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处于怎样的环境中？

中国经济处于国内外双重变局下的压力叠加期。

1.世界百年变局下，我国面临较严峻的国际环境

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 许多经济体在全球 化浪潮中 获得产 业链分工下 的发展机 遇，实 现了经济快 速发展。特别是在 1986—2008 年期间的“超级全球化”阶段，全球贸易和投资实现飞速增长，许多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承接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中获得发展机会。中国是抓住全球化红利的 典型代表，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尤其是在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我国贸易占 GDP 的比重一度提 升至 2008 年的 55.5%，较改革开放初期不足 10%的水平大幅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切入全球 中低端制造领域的生产加工环节，并横向、纵向逐步壮大本土工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工厂”。 当前全球化步伐已 显著放缓，全球经贸活动明显 收缩。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进程开始 走弱。最初，更多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和快速传播造成金融系统瘫痪、实体经济运行停摆、需求端锐 减，导致国际经贸往来停滞。但随后，各国意识到危机的爆发与过去全球化进程中伴随产生的分配 矛盾、治理赤字、安全外部性等问题息息相关，保护主义思潮逐渐开始兴起。2016 年，英国脱欧、 美国特朗普胜选预热“美国优先”政策倾向等事件，掀起了一波“去全球化”的浪潮。近年来，大 国博弈下的贸易战、科技竞争升温，叠加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下的供应链断链风险进一 步催化了“区域化”“碎片化”趋势。从数据可以清楚看到近几年全球经贸活动正遭受严重阻碍。 根据社科院的世界开放指数，2008 年以后世界开放程度明显下行，2016 年更是出现断崖式下降。 全球 FDI 净流入占 GDP 比重自 2008 年以后迅速下滑，商品贸易占 GDP 的比重自 2016 年以后也 出现明显下行趋势。

具体来看， 当下我们 面临的 最严峻的国 际变局来 自全球 地缘形势以 及全球经 贸政策 两大维度的 高度不确定性。 一方面，全 球地缘风 险攀升 ，安全形势 不确定性 加剧， 全球经贸活 动随时面 临局部 中断冲击。 自 2022 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动荡攀升，目前已达到近 15 年来最高水平。乌克兰危机长期 胶着，中东地区冲突不断，许多国家在强化军事部署，无不释放出全球安全形势严峻的信号，且这 些冲突存在严重的外溢效应。例如俄乌冲突下，黑海航运、摩尔多瓦德左地区、波罗的海北约东翼 的军事摩擦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较高的被卷入风险；北溪管道等能源运输基础设施遭受破坏一度 导致能源供给中断和价格暴涨；粮食、化肥以及镍、氖、钛、钯等金属与工业原材料的断供导致进 口国不得不寻找替代来源；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向东转”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写了全球贸易网络 版图。全球军费支出正处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之中，已连续 10 年上扬，累计涨幅高达 37%，占 GDP 比重也已上升至 2.5%。据统计，全球超 100 个国家及地区在 2024 年增加了军费开支。仅看 2024 年，全球军费已高达 2.7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4%，为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年度增幅。上述现象反 映出全球治理体系 的失效，究 其根本，是美国相对实 力下降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 意愿和 能力不足， 导致金德伯格陷阱问题在地缘政治层面加速演进。

另一方面， 近年来的 逆全球 化思潮对全 球经济发 展带来 高度不确定 性和阻碍 。这以美国近期的 保护主义为最典型代表，且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更是有所加剧。其中，关税政策是最主要的体现，特 朗普将“对等关税”作为谈判筹码，在全球层面造成大范围的躁动，各国外贸企业在恐慌下“抢出 口”，美国厂商则赶在关税落地前“抢进口”补库，同时各国企业不敢轻易做出战略决策，更多选 择观望。这一点在数据层面得以充分体现，2024 年底以来，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飙升，尤其是贸 易政策方面更是达到空前水平。从我国来看，美国对华关税已提升至 55%（包括 10%的对等关税 +20%的芬太尼关税+2018、2019 年的 25%关税），部分商品面临更高关税。且美国对许多中国曾 经的贸易“中转渠道”加征关税，我国面向美国的出口通道被大范围封堵。同时，美国还在继续强 化对华科技出口管制，限制双向投资。

2.中国经济转型期，我国内部发展环境承压

近年来，我 国经济增 速放缓 ，传统动能 明显减弱 ，“要 素投入型” 增长模式 难以为 继。我国已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从 2015—2018 年期间平均 6.9%的水平降至 2020—2024 年的 4.9%。 传统“要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其一，传统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化问 题日益严重，2021 年以后人口出现负增长，2022 年后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 过 20%）。其二，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在 2010 年以后持续上升， 反映出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投资结构亟待优化。其三，土地资源过度开发以及地方债务风险加剧 等情况已不容小觑。上述态势下，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房地产、基建和传统制造业的增长动能已明 显减弱。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面积等指标均在 2021 年后出现断崖式下降，房地 产产业增加值占比已下降至 2024 年的 6.3%，相关联的建筑业也基本停留在 6.7%的水平。

未来我国经 济增长需 要依靠 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 经济发 展的底层逻 辑正从土 地财政 转向新质生 产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需要经济可持续中高速增长，这需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带动。 我国正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当前，以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增加值规模 在 2024 年达 2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增速高于 GDP 现价增速 2.5 个百分点，且其在 GDP 中 的比重也在持续攀升。从产业结构来看，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为代表的行业在我国 GDP 中占比不断上升。广义的数字经济占比已上升到 2023 年的 42.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2024 年已达到 10%左右。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 2020—2024 年期间分别年 均增长 7.9%和 8.7%，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提升到 34.6%和 16.3%。这些领域的快速增长与传统房 地产、建筑业的下行趋势形成了明显对比。

然而，经济 动能的转 型仍处 于“结构调 整阵痛期 ”。短期内，新动能占比依然难以对冲旧动能 下行趋势。上述“三新经济”占比虽已上升至我国 GDP 的 18%，但与以房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旧 动能在 GDP 中的直接和间接权重相比依然较低。此外，房地产调整周期过长也可能带来潜在通缩陷 阱风险，或将导致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可能会拖累经济转型。新质生产力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与房 地产等传统行业调整的拖累效应之间形成一股较量，影响着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轨迹。 日本曾经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科技的停滞导致其错失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机遇而“失去三十年”。我国当前在一定程度上正面临着相似的处境，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同时 迎来了以 AI 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