将生态保护与社会责任要求嵌入传统信用评估体系。在贸易融资层面，加纳国家可可委员会（COCOBOD）与多家国际银行签署了一项总额3亿美元的应收账款支持型贸易融资安排，将环境与社会目标纳入融资协议，并设置了与相关目标挂钩的利差激励机制。

在市场层面，可持续棕榈油需求的形成并不主要依赖消费者个体偏好的自然累积，而更多体现为由品牌商、行业平台、城市网络和公共消费场景共同推动的组织化过程。联合利华自2020年起要求全部棕榈油采购符合NDPE要求，并通过公开披露供应商名单、工厂坐标和土地使用信息等方式提高供应链透明度。雀巢亦采取类似做法，将负责任采购作为其棕榈油治理的核心要求，并将供应商分级管理制度化。两家公司都将不符合NDPE原则或拒绝提供地理坐标的供应商列入暂停采购名单，实质性提高了供应链的准入门槛。

构建棕榈油绿色金融介入路径的中国方案

基于上述诊断与国际经验，以中国市场为支点，探索以绿色贸易金融为核心抓手的棕榈油供应链绿色金融介入路径，是在既有政策与金融基础之上搭建渐进式干预框架的关键。

在识别与协调基础上构建可持续棕榈油的制度支撑框架。应在既有国际与国内认证体系基础上，形成一套可被海关与金融机构共同调用的基础性可持续性识别机制。从RSPO、ISPO、MSPO、ISCC以及中国绿色食品等体系中，抽取已形成广泛共识的底线要素，将零毁林、土地合法性、劳工权利和基本追溯能力凝练为统一的指标集合。海关可在现有申报系统内设置自愿填报的辅助字段，使企业提交认证与追溯文件成为可能。同时，应以棕榈油等典型森林风险商品为试点，在具备口岸贸易优势与政策创新空间的城市开展地方试点，由综合协调部门牵头，将可持续性指标指引、贸易识别、绿色金融工具应用与供应链披露纳入统一议程。

在多层次工具体系中构建可持续贸易的绿色金融介入机制。在宏观识别层面，可借鉴国际银行的做法，以范畴性环境风险识别取代对单一商品的过细立规，将零毁林、高保护价值森林、泥炭地开发及劳工违规等因素系统化嵌入准入与授信流程。在中观层面，口岸城市与地方金融机构是绿色信息最有可能首次进入融资体系的节点，可在信用证开立与单据审核中引入经认可的认证与追溯文件，将是否为可持续批次作为授信评级、保证金比例与贴现利率的参考条件。在微观产品层面，采用混合融资加银团或多边锚定资金加风险分担的组合，由多边机构牵头设定统一的尽调与合规框架，并通过担保、风险参与、次级资金或其他风险缓释工具实现风险分层。

以披露、采购与识别体系为支点构建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端动力。交易所在既有的ESG披露框架中，可探索将棕榈油等关键投入品的采购来源、认证覆盖情况、供应商审查机制及风险应对措施纳入企业自主披露的选项范围。国有企业由于其采购规模、供应链稳定性与行业影响力，具有塑造结构性需求的天然能力，可在食品加工与日化等对棕榈油高度依赖的行业中选择若干国企开展可持续棕榈油采购试点。此外，需要构建面向消费者的基础识别体系，使可持续棕榈油在终端产品中具备可见性，并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探索面向国内市场的识别标识体系，为企业提供统一的沟通工具，也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的识别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