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背景、影响因素及特殊性分析

上世纪 90 年代初，大量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日本开启了一轮节奏加速的企 业出海潮。

1.中国出海的三大宏观背景

市场探讨日本企业出海，原因是曾经日本企业加速出海过程中，当时面临的国内生产环境、海外经贸条 件，均与当下的中国有一定相似性。

经济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才会迎来大规模出海潮。 以人均 GDP 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我们发现一个全球性规律，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后，人均 GDP 越高 的国家，OFDI 占 GDP 的比重也就越高。 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3 万美元，OFDI 存量占 GDP 比重为 16.3%。按照这一规律，未来中国企业 出海的节奏和速度或将快于以往。 对比曾经的日本，除了经济发展程度之外，经济总量以及贸易竞争力同样也是企业加速出海的解释因素。 1985 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推出“黑字环流”计划，政策鼓励下日企出海明显加速。市场讨论日 本加速出海，一般以 1985 年为观察分界线。 当时日本，GDP 规模占全球的份额突破 15%， 1994 年更是达到历史峰值 17.9%，出口占全球比重近 10%。 2022 年中国 GDP 占全球的份额在 18%左右，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约为 15%。从表观数据来看，当前中国经 济总量以及出口竞争力与当前日本颇相似。

国内产能利用率下行时企业出海加速

除了发展阶段、增长和外贸竞争力之外，我们还发现企业加速出海现象与国内产能利用率偏低有一定相关 性。这一点曾在日本加速出海时发生过，类似的，当下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类似状况。 1990 年代，日本产能利用率中枢显著下移，行业面临广泛的产业过剩压力。 以 2020 年产能利用率指数为锚（定基为 100），1990 年及以前日本产能利用率指数在 140 附近，1993 年，日本企业产能利用率骤降至 117.6，较 1990 年 144.7 的高点下降 18.7%。

1990-1993 年间日本运输设备、机械行业、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下滑最为严重，分别下降 25.2%、22.8%和 22.5%。纺织品、纸制品、金属制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下滑则相对偏低，降幅分别为 5.0%、7.9%和 13.0%，而石 油及煤制品行业产能利用率甚至继续上升，增幅为 3.2%。

目前，中国也正面临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挑战。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会议指出：经济回升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挑战。中国产能 利用率在 2021 年达到高点（77.5%）；此后下滑， 2024 年一季度末产能利用率仅 73.6%。 细分行业来看，2021-2023 年，非金融矿物、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下滑最多，分别下降 5.23%、4.56%和 4.01%。有色金属冶炼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产能 利用率则下滑幅度较小。 今年一季度末，中国汽车、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较 2023 年下滑更为明显，分 别下滑 9.7%和 4.25%。 今年春节假期结束后，由比亚迪秦 PLUS 荣耀版车型打响降价第一枪，新能源车企、传统燃油车企纷纷跟 进降价，汽车“内卷式降价”的背后是企业试图通过价格战方式扩大市场份额。

贸易摩擦升级下企业主动被动选择出海

1970-80 年代，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迅速扩大，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作为应对，日本主动减少对 美出口并增加对美进口，日企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出海。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在 1970 年不足 20 亿美元， 1985 年顺突破了 500 亿美元。 来自日本的钢铁、电视机、机床、汽车等商品出口，持续抢占美国市场份额。由此承担竞争压力的美国中 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纷纷衰败，失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日贸易限制法案接连出炉。最开始以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升级到汽 车、半导体、船舶等资本密集型行业。 除签署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外，美国要求日本移除进口壁垒，开放全行业市场，并对纺织品、钢铁、电 视和机床等行业实行出口限制并扩大进口。日本纺织品、汽车等行业就曾自愿限制出口，并将工厂向中国和东 南亚转移。

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中国。2016 年强调美国优先、主张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后，将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于 2018 年升级为加征关税的贸易冲突。中国企业对美出口面临高关税和“去中国化”困境，选择海外投资建 厂。

早在 1991 年，美国就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遭遇不公平壁垒为由挑起贸易冲突，并于次年 8 月公布了价值 39 亿美元的报复清单。最终经过谈判，中国承诺未来 5 年里对美国商品取消进口壁垒。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随着中美贸易逆差逐渐扩大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调查及“337 调查”覆盖行业范围更加广泛。 2016 年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加剧。2017 年 8 月 14 日开启针对中国的 301 调查。次年 3 月 22 日，特朗普签署美国总统备忘录，宣布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截止 2020 年 2 月 14 日，美国对中国共有四轮中美加征关税措施落地，就征税对象来说，主要涉及电机及 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精密仪器、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同时整体上美对华加征关税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 高，最终导致对约 5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2.企业出口到出海的三个关键影响因素

日本曾经的经验规律似乎指向这样一条企业出海路径，一国企业竞争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均 GDP、 GDP 和贸易相对全球份额偏高），国内市场近乎饱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此时企业选择加速出海。 企业从国内生产，到出口，再到出海，这些环节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两个现象引发思考：出海还是出口？ 两个现象提示我们思考，并非产能一旦过剩，企业便要从出口转为出海。

第一，日本钢铁企业、汽油和煤炭、橡胶、精密仪器等行业尽管产能过剩，但未有明显的出海潮。 1990 年代，日本大量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其中运输设备、机械行业、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下滑 最为严重。同一时期，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一般机械行业对外投资占比显著上升，如运输设备在 1980 年以 前对外投资占比仅在 8%左右，此后占比显著提升，2001-2005 年期间一度占比达到 29%。 1996-2000 年期间，对外投资占比最多的行业分别是电气机械（34%）、食品（17%）、运输（15%）、化工 （10%）、金属（7%）、一般机械（6%）、木材（2%）和纺织品（2%），前 8 个行业占比和为 93%。同样过剩 的钢铁企业、汽油和煤炭、橡胶、精密仪器等行业，却未有明显出海潮。 第二，当中国企业积极出海的同时，我们看到更多国际资本选择投资中国。中国作为东道国，依然对全球 资本具备较强吸引力。 2022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2023》，在全 球外资规模延续减少趋势的 2022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仍在增长，规模达到 1891 亿美元，占全球 FDI 比重约 为 15%，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国投资接收国。

出口到出海，或涉及三个关键因素

当一个国家的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国内市场日趋饱和，对不可贸易品而言，出海可能是化解产能过剩的 好方法。对可贸易品（尤其是大部分标准化制造业而言）而言，出口和出海都可以成为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压力 的手段，可见国内产能过剩并非企业出海和出口的决定变量。 判断企业出口还是出海，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朴素的微观底层逻辑，出口和出海，收益孰高？ 为分析需要，我们特意将企业利润模型简化，如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都归类为海外生产成本。 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而言，出口利润=海外价格-（国内生产成本*汇率+关税）。 对于企业出海投资而言，出海利润=海外价格-（海外生产成本/汇率）。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国内外生产成本差异、关税和东道国生产壁垒差异、汇率升贬值趋势，这才是真正 影响企业决定出口还是出海。

3.中国出海的四个宏观特殊性

中日出海有较多相似宏观背景，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较高，国内市场阶段性饱和，外部贸易壁垒较高。然而 中日还有更多差异，这为我们借鉴日本经验，展望未来中国出海节奏，提供更为深刻的思考维度。

全产业链优势下中国国内生产成本更低

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已形成“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集成应用” 的完整供应链体系。对比 1990 年代的日本，中国国内综合生产成本更低。

首先，中国的规模生产优势突出。 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 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 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种，目前有约 230 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很多产业都能够实现从上游到下游的全覆盖。制造业分工细化，能够在供应商间进行比价筛选，降低 采购成本，设计不同价位产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价格优势。 其次，中国制造业所使用的能源价格远低于全球水平。 根据 Global Petrol Prices 公布的各国电价数据，截止 2023 年 9 月，中国电价仅有 0.088 美元/千瓦时，而制 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最多的 22 个国家，其电价平均值为 0.198 美元/千瓦时。中国的电价甚至不足这 22 个国 家均值的一半。

最后，中国遥遥领先的通信和物流效率优势。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网络领域。 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流动速度，降低了运输成本。有力的提高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和服 务业部门的整体效率。 正因为中国生产成本低且市场巨大，截止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更多是其他国家投资中国。中国 FDI 和 OFDI 规模差异巨大。 2022 年，中国共获得 1891 亿美元的 FDI，高于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 1631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和高科技行业，而且大多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 1990 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达到 508 亿美元，而当年日本所获得的 FDI 规模仅有 18 亿美元，此后 FDI 最高也没超过 400 亿美元，日本的 OFDI 规模一直远远高于其获得的 FDI。

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海外生产壁垒更高

1990 年代日本企业加速出海时，日本企业可以享受全球化红利。 2001 年全球化浪潮正兴起，日本企业出海，一开始大量投资布局亚洲，尤其中国。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国内需求扩张带来的市场优势以及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共存。 我们使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力度来观察当时全球化的热度，1991 年全球 FDI 规模约为 1540 亿美 元； 2000 年，规模已超 1.3 万亿美元，涨幅高达 7.8 倍。这段时间也是日本企业出海加速的过程。

2016 年以来，逆全球化现象越发明显。中国企业出海的外部环境弱于曾经的日本。 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标志，近年逆全球化趋势明显。 全球 FDI 规模在 2015 年创下历史新高（2.06 万亿美元）后便一直回落，2020 年疫情期间甚至不足一万亿 美元，创自 2006 年以来新低，紧接着虽然在 2021 年略有反弹后，但 2022 年再次回落，仅有 1.3 万亿美元。 逆全球化形势下美欧等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美国在 2018 年出台的外国投资监 管新规则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管辖权，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信息安全的 投资加强审查，并列出特别关注国家，增加审查程序。欧盟也于 2019 年 3 月批准外国投资监管新法规，对涉 及敏感技术、基础设施及公共秩序和安全领域的投资加强审查。 部分国家通过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向政策，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新的障碍。根据《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2022 年中国对外投资并购实际交易总额为 200.6 亿美元，同比下降 37%，规模仅有 2016 年峰 值（1353.3 亿美元）的 14.8%。

1985 年后日元升值而近年来非美货币偏弱

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对出口不利，但利好对外投资。 1985 年 9 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签署“广场协议”，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 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促使美元兑主要货币贬值。 协议签订前，美元兑日元在 1 美元兑 250 日元上下波动，在签订后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 1 美元兑 200 日元左右，跌幅 20%。到 1994 年美元兑日元一度下探至 100 以下。

自 2022 年 3 月美联储开启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元走强，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包括人民币汇率。汇率偏 软，有利出口而非出海。这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出海与曾经日本的不同之处。

中国目前面临的关税壁垒比日本更高

虽然美日贸易摩擦迫使日企限制出口，开放国内市场，但并没有全行业限制日本行业发展。美国对中国出 口限制程度要高于曾经的日本。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测算1，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仍高达 19.3%，比 2018 年贸易 冲突开始前高出六倍多，关税涵盖了 66.4%的进口商品。若从商品所属行业（将商品归类为 HS6 位编码）来 看，加征关税的商品涉及了 80.4%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