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挖掘优势产业

金龙出海：寻找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

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产业链迁移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五轮产业转移开端，这次的产业转移主要受中国自主选择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转移重整等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具体来说，随着人工、资源、能源和环境成本的上涨，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面临机遇与调整，既有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也有高端回流欧美、低端制造业被新兴市场分流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产业梯次向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及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环节可能转移至日韩、欧洲等国家或地区。通过回顾历史上五轮产业链转移，可以发现产业链转移属于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重塑中的正常现象。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国内产业容量趋于饱和、产业成本逐渐提升，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将产业输出至欧洲大陆国家及北美，美国成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国。19 世纪60 年代，美国依托第一次产业转移所构筑的产业与技术基础，主导了以电器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新霸主。

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发展汽车、化工资本密集型产业，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向联邦德国、日本。日、德两国通过承接美国转移产业和投资资本，大大加快了战后重建和工业化进程，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经济强国。 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德国将轻纺、机电等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成本较低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主要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第四次产业转移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内地。在错失了前三次全球产业转移之后，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终于赶上了本次转移大潮，并且成为第四次产业转移最大的承接地和受益者。 第五次产业转移发生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本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与以往四次不一样的特点。前四次的产业转移都是单方向的由上往下转移，即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而这次转移出现了“双向转移”现象。一方面，受再工业化政策的影响，产业高端链条回流欧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受成本上升影响，产业低端链条开始从中国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较高。产出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出口总量中占比最高的行业主要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其次为建筑业、农林牧渔、电力天然气和水、采矿业等占比较小。制造业中，在全球价值链相关产出中占比最高的细分行业为电气和光学设备（占比 21.26%）、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占比8.9%)、化工和化工产品(占比 8.41%)、橡胶和塑料(占比7.47%)、机械(占比4.94%);服务业中占比最高的细分行业为租借机电设备及其他商业活动（占比3.68%）、批发贸易和委托贸易（机动车和摩托车除外，占比3.21%）、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占比 2.29%）、金融中介（占比 2.28%）、卫生和社会工作（占比1.69%）。

出口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出口总量中占比最高的行业主要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林牧渔、采矿业等占比较小。制造业中，在全球价值链相关出口中占比最高的细分行业为电气和光学设备（占比 35.62%）、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占比11.57%）、机械（占比 8.94%）、纺织品和纺织制品（占比 7.70%）、化工和化工产品（占比7.31%）；服务业中，占比最高的细分行业为租借机电设备及其他商业活动（占比3.19%）、批发贸易和委托贸易（机动车和摩托车除外，占比1.75%）、水路运输（占比 0.64%）、其他支持性和辅助性运输活动和旅行社的活动（占比0.49%）、航空运输（占比 0.43%）。

我们对各行业价值链的影响做一个定性排序。我们对每一个纬度的负面影响进行赋值，从 1 到 4 依次表示负面影响由低到高。（1）对国内中间品的依赖程度方面，短期来看，对国内中间品的依赖程度越高，跨国的供应链瓶颈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小，根据依赖度从高到低赋予 1 到 4 的打分，而研究表明长期来看，中间品来源的高度集中与全球化进程相逆，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复原，根据依赖度从高到底赋予 4 到 1 的打分；（2）防疫政策影响方面，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纺织、医疗、电子、汽车等）在政策收紧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赋予4 的打分，下游行业受到的冲击大于上游行业，对下游、中游、上游的非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赋予3到 1 的打分；（3）弱势企业占比方面，弱势企业在行业内的占比越高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越高，根据弱势企业占比从高到低赋予4 到1 的打分；（4）根据疫情对行业利润的负影响由高到低赋予 4 到 1 的打分。综合四方面的评分，可以发现整体来看上游和中游行业面临的负面影响小于下游行业，且对上中游与下游的长期负面影响更加分化，上游的能源业、中游的机械、下游的汽车、纺织业、耐用品消费业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

结合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相关产出中占比情况，我们将所有行业分为四类，中国全球价值链中重要行业且受负面冲击影响的可能较大，包括能源业、汽车、纺织服饰、机械，需要重点关注；我国原材料行业（包括化学制品、建筑材料、金属与钢铁等）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重要但受到的负面冲击较小；耐用品消费（包括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房地产等）受负面冲击较大但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较低；其余行业受负面冲击较小且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较低。综上来看，当前全球价值链复原仍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不同的行业面临的风险因受政策的影响程度、对进口的依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从2009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进“再工业化”开始，其真实目的为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文艺复兴”——表面上为避免产业空心化、回归制造业，实质上是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让国制造业。也有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也采取了制造业全球化竞争的各种战略方针，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存量博弈特征显著的背景下加大制造业投资，寻求更为低廉的生产产地、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从未停止，在新冠疫情后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产业链的迁移问题日益突出。

我们首先要辨别产业链外迁的类型，在归类基础上探讨原因、程度，并提供相关的建议参考。探讨产业链外迁的重要前提，是区分与辨别这种迁移是我们本土企业发生外迁，还是外资企业外迁，若是后者则区分回流本土还是引流到其他新兴市场；是主动外迁还是被动外迁；是厂房设备外迁还是研发中心外迁；以及外迁是发生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的新现象等等。 产业链的主动迁移是在市场规律驱动下的扩张和外迁。如因劳动力成本、关税等比较优势消失，大量纺织服装企业将中国境内产业链迁移向越南；家居建材、消费电子产业也因成本因素逐渐转向越南进行生产。被动迁移指企业为适应全球产业链格局变化被动进行的产业链迁移。一是投资国战略变化指引在华产业链进行外迁，如部分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高技术密度产业、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迁至周边国家；以及 2022 年 5 月美国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延续“去中国化”路线，将产业链迁往东南亚各国。二是地缘政治、疫情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公司改变产业链布局战略、拓宽采购范围，如国际企业从过去的“全方位布局中国”模式转为“中国+1”、“中国+N”模式，以增强产业链韧性、保障整体安全。

产业链外迁的主要类型大概可以分为如下情景：对外转移型指投资选择国外高达 6 次以上的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包含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包含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包含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1）候鸟型

候鸟型指投资选择在国内或者国外均不超过 6 次的行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候鸟型行业所占比例较高，包含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8个行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包含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属于候鸟型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属于候鸟型行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应急型产业中的医药制造业也包含在候鸟行业中。

（2）青睐国内型

青睐国内型指投资选择在国内达到 6 次以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包含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 4 个行业。

（3）对外转移型

对外转移型指投资选择国外高达 6 次以上的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包含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包含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包含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基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掘金出海优势产业

我们此处构建的安全发展评价体系是以安全评分作为横坐标，发展评分作为纵坐标构建的四象限评价系统。安全评分由控制力和生存环境两个维度构成，控制力包含对经营对外依赖度、技术对外依赖度和资本对外依赖度的评价，生存环境包含对融资环境、用工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的评价。发展评分主要测量产业的创新能力，包含对要素禀赋、创新潜力、成果转化能力、创新环境、生产效率、财务成果的评价。

据评分结果，其中发展前景良好但不安全的产业主要有半导体芯片、PCB、激光产业、工业软件、光模板等；发展前景良好且安全的产业主要有北斗产业链、超级计算机、被动器件等。

据评分结果，各一级行业“安全-发展”四象限分布情况如上图所示。电气设备、国防军工、机械设备、电子、化工等行业被判定为发展前景良好但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行业。相对而言，房地产、商业贸易、传媒等行业则被评定为发展前景良好且较为安全的行业。

经济学理论模型通常基于长期均衡的假设，其中市场力量和资源分配在长期内趋向于平衡。这种理论模型包括供求关系、价格调节机制以及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行为等要素。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特别是在中国一些行业中，实践并不总是符合这些理论模型的设想，近年来中游行业出清速度也比资本周期惯用的路径更迅速。 中国一些行业在出海过程中展现出了一种中游“卷王”的现象，即企业通过快速崛起，迅速获得市场主导地位，并通过迅猛的创新和产业链整合实现了对国内竞争对手的迅速击败。电动车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电动车企业通过快速迭代和技术创新，特别是在电动车关键技术领域的三电系统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种迅猛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使得中国电动车行业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国外竞争对手，实际上是在追赶并超越传统车企的过程中，形成了“中游卷王”的现象。上述现象并不仅限于电动车行业，光伏行业、短剧制作行业等都在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中体现出了“卷”的现象，即通过快速的技术迭代和市场布局，中国企业在中游地位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新兴市场中游制造业成为出口主力，但在外需缩量的情况下，被迫成为"卷王"，通过压缩供应配送时间、成本和利润以谋求生存。这是由于贸易摩擦导致外需收窄，新兴产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企业为了实现盈利，只能通过大规模投入产能以实现规模效应或大规模投入研发提高制造效率。总体来说，一些行业实际上展现出了一种非常快速且竞争激烈的发展模式，与一般的长期均衡理论模型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些行业中，迅速崛起的中游卷王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快速扩张，不仅超越了国内竞争对手，还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获得了领先地位。结构上中游“卷王”、宏观视角的价格低迷与如下因素有关： 欧美推行逆全球化：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消费国，新兴经济体多为生产国，商品、服务和技术的贸易无法自由流通，导致美国价格居高不下，而新兴市场则面临价格低迷状态，也造成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悖论。新兴市场的中游制造业作为出口主力军，在外需缩量情况下被动成为“卷王”，不断压缩供应配送时间、成本和利润以谋求生存，典型的如光伏行业。新的技术、产品诞生后，最初的生产成本远高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企业不得不赔本销售。

中游破局的两条路都会造成价格低迷：为了尽快实现盈利，企业只有两条出路：或选择大规模投入产能以实现规模效应，或大规模投入研发提高制造效率。贸易摩擦导致外需收窄情况下加剧了新兴产业的压力，新兴市场制造业市场竞争激烈，大部分企业通过扩大产能，降低售价等方式抢占市场，导致整体物价水平的下降。然而内需受限加之全球化被打破后海外终端品需求减少，致使国内中上游的产能过剩，企业不得不进一步压低价格，造成价格低迷-产能过剩螺旋。全球绿色化革命：海外绿色化、清洁化发展趋势下，高耗能产业和能源类产品资本开支受限、新进入者门槛被拉高，供应瓶颈和地缘冲突下价格和利润又在上涨，反而构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上游产品供给受到约束的主要原因包括经营壁垒提高、基本面周期性弱化、政策风险相对低、股东回报诉求提升等方面约束。

根据不同行业的产业链韧性、供应链安全性以及各行业股价实际表现，发现如下三类行业依旧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一是产业链在国内形成但国产化程度偏低的行业，主打产业升级的逻辑。这些行业往往处于初创期，在经过技术沉淀和研发积累后，有望突破海外的技术壁垒，进而迎来行业的迅猛增长；这类行业多为耳熟能详的国产替代行业，包括通信网络设备及器件、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数字芯片和模拟芯片设计、垂直应用软件、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化学品等；二是产业链被动外移且国产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主打技术可控的投资逻辑。这些行业普遍处于成熟期，或是因为贸易限制或是因为成本替代被动走向海外，这类企业在国内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以及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出海可以实现降本增效，进而促进利润的持续增长，此前多是轮胎、纺服等行业，当前则多分布在产业链中依靠海外下游或者分销来的消费电子；三是主动寻求出海扩张的行业，主打全球渗透率提升的逻辑。这些行业的全球化布局、主动出海在全球设立工厂和直营店，不但有利于提高全球销量，还能塑造产业链韧性及供应链安全性，为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类行业以工程机械整机、检测服务、板材、通信线缆及配套行业为主，也包含少数白电和基建出海产业。

全球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寻找产业可以顺利升级、能够突破海外贸易制裁和技术封锁的产业，再根据细分产业链遴选个股是精细化投资赚取α的基础。在此背景下，技术上占据比较优势的行业表现更佳，在以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更容易跑出超额收益，这些行业具体包括：先进材料和制造领域中的纳米材料与制造、涂层，人工智能、计算和通信领域中的先进的射频通信（包括 5G 和 6G），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动力用氢和氨、超级电容器和蓄电池，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领域的合成生物学，传感、定时和导航领域的光电子传感器，国防、太空、机器人和运输领域的光电子传感器。上述行业不仅附加值相对较高，更重要的是技术方面自主可控，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小，近年来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和发展潜力，因此越是贸易摩擦严峻股价表现反而可以逆势反弹。

全球库存周期开启对国内制造业出海的新机遇

随着全球库存周期从被动去库到主动补库的切换，外需对国内中游行业的提振将发挥较为重要的带动。库存周期重启上行将带动上游行业盈利好转，中游制造盈利基本面则受益于海外的提振。

我们计算了疫情后全球各个国家的生产、投资以及外贸相对于疫情前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疫情后经济恢复较快的国家主要位于欧洲、非洲以及南美洲，且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流入的关联，我们发现疫情后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速度与外资流入速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一方面，疫情后生产恢复较快的国家，国内投资方面表现出色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另一方面外资的流入又进一步巩固了该经济体内部的固定资本形成。这种正相关关系反映了这些国家内生动力的相对强劲，能够通过提升固定资产形成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吸引外资进一步激活其经济活力，形成正向循环。

将国家层面的数据上升至各大洲层面，能更清晰地看到：疫情冲击之后，全球经济都迎来了不同程度的复苏，生产和投资整体都呈现上升态势。其中非洲、南美洲的表现最好，其工业生产指数和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其他大洲，且在剔除掉疫情前的增长趋势后，仍得到正向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两大洲在疫情冲击之后不仅成功逆转了经济下行趋势（摆脱周期性拖累），而且实现了超越疫情前水平的增长（实现趋势性突破），突显了其强大的复苏和适应能力。这一现象表明，非洲和南美洲的经济增长状况相较于疫情前更为健康，也是出口产业需要锚定的对象。随着全球需求的逐步回升，中国企业有望在新兴海外市场上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抢占海外市场、灵活应对国际经济的变化将成为中国企业出海布局的重要策略，结合各经济体恢复情况来看，出海市场的地域下沉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资金流向方面，疫情之后，全球外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趋势。除西欧外，全球外资流入数量逐渐回升，显示出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增强。非洲成为全球外资的主要目的地，其次是南美洲。剔除疫情前趋势的结果表明，非洲、美洲、东欧等地区的外资流入数量高于疫情前。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各国的外资流入虽然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但仍未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西欧是发达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中资金流出最为显著的经济体。

退一步讲，即便外需受到海外地缘等问题有所影响，但出口下滑并不意味着海外收入一定会减少。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并不仅局限于出口，还包括了在海外开设工厂、海外分公司和子公司的收入。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2022 上半年，尽管国内出口增速减弱，但跨国公司的海外营收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且在后续出口金额增速回落并转负的阶段，海外营收增速回落速度较缓且长时间保持正增长。近年来对东盟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出海”的另一个落脚点。日本以亚洲新兴市场和高附加值产业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构建模式，为后贸易摩擦时期的出口填补提供了新思路。以日本为例，即使在日美贸易摩擦导致美国从日本的进口额缩水期间，日本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销售总额依然能够跃升至进口额的 5 倍左右，表明海外业务收入的多元化可以降低公司面临的风险。从日本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拆解来看，近年来日本在削减欧洲的直接投资，补充给拉美、东盟、印度等，围绕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业布局，通过跨国公司投资打开逐步下沉的境外市场。国内的直接投资近年来以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为主。

参考德国隐形冠军的概念，“出海”型企业的企业规模、市值空间并不一定很高，但是或依靠科技研发、或依据成本和质量的把控充分挖掘海外订单，成为细分领域不可或缺的稀缺冠军。隐形冠军是指不为公众所熟知，却在某个细分行业或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拥有核心竞争力和明确战略，其产品、服务难以被超越和模仿的中小型企业。德国有很多中小企业都是成功的出口型企业，在各自领域中占据全球或者欧洲市场的领先地位，在全球化竞争中构成德国经济的主力军。对大多数国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受到全球广泛的尊重和认可，的确是该国出口的强劲推力，但中国和德国是两个例外：中国七成的出口是从业员工不足两千人的中小企业带动的，德国中小企业则贡献了六、七成出口。雁阵第二梯队的美国、日本虽然大型跨国公司占比也不少，但出口额整体表现却不强。德国这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出口附加值高，核心出口国家是美国、中国，以及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主要从美国、法国、英国等经济体获得贸易盈余。中国企业居于全球500强的数量远超出德国，但出口金额远超出 500 数目同一量级的美国，就是千千万万个“小而精”的中小企业在助力。作为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石，这些“隐形冠军”对德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出口能力持续加强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德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当前的“出海”研究如果类比于日本和德国显得刻舟求剑，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受到本土市场较小的约束，只有“出海”才能破局、跻身全球大型跨国企业行列。从这个角度讲，国内庞大要素市场下如果选择消费降级和有效供给突围，并不一定走向德国和日本“出海”的逻辑，上述中游制造“卷王”出海的逻辑和当年日本也不可比；其次，即便走中长期的“出海”逻辑，很多受益标的未必是市场上现有的优质大票，部分能走出去的行业和模式可能尚在孵化中。

三个案例来看出海中的供应链韧性

在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去产能的背景下，部分过剩产能的行业符合新兴市场早期发展阶段的规律，在逆全球化过程中反而有转移出给新兴赶超国的机会，有助于消化国内供给。为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刺激经济增长，2016 年初中国政府提出了主旨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包含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为去库存，即减少煤炭、钢材、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产量，影响商品价格从而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产能过剩大多存在于资源类的上游企业，迅速扩张生产规模导致重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产能过剩会占据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导致许多生产设备的闲置与资源的浪费。在确定大政方针的同时，运用市场机制来自动调节过剩产能，经济活动的自由度较大，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实现落后产能的自动淘汰。企业在进入市场后，就会认清当前市场的真实需求情况，从而顺应市场发展大趋势。支持企业向海外产业转移也是缓解产能过剩的有效方式，譬如二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援建西欧，20世纪80 年代日本推动传统制造业向亚洲和东盟的转移等。近年来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产业链转移、化解内部产能的策略顺应了不同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

案例一：丙烯腈出口提振碳纤维的供应链韧性

从终端拆分到中游的碳纤维织物、碳布还是碳纤维预浸料等，最重要的上游投入品均为丙烯腈。按照产业链拆解，2021 年丙烯腈对碳纤维产业链的影响最突出。而国内丙烯腈产业在 2021 年以来打破近 30 年贸易逆差格局，丙烯腈进出口格局改善优化提振了整个碳纤维产业链的供应链韧性。另一方面，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国内碳纤维产业链专利数占全球比例的提升是该产业在2021 年量变引起质变、实现厚积薄发的屏障。从依赖外部到反向输出，国内丙烯腈过剩产能成功盘活并引流海外的案例加深了供应链安全程度。丙烯腈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作为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的重要单体，下游广泛用于制造聚丙烯腈、丁腈橡胶、染料、合成树脂、医药等。早在 90 年代我国的丙烯腈就依赖于韩、美、日等经济体的进口，到了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腾飞阶段对外进口的依赖度达到历史最高，而新冠疫情以来国内丙烯腈的出口开始走高，2021 年净出口首次由负转正。相应地，随着外贸缺口被抹平后转正，供应链安全性也快速走高，对外的依赖度大幅降低，甚至反向输出给历史上丙烯腈最大的出口国韩国。

中长期来看，丙烯腈产能过剩局面持续，对外出口成为产业链提高渗透率的重要诱因。内需方面，我们用表观消费和产量的轧差来衡量丙烯腈的供需缺口，该缺口在过去 20 年间持续为正、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而在2021 年国内供给明显大于需求，一方面有供应持续扩张的现实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内需求一度面临萎缩。在丙烯腈行业格局中，民企的产能占比过半，国内下游ABS树脂、腈纶等需求收窄后，而海外产能恢复力度慢、供需缺口拉大、外需的回暖成为其供应链安全性提升的关键。

案例二：产能和价格双重因素提振钢铁供应安全

钢铁供应链韧性强化，也是得益于进出口结构改善的典型行业，作为国内过剩产能的终端钢铁产品在 2018~2020 年间出口金额持续下滑，但在2021 年间出口金额大幅走高且超出进口，净出口由负转正，一方面得益于海外在新冠疫情后产业格局从产能过剩转为供不应求，和上述海外需求“盘活”国内过剩的丙烯腈异曲同工；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海外超级周期+供应瓶颈问题下，来自国内的上游材料相对廉价。

案例三：防疫+外需扩张带动疫苗降低对外依赖

新冠疫情期间，造就外需持续韧性的因素，除了价格的比较优势、海外产能供应不足，行业和产品属性端还有口罩、防护服、疫苗等防疫物资出口的贡献。疫苗产业链在 2021 年供应安全的提升得益于终端人用疫苗产品的出口扩容。2017~2020 年人用疫苗的进口稳步缓慢上行，而出口量微乎其微，导致贸易逆差且缺口逐年拉大，而 2021 年人用疫苗大量出口，净出口从-21 亿美元的逆差转为121 亿美元顺差。

通过上述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其一，进出口格局对供应链安全的改善是即时性的，在短期可以实现。上述三大产业链的质变均发生在2021年，与整体供应链安全指数反弹的时点契合；其二，贸易格局大幅转好才能刺激供应安全性改善、摆脱对外依赖，其中的契机为新冠疫情后全球供需格局的演变、海外不负责任过度放水推升成本价背景下国内的比较优势、防疫和医疗物资的需求扩容等。如何找到上述逆势发挥比较优势、合理实现国内产能去化的产业，围绕安全性和长期发展潜力两大主题布局投资，是寻找“出海”利好行业和公司继续深化的内容。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