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就业分析:每七个年轻人中有一人失业的结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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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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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集团:2025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就业。东亚与太平洋地区(EAP)的GDP增速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预计2025年会有所放缓,2026年进一步放缓。经济活动的高频指标已显示出增长下滑的迹象。零售额有所增长,但消费者信心尚未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工业生产强劲,但商业信心低迷。近期美国关税上调前出口增长加速,但新出口订单表现疲软。这种低迷表现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环境有所恶化:贸易限制增加,全球不确定性虽有缓解但仍居高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国内问题。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尽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EAP)的总体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但在中国和印尼,每七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人找不到工作。这一数据背后,反映的是该地区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困难以及技术变革冲击等多重挑战。报告指出,EAP地区2025年GDP增速预计将放缓,2026年可能进一步减速。高频经济指标已经显示出增长下滑的迹象,包括消费者信心不足、商业信心低迷以及新出口订单疲软等问题。这些宏观经济变化正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就业市场结构与质量。

经济增长放缓与就业市场分化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报告,EAP地区2025年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2026年可能进一步减速至4.2%(中国)和4.5%(其他EAP国家)。

高频经济指标显示,零售额虽有所增长,但消费者信心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工业生产保持强劲,但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示未来生产可能收缩。​​美国关税上调前出口增长加速,但新出口订单表现疲软​​,这些现象共同指向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的趋势。

经济增长放缓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直接影响。报告显示,EAP地区总体就业率较高,但年轻人就业形势严峻。在中国和印尼,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4.3%,即每七个年轻人中有一人失业。太平洋岛国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明显偏低,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约15个百分点。

就业质量同样令人担忧。该地区有大量劳动力从事低生产率或非正规工作,在大多数EAP国家,易陷入贫困的人口规模现已超过中产阶层。这种就业市场的分化现象,反映出经济增长成果未能均衡分配的结构性问题。

从劳动力市场结构看,EAP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整体呈萎缩趋势,预计2025至2050年间将减少2亿。但地区内部差异显著:中国、越南和泰国人口趋于老龄化,而菲律宾、印尼和柬埔寨则出现青年人口膨胀。这种差异化的人口结构变化,将进一步加剧各国就业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创造机制失灵

EAP地区就业市场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源于产业结构调整不畅和就业创造机制失灵。报告指出,该地区未能充分实现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和企业向高生产率行业和企业转移所带来的益处。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出口导向型行业推动下,EAP地区成功实现了就业从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但​​自21世纪初以来,这一转型进程明显放缓​​。最近时期,劳动力主要流向零售和建筑等生产率较低、通常非正规的服务业岗位,只有一小部分转向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在企业层面,创造就业的关键力量并非小企业,而是年轻企业。数据显示,2000至2019年间,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年轻企业雇用了总就业人口的57%,创造了79%的新就业岗位。然而,EAP地区的新企业进入率一直在下降,初创企业成长速度也相对较慢。

与美国相比,EAP地区初创企业的成长潜力存在明显差距。在美国,存活下来的初创企业到成立30年时雇用的人数平均增加七倍,而中国企业仅增加四倍,越南则不到两倍。这种差距反映了EAP地区在创业生态、融资环境和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国有企业的存在也对就业创造产生了负面影响。报告显示,在越南,国有企业的存在与新企业进入市场速度较慢相关。在中国、印尼和越南,国有企业创造的净就业平均比同一行业的私营企业低6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往往低于同一行业的私营企业,并且其存在还与其他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减少相关。

产业结构调整不畅直接影响了中产阶层的壮大。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和越南,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促进了中产阶层崛起,其占总人口比例超过40%。但在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由于结构性变化速度较慢,或就业向低生产率服务业转移,导致脆弱阶层人数多于中产阶层。

技术变革与劳动力市场适应挑战

技术变革特别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重塑EAP地区的就业格局。报告指出,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创造新就业岗位,同时也取代了一些现有岗位,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工业机器人的采用对EAP地区的影响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异。在五个东南亚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研究发现,​​机器人的采用促进了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增加​​。以越南为例,每千名工人采用的机器人增加一个,会使受影响地区的总就业人数和劳动者平均工资分别增长约6-9%和2-4%。

这种积极影响可能源于EAP国家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生产规模特点。由于这些企业的全球市场需求价格弹性较高,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成本和价格下降将转化为出口驱动的生产规模扩大,从而抵消机器人节省劳动力的效果。中国和越南的机器人渗透率增长最快,它们的出口份额和工业就业增长也更快。

然而,技术变革带来的益处并未得到均衡分享。在东盟五国机器人渗透率较高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就业率和收入有所提高,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平均工资却有所下降。2018至2022年间,工业机器人的采用创造了约200万个高技能正规岗位,但也导致140万名从事例行性劳动的低技能正规工人失业。

人工智能技术对EAP地区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但也不容忽视。报告指出,东南亚经济体中只有约13%的工作涉及非例行认知任务,而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高达39%。这意味着EAP国家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较低,但从这项新兴技术中获益的可能性也较小。

EAP地区在技术应用方面面临“创新惰性”挑战。除中国外,大多数国家在关键创新指标上表现不佳,技术最先进的企业与全球领先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既源于企业缺乏足够激励(如国际竞争刺激),也由于它们缺乏相关能力(如难以获得优质人才和基础设施)。

政策协调与未来发展路径

面对就业市场的多重挑战,EAP国家需要通过精心设计的政策协调,推动能力与机会的良性互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了增强人的能力、增加经济机会以及加强两者协调的政策框架。

在增强人的能力方面,EAP地区需要从四个维度改善人力资本。首先是打好基本技能基础,投资教师培训可以产生十倍于成本的收益。其次是培养与新技术互补的技能,高等教育投资需要重视培养劳动者先进的认知、技术和社会情感技能。第三是投资技能提升和技能再造,支持终身学习。第四是提升管理者的能力,管理质量是造成各国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因素。

增加经济机会需要多层面的政策干预。贸易政策方面,EAP国家需要降低制造业的非关税措施和服务贸易限制,促进竞争。越南的服务业改革不仅使同行业前沿企业生产率提高5%以上,还使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增长10%以上。减少对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激发年轻企业的就业创造潜力也至关重要。

人员流动障碍的消除同样关键。在中国和越南,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许多农民只能从事低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在印尼,减少内部流动障碍可以使生产率和劳动收入提高约20%。一些EAP国家相对僵化的劳动市场法规也阻碍了劳动力向高生产率企业配置。

协调政策是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困境的关键。​​技能供给的外生性扩张可以缓解贸易陷阱和创新惰性的风险​​,促进经济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韩国和新加坡等EAP高收入经济体的成功转型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也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出口和创新。

数字化就业中介平台可以促进技能供需匹配。在越南,在线招聘平台和自由职业者市场的普及提高了小企业和自雇人员的比重。协调有序的移民可以缓解人口结构相关的劳动力失衡,使日本和韩国等老龄化经济体与柬埔寨、印尼和菲律宾等年轻人口国家共同受益。

针对零工经济盛行的趋势,为强制性社会保险体系之外的劳动者制定社会保障计划也日益重要。调查显示,马来西亚的自雇人士愿意定期缴纳失业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费用,尽管这意味着收入略有减少。

报告数据表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在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超过一半人口至少接受过中学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比例增长了很多倍。然而,教育质量不足问题依然突出,该地区14个中等收入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十岁儿童无法阅读理解适合年龄的材料。

以上就是关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就业市场的分析,该地区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通过深化国内改革、加强技能培养与经济机会的协调,有望在挑战中找到一条通向更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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