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市场现状及风险分析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可观、前景广阔。

1.中国中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市场现状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高净值人群的数量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规模，并在积极寻求专业、 全面的财富管理服务，进行风险规避、财务规划。据麦肯锡 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已近250万亿元人 民币，预计未来仍将维持10%的增速，在2032年这一数字有 望达到571万亿，标志着供给侧对高质量机构服务的需求跃增。 中国的金融市场政策改革为财富管理创造了良好环境，据央 行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末，我国本外币存款余额264.5万 亿元，同比增长10.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58.5万亿元， 同比增长11.3%。另外，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3万亿元， 同比多增6.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万亿元。

财富管理的本质是通过设计相应架构，使用对应工具，系统解决财富的保值、增值、传承等问题。从财富管 理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大主要模块：资产配置、财富保全、财富传承。其中做好资产配置是财富管 理的第一步，投资市场瞬息万变，中高净值人群已经很难通过单一投资市场获取高额的投资收益，更加多元化、 复合稳定的组合资产配置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中高净值人群在财富保全、传承 方面的诉求愈发深刻，希望通过财富的安全和有序传承，有效确保本人和家人未来养老、医疗等筹资安排，因此， 无论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都在积极寻求多样化的金融与非金融工具来实现全资产、全家族、全生命周期的财产保全 与传承。

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我国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不仅对传统金融领域意义重大，也 将对财富管理市场和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具体到财富管理领域，实现监管全覆盖、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系 统防范应对金融风险、优化监管资源配置等将有效推动财富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但随着金融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 性增加，风险管理愈加成为财富管理的重要关注环节。中高净值人群通过认识风险、评估风险和控制风险，可以 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的财富。

2.中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风险现状及需求

创富不易，守富更难。相比于财富增值，中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更追求安全稳健。数据显示，70.3%的中高 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保障资产与财富安全，其次是创造更多财富、实现财富增值。我国经济正处于疫 后修复阶段，受国际局势动荡、国内暴雨洪涝灾害频发等影响，大众风险意识增强，消费和投资理财更为理性。 中高净值人群相比大众群体手握更丰厚的资产，对安全性有更高要求，且资产水平越高，财富管理的避险需求越 强烈，家庭可投资资产在300万元以上的中高净值人群将安全作为财富管理首要目标的占比达75.0%以上。财富 管理已进入“安全时代”。

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财富管理目标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对财富安全的诉求显著高于男性。数据显示，女性 群体财富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保障资产与财富安全（73.4%），其次是创造更多财富、实现财富增值（61.5%）； 男性群体则更关注财富增值（68.0%），保障资产与财富安全次之（67.6%）。“她经济”时代下，执掌家庭 财政大权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多，因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安全性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成为中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 的关注重点。

对于中高净值人群来说，财富管理的核心在于风险 管理。财富的保值、增值、传承过程面临诸多风险，其 中法律风险作为重要风险因素目前尚未受到中高净值人 群的普遍关注。以0-100衡量财富管理法律风险关注度， 中高净值人群整体关注度仅为55.7分，意味着中高净值 人群财富管理法律风险意识仍处萌芽阶段。

从城市等级来看，三线及以下城市的中高净值人群对财富管理法律风险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一二线城市，其 中，五线及以下城市的中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法律风险关注度最高（66.8分）。究其原因，不同地区的法律资 源丰富度存在差异性，欠发达地区法律资讯和服务资源的稀缺更易引发焦虑。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商业活跃， 法律服务资源也更丰富，消费者的法律认知和法律风险应对能力相对较强。而三线及以下城市经济相对欠发达， 法律资源紧张且分布不均衡，消费者的法律认知模糊，遇到问题难以解决，因而对法律风险更关注，对法律服务 需求更迫切，更希望得到专业支持。

法 律 风 险 存 在于 财富 保值、 增值、传承的方方面面，养老、 传承、婚姻、政策、家企混同风 险作为中高净值人群最关注的五 大风险，构成了中高净值人群财 富管理法律风险图谱。

男性和女性对五大法律风险的关注偏好不同，女性更关注婚姻、养老、传承风险，而男性更关注政策、家企 混同风险，呈现出“女主内男主外”的风险关注格局。出于两性天然的特点，女性偏感性，注重情感联系，擅长 处理夫妻关系、与双方父母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因而对婚姻、养老、传承风险更为关注。男性则更多承担着 赚钱养家的责任，更加关注政策变动、家企资产混同可能带来的隐患。

（1）养老风险 ：长寿时代下，养老风险成为中高净值人群关注的首要风险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长寿时代不期而至，百岁人 生不再遥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在 2021年已提升至78.2岁，相较于2015年延长近两岁。据测算，当前人类的预期寿命每10年增长2-3岁，大概再 过30-50年，100岁的寿命将是人人都有可能预期的。

长寿时代的到来使个人面临养老筹资和服务不足等风 险，在储备充足的养老资金、获取优质便捷的养老服务后， 中高净值人群往往还对养老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 以及当自己遭受意识、健康损害时如何实现人格尊严、自 主决定权的保障等问题表现出关心和担忧。在此背景下， 中高净值人群对养老风险高度关注。数据显示，中高净值 人群养老风险关注度为70.0分，在所有风险中位列首位。 如何保证有品质的养老生活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养老风险关注程度与城市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城市越下沉，养老风险关注度越高。居住在五线及以下城市 的中高净值人群对养老风险的关注度高达73.8分，显著高于一线、新一线城市人群。出现此情形有多方面原因。 一方面，这与低线城市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相关资源缺乏有关。另一方面，低线城市很多中高净值家庭的子女 奔波在外，去一线、新一线城市甚至海外打拼，父母留在家乡，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减弱，更易产生养老焦虑。

女性群体相比男性对养老风险更为关注。数据显示， 女性养老风险关注度为71.9分，而男性为68.4分，差异 显著。我们从两大视角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从养老资 源供给角度来说，女性退休时间通常较早，财富积累少 于男性，养老储备不具优势。从需求角度来说，女性拥 有较长的预期寿命，养老周期更长，养老资源需求更多。 此外，虽然女性预期寿命更长，但女性慢性病患病率高 于男性，年老时更需要照顾。因而综合来看，女性群体 更能感受到养老压力，担忧未来晚年的生活品质。

（2）政策风险 ：国家政策日趋完善，中高净值人群需要考虑的政策问题逐步凸显 近年来，财富管理相关政策频出，比如《民法 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生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 破产条例》的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出台、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立、第三次分配精神、 存款利率进入“2.0”时代等。无论是人口老龄化、 社会收入差距问题，还是实体经济的挑战日益复杂 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都呼唤国家政策的 预判和应对。所以，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税制改革、 “富民为始”的第三次分配，以及双减与延迟退休 政策等，都是国家层面的未雨绸缪，将对中高净值 人群的财富管理策略产生深远影响。数据显示，中 高净值人群对政策风险的关注度为65.9分，显著高 于总体（55.7分）。他们通过辛苦付出创造了财富， 更希望做财富的主人，顺势而为将是应对政策影响 的主旋律。

相比于女性，男性群体对外部政策风险的关注程 度更高。数据显示，男性群体政策风险关注度为67.3 分，显著高于女性（64.4分）。男性考虑问题更为宏 观和更具系统性，与女性关注婚姻风险等微观事项不 同，他们在宏观方面关注度高。

知识密集型产业人士对政策风险的关注程度更高。知识密集型产业可以说是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增长起来的一 批产业，所以相较于传统产业，前者的从业人士受政策变化影响更大，对政策的变动也更加敏感。例如 “双减” 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更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在“双减”政策实施前，中国教育服 务行业已拥有超千万的从业人员和超3万亿元的市场规模，千万教培人的转岗转业问题因此备受关注。一份2021 年的报告指出，51.4%的从业人员已为离职状态，近四成教师/教务人员选择转岗，很多教培机构离职老师已经 开始适应从月入过万到月入3、4千的落差。风险预知和防范能力的不足导致很多教育从业人员面临财富快速流 失的风险。

（3）传承风险：中高净值人群财富传承意识加强，传承风险关注度显著高于总体 财富传承是需要做好提前规划的综合管理工程，一旦分 配不当，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纷争。古语有云“富贵传家，不 过三代”，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辛苦守业，第三代家道 中落是常见的家族兴衰规律。财富传承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如何使富贵长久流传、实现家业常青成为中高净值人群重要 关注点。数据显示，中高净值人群对传承风险的关注度为 59.9分，显著高于总体（55.7分）。他们希望通过提前规 划规避传承风险，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在现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财富传承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越发凸显。根据《胡润2022中国高净值人 群家族传承报告》，2022年中国拥有千万人民币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达到206余万户，预计未来10年将会有18 万亿元的高净值家庭财富传给下一代，未来20年会有49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未来30年会有92万亿元财富传 给下一代。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年龄的增长，中高净值人群的财富传承意识也进一步加强。 据统计，我国中高净值人群继承纠纷诉讼案件数量从2015年起持续上升，至2019年达到峰值，此后案件数 量整体呈现波动态势，略有下降趋势。2019年以前继承纠纷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与中高净值人群数量不断增加、 财富传承风险意识不足有关，2019年后随着中高净值人群对传承风险的认知加深、相关预案准备加强，加之疫 情影响，继承纠纷案件数量逐渐趋于平稳。

（4）婚姻风险：中高净值人群对婚姻风险的关注度为52.3分，与法律风险总体关注度相比偏低。出现这一情形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方面，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已发生转变，婚姻登记人数连续多年下降，面临婚姻风险的主体减少。另一 方面，适婚人群精神独立和财产独立意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中高净值人群，他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涉及的财 产种类更多、数额更大，因而财产独立意识和风险规避意识也更强，相信自己可以借助专业工具提前规避风险隐 患，不会因为婚姻风险而过多焦虑。 婚姻风险的低关注度在婚姻家庭案件数量变化上也得 到印证。近年来，中高净值人群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数量呈 现下滑趋势，在2019-2022年，中高净值人群的婚姻家庭 纠纷以每年30%的复合比例不断下降。这其中既有疫情因 素影响，特别是个人家庭矛盾处理和诉讼案件办理周期在 疫情期间均有所延长，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中高净值人群 已具备一定财产独立意识和风险规避意识，主动避免纠纷 发生，面对婚姻风险做到“心中有数”。

女性相比男性具备更强的婚姻风险意识。数据显示，女性群体婚姻风险关注度为56.0分，显著高于男性群体 （49.1分）。在深度访谈中，也有受访者表示女性婚姻风险意识更强，她们普遍会关心子女的婚姻状况，担心子 女婚姻不稳定导致家庭资产的流失。总体来看，女性更容易因婚姻的不确定性而引发对未来的焦虑。

不同城市等级的中高净值人群对婚姻风险的关注度也有明显差异，低线城市对婚姻风险更关注。数据显示， 二线及以下城市的中高净值人群风险关注度均在60.0分以上，而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则均在50.0分以下，存在大 幅落差。生活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中高净值人群在经济、工作、生活方面均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加之掌握更多 法律资源，受婚姻风险影响相对较小。而低线城市发展机会少、熟人社会属性突出，生活在低线城市的中高净值 人群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经济独立性较弱，更易受婚姻风险冲击。 然而从婚姻家庭案件数量来看，高线城市的实际诉讼案件显著高于低线城市，财产与家庭关系的复杂性成为 高线城市客户诉诸法律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因为高线城市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涉及的标的额更大、财产种类也更 多，除了房产、汽车、股票现金外，还涉及公司股权、土地使用权、古玩字画收藏品等财产，另一方面，相较于 低线城市家庭来说，高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结构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