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分析：退休准备不足与金融素养提升成关键挑战

随着2024年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中国居民的退休意愿也呈现新特点。调研显示，男性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62.5岁，女性为56岁，多数人倾向于在法定退休年龄附近退休。但行为实验发现，养老金信息呈现方式、退休窗口设置等政策细节会显著影响居民选择——当展示养老金总额而非月领取额时，居民更倾向于提前退休；而缩短可选退休年龄区间则能引导更多人按政策基准年龄退休。这些发现为完善退休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退休准备指数区域分化加剧，金融素养成关键影响因素

2024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5.53，与2023年持平，继续处于"低退休准备"区间。这一指数基于六个维度加权计算得出，其中"退休计划完善度"从2023年的3.84提升至2024年的4.17，是唯一有明显进步的指标，而其他五个维度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停滞现象反映出我国居民退休准备整体改善缓慢，亟需系统性解决方案。

​​区域差异呈现扩大趋势​​。调研数据显示，不同省份间的退休准备指数差距正在拉大。山西、贵州、广东和陕西成为2024年指数最高的四个省份，其中山西省指数从5.73跃升至6.91，增幅达1.18，表现尤为突出。分析认为，山西省近年来积极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经济稳定性增强，同时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政策落实到位，为居民退休准备提供了良好基础。相比之下，部分中西部省份指数不升反降，如湖南从5.74降至5.48，四川从5.72降至5.47，区域分化现象明显。这种分化与经济发达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不同地区居民对退休问题的重视程度差异。

​​收入差距导致准备水平两极分化​​。将受访者按个人年收入分为五组后发现，2024年高低收入群体的退休准备差距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组（年收入0-3万元）和较低收入组（3-5万元）指数明显下降，而较高收入组（10-17万元）和高收入组（17万元以上）则显著提高。这种"马太效应"表明，收入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储蓄能力，还会通过改变风险承受能力和长期规划意识间接影响退休准备质量。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群体（5-10万元）准备水平略有提高，可能受益于个人养老金等新型养老金融工具的普及。

​​金融素养与退休准备呈显著正相关​​。调研引入六道金融知识测试题评估受访者金融素养，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较高的群体在所有六个退休准备维度上得分都更高。具体而言，能够正确回答债券定价问题的受访者（占比32%），其平均金融素养得分为4.78，远高于错误回答者的3.21，且在退休储蓄、财务规划等方面表现更优。这一发现证实，提升金融素养有助于增强居民退休规划能力，促使他们更早开始储蓄、更合理配置资产。金融素养差距也部分解释了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退休准备差异——本科学历群体指数最高，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则显著落后。

​​高准备指数人群画像特征明显​​。综合分析显示，退休准备充分的人群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年龄36-45岁、已婚且有子女、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本科学历、在国有企业及外商/港澳台商企业工作、个人及家庭收入较高。这些特征反映了生命周期、家庭责任、健康资本、教育背景、职业福利和经济资源等多重因素对退休准备的复合影响。其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员工表现突出，主要得益于这些单位提供更完善的企业年金和职业福利；已婚有子女群体准备更充分，则可能与家庭责任感增强和长期规划意识提升有关。

​​健康状态与退休准备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健康状况自评为"很好"的群体平均退休准备指数达6.45，而"很差"的群体仅有3.09。健康状况较差者将22.73%的收入用于教育和医疗支出，远高于全体受访者15.59%的平均水平。这种"健康-贫困"恶性循环使得弱势群体更难为退休储蓄，凸显健全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同时，预期退休后余寿较长的受访者反而倾向于较早退休，这可能因为他们多属于高收入群体，已积累足够储蓄，且对退休后通过投资等补充收入有信心。

二、养老金融需求呈现"稳健优先"特征，个人养老金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呈现出鲜明的"稳健性偏好"和"高流动性需求"双重特征。调研数据显示，在评估养老金融产品属性重要性时，受访者最关注"公开透明"（7.77分）、"本金安全"（7.67分）和"流动性"（7.53分），而对"投资收益"（7.25分）和"财富传承"（7.12分）等个性化需求相对看轻。这种风险厌恶倾向在行为实验中表现更为明显——当养老储蓄和养老理财两种高流动性产品相比时，76%的受访者选择风险更低的养老储蓄；而在养老基金与养老保险对比中，74%选择收益更稳定的养老保险。居民对金融产品的这种保守态度，反映出对养老资金安全性的高度关注，也预示着低风险、高透明度的产品将更受欢迎。

​​三支柱体系覆盖不均衡问题突出​​。当前中国养老保障体系三大支柱发展极不均衡：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66亿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参与人数仅3144万，约为第一支柱的3%；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开设人数超6000万，但实际缴费率不高。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居民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而该制度提供的替代率有限——2023年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仅36.7%，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约226元，远不足以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调研发现，全职工作者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80%以上，高于已退休群体，表明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但"个人/家庭"工作者覆盖率仍然偏低，凸显制度覆盖面的最后缺口。

​​企业年金呈现"体制内"倾斜特征​​。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整体覆盖率约为34%，但在不同性质单位间差异悬殊：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受访者覆盖率最高，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则明显偏低。这种分化源于2015年起机关事业单位强制缴纳职业年金的政策安排，以及国有企业更强的福利供给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已退休人员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员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62%和50%，显著低于在职群体，反映出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性进步。企业年金发展的不平衡，使得非公经济部门员工缺乏足够的补充养老保障，加剧了退休收入的结构性风险。

​​个人养老金面临"高开户低缴费"困境​​。个人养老金制度自2022年11月实施以来发展迅速，已有超6000万人开户，但调研显示实际缴存金额平均仅为5145元/年，远低于12000元的年度上限。分析发现，缴存行为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税后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虽占开户人数的72%，但因无法享受税收优惠而缴费较少；中等收入群体（16-35万元）缴费意愿最强，理想缴纳上限平均达11868元/年，与制度上限基本吻合；而高收入群体（35万元以上）则因偏好更高收益、更灵活的投资渠道而参与度降低。这种"倒U型"参与模式表明，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对中等收入群体最具吸引力，但需要更多创新激励措施来扩大覆盖面。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参与意愿​​。从地域分布看，经济较发达的华东、华南地区居民个人养老金缴纳意愿最高，反映出金融素养、收入水平和政策认知度的区域差异。产品选择上，居民普遍偏好"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等低风险产品，在四组对比实验中，选择这两类产品的比例分别达64%和74%。这种保守倾向虽保障了资金安全，但也可能限制长期收益，需要金融机构开发更多兼顾稳健性和适当收益的产品组合。值得注意的是，约35%的受访者表示已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远高于全国实际参与率，可能由于调研样本多来自经济较发达地区且收入、教育水平较高，这一偏差提示制度推广仍需加强普惠性。

​​政策优化需多管齐下​​。基于调研发现，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可从三方面着手：产品供给上，应开发更多风险可控、流动性更强的创新产品，如短期锁定保本型产品；税收激励上，可考虑引入差异化优惠措施，扩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投资者教育上，需加强政策宣传和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居民对长期复利效应的认识。特别是要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设计差异化方案——对低收入者强化基本保障功能，对中等收入者优化税收优惠，对高收入者提供专业资产配置服务，从而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第三支柱体系。

三、延迟退休政策接受度分化，弹性机制设计影响居民选择

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中国居民对退休时点的选择呈现新的特点。调研显示，男性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62.5岁，女性为56岁，较原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有所延后。但细分发现，53.99%的受访者仍计划提前退休（男性46.53%，女性61.43%），仅10.2%选择按时退休，35.81%愿意延迟退休。这种分布反映出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接受度存在显著分化，女性因退休年龄调整幅度更大而抵触情绪更强。美国社保数据显示，退休年龄选择通常呈现"双峰分布"，中国居民的选择模式也类似——男性集中在60岁和65岁，女性则在55岁和60岁，反映出对传统退休年龄节点的路径依赖。

​​子女数量与退休年龄呈正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有子女尤其是多子女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延迟退休，其中拥有女儿对延迟退休的促进作用比儿子更明显。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双重机制：一方面，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使得有儿子者预期老年生活更有保障；另一方面，现代家庭中女儿往往与父母情感联系更紧密，促使父母为提供长期支持而延长工作年限。同时，个人收入与预期退休年龄也呈正相关，高收入者多从事价值含量高的工作，能从职业中获得更多成就感，因而更愿意推迟退休。这些发现表明，退休决策不仅是经济计算，也深受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影响。

​​行为实验揭示政策设计微妙影响​​。调研设计了三种情境实验，研究不同政策设计如何影响退休选择。在"数字框架"实验中，当以养老金总额而非月领取额展示时，选择提前退休的比例从46.53%升至66.54%，储蓄意愿也从41.34%降至36.88%。这表明总额展示可能造成"货币幻觉"，使居民高估一次性金额的实际购买力。在"自愿原则"实验中，不设基准退休年龄使提前退休比例增加3.53个百分点，储蓄意愿下降5.82个百分点，反映缺乏参考标准会削弱规划纪律性。而在"弹性原则"实验中，将退休窗口从58-68岁缩至60-65岁后，按基准年龄退休的比例从30.29%升至38.93%，表明合理限制选择范围能有效引导政策预期。这些细微但重要的发现，为完善政策实施提供了行为科学依据。

​​心理因素显著影响退休决策​​。调研测量了受访者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发现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更重视未来收益的群体明显更倾向于延迟退休。具体而言，风险偏好高的受访者更愿意承担继续工作的不确定性以换取更高回报；而"时间偏好强"（即更重视未来）的群体则愿意推迟当前消费，通过延长工作期为退休积累更多资源。这种心理特质差异解释了为何在相同经济条件下，不同人会做出截然相反的退休选择。同时，健康状况自我评价较好的受访者更可能提前退休，因为他们对退休后通过兼职、投资等补充收入有信心，这种"健康自信效应"凸显了身心健康对退休规划的多维影响。

​​青年群体呈现独特退休观念​​。聚焦18-35岁青年群体的分析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延迟退休，可能反映年轻女性更强的职业发展意识。拥有子女（尤其是女儿）显著推高青年预期退休年龄，与总体样本趋势一致但效应更强，显示新一代父母更重视为子女提供长期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与预期退休年龄呈正相关，金融知识测试得分每提高1分，预期退休年龄平均延后0.8岁，表明教育干预可能有效改变退休观念。此外，经济学背景的青年更倾向延迟退休，专业训练可能增强了他们对长期财务规划重要性的认识。这些发现提示，针对青年群体的退休政策需与职业发展、家庭政策相协调，并通过金融教育培养长远视角。

​​弹性退休制度或成政策优化方向​​。综合调研结果，完全刚性的延迟退休可能遭遇较大阻力，而引入弹性机制有望提高接受度。实验表明，适度的退休窗口限制（如60-65岁）既能减少过早退休，又保留必要选择权；清晰的基准年龄设定有助于形成稳定预期；而养老金信息的恰当呈现（强调月领取额而非总额）可避免决策偏差。同时，应为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激励——对重视家庭者提供育儿支持，对高技能者创造继续工作条件，对健康担忧者加强医疗保障，从而在多目标间取得平衡。值得注意的是，70%以上受访者对商业养老年金表现出强烈兴趣，表明市场化解决方案可作为政策补充，这种"政策+市场"双轨模式可能是中国特色的退休保障体系发展方向。

以上就是关于2024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状况的全面分析。调研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5.53，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出区域差距扩大、收入分化加剧的特点。金融素养被证明是提升退休准备的关键因素，高素养群体在所有准备维度上表现更优，凸显金融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表现出鲜明的稳健偏好，对"本金安全"和"流动性"的关注超过"投资收益"，这种保守倾向在个人养老金产品选择中尤为明显。尽管个人养老金账户开设人数已超6000万，但"高开户低缴费"现象突出，平均年缴存仅5145元，制度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三支柱体系发展不均衡问题显著，第二支柱覆盖率低、第三支柱参与不足，导致居民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

随着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居民退休意愿呈现新特征，行为实验表明政策细节设计会显著影响选择。弹性退休机制、合理信息呈现、差异化激励等措施有望提高政策接受度。青年群体、女性、不同收入阶层的退休观念存在系统性差异，需要精细化政策应对。

展望未来，提升中国居民退休准备需要多方协同努力：政府应完善三支柱体系设计，加强金融素养教育；企业需扩大年金覆盖，提供财务规划支持；金融机构要开发更多符合居民风险偏好的创新产品；个人则应增强退休责任意识，尽早制定科学规划。特别是在个人养老金发展上，需从产品创新、税收激励、投资者教育三方面发力，使其真正成为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中国正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退休准备不足可能衍生广泛社会经济影响。本次调研揭示的问题和机遇，为政策制定、市场发展和个人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只有通过制度优化、市场创新和个人行动的三重努力，才能构建起充足、可持续、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挑战。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