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哪些价值与技术判断？

以下提炼出了十个“应 该多作的价值判断“和五个“应该少作的技术判断”，以供数字治理的实 践者和研究者们参考。

一、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哪些价值判断？

1. 眼里是否有“人”？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眼里是否有人”的判断，注重人的感 受，避免“目中无人”。城市数字治理应是“人民本位”的治理，城市数 字治理的秩序应是“人性秩序”，而非把人放在次要位置的“技术秩序”， 只有在市民的托载下，城市数字治理之舟方能行稳致远。

2. 需求是否真实？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需求是否真实”的判断。城市数字治 理应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倾耳细听”，而不是“自说自话”，否则何谈“都 是为了你好”？只有扎根真实需求，洞察民心所向，切实解决企业、市民 的急难愁盼问题，城市数字治理才不会成为“数字悬浮”。

3. 技术是否适用？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技术是否适用”的判断。数字技术不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技术的“华服”也可能成为累累负重，城 市数字治理需“量体裁衣”，而不是“削足适履”，否则不仅无法带来数 字红利，还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4. 尺度是否宜人？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尺度是否宜人”的判断。城市数字治 理应是“行止有度”“恰到好处”的治理，如果无所不用其“技”，也可 能“灼伤”市民。城市数字治理既要善于用数，更要用数于善，既要有所为， 也要有所不为。

5. 用户是否有选择？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用户是否有选择”的判断。城市数字 治理要让用户有根据自身偏好选择不同服务方式的权利，使线上和线下的 渠道融合并行，互为备份，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和韧性，而不能“强买强卖”， 将数字化手段作为唯一的“必选项”和“独木桥”。

6. 投入是否适度？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投入是否适度”的判断。城市数字治 理不能“大炮打蚊子”，“毕其功于一次性投入”，需要多做综合全面的 成本收益分析，多做经济实惠的“微创新”，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把有 限的资源花在“刀刃”上。

7. 基层是否受用？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基层是否受用”的判断。基层是城市 治理的“触角”和“手脚”，城市数字治理需要多为基层增能减负，而不 是成为其负担，否则无论技术上多么“先进”，都将沦为“僵尸”。

8. 红利是否共享？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红利是否共享”的判断。城市数字治 理应当促进普惠包容，不“落下任何一个人”，为全体市民赋能和赋权， 而不能继续扩大数字鸿沟，甚至引发“数字富者”与“数字贫者”之间的对立， 损害城市数字治理的正当性根基。

9. 是否留得下“遗产”？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是否留得下遗产”的判断。城市数字 治理并非“一锤子买卖”，所追求的也非“一时一地之利”，需要面向未来， 思考当下的城市数字治理理念、模式和手段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否 留下价值和“遗产”？

10. 参与是否多元？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多作“参与是否多元”的判断。城市数字治 理需要“众智合力”，而不是“单打独斗”，促进政府、企业、社会和市 民之间的协同共治。

二、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少作哪些技术判断？

1. 技术是否最炫酷？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少作“技术是否最炫酷”的判断。先进的技 术不等于先进的治理，盲目攀比技术的“炫酷”度，却忽视了匹配度、规 范度和感受度，数字治理将沦为数字“形象工程”和“炫技治理”。

2. 概念是否最领先？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少作“概念是否最领先”的判断。城市数字 治理比的是谁能“效”到最后，而不是谁的概念最新最热。刻意追求名词 上的“人无我有”，实际上却“名不副实”，将陷入无谓的“概念竞赛”。

3. 形式是否大而美？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少作“形式是否大而美”的技术判断。城市 数字治理拼的应该是底子是否扎实，里子是否有料，而不是面子是否“大 而美”，否则将制造出大量“大而不实”、“美而无用”的数字“花瓶”。

4. AI 含量是否高？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少作“AI 含量是否高”的判断。城市数字治 理容易面临“智能诱惑”，将 AI 是否“无处不在”视为目标，却忽视了用 户是否满意，问题是否解决。城市治理复杂多变，如果过度追求城市治理 手段的“智能度”，却忽视人的灵活性和判断力，将会造成治理效果的“偏 离度”。

5. 都是技术犯的错？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该少作“都是技术犯的错”的判断。技术的“错” 归根结底是技术背后的“人”犯的错，然而城市数字治理常常面临“责任 无人区”难题，一旦数字治理项目失败，就归因于技术问题，让“技术” 为人的价值判断造成的失误“兜底”，成为沉默无声的“背锅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