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冲击的节奏差。
1、外贸总量与份额面临双重挑战
回顾 2024年以来外需的恢复,既与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相关,又受到全球半导体周期和美国房地产周期上行的支撑。一 是,AI 浪潮启动,海外半导体和消费电子需求周期上行。中国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据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重点 商品数据(下同),2024 年前 10 个月,集成电路、电脑(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两类重点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拉动 达到 1.28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 25.1%。二是,美欧房地产周期偏强。2024 年前 10 个月,地产后周期相关的家电、家具、 音视频设备对中国出口的拉动合计达到 0.54 个百分点,贡献率约 10.6%。除此之外,汽车及零部件、船舶等竞争优势较强 的领域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也有较强贡献。2024 年前 10 个月,汽车(包括底盘)、汽车零配件、船舶三类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拉 动合计达到 1.25 个百分点,贡献率约 24.6%。 展望 2025 年,中国出口可能面临总量和份额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海外需求未必能够维持强劲增长。其一,全球 AI 浪潮已处狂热阶段,2025 年半导体周期将迎拐点。据 SIA 统计, 截止 2024 年 9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同比上行已一年半左右,同比增速也达到 23.2%的高点,已接近于 2017 年下半年和 2021 年下半年的峰值水平,2025 年可能进入下行周期。其二,若 2025 年美国通胀压力抬头,美联储降息节奏较慢甚至暂 停,按揭及抵押贷款利率可能在高位持续较长时间,将对美国房屋销售及地产后周期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其三,贸易壁垒还 可能导致全球需求收缩。PIIE 测算表明,若美国对全球统一加征 10%的关税,且各国对美国实施同等比例的报复性关税,2025 年中国和美国 GDP 增速将分别较不加征统一关税的情形低 0.02%和 0.35%,而德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 GDP 增 速较不加征统一关税的情形均低 0.15%。长期来看,全球多数国家直至 2035 年还将面临需求和产出的损失。

另一方面,2025 年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将面临挑战。 回顾 2018-2019 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一度将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加征至 21%(2019 年 10 月),比贸易摩擦前的3.1% (2018 年 1 月)提升 17.9 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较快回落。从短期影响看,相比于中美贸易摩擦开启 之前的 2017 年末,2019 年末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回落 2.1 个百分点,至 17.2%。从中长期影响看,即便存在新冠 疫情扰动的例外,中美“脱钩”形势的影响也在远期持续,2023 年末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进一步回落至 16.3%, 较 2019 年末低 0.9 个百分点。以此推算,若 2025 年美国将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到 60%,中国的反制措施与 2018-2019 年基本相当,短期内将使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回落 4.9 个百分点左右1;假设美国进口规模维持不变,对应约 1470 亿美元的出口金额回落,占到近一年中国出口总额的 4.2%。假设美国自 2025 年二季度起逐步加征关税,预计在 2025年年 内影响中国出口约 2 个季度,冲击约是前述的 1470 亿美元的 1/3 左右,约占近一年中国出口总额的 1.4%。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出口增速的回落,还会间接影响其他需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 2024 年 9 月测算了加征关税的影响。据 PIIE 测算,若美国对华额外加征 60%的关税,不考虑中方反制措施, 2025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将较不加征关税的情形回落 0.9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速回落 0.8 个百分点,消费和投资增速分别回落0.6 和2.2 个百分点,并使就业人数减少 2.3%。若考虑中国实施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2025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将回落 0.8个百 分点(较不报复情形强 0.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速回落 1.4 个百分点(较不报复情形多回落 0.6 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 增速分别回落 0.6 个百分点和 2.7 个百分点(较不报复情形损失 0.5 个百分点),并使就业人数减少 2.2%。
2、可能存在的节奏差与应对措施
从节奏上看,2025 年中国出口形势或将一波三折,美国加征关税的节奏和方式、中国的应对政策均有影响。 第一,在特朗普上任到关税落地之间的时间窗口,可能存在短暂的“抢出口”效应。回顾特朗普 1.0 期间的中美贸易摩擦, 前期酝酿时间较长。2017 年 8 月 14 日,美国启动301 调查,贸易摩擦拉开序幕。进入 2018 年,关税加征逐步落地,特朗 普在 3 月 22 日签署备忘录,拟依据 301 调查结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1)2018 年 4 月 3 日宣布将对我国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分为两批,分别在 7 月 6 日清单 1(涉及 340亿 美元)和 8 月 23 日清单 2(涉及 160 亿美元)落地,期间存在 3 到 4 个月的窗口期。
2)清单 3(涉及 2000 亿美元)源于2018 年 6 月 18 日特朗普的威胁,于 7 月 11 日公布具体商品,自 9 月 24日起征 收 10%的关税,存在 2 个月的时滞;2019 年 5 月 10 日中美谈判破裂后,特朗普宣称会把清单 3 的关税从 10%提高至 25%,这在 2019 年 6 月 15 日正式生效,存在 1 个月的窗口期。
3)2019 年 8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表示,“在谈判的同时,美国将从 9 月 1 日开始,对剩下的 3000亿美 元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 10%的小笔额外关税”。最终,清单 4A(涉及 3000 亿美元中的部分产品)的 15%关税 于 2019 年 9 月 1 日生效,也存在 1 个月窗口期。 对比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与中国出口的总体增速,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即清单 1、清单 2和清单 3从公布到落地期间,“抢 出口”效应较为明显,同期美国制造业 PMI 处于57%-60%的较快扩张区间也有加持。到 2019年,全球需求趋于回落,进 出口双方对于贸易摩擦的应对趋于常态化,且清单3税率提高、清单 4A从公布到落地时滞较短,“抢出口”效应边际趋弱。 可见,进出口商对加征关税的预期越强、筹备越早,或美国制造业需求越强,抢出口效应的带动越强。
第二,人民币贬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加征关税的影响,并增强中国产品在非美市场的竞争力。一方面,从对美出口商的角度来看,出口国货币贬值与关税削减一样,都是一种积极的需求转移。Burstein 和 Gopinath (2014)估算,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变化,对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约 25%。Cavallo 等人(2021)使用微观进 口价格数据估算关税转嫁,测算汇率的传递率为 25-35%。换言之,如果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贬值 10%,理论上有助于 推动美国自华进口商品价格回落 2.5%到 3.5%,也可抵消加征关税带来的含税价格上涨,助力出口“量”稳。另一方 面,若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贬值幅度高于其他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国商品在非美市场的竞争力,继而获取更大的非美市 场出口份额。以 IMF 统计的近 12 个月(剔除季节性)离岸出口金额观察中国出口份额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 中国商品在全球(不包括美国)进口中的份额逐步回升,2019 年 12 月达到 12.7%,较 2018 年 6 月高 0.9 个百分点。 非美市场的拓展较好对冲了对美出口下滑的影响,2018年中国商品在全球进口中的占比基本持平于2017年的12.9%, 2019 年进一步提升 13.3%。
2018 年 3 月,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启之前,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在 6.3 以内,美国对清单 1 和清单 2 合计 500亿美元 的中国商品加征 25%关税,到 2018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已贬值至 6.83%。然而,2018 年 9 月 17 日中美第四轮磋商失 败,美国宣布 9 月 24 日起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 10%的关税,并宣称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进一步调升税率至 25%;人民币汇率再度贬值,2018 年 10 月末人民币汇率到达“7”的整数关口附近(10 月 31 日日内最高值为6.9779), 相对美元的累计最大贬值幅度达到 11.74%。在此期间,美元指数不断走强,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波动较美元指数更 大,尤其在贸易摩擦风险突出的 2018 年 9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指数分别较 3 月累计贬值 9.7%和 5.8%,人 民币汇率的“超贬”幅度为 3.9%,成为内外部均衡的“减震器”。
2019 年 1 月起,中美开启多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一度回升至 6.7 附近。但 5 月 10 日第十一轮 磋商未达成协议,美国将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提高至 25%,人民币相对美元再度贬值,破“7”整数关 口,在 2019 年 9 月 3 日触碰 7.186 的最高点,相较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 6.2414 的最低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最 大贬值幅度达到 15.06%(月度最大贬值幅度为 13.9%)。同期,美元指数月度涨幅为 9.8%,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美 元指数的超额贬值幅度约 4.1%,或增强了中国商品在非美市场的竞争力。 若 2025 年美国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幅度处于 20%至 30%区间,参照前述的上一轮人民币汇率贬值情况判断,预计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相对美元指数可能出现约 5%超额贬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关税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但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 税上升到 60%,则需综合施策,更大力度开拓非美市场。
第三,中国可降低对其他国家的进出口关税,加强与欧洲及亚非拉的联系,开拓出口新局。自 2018 年美中贸易战开始后, 中国对来自美国以外国家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 8.0% 降至 6.5%,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多。同时,中国通过多 边合作进一步拓展自身贸易空间,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CPTPP)。若中美贸易摩擦再起,中国宏观政策也将着眼于巩固欧洲及亚非拉国家的基本盘。一方面,尽更大努力巩固 与欧洲的经贸协作关系。必要时可考虑采取自愿出口配额方式,减少其有关倾销、产能过剩等相关指责。稳定欧洲基本盘, 也是稳住中国高技术产品和汽车产业链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一如既往地扩大与亚洲、非洲、拉美、俄罗斯东欧的经 贸往来。中国可寻求将工业中间品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2018 年到 2021 年间,虽然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的比例显 著下滑,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值占比并未下降;截至 2021 年,美国吸收了中国出口增加值的 19.2%,这一占比不仅是 全球最高的国家,而且也高于 2018 年及之前水平(详见报告《中国出口:高压之下辟新局》),我们采用 UIBE 全球价值链 实验室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库,考察中国对 63 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出口增加值,并与中国对这 63 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出口结构 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