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低利率时期银行业经营情况如何？

日本维持低利率时期较长，自 90 年代日元危机出现后，日本银行业从 2000 年至 2024 初维持了超过 20 年的极低利率水平。 

1.日本“漫长”的低利率之路

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日本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央行迅速下 调政策利率，日央行贴现利率从 1991 年 6 月的 6%左右下调至 1998 年 9 月的 0.25%，8 年内 10 次调降将利率水平降至0% 附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积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广义负债率也由 1994 年的 86%上行至 2001 年的 147%， 但日本经济并未出现明显复苏增长，2016 年 9 月日央行再次降息，日本政策利率降至-0.1%，开启负利率时代，直至 2024 年 3 月、8 月日央行两次加息，日本最终结束了长达 20 年的降息周期。

为克服零利率下限，日本采取了多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根据日本央行前副行长中曾浩的划分，日本货币政策的演进主要分为 以下几个阶段：快速降息、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全面量化宽松、质化量化宽松、收益率曲线控制下的量化宽松政策，主 要是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短期利率，通过购买国债来影响长期利率，并通过购买公司债和 ETF 来影响风险溢价，从而 实现稳定物价，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

2.低利率环境下的日本银行业：危机后期逐步修复，绝对盈利水平低于美国

1998 年随着政策利率降至 0%附近，日本开启“0”利率时代，而在长达 20 年的低利率时期，银行经营情况也经历了多次波 动，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996-2003 年，随着经济泡沫破灭，不良债权处置，银行经营状况急转直下。90 年代初期，日本央行快速加息刺破了 日本的经济泡沫，日本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资产价格下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加速向金融、银行业传导，引发银行业 危机。日本政府为挽救银行业，开启多轮注资，并指导相关机构并购重组，缓解风险在同业间传导，银行数量迅速下行。根 据日本存款保险机构披露的数据，1998-2002 年间，日本存款保障机构累计注资机构达 158 家，为机构注资合计 22.5万亿 日元。但注资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且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导致不良资产积累，银行资产减值损 失高企，影响银行偿债能力和经营状况，银行营业收入明显下行，不良债权集中处置提升了资产减值损失，ROE 水平明显 下降。

（2）2004-2007 年，存量不良债权基本出清，基本面小幅改善，银行盈利转正。“金融再生计划”要求主要银行在 2006年 9 月前将股权投资规模降至 100%一级资本以内：一年内降低 50%的银行新增不良，两年内降低 80%新增不良，并在 2005 年 3 月前实现坏账率由 2002 年 3 月的 8.4%降至 4%的目标。2005 年随着金融监管机制改革，银行不良债权基本处置完成， 基本扫清了银行发展的障碍。此外，彼时基本面也在缓慢修复，GDP 同比增速回正，2004-2007 年 GDP 累计同比为 1.6%， 经济小幅修复为银行经营提供了条件基础。

（3）2008-2009 年，受金融危机冲击，ROE 明显回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日本经济遭受巨大冲击，2008-2009年 GDP 复合同比增速为-3%，银行经营状况同样受到影响，盈利转负。日央行开展积极财政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扩大美元供 给、加大购买国债和公开市场操作规模，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同时为企业提供担保，刺激企业融资需求。

（4）2010 以来，银行经营进入稳定低增长阶段。2010 年日本开启全面量化宽松政策，并通过购买国债和 ETF 控制长期利 率和风险溢价；2012 年安倍政府推出“三支箭”计划，通过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提振民间投资；2013 年开启质化量化宽 松，其国债购买规模远超全面货币宽松政策下的数量；2016 年日本进入负利率阶段，开启收益率曲线控制下的质化量化宽 松，日本经济进入“低通胀、低增速”增长阶段。在日本政府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刺激下，日本经济也开启持续慢复苏过程， 2011-2019 年 GDP 同比持续正增长，复合增长率为 1%。2020 年受疫情影响，GDP 同比小幅回落，2021 年又重回上行区 间。在这一阶段，银行盈利能力温和提升，营业收入平缓上行，资产减值损失控制平稳，银行 ROE 水平基本稳定，2010- 2017 年间 ROE 保持 5%以上，2018 年后小幅回落，2019 年 ROE 水平降至 2.1%，2022 年重回 6.3%。在各项政策的支持 下，日本银行业整体持续温和修复。

整体来看，在 2004 年实现不良债权基本出清后，银行业整体 ROE 水平温和修复，2010-2017 年间 ROE 保持 5%以上， 2018 年后小幅回落，2019 年 ROE 水平降至 2.1%，2022 年重回 6.3%，ROA 在2010-2017 年间维持 0.3%，2019下降至 0.1%后 2022 年又提升至 0.2%。拆分来看： 1）整个低利率时期内，银行收入端对ROE 形成负贡献。银行净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下行，利差水平持续收敛，日本银行整体 利息净收入占总资产比从 1996 年左右的 1.3%下降至 2020 年的 0.5%；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也在小幅提升后回落。 2）ROE 水平的修复主要源自风险成本改善，1996 年-2010 年日本银行业信用减值损失占总资产比重从 0.4%下降至 0.1%， 营业外支出占比也从 0.8%下降至 0.1%，其中营业外支出主要为注销索赔，注销索赔主要指在日本银行办理账户注销时产生 的费用，在日本银行不良债权清降的过程中，涉及相关不良账户的处理，产生较大规模的注销索赔，而后随着不良清降完成， 注销索赔费用占比明显下行，成本及费用的下降形成银行 ROE 水平的正贡献。

 息差再分解：贷款需求不足压缩利差空间

从 ROE 拆分情况中可以看到，银行息差水平持续走低，从存贷利差的角度观察，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存贷利差从 1999年 初的 1.78%波动下行至 2017 年末的 0.72%，累计下行 1.05 个百分点。从资产负债两端分别来看：负债端存款利率迅速下 行，跟随政策利率降至 0%左右水平，存款端利率弹性较大；从资产端来看，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影 响，贷款需求持续下行，进而压低贷款利率，压缩存贷利差。

负债端成本迅速下调，并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水平

自 1991 年日本降息以来，日本存款利率跟随政策利率快速下行。日央行贴现利率从 1991 年 6 月的 6%左右下调至 1998年 9 月的 0.25%，存款利率也从 1991 年的 6%下行至 1998 年的 0.27%，两者下行幅度基本相同，体现日本存款利率弹性较 大，基本跟随政策利率的变动。负债端较强的灵活性为银行降低了成本率，为银行平抑盈利波动带来了缓冲。从量上看，日 本存款同比基本保持正增长，降息并未对银行存款增速造成较大影响。

与美国类似，日本居民对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较差。从日本银行业的负债结构来看，存款一直是银行负债主要构成之一，占比 稳定在 6 成以上，银行存款增速的波动并未造成其负债结构的变动。日本的家庭储蓄率水平较低，家庭对于储蓄的要求较低， 因此存款更多出于交易需求而非生息需求，银行快速降低存款利率并维持低位并未对银行存款规模造成较大影响。

从存款结构来看，日本银行存款结构与我国基本类似，主要分为个人存款、公司存款和公共存款三类，其中个人存款占比约 为 6 成，公司存款占比约 3 成，且三者的相对比例并未出现较大的波动，个人存款一直是日本银行的主要存款来源。从活 期、定期占比来看，在低利率时期中，个人、公司活期占比增加，定期占比减少，在低利率的影响下，公司和个人更多追求 资产的流动性而非生息性。

资产端利率受经济影响持续下行，压低存贷利差

1）1990-1996 年间，随着日本降息政策推进，存贷款利率迅速回落，但贷款利率下行幅度更大，根据日本银行披露的数据， 日本平均贷款利率从 1995 年初的 3.5%下降至 1996 年末的 1.8%，在近两年时间中下降约 1.7 个百分点，在这段时间中， 存款利率从 0.25%下降至 0.1%，下调空间受限，并最终压缩存贷利差压缩约 1.5 个百分点。

2）1996-2020 年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GDP 增速保持小幅同比上行，但 GDP 平减指数在 1999-2013 的 14 年间持续为 负，经济陷入债务型通缩，与此同时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1Y、10Y 日本国债收益率中枢从1996 年的 0.5%、3.1%分别下 降至 2020 年的-0.2%、0.01%，10Y 国债收益率降至 0%附近从侧面说明了日本彼时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日本的通缩和 经济下行压力也同时影响了日本银行的贷款利率定价，贷款利率不断走低，平均贷款利率从 1996 年末的 1.8%下行至2020 年末的 0.7%，但存款利率已基本降至 0%，存贷利差持续压缩。

3）从日央行公布的平均存款和平均贷款利差来看，日本银行利差水平在 2020 年之后企稳，主要受平均贷款利率逐渐平稳影 响。2020 年在疫情影响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叠加国内宽松货币政策，日本通胀水平有所提升，2020 年 GDP 平减 指数为 0.9%，CPI 重回上行区间，银行平均贷款利率在 0.7%左右波动，并且有小幅上行趋势，存款利差逐渐企稳。

从量上看，日本银行整体资产规模和增速分为两个阶段：1）1993-2010 年末，日本 GDP 同比波动较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中枢下行，GDP 平减指数基本为负值，经济低速增长伴随通缩压力。受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银行不良债权出清的影响， 银行整体资产规模同比增速在 0%上下波动，1993-2010 年间银行资产规模复合增速为 0.6%，贷款增速也难以回正，复合增 速为-0.8%；2）2010 年后，受到安倍政府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银行开启扩表。彼时政府制定了 2%的通胀目标，并且推出 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随着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减弱，日本国内经济环境逐渐回暖，2010 年 GDP 同比转正，同比增速达 4.1%，银行也同步开启扩表通道，2010-2023 年末，银行整体资产复合增速为 4.26%，贷款复合增速为2.92%。

资产质量逐步企稳，风险成本明显下降

从此前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风险成本相关的减值下降是正面贡献 ROE 的主要因素。在日本银行利润表中，信用减值损失与 营业外支出统一归入其他费用项下，除信用减值损失外，还包括注销索赔、证券销售亏损、股票贬值亏损、代管资产亏损等 其他营业外支出。其中信用减值损失和注销索赔占比较大，根据JBA 的数据，合计占比约为 5-6 成。1）信用减值损失的下 降主要由于不良债权的清降，使资产质量有所提升，信用减值损失下降；2）注销索赔主要指在日本银行办理账户注销时产 生的费用，在日本银行不良债权清降的过程中，涉及相关不良账户的处理，产生较大规模的注销索赔，而后随着不良清降完 成，注销索赔费用占比明显下行。

从资产质量来看，不良率自 2001 年后回落。上世纪 90 年代末，日本银行贷款大多投向地产、建筑相关产业，在房地产泡沫 破灭后，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根据世界银行披露数据，日本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上行至 2001 年的 8.4%，而后在日本政策 要求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对不良债权进行清降，日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下行，带动信用减值损失同步下行， 资本充足率同步上行。

 城市银行综合化经营能力强，非息收入占比更高

从非息收入来看，日本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在低利率时期有小幅提升，从 1997 年末的 3 成提升至 2021 年末的四成，2023年 末非息收入小幅回落。在低利率时期非息收入占比上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由于存贷利差下行，叠加信贷规模扩张节奏放缓，传统存贷业务增长空间受限，银行存贷业务盈利放缓，银行积极寻求 盈利空间，扩展投行、财富管理、证券经纪等业务，提升综合化经营能力； 2）90 年代后商业银行证券相关从业限制放开，政策的放开为银行综合化经营提供了制度前提。 非息收入中，手续费及佣金占比持续提升，为非息收入的主要构成因素。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从 1996 年的不足两成提升 至 2022 年的近五成，成为日本银行非息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除此之外，债券销售和证券销售收入占比从 6 成下降至2成 左右，但仍为非息收入的主要贡献项之一。

分银行类型来看，城市银行作为日本大型银行，综合化经营能力较高，非息收入占比较高；区域银行整体规模较小，收入主 要来自传统存贷业务。城市银行规模大，网点多，更有助于其在利差下行时期拓展综合性业务，通过非息收入的提升带动营 收上行，城市银行手续费收入占总营收比重约 7 成，且其他收入及其他营业收入合计占比约两成，对利息收入依赖度较低，其中三菱银行低利率时期非息收入占比提升，2022 年末非息收入占比为 51%。对比来看，区域银行体量较小，整体综合化 经营较差，收入主要依靠传统存贷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