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生物多样性金融图谱：解锁自然财富，重塑增长价值

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愈发显著

（一）全球面临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

生物多样性 是自然生 态系统 的核心，这 是自然界 必不可 少的特征。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最早于 1968 年美国生物学家和保护学家雷蒙德·达斯曼提出，后来由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推动其在科学 界的确立。生物多样性指地球上各种类型的生命形式，小到基因和细菌，大到如珊瑚礁、森林、河 流等整个生态系统。如今人类见到的生物多样性经历了 45 亿年的进化，包含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 性、种群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多样性五个层次，能使生态系统具有生产力、适 应力和复原力。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可分为四类：1）支持性功能，如土壤的形成、 微生物降解等；2）调节服务，如气候调节、水净化等；3）供给服务，如提供矿产等非可再生资源 和水、阳光等可再生资源；4）文化服务：如休闲旅游、科研教育、精神艺术服务等。 生物多样性是经济社会的基础生产要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4 年 的测算，超过一半的全球 GDP（约 58 万亿美元）对自然及其服务依赖度较高。另有研究表明，生 态系统服务的年均经济价值超过 150 万亿美元，约为全球 GDP 的两倍。生物多样性和空气、水、土 地、生物质等自然资源共同构成了自然资本，成为支撑医药、农业、自然灾害防护等众多基础产业 的核心生产要素。在医药领域，约 70%的抗生素和抗癌药物来源于天然物质或与自然相关的合成产 品。在农业领域，超过 75%的全球粮食作物（如蔬菜、咖啡、可可等）依赖动物授粉，经济价值预 估为年均 2350 亿-5770 亿美元。在自然灾害防护领域，珊瑚礁、红树林等生态系统能为海岸线提供 天然的防洪保护，且成本更低、更持久，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红树林和珊瑚礁每年可提供的洪水 防护价值达数十亿美元。 近年来全球 正经历严 重的生 物多样性丧 失危机。气候变化、土地和海洋利用改变、自然资源过 度开发、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大核心因素，且自 1970 年后这些因素 对自然界的影响持续加剧。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4 年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指数（LPI）给出明确的数据： 基于全球 3.5 万个种群和近 5500 个物种的长期监测数据，1970-2020 年全球被观测的野生动物种 群平均规模已缩小 73%。分地区来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非洲、亚太地区的种群平均规模下降最 为显著，分别达 95%、76%、60%。作为刻画物种灭绝风险和生态系统功能丧失风险的早期提示性 指标，LPI 的恶化态势表明，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已达到需各界高度重视并采取紧急应 对措施的关键阶段。另一个衡量生物多样性的指标是生物多样性完整度（BII），用来衡量特定区域 陆地群落中保留的原始生物多样性比例。当 BII 低于 0.9 时意味着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已经低于安 全的阈值了，生物多样性处于受损的状态。1970 年以来全球的整体 BII 低于 0.8 且呈现下降趋势， 但不同地区之间有所分化：欧洲处于上升趋势且 BII 接近 0.9，亚洲下降最快并且已经低于 0.7，而 其中中国的 BII 下降幅度大于亚洲整体水平，在 1990 年已低于 0.7。

（二）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存在负面影响。2023 年的研究发现生态系统功 能退化或导致年均 5 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而 Costanza 等（2014）针对 1997-2011 年的研究 则提供了更宽范围的估算，认为这期间全球因土地利用变化而损失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年均 4-20 万亿美元。但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并不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而是通过带来其他风险从 而 影 响 金 融 稳 定 。 自 然 相 关 的 财 务 披 露 工 作 组 （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NFD）将企业的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大类，其中物理风 险包括急性和慢性风险，转型风险包括政策、市场、技术、声誉、责任五个类别。对于金融系统而 言，当依赖生态系统服务的产业面临相关风险敞口时，风险就会由企业导给金融领域。

这些风险一旦被金融市场和相互关联的产业链放大，还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2024 年的研究 显示，生态环境的恶化会通过多个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创，从而导致主权评级的下降、增加一国 的债务负担，并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债务违约。这一研究还测算了在生态系统部分崩溃的 情景下，样本里 26 个国家一共会产生 284 亿美元-426 亿美元的额外债务成本，而如果只是按现状 线性发展不加以控制，情况会好得多。另有实证研究表明，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负面消息会推高主权 信用违约互换利差，这表明金融市场已开始定价相关的风险。欧洲央行的报告表明，欧元区约 72% 的非金融企业高度依赖至少一项生态系统服务，而这些企业的银行贷款占比将近 75%。新兴市场风 险也较为集中，根据世界银行对 20 个发展中国家的测算，银行业超过一半的信贷投向高度依赖生态 系统服务的企业。这些数据意味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通过企业经营恶化、信贷违约等方式，对金 融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冲击。

中国是世界 上生物多 样性最 丰富的国家 之一，经 济面临 的生物多样 性丧失敞 口较大 。中国作为 全球 17 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拥有 10%的全球植物物种、14%的全球动物物种、11%的全 球海洋物种，且物种的多样性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南地区。但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也逐渐受损，如野生生物生境退化或丧失，自然资源被过 度利用，环境污染严重，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等。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红树林面积减 少 40%；近十年湿地总面积减少 9%，超三分之一草地出现中度或重度退化；约 44%的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呈下降趋势，11%的植物及 21.4%的脊椎动物被列为受威胁的物种。宏观经济层面的测算显 示，中国约 65%的年均 GDP（约 9 万亿美元）高度或中度依赖自然及其服务，其中农业、食品饮 料、供应链、交通运输、能源、公用事业等行业是受到自然丧失冲击最严重的高风险领域，这些行 业相关的风险敞口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制约。

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趋于完善

（一）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行动在 2030 年目标的框架下开展

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COP）是全球生 物多样性治理 体 系的核心。关于生物多样性共同治理 的关键历史性会议是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峰会”）。这次大会于 1992 年由联合国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召开，大会上各方签署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这次大会正 式承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及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丧失。CBD 于 1993 年生效，确立了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三大核心目 标，并要求各缔约国制定国家战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决策，为共同治理提供了国际法律 框架。 2010 年的日本爱知县 COP 通过了《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爱知生物多样性 目标》（Aichi Targets），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立了 20 项到 2020 年需达成的目标。此后，尽 管各国都积极制定本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政策，也推动了部分目标的进展，但全球的实现情 况并不理想，大约一半的国家进展速度不足以如期实现目标。在此背景下，2022 年的 COP15 通过 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昆蒙框架”），确立了“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的愿 景、4 项 2050 年长期目标、23 项 2030 年行动目标，包括“到 2030 年，至少 30%的陆地、内陆水域、 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区域得到有效恢复”（“30x30 目标”）、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资金动员等 核心目标，以及值得企业和金融机构关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及信息披露要求。

中国作为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 理的引领者之一，在核 心治理 体系中扮演重要角 色。2021 年 10 月， 中国作为东道主主办了 COP15 第一阶段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体现了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国际合作及引领的地位。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 为“昆蒙框架”的磋商提供了政治指引，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了新动能。此次会议上，中国 还宣布率先出资 15 亿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助力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是第一个由中 国主导的生态环境领域多边基金。基金已于 2024 年 5 月正式启动，首批 9 个“小而美”项目已全 部开启，覆盖六大洲 15 个发展中国家；第二批 22 个项目也于 2025 年 10 月获批，涵盖 34 个发展 中国家。此外，COP15 会议期间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牵头、60 家全球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发布了 《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提出了加大生物多样性投资与创新、做好生物 多样性披露、促进生物多样性合作等 7 项内容，为后续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合作奠定基础。

（二）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治理与气候行动相比进展较慢

生物多样性的全球 治理体系 设置与气候行动类 似，但发展 进度较慢。1992 年的地球峰会同时通 过了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公约，尽管二者在议题聚焦、治理目标上存在差异，但全球治理 体系非常相似，都以缔约方大会为核心治理机制。生物多样性 COP 大约每两年开一次，迄今为止共 召开了 16 届，而气候 COP 每年都召开，至今共开了 30 次会议。CBD 的共有 196 个缔约方，但不 包含美国；而 UNFCCC 的缔约方为包含美国在内的 198 个国家和地区。各缔约方参与 CBD 和 UNFCCC 运 作 的 机 制 均 包 括 编 写 履 约 报 告 和 制 定 国 家 计 划 ， 即 国 家 生 物 多 样 性 战 略 和 行 动 计 划 （NBSAP）和国家自主贡献（NDC）。 COP15 后各国被要求更新 NBSAP 并于 2024 年的 COP16 前提交。但截至 2025 年 10 月，CBD 的 196 个缔约方中仅 57 个发布更新后的 NBSAP，虽较 2024 年的 23 个显著提升，整体完成率仍偏 低。不过 142 个国家已提交至少一项与“昆蒙框架”目标 19（筹措资金）一致的国家目标，39 个 国家完成了 NBSAP 制定，比 2024 年增加了 4 个，这表明资金筹集相关的工作推进相对较快。中国 在 2024 年 1 月提交了更新后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是最 早完成的国家之一。中国设定了与“昆蒙框架”一致的国家目标，并提出了 27 项优先行动。 相比之下，在气候变化方面，2015 年的《巴黎协定》提出了“将全球气温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2℃以内，并努力将升温限制在 1.5℃之内”的目标。截至 2025 年 5 月，165 个国家提出碳 中和或净零排放目标，124 个国家发布了国家层面的实施计划。中国于 2025 年 11 月提交了 2035 年 NDC，核心是“到 2035 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 7%—10%，力争做得 更好”。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落实速度不及气候行动。

与气候变化 类似，生 物多样 性的全球治 理围绕公 约也发 展出了多层 次的体系 。生物多样性由于 其自身的特性很难像气候变化一样采用单一的指标衡量，因此国际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可用于国家层 面核算的系统，即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这套体系对生态系统的实物（如范围、状态）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价值都进行核算，旨在构建一套与 GDP 相衔接的自然资本资产负债表、服务 流量表等，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决策和生态补偿机制的执行。这一体系已成为国际标准化的统 计工具，目前已有 94 个国家采用，中国是最早参与试点的国家之一。但目前为止，在国家以下层 面，全球尚未采用统一的核算方法，如中国采用的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此外，2012 年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成立，其作用类似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行使全球和区域评估、提供创新知识、支持政策、提升能力四大核心职能， 与 CBD 形成协同治理关系。 在金融市场标准方面，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GBP）和贷款市场公会、 亚太贷款市场公会、银团贷款交易协会联合发布的《绿色贷款原则》（GLP）均明确提出了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项目的支持，也为生物多样性相关债券的发行与管理提供了明确指引。国际 金融公司在 GBP 和 GLP 的基础上编制了《生物多样性金融参考指南》，要求项目必须首先满足两 个原则的条件，还要求有适当的指标来确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根据选定的影响指标衡量其项目 绩效，为金融机构筛选项目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在信息披露领域，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NFD）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形成互补，前者聚焦生物多样性主题的同时也 包含了 TCFD 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要求，后者侧重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与机遇，两者共同构成了目 前环境信息披露的核心标准体系。

（三）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已成全球趋势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趋势。COP30 是《巴黎协定》后的 关键会议，在聚焦各国 NDC 落实评估的同时，因举办地巴西拥有亚马逊热带雨林这一全球核心生 态资源，会议也将自然与气候协同治理作为重要交叉议题。此次会议上，东道主巴西宣布成立热带 雨林永久基金（TFFF），将在第一阶段筹集 67 亿美元、由 63 个国家背书，为森林保护提供长期资 金。这次会议还加深了海洋议题的探讨，表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气候行动的一个核心支柱。 不仅如此，当前多个国家正在通过强化 NDC、NBSAP、国家适应计划和国家发展计划等多个国家计 划和目标的协同和一致性来提升整体治理效能，如中国在最新的 NBSAP 中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 变化协同治理”列为优先行动之一，要求制定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框架，英国的英格兰地 区也针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发布了行动框架，这些为全球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 实践范式。 从生物多样 性和气候 变化的 协同效应来 看，两者 存在互 相强化的关 联性。一方面，气候变化是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高排放情景下预计每三个物种中就有一个受到 威胁，气温上升、降水模式改变等也会破坏栖息地，推动物种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迁移。同时， 气候变化还会扰乱物种间相互作用、导致外来入侵物种扩散、放大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其他驱动因素 等，或将成为本世纪末物种灭绝的主要诱因。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会削弱自 然的气候调节能力，森林等关键碳库遭到破坏也会释放存量的碳并降低其碳封存潜力。根据 IPBES 的估计，全球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是仅有的自然碳汇系统，每年固碳总量为 5.6 吉吨，相当于 60% 的人类活动碳排放量，且其碳汇功能的稳定性伴随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而减弱。此外生态系统的健康 水平下降也会降低其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缓冲能力，削弱环境的气候适应潜力。 基于协同效应，相 关资金的 使用效率有进一步 提升的空 间。2023 年约 90%的双边生物多样性 资金可同时实现气候融资目标，但仅 22%的气候资金明确指向生物多样性目标。科学界早已认识到 这一协同效应并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作为应对路径，强调通过保护、恢复、可持续管 理和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来应对各类型的环境挑战。一项研究表明，原始森林可较商业性森林多固碳 约 35%，强调了生物多样性对于固碳的贡献。另有研究测算 NbS 到 2030 年或将为全球成本有效的 减排量贡献约三分之一。目前 NbS 已成为全球共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开始采用 NbS 作 为环境治理的核心手段之一。

（四）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发展面临挑战

巨大的资金缺口构成挑战，单一的资金来源形成显著制约。根据保尔森基金会 2025 年 9 月发 布的《为自然融资》（Financing Nature）中期报告，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已从 2020 年的每 年 7110 亿美元扩大至 9420 亿美元；而要实现全球的 2030 年目标，每年需要约 1.15 万亿美元的资 金支持，是目前每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流入规模的 5 倍。不仅资金缺口巨大，尽管近年来绿色金 融市场蓬勃发展、自然基础设施投资不断扩大，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仍然严重依赖公共资金。 我们基于保尔森基金会的报告测算，仅考虑国内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官方发展援助，不考虑慈善机 构和环保组织的资金和其他项目里可能涉及的公共资金，2024 年占比达 44%，较 2019 年下降 18.6 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公共资金的占比更高，仅看自然基础设施中的基于自然的水安全项目这一项， 2023 年全球共计投入约 490 亿美元，而其中中国政府投入了 260 亿美元，私营部门资金合计为 3.45 亿美元。此外，仅看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资金来源，2011-2020 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资金 占比尽管有略微下降的趋势，但仍高于 90%。由此看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仍有公共部门主导， 私营部门占比较低。而吸引私营部门投资生物多样性，目前仍面临三个主要的难题。

难题一：生 物多样性 项目自 身公益属性 导致其难 以吸引 私营部门投 资。大多数生物多样性项目 作为公共产品，其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的手段进行内部化，从而大大提高了此类项目的定价难度。 如生态修复项目中，经修复后的生态系统服务能让所有人获益，而非排他性的，这就导致私营部门 没有相应的支付意愿，只能由政府承担这部分开支。传统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大多不产生现金流，或 现金流高度依赖外部条件（如公园的游客数量）、不稳定，导致其普遍存在财务回报低、风险高的 特征。此外，生物多样性项目多为地域性项目，且往往需要跨部门、跨区域协调和合作，增加了交 易难度，进一步降低了对资本的吸引力。

难题二：生 物多样性 的复杂 性导致难以 像碳排放一样选 取单一指标 来衡量其 关键特 征。从生物 多样性的定义出发，其包含遗传、物种、生态系统三个层次的多样性，每个层次又有多个刻画指标， 因所处的地域和物种而异。例如，2004 年召开的 COP7 针对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评估指标初步确定了 8 个评价指标，2006 年英国提出了一套含有 8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2007 年欧洲环境局选择了 26 个 主要指标来评估 2010 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新加坡的城市多样性指数由三个领域的 23 个指标构 成。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单一的指标能够充分捕捉生物多样性的所有维度、功能和复杂的相互作用。 如前文描述的复合指标 LPI、BII，两个指标虽试图整合多个方面，但仍被国际社会和学界批评无法 捕捉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层面。

这一难题在实际应用中也会传导给企业和金融机构，为衡量自然相关风险、设计相关金融产品、 开发评级模型带来巨大挑战，也会因缺乏成熟的压力测试工具和情景分析从而对投资组合造成潜在 冲击。尽管目前已经有 TNFD 制定相关标准并提供指南，也开发出了 ENCORE、IBAT 等风险和机 遇识别工具，但因生物多样性的地域性特征，仍需要漫长的本地化过程，难以形成主流化流程。

难题三：底 层数据获 取的难 度是生物多 样性评估 体系难 以建立和风 险难以衡 量的另 一原因。一 方面，由于生物多样性涉及的指标众多，在物种和地域之间有所差异，导致难以采用统一的方法采 集数据。数据搜集的难度大，使得现有的数据库中呈现出地理空间分布不均、物种之间分布不均、 时间上更新较慢的特点。如国内主流环保智库使用的“自然观察物种数据库”中，东部的数据覆盖 率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数据最集中；鸟类和哺乳类的数据占比最高，其他物种的数据严重缺乏。 另一方面，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由于企业的位置数据可获得性较低而难以估， 这对国家政策制定、目标评估、企业信息披露、金融机构评估投资组合风险、评级机构打分都造成 挑战，并有可能造成“漂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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