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银行业专题研究：日本银行业历史复盘与启示

观沉浮：日本银行业激荡七十余载

二战至今，日本银行业经历了高速增长、泡沫破灭、自救变革、持续低迷多个阶段。日本 银行业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荣，二战后高速发展，银行业信贷扩张提速，1970 年初信贷同比 增速达 25%。石油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放缓，信贷增速边际放缓。彼时日本金融体系采取 分业经营模式，内部治理体制僵化。主银行制度下银企关系紧密绑定，银行为企业经营输 血的同时，企业规模扩张和经营收益亦能反哺银行，但过度放贷倾向为不良风险积累埋下 隐患。1985 年《广场协议》落地，日本开启宽松货币政策，经济陷入虚假繁荣，大量贷款 流向地产及金融系统。1989 年日本骤然加息刺破资产泡沫，银行体系陷入不良泥潭，信贷 规模呈现收缩趋势。日本政府多措并举处置不良，“护卫船队”模式失效后，不良率上升斜 率陡峭，大型银行破产敲响警钟。小泉内阁通过国有化计划+产业再生机构铁腕处置不良， 不良率终于在 2005 年下降至正常水平。21 世纪以来，在常态化低利率、低增长环境中， 日本银行业呈现盈利能力偏低、资产增速较慢、息差较为承压态势，银行估值亦处于较低 水平。

寻高光：日本银行业战后大繁荣

经济高速增长期：“主银行制度”休戚与共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重建，金融体系功不可没。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经历了从百废待兴到快 速追赶，1968 年 GDP 总量跃居世界各国第二，经济增速引人注目。日本战后初期在工业 领域倾斜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投资，并较快受益于美军订单的支持，1955 年左右经济总 量恢复至战前水平。此后日本着重发展民企设备投资、调整产业结构，从西方引进新兴技 术和产品，工业规模快速扩张。1956-1970 年日本 GDP 增速平均为 10%左右，显著高于 美、英、法、意等发达国家。这一时期银行业为高速发展的国内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 息资金，为日本经济腾飞发挥了突出作用。

具体而言，战后日本金融管制较为严格，分业经营、分层经营要求明确，行政管理特色较 浓。战后为将稀有的金融资源集中供应给能够迅速重建经济的产业，池田政府着重扶持银 行业发展，实施较为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管制，银行、证券、信托不允许混合经营。银行 之间各层次也有严格划分，城市银行为消费者服务，信托银行负责资管类业务，地区银行 为小客户服务，严格限制在各自领域深耕。此外银行存贷利率被严格管理，经营决策需服 从大藏省的命令，同时政府给银行提供信用背书，行政管理特色较浓。 其中主银行制度在二战期间初具雏形，并在战后进一步强化。二战期间，为加大对资金分 配的控制程度，保证军需企业优先获得资金，各大银行与军需企业建立起指定性、确定性 的“配对”关系，由此，银企间长达数十年的以持股关系为纽带的主银行制度初具雏形。 战后为稳定货币和支持经济重建，银企间紧密的关系得以延续，而资本市场则主要作为通 过“互相持股”的方式巩固关系的手段，银行普遍对企业大量持股，成为企业的股东，直 接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主办银行体系进一步强化。

银行体系与日本经济相互依存，助推日本战后经济繁荣。主银行制度下，企业融资高度依 赖银行，银行成为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并从企业规模扩张和经营收益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 例如，1947 年 1 月，日本政府设立的“复兴金融公库”通过低利息贷款优先向工矿业等重 点基建产业提供资金，在 1947-1949 年间，“复兴金融公库”所提供贷款总额高达 1239 亿 日元。此外，日本政府还于 1950 年前后先后制定通过了《互助银行法》《信用金库法》等 银企法案，并成立了专为企业投资设备资产融资的日本开发银行。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 投产动力旺盛，国民经济得以迅速修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势迅猛，出口量不断攀升， 整体经济发展位居工业国前列。

虽然主银行制度有助于企业资金获取与产业的发展，但日本银行业在为企业贷款时主要考 虑是否符合国家战略导向，普遍缺乏信用审核，且由于资金的价格是由政府决定，银行也 很少按照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调节利率，在贷款过程中容易出现过度放贷倾向，为后续经 济过热时期盲目放贷、银行不良风险累积埋下隐忧。

经济稳步发展期：金融自由化，管制逐步放开

1970 年代两轮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速趋于平缓。经过战后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70 年代 间日本经济增长受中东石油危机的外部冲击放缓脚步。油价上涨首先提高了工业生产成本， 直接导致 PPI 上行，进一步削弱了工业产品的产销能力；与此同时，油价和相关石油化工 产品价格上行直接作用于下游产业链，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普遍提升生产劳动成本和商品服 务消费价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投资和消费。

随经济增速放缓，曾在战时和战后恢复时期收效显著的银行经营模式面临一系列转型挑战。 首先，由于社会投资和消费水平下降，国内资本需求规模有限，很多大企业的间接融资需 求增长有所放缓，银行业的信贷增量边际递减。其次，主张严格分业的池田金融管制政策 限制了商业银行在证券、信托、保险等新领域的展业自由度和灵活性，而彼时其他国家已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走上了放松金融管制和自由混业经营的改革之路，导致日本 银行的盈利能力落于人后。最后，官僚主义在银行业内蔓延开来，僵化且低效的治理机制 使得商业银行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根据规定，从央行和大藏省退休的官员会继续到大型 商业银行担任重要职位，以作为对该官员在任职期间努力工作的奖励，同时实现政府对大 银行开展业务和人才治理的控制，使得银行受到的隐形约束越来越强。

经过 80 年代经济增速放缓和后期泡沫的堆积和破灭，日本金融体制才迎来了渐进式的制度 变迁，市场竞争程度渐强。政府一方面限制着银行在证券、保险、信托等开展业务，通过 资本金要求、控制发放执照等方式提高银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严格利率管制政 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严苛管制同时成为了对银行业的隐形保护， 各银行普遍认为自身不存在破产风险，给后期日本经济泡沫危机埋下风险。到 1984 年，迫 于彼时美国为了减少经常收支不平衡的状况而向日本政府施加的压力，日本政府开始考虑 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利率管制也得以废除。同时，尽管银行业和证券业等的分业经营限制 还未完全取消，但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等模式拓展业务。

泡沫形成与崩溃：贷款脱实向虚，资产泡沫破灭

广场协议后日本“被动”降息，宽松货币环境+出口增长受限叠加银行盲目放贷支持，日本 不动产与股市陷入虚假繁荣。1985 年 9 月《广场协议》落地，为解决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以 及美元高估问题，日本承诺调节日元升值、推进日元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扩大内需。为 对冲日元升值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1986 年 1 月-1987 年 2 月日本 5 次下调利率，贴现 率从 5％降至 2.5％。日本出口受限导致优质投资机会不足，而企业在低利率环境下投资意 愿又较为强烈，供需错配背景下形成了“企业获得低息贷款→投向股市&房市→以此为抵押 获得更多贷款”的恶性循环，银行对贷款人的经营情况审查也较为宽松，催生资产泡沫， 日本经济陷入虚假繁荣。

银行盲目、无节制地放贷，日本银行业也显现一片繁荣景象，贷款主要流向地产、金融。 1982-1990 年期间，日本商业银行贷款和贴现票据规模从 209 万亿日元攀升至 409 万亿日 元，与此同时，净利润从 1982 年的 8060 亿日元攀升至 1988 年的 2.34 万亿日元。1982-1990 年期间，由于经济情况较好，信贷违约率较低，日本商业银行信用成本较低，均低于 0.3%。 此外，这期间，日本商业银行净息差相对较高，均高于 1.5%。相对较高的息差水平，叠加 很低的信用成本，伴随信贷规模扩大，这期间日本银行净利润大幅增长，银行信贷大量流 向地产、金融领域，占比分别较 1980 年提升 5.49pct、8.23pct 至 12.26%、11.41%。

加息戳破资产泡沫，日本经济步入衰退。1989 -1990 年日本货币政策快速收紧（贴现率由 2.5%上升至 6%）刺破股市泡沫，1990 年 3 月大藏省发布《关于抑制不动产行业融资报告》， 实施对土地融资的总量管制，随后地产泡沫破裂。资产价格快速下跌后，日本经济由虚假 繁荣陷入衰退，失业率较快提升。为促进经济修复，日本在 1991 年初至 1996H1 贴现率下 调 9 次至绝对低位（6%下调至 0.5%），在此期间居民、企业资产均大幅缩水，日本银行业 在脱离政府隐性保护后，破产数量快速提升。

挽狂澜：从“护卫船队”到“金融再生”

保守疗法效用平淡，难以遏制风险扩散。房地产+股市“双子泡沫”破灭后，大量不良资产 浮出水面。1991 年-1997 年期间，日本政府采取隔靴搔痒的保守疗法，延续二战后形成的 “护卫船队”模式，撮合大型银行兼并小型银行。但这一模式下，不良资产仍淤积在银行 体系内，导致大型银行积重难返，风险由中小银行向大型银行扩散。尽管同时期采取扩张 财政政策及宽松货币政策，但力度有限，内外交困窘境下，经济仍未有复苏起色，银行业 不良率持续爬坡。 打破又重构金融秩序，由政府兜底转向自由竞争。1997 年开始，大型银行接续倒闭，向日 本政府敲响警钟。1998 年，日本政府提出金融大改革计划，制定《金融再生法》，新法案 根据银行业绩及银行内部改革成效判定是否给予公共财政支持，扭转了过去政府无条件兜 底的做法，引向市场化自由竞争模式，倒逼银行自我革新、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在重构的 新金融秩序下，日本大型银行踏上合并之路，最后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尽管政府处置不良 的思路已经转变，但奈何经济持续低迷，不良率仍在提升，2001 年末达到 8.4%的高峰。

小泉内阁铁腕处置不良，银行业涅槃重生。2001 年小泉纯一郎当选首相，提出“金融再生 计划”，侧重处理不良资产+提升银行经营质效。成立“产业再生机构”对可以盘活的企业 债权进行收购，帮助企业改善经营，进而从根源上铲除滋生不良资产的土壤。同时宣布银 行“国有化计划”政策，即政府对问题银行通过收购其股票的形式进行国有化改革，倒逼 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此外，完善破产处置机制，在存款保险机构的委托与资金支持下， 整理回收机构完成不良资产的回收、处置，并交回部分利润。日本银行业不良率终于掉头 下行，从 2001 年的 8.4%下行至 2007 年的 1.5%。 盛筵难再，经济承压下，银行业陷入低估值之谜。由于金融体系问题出清耗时太长，叠加 日本人口红利减少、长期低利率，以及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进一步加剧经济萎缩，1990-2010 年期间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宽松货币政策引导利率下行，日本银行业息差承压，盈利 能力偏弱。日本银行业净息差仅为 0.54%（美国为 2.77%），导致日本银行业 ROE 相较其 他国家处于较低水平，估值长期低迷，2020 年 3 月末受疫情影响 PB（LF）一度下挫至 0.33X。 2022 年末日本央行决定将收益率目标上限从 0.25%上调至 0.5%，市场对银行业经营环境 改善的预期促使估值修复，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东证银行指数 PB（LF）已修复至 0.69X。鉴于日本 YCC 调整的可能性升高，利于提振银行业息差，修复基本面。

惯性瓦解：深陷不良泥沼，护卫船队解体

泡沫破灭后坏账蔓延，主银行制度埋下风险隐患，住专公司风险暴露牵连银行系统。住宅 金融专业公司（简称“住专”）是日本专门从事涉房信贷的民间信用机构。由于日本政府此 前规定金融机构不能提供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1970 年代由部分银行联合成立了日本第一 家住专，此后住专积极投放涉房贷款。泡沫被日本政府主动刺破后，日本股价及楼价急促 下挫。随不动产抵押贷款价值缩水、资产价格下跌，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住专资产质量问 题蔓延。彼时住专七社股东均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时由于住专无法直接吸收存款，银行 是其主要资金来源，最终由母行承担住专损失，拖累银行系统。此外，主银行容易纵容企 业过度投资，企业出现危机时银行倾向继续援助，纵容不良资产滋生。

设立不良债券处置机构，整理回收银行+过渡银行双管齐下。1996 年由日本政府提供财政 资金，将东京共同银行改组成整理回收银行（简称“RCC”），主要负责接管已经破产金融 机构的业务，同时收购处理不良债权，还可以通过购买优先股等方式向自有资本比率较低 的银行注资。1997 年日本政府又设立“桥”银行，即过渡银行，主要负责经营和管理破产 金融机构的健全债权，与负责处置不良债权的 RCC 分工明确。 护卫船队兜底，以大救小保全问题银行。护卫船队模式源于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日本金融机 构实施的过度管控和保护制度，一度构筑了“金融机构不倒”的神话。经济泡沫破灭后， 尽管不良资产不断淤积，但 1990 年初期金融机构大规模倒闭现象尚未爆发，经营困境主要 集中于中小金融机。日本政府缺乏彻底改革的决心，因此决定延续护卫船队模式，采取“尽 量保全”态度，借助大型银行吸收兼并问题银行，为危机银行兜底，试图以时间换空间的 方法解决问题。

“僵尸银行”苟延残喘，风险从中小银行向大型银行扩散。大型金融机构并购小型金融机 构的做法并不能彻底化解不良债权问题。在护卫船队模式的荫蔽下，兼并重组后问题银行 的不良资产仍然存在，一批问题银行在政府和大型银行的“营养输送”下艰难度日，保持 着最低限度的运转，既无活力，也未倒闭，衍生为了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持的“僵尸 银行”。由于日本政府对不良债权的处置滞后，错过了宝贵时间窗口，当坏账积累到一定规 模，反噬大型银行，加重其经营负担。此外，1995 年日本政府实行“修正母体行方案”， 即对于造成的损失，提出由股东行和其他贷款行共同承担不良债权损失，加剧大型银行压 力。最终大型银行积重难返，1997 年城市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1998 年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破产，系统金融机构危机显现，护卫船队模式 终结。

金融机构破产潮爆发，扭转日本政府救助思路，由全盘兜底转向鼓励竞争。上世纪 90 年代 末，大型银行接连破产向日本政府敲响警钟，1998 年日本政府提出金融大改革计划，定下 于 2001 年 3 月底之前初步搭建起自由竞争关系金融体系的目标。法规革新方面，出台《金 融再生法案》和《金融健全化法案》。《金融再生法案》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来大规模处理 金融机构破产问题，终结“银行不倒神话”。《金融健全化法案》关注防范金融风险，允许 使用政府和公共基金对银行注资。通过上述法律，将无条件援助转化为有条件支持，扭转 了过去政府无条件兜底的做法，引入市场化自由竞争模式，倒逼银行自我革新、增强风险 抵御能力。机构设立方面，本政府同步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改革，于 1998 年 6 月组建了金 融监督厅。2000 年金融监督厅和大藏省金融企划局合并，成立金融厅（FSA）。

遭遇震荡后，合并重组重塑银行业格局。金融机构破产潮爆发后，千禧年初日本大型银行 踏上合并之路，最后形成瑞穗控股公司、三并住友银行、三菱东京金融集团三足鼎立格局。 银行通过合并重组，一方面通过扩张规模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消减行业内 部冗员，避免过分竞争。除了银行业外，这一时期保险行业、石油和矿产资源行业、钢铁 行业等也在经历合并重组，通过 M&A 调整产业架构，为后续经济修复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援助措施较为滞后，不良贷款仍在滋生。尽管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试图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由于救助措施较为保守和滞后，且主要聚焦金融体系， 而非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深层问题仍未破除，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仍在不断增 长，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经济低位徘徊。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01 年日本国内不良 贷款率增长至 8.4%，不良贷款问题显著阻碍日本经济复苏。

金融再生：完善破产制度，铁腕处置不良

小泉内阁登台，雷霆手段化解不良。2002 年小泉政府上台提出“金融再生计划”，加速不 良债券处置的同时巩固银行自身竞争力。与以往政策相比，“金融再生计划”主要体现为以 下转变：首先，重视引导金融机构自行修复机能。此前日本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注入流动性 止血，但此法难以去除根本症结。“金融再生计划”着重于让银行自力更生恢复经营，要求 注资银行提供“经营健全化计划”情况报告、向未实现“经营健全化计划”规定目标的银 行颁布限期整改命令等。其次，以解决银行坏账为核心。新金融监管框架对标巴塞尔协议， 相比之前的准则，坏账准备大幅增加。此外，宣布银行“国有化计划”政策，即政府将对 问题银行通过收购其股票的形式进行国有化改革，进而倒逼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 推动金融+产业一体再生，铲除滋生不良土壤。金融再生计划的另一重大目标是整理、统合、 重组日本经济领域的薄弱部分。成立“产业再生机构”，以时价收购银行的贷款债权后，推 进企业的整顿和重组，帮助企业改善经营。此外，政府要求银行股权投资额度不得高于净 资产，超过部分将被强制出售，银企之间相互关联持股的主银行制度被动摇，从根源上破 坏滋生不良的温床。

完善破产处置机制，推进金融功能重组。日本实行以金融厅为决策核心，财务省（MOF）、 日本银行（BOE）及存款保险公司（DICJ）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受托参与的破产处置决 策机制。日本存款保险制度与整理回收机构相辅相成，在存款保险机构的委托与资金支持 下，整理回收机构（RRC)完成不良资产的回收、处置，并交回部分利润。同时在银行接受 处置的过程中，DICJ 全程保障储户存款，最高可支付 1000 万日元本息。小泉内阁在任期 间，日本银行业不良率终于掉头下行，从 2001 年的 8.4%下行至 2007 年的 1.5%。

盛筵难再：盈利承压，估值低迷

宽松货币政策下，日本银行业经营承压。日本政府持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刺 激经济，但由于人口红利减少、民众信心坍塌后资产负债表衰退，经济提振效果有限，信 贷需求整体平淡，存款增速长期高于贷款增速。随经济刺激政策升级加码，2010 年日本经 济迎来阶段性复苏，银行资产规模扩张提速。但由于长期浸淫在低利率环境中，日本银行 业贷款收益率从 8.0%左右（1970 年代）下行至 0.8%（2022 年），息差显著承压，2021 年净息差仅为 0.54%（美国为 2.77%），2022 年 ROE 仅为 4.9%，相较其他国家处于较低 水平。

日本银行业资产端以贷款为主，存款平稳增长。2022 年末日本银行业总资产规模 1352 万 亿日元，同比+1.9%，2013-2022 年资产规模复合增速 4.4%。资产端，贷款在总资产中占 比 42%，现金及存放同业/投资证券/交易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分别为 26%/17%/4%，资产 端以贷款为主。从趋势看，贷款在资产中占比呈现下行趋势（1993 年末贷款在总资产中占 比为 65%），现金及存放同业占比有所提升。负债端，日本银行业以存款为主，总存款在总 负债中占比七成。近年来由于信贷需求匮乏+宽松环境下资金充沛，日本银行业存款规模增 长较为平稳，且存款增速长期高于贷款增速。2022 年末银行业存款规模同比+3.2%至 937 万亿日元。

日本银行业估值水平长期低迷，“变相加息”促使估值修复。回溯历史，1980 年代末繁盛 的经济环境赋予日本银行估值溢价，1990 年全球市值前十的企业中，有 6 家日本银行登榜。 泡沫破灭后，资产质量担忧成为压制估值的核心因子，东证银行指数 PB(LF)于 2002 年跌 破 1 倍。2002 年后，随不良率步入下行通道，银行业估值一度反弹到 2.8 倍。但此后由于 宏观经济承压、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下银行盈利能力较弱，估值持续低迷，2010 年以来东 证银行指数平均 PB(LF)仅为 0.59 倍。而在 2022 年末，日本央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 政策下的 10 年期国债利率波动区间从-0.25%—0.25%扩大至-0.5%—0.5%，10 年期国债收 益率曲线的超预期调整被市场认为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银行股应声上涨。市场对银行 业经营环境改善的预期促使估值修复，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东证银行指数 PB（LF） 已修复至 0.69X。

疫后日本经济逐步复苏，银行业经营状况改善。尽管三季度日本经济数据有所反复，但经 济整体呈现温和复苏趋势，三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长 1.2%，较二季度下滑 0.5pct，比上 年同期下滑 0.1pct。日本名义 GDP 三季度同比增长 6.4%，增幅较上季度加快 1.2pct。日 本银行业整体经营状况出现一定好转，2022 年日本银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8.4%、53.5%， 2022 年 ROE 为 6.27%，高于疫情前 2019 年的 2.01%。

经营业绩优化，日本大型银行提升股东回报计划。国内经济复苏、利率上升等变化有利于 日本银行业利润优化，进而提升股东回报水平。2022 年日本银行业盈利分红达到 1.57 万亿 日元，为近五年来的最高值。日本三菱日联、三井住友和瑞穗银行三家大型银行所属集团 陆续公布了提高股东回报的计划，其中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2023 年发生两起股票回购，累计 收购公司普通股 4.85 亿股；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2023 年 11 月发布公告称将以 1500 亿日元 的价格回购不超过 1.9%的股份，瑞穗金融近期则上调了年度股息预期。

展望后市，YCC 调整的可能性升高，或利好日本银行业基本面修复。过去一年里日本央行 三次调整 YCC 波动区间：2022 年 12 月将 10 年期日本国债的收益率上限从“0.25%左右” 上调至“0.5%左右”； 23 年 7 月进一步把上限从 0.5%升至 1%，23 年 10 月允许利率上升 在一定程度上超过 1%。鉴于当前日本通胀数据依然坚挺，日本 YCC 调整的可能性升高， 有利于银行业息差修复，提振基本面表现。

拆格局：透视日本银行业经营格局

城市银行和地区银行为代表的民间金融机构是日本银行体系主体。日本商业银行体系的主 体是城市银行和地区银行，此外还有信托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事实 上城市银行和地区银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通常城市银行指总部位于东京或大阪 等大城市，在全国扩张的大型银行。日本金融厅将其直管的 4 家瑞穗银行（Mizuho）、三井 住友银行（Sumitomo Mitsui）、三菱东京日联（Mitsubishi UFJ）、里索那银行（Resona） 定义为城市银行，有的口径也会把埼玉里索那银行（Saitama Resona）纳入城市银行范畴。 地区银行由日本地区银行协会的 62 家成员银行和第二地区银行协会的 37 家成员银行组成。

政策性银行旨在补充民间金融机构难以提供的支持。在民间金融体系外，金融市场的不完 备性主要由政策金融体系来弥补。2008 年（平成 20 年）改革后，日本初步形成以政策金 融公库、商工组合中央公库、政策投资银行、国际合作银行为主的政策金融体系。四个机 构各有侧重，主要功能包括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提供获取海外资源/保障国际竞争 力的金融服务、危机应对及援助功能。此外，邮政储蓄资金曾是政策性金融的重要资金来 源，邮政银行曾被称为日本的“第二财政”，虽目前已完成从政府机构向私有化的转型，其 业务开展模式较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特殊性，故也可将其视作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一环。

银行经破产重组后数量减少，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据主导。平成时代以来，在泡沫经济破 灭和“金融大爆炸”之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企业破产增加，银行不良债权快速增加， 为挽救经营不善的银行，日本政府做了一系列政策改革。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浪潮的驱 动下，银行业竞争愈发激烈，促使多家银行进行合并重组。按照全国银行协会的统计口径， 日本城市银行、地区银行、第二地区银行数量分别由 1991 年的 13 家、64 家、68 家下降 至 2023 年的 5 家、62 家、37 家。从资产规模上看，城市银行占据主导地位。据日本央行 统计，截至 23 年 5 月，日本国内银行资产规模 1400 万亿日元，其中城市银行占比 51.3%， 地区银行和第二地银分别占比 29.5%和 5.9%。就日本地方银行协会统计的存贷款数据来看， 截至 23 年 3 月，城市银行存款占比在民间金融机构中最高，为 35.5%；地区银行的贷款占 比最高，为 31.6%。

城市银行：集团化背景下加速全球网络布局

经过兼并重组后形成如今四大金融集团主导的格局。城市银行实际上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 界定。1968 年财政部长理事会将城市银行定义为“在六个主要城市或类似城市拥有全国或 区域业务基础的银行”，当时共有 13 家银行被归类为城市银行，此后最多增加至 15 家。日 本泡沫经济破裂后，90 年代的金融改革放宽了银行跨区经营、混业经营等一系列限制。1996 年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的强强联合拉开了银行兼并潮的序幕，日本银行业的兼并开始逐步 打破传统城市银行与地区银行地域分割的局面，也逐渐打破集团的边界和行业的限制，金 融资源进一步调整和再分配，逐渐形成了目前由瑞穗集团、三井住友集团、三菱 UFJ 集团、 里所纳集团四大金融集团主导的格局。截至 23 年 9 月，三菱日联银行为规模最大的银行， 总资产规模达 295 万亿日元，共设有 421 个国内网点和 105 个海外网点。

日本城市银行规模庞大，网点丰富，国际扩张活跃。城市银行是日本银行体系的核心，其 主要活跃于大都市，客群为大企业。日本城市银行平均网点数、存贷款规模均远高于地区 银行，资产配置上更加多元化，贷款在总资产种占比显著低于地区银行。除埼玉里索那银 行外，其余四家城市银行总行设在东京和大阪，分支机构遍布日本各地，经营范围广泛， 多涉及与大公司和上市公司的交易。里所纳集团下的两家银行在城市银行中显得较为特殊， 兼具城市银行与地区银行的特征，在客户结构上倾向于小企业客户。埼玉里所纳银行总部 设置在埼玉县，128 家分支机构中 125 家都在埼玉县，更方便其深耕当地客群。此外，城 市银行与地区银行聚焦本土的业务模式相比，另一个显著的特色在于积极的推进其全球化 业务布局。三菱日联作为其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集团，截至 9 月末海外贷款占比达 41.4%，海外业务的收入贡献不断提升。

地区银行：区域特征显著的中小企业服务者

聚焦特定区域，围绕个人和中小企业服务。地区银行指的是日本“区域银行家协会”及“第 二区域银行家协会”的成员，截至目前第一地区银行和第二地区银行分别有 62 家和 37 家 成员。二者在业务上没有明显区分，不过第二地区银行大多数是从以前的“互助银行”转 型而来，规模相对而言更小。地区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日本各地的县的中大城市，并且通 常以每个地区命名，例如“福冈银行”或“北海道银行”。地方银行规模较小，区域性特征 明显，业务区域外的分支机构较少，一般会代理当地政府的金融事务，主要资金来自个人 储蓄，贷款对象多为地方性中小企业。地区银行通过与当地社区紧密联系的商业网络，与 当地个人、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客户建立紧密联系，在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截至 22 年 3 月末，日本地区银行和第二地银存款主要来源于个人存款，二者分别 占比 68.0%和 69.2%；二者贷款中中小企业占比分别为 43.1%和 49.3%。

人口减少+负利率环境，日本地区银行面临的竞争加剧。地区银行依赖当地居民和中小企业 为主要客户，随着日本地方人口和企业数量的不断减少，在客户数量和资金需求减少的背 景下，其经营基础正在动摇。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长期低利率环境，存款利率已 持续维持在 0%左右，贷款利率持续降低，息差收窄的压力对于更依赖于利息收入的地区银 行更为明显，城市银行得益于广泛的业务经营和庞大的规模抗风险能力更强。此外，近年 来城市银行不断扩张的经营范围、政策性银行更优惠的信贷条件、网络银行在内的新型银 行的兴起，区域性银行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竞争。体现在地区银行近年来存款增速的 逐步放缓，贷款增速有所提升，或主要由于在竞争环境下其增加了对风险企业的贷款。

部分地区银行也在积极通过合并重组、业务重整等方式以提升竞争力。在经营环境恶化的 趋势中，地区银行正在制定和实施新的经营战略，比如削减网点和人力、向经济活跃的地 方拓展。此外，自上世纪 90 年代围绕城市银行的银行重组全面展开以来，地区银行也开始 积极寻求跨都道府县的重组以提升竞争力，第二地区银行的合并重组尤为活跃。2020 年以 来，日本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法律积极推动地区银行的重组，将一定情况下地方银行的合并、 兼并、收购、分立、业务受让等行为排除在《反垄断法》适用范围之外。近年来地区银行 之间的业务整合的主流方式是先成立银行控股公司，然后由下属的银行进行合并。通过设 立控股公司的方式进行合并既能防止因相互间的企业文化、人事、会计制度等差异而产生 的冲突，又能享受规模扩大的效果。

协同组织：促进地区发展的非盈利会员组织

以信用金库和信用社为代表的非营利性会员组织，以促进社区发展为第一要务。作为股份 制公司的城市银行和地区银行以营利为目的并优先考虑利润，而合作组织信用金库和信用 社是为促进该地区发展而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其营业区域仅限于一定区域，在该地区筹集 的资金返还给社区。信用金库（Shinkin Banks）是根据 1951 年《信用金库法》成立的合 作金融机构，主要客群为当地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除传统的存款、贷款和外汇业务外， 信用金库也为当地居民提供诸如支持业务转型、业务继承、创业支持等服务。信用合作社 （Shinkumi Banks）是根据《中小企业合作社法》设立的金融机构，旨在为中小企业和工 人提供互助。与信用金库一样是合作金融机构，不以利润为目标，优先考虑会员互助。但 二者在会员资格准入方面要求有所不同，信用社比信用金库适用于规模更小的公司。在接 受存款方面，信用合作社原则上对会员开放，非会员则有一定的上限。

信用金库和信用社的优势在于地理便利性及与社区之间的密切关系。截至 22 年 3 月，日本 共有信用金库 254 家，在全国共计有 7137 个办事处；共有信用社 145 家，在全国共设 1576 个办事处。信用金库和信用社深耕所在地，与当地居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以支持区域经济发 展，因此具备稳固的客群基础。截至 22 年 3 月，254 家信用金库存款总额达 158.8 万亿日 元，在各类民间金融机构中仅次于城市银行和第一地区银行；信用社存款余额合计 23.0 万 亿日元。截至 22 年 3 月，日本信用金库平均资本充足率 12.55%，较上年提升 7bp，略低 于城市银行的 13.94%，高于其他地区银行平均的 9.58%；不良率 3.97%，较前一年同比提 升 17bp，处于各类银行中较高。

政策银行：发挥民间金融机构职能的补充作用

二十世纪以来日本持续推进对政策金融的改革。战后日本设立了为数众多的政策金融机构， 建立了以 2 银行、10 公库为主导的一套完整的政策金融体制，在推动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 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其具有强大的财政资金的支持，拥有优惠的期限、利率等条件， 对民间金融机构产生了一定的排挤效应，不利于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 秉持“由官到民”的思路，对政策金融体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05 年《政策金融改 革的基本方针》出台，对政策金融的三大功能做了界定，此外提出了政策金融机构融资余 额在 GDP 中占比在 2008 年减少的 50%。2007 年政策金融改革相关法通过，在此基础上 2008 年政策金融新体制正式落地。目前日本共计 5 大政策金融机构，除冲绳振兴开发金融 公库为地方性的机构外，其余四大机构均在全国展业，在保障民生、支持中小微企业、海 外资源获取及危机应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经济不景气的阶段，政策金融机构的稳定作用尤为突出。政策金融设立的主要初衷就是 弥补民间金融机构的不足，在经济下行时，针对中小企业的经营融资困境，政策金融机构 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措施缓解企业困境，起到经济增长稳定器和安全网 的作用。过去历次危机发生期间，民间金融机构贷款同比增速显著下滑，政策金融机构很 好的起到了支撑作用。2020 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对中小企业的经营造成较大冲击，政策金融 机构以优惠利率的形式配合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考虑企业不同需求，为困难企业提供多元 化融资服务。2020 年和 2021 年政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分别为 68 万亿日元和 69 万亿日元， 在银行体系中占比较疫情前显著提升，均为 9.8%。

日本公库：三大事业部协同发展

政策金融公库下设三大事业部，同时承担部分危机应对的责任。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于 2008 年依据《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法》成立，是财务省 100%出资的政策金融机构。其下设国民生 活事业、农林水产事业及中小企业事业三个事业部。民生事业部是最贴近当地社区的部门， 为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提供商业贷款，也为公众子女入学提供教育贷款等，目前小企业贷款 借款人已达 119 万，主要为小额贷款，户均规模在 1 万日元左右。农林水产事业部主要提 供面向农林水产从业者、支持食品安全等加工流通领域的贷款，为加强国内农林水产产业 的构成以及稳定供应安全和优质食品做出贡献。中小企业事业部通过其贷款和信用保险等 功能支持区域中小微企业发展，补充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目前已为约 164 万家中小 微企业的顺利融资做出了贡献。

与民间金融机构的合作不断加强。疫情期间，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居民和企业起了较大的 支持作用。截至 2021 财年，公库国民业务、农林业务、中小业务及其他危机贷款余额分别 为 12.6 万亿日元、3.5 万亿日元、8.3 万亿日元、4.5 万亿日元，较疫情前有了显著提升。 截至 22 年 3 月末，与疫情相关的贷款达 102 万笔，总规模合计 17.3 万亿日元。日本政策 金融公库一方面基于企业具体需求，推出多元化的融资服务，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强与民间 金融机构的合作，对民间金融机构协调融资事件和规模数均显著提升。2021 财年日本政策 金融公库与民间金融机构协调融资贷款合计 2.5 万笔，规模 1.3 万亿日元，较前一年分别同 比提升 103%和 74%。

商工中金：与中小企业联系密切

商工中金由政府和工会共同投资设立，与中小企业工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昭和初期由于反 复的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的经营恶化，银行系统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撑不足导致中小企业处 于危急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商工中金于 1936 年成立，提供长期无抵押贷款，拯救了日本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2008 年商工中金在实现公司制转型后进一步丰富了贷款、存款、汇 兑、担保等银行业务。目前在全国约 3.6 万个中小企业工会中，商工中金所属的组合约 2.1 万个，与工会及其成员事业的顺利继承、生产效能的提升、财务状况的改善、新业务的布 局等提供一般贷款、银团贷款、证券化等一揽子解决方案。按照客户基本情况和需求，商 工中金将重点领域客户定义为 A-D 区，对其差异化需求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截至 22 年 3 月，商工中金提供贷款余额达 9.6 万亿日元，较疫情前大幅提升，其中为应对危机的贷款达 2.5 万亿日元。 分行网络广覆盖，与外部区域金融机构协同合作。商工中金的分行网络遍布日本所有 47 个 县，考虑到客户的需求和便利性，在区域设立专门的办事处，在重点领域扩充解决方案阵 容建设汇集并积累专业知识，培养拥有广泛知识、了解客户需求、有效且迅速地利用组织 的销售人员。此外，商工中金也与国内外的各种组织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实现优势的互补，充分利用区域金融机构在当地广泛的客户基础和丰富的信息网络优势， 更好的服务当地客群。

拾牙慧：日本银行如何应对低利率环境？

受日本长期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日本银行业二十余年来始终处于低利率、低增长 的环境，息差空间被逐步侵蚀，盈利能力也受到影响。为缓解低利率环境带来的经营压力， 日本各类银行逐渐分化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大型银行依据自身的全球化和集团化优势加大 海外资产投放、提升非息占比，降低对国内利率环境的敏感性；中小型银行则加码中小企 业贷款投放，以争取更强的定价权，同时缩短存款期限、拉长资产久期来提升息差韧性。

主要银行：国际化扩张，集团化经营

加大海外资产投放，受益于新兴市场成长和海外加息周期。2008 年起，以三菱日联、三井 住友为代表的主要银行和金融控股集团以收购+新设海外网点的方式开启新一轮国际化业 务扩张，海外债权占比迅速提高，填补了金融危机后因欧美大行去杠杆而留下的空白。截 至 2023 年 7 月，主要银行海外贷款占比已经由 2010 年不到 15%提升至 30%以上，主要 投向北美和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近两年来，受益于加息周期下全球市场利率的上升， 日本银行海外信贷资产的存贷利差持续改善，部分缓解了境内存贷业务的盈利压力。投资 方面，低利率时期大型银行加快配置日本国债和海外证券，但近两年适时压降了低收益率 的海外证券投资规模。

推进综合金融，提升非息收入。在 21 世纪初的金融再生计划中，为丰富银行盈利结构，日 本政府允许银行开展混业经营。为应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对息差的侵蚀，近年来日本银行业 开始主动寻求更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以降低自身盈利模式的利率敏感性。主要银行在集团 化、混业经营方面具备优势，依靠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和并购等综合金融业务将中收占 比稳定在 30%以上，高于区域性银行。此外，外汇、衍生品等代客交易业务和股票、债权 投资收益也是非息收入的重要贡献。受益于资本市场波动程度上升，近年来代客业务收入 呈上升趋势。

地区银行：信用下沉+久期策略，增厚表内业务息差

布局中小企业贷款，提升存贷利差。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较大，贷款利率一般高于大型企业。 13 年以来区域银行加快布局中小企业客群，13-22 年区域银行（包括地区银行和第二地银） 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4.3%（城市银行为 2.3%），因此贷款收益率也更高。 同时，日本银行业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下，整体的负债成本均已降至较低水平，区域银行 与大型银行的负债成本相差无几。综合来看，区域银行可以通过信用下沉的策略在国内贷 款业务中取得更高的息差，增厚利润。

缩短贷款期限，拉长资产久期。过去 20 年，日本银行业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下，久期缺口 （资产和负债的重定价时间差，为正时银行资产净值与利率变动方向相反）逐渐扩大，区 域银行和信用金库尤为明显。具体来看，区域银行采取的策略包括：1）负债端，缩短负债 期限、压降定期存款占比，以降低负债成本。2）资产端，加大房地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以 应对公司贷款需求的萎缩，从而拉长资产久期。此外，信用金库还加大长期债券投资，以 弥补高息债券利润的下降。

启示录：品鉴日本银行业得与失

二战至今，日本银行业经历了萌芽、兴起、繁荣、衰弱再到复苏的兴衰起伏。从二战后的 百废待兴、80 年代到达巅峰、90 年代的萧条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逐步复苏，一方面日本银 行业的兴衰变化是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泡沫经济转向长期萧条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深刻 地受到国内制度体系、监管政策等多方面综合影响。复盘日本银行业近百年历史，从中探 寻出其竞争力兴替的深层原因和历史经验。 组织形式：独具特色的主银行制度，曾驱动日本战后经济的繁荣。日本的商业银行外部组 织形式模仿美国采用股份制公司的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主银行制度， 银银及银企之间互相持股现象突出。战后主银行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在社会资 金缺乏的条件下满足企业旺盛需求，促进重点产业发展，驱动经济腾飞。但在经济走向衰 弱的情况下，企业与银行之间产生不良债权的恶性循环。纵观众多发达国家的立法，基本 都对企业间相互持股比例做出一定限制。对比美国而言，银企之间更多以债权债务关系为 纽带，彼此具有较强的独立性，采取外部资本监管的方式，较好的防范了银行风险，实现 公平竞争，但也会带来较高的监督成本。任何一种制度都有赖于其形成和发展的客观环境， 但银银、银企和银政关系的平衡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监管制度：“护卫船队”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定，但一定程度削弱其竞争力。金融自由化前日 本的银行体系非常稳定，主要因日本政府对银行实行包括利率控制、限制竞争、事后行政 指导在内的“护卫船队”式的金融保护行政。政府管控利率以保障银行的高存贷利差，也 因此形成了日本银行业以追求规模扩张为主的经营模式。但政府长期的行政保护实则掩盖 了日本银行盈利能力较弱的特点，也削弱了其持续经营和业务创新的能力。行政保障消失 后，银行业潜在的风险逐步暴露。且面对企业愈发多元化的需求，日本银行在面临全球金 融自由化冲击时显得竞争力有所缺乏。相较欧美国家而言，日本在 90 年代由分业向混业模 式的转变实则也是政府主导，大型银行间的一系列合并均是政府加强监管的结果，“金融大 爆炸”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政府主导、限制市场功能的缺陷。

制度变迁：“金融大爆炸”旨在解除金融管制与保护，但改革时机有所滞后。1980s 中期以 放松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 “金融大爆炸 ”开始席卷欧洲继而影响到美国。日本的 金融改革自 1998 年由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开启，几乎修改了当时所有法律推动金融 体系全面革新，旨在打破 “护卫船队”的金融体制。但日本改革较欧美国家而言有所滞后， 主要也因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彼时美国一大批银行机构已完成兼并重组形成强势力量， 日本也因此错过金融改革的最佳时机。此外，日本金融制度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改革过程 中政府的人为干预一直存在，旧有制度的影响难以摆脱，一定程度抑制了银行的业务创新。 美国银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曾一度受到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的冲击，监管当局及时调整监 管政策来推动美国银行业发展，美国商业银行也通过多种手段顺应形式变化，创新业务模 式，降低对传统存贷业务的依赖，最终占据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

银行体系：从大藏省到金融厅的建立，维护央行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至关重要。大藏省自 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集权管理国家事务，把握国家财政、金融、税收的制定，对日本银行享 有绝对的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央行则处理一些 较为边缘事务，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央行缺乏独立性。政府的干预约束了央行的货币政 策制定功能，也是导致其后来决策较为固化、对市场变化反应不灵敏的重要原因之一。另 外，大藏省与日本财阀之间的勾结也导致腐败现象严重，监管机制不透明，导致金融机构 不良贷款高企。维持央行的中立性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对保障金融 体系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因此 1998 年起日本对金融体系全面改革，金融厅正式成立，直 属于首相府，作为日本监督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日本金融机构的各项业 务，保障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促进金融业的公平竞争。

战略布局：把握国际化机遇，寻找弱经济环境下的新增长极。日本的储蓄率一直处于发达 国家之首，战后证券市场发展缓慢，银行在资金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70 年代经济增速放 缓后，国内储蓄吸收能力下降，大额贸易顺差资金也需要寻求出路，为日本银行的国际化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日本始终稳居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城市银行凭借着规模和 管理优势成为国际化的引领者，顺应全球经济变化趋势曾有过三波海外扩张的浪潮。尤其 在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大行国际化战略收缩的情况下，面对国内经济疲软 的现状，以三菱日联银行为代表的三大城市银行将目光瞄准海外市场。全球化布局策略逐 步显效，目前三大城市银行的境外资产占比低于国内，贡献更高的收益和更低的风险。这 与其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优势、优选区域布局、高端化轻型化的业务转型和稳健审慎的风 险把控是分不开的。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