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贸周期、市场表现与空间如何？

我国军贸进入下一贸易顺差周期，全球军贸版图有望重构。

1.我国军贸进入下一贸易顺差周期，航空航天装备表现亮眼。受益于长期以来军费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自主可控的发展要求，我国军贸已进入下一贸易顺差周期。我国过去十年的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①贸易顺差期(2015-2016年，净出口额18.63亿TIVs):此阶段我国军贸出口规模维持较高水平，其中船舶和飞机贡献较多。

②贸易平衡期(2017-2020年，净出口额-4.15亿 TIVs):此阶段我国军毛出口规模有所下滑主要系船舶出口规模大幅缩减所致，而飞机、装甲车、导弹等武器装备较为稳健。

③贸易顺差期(2021-2024年,净出口额59.16亿 TIVs):此阶段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俄罗斯等传统军贸大国出口规模不断缩减，叠加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基础持续完善，以及自主装备研发制造能力的突破性进展，我国军贸出口规模显著增长、进口规模显著下降，净出口额大幅上升。

全球军贸市场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宏观环境导致全球经济萎缩，但武器贸易和军事技术合作受影响有限。从地区武器进口波动情况来看，最近5年欧洲地区大幅增长47%，而非洲中东、亚洲和大洋洲地区进口规模分别减少40%、8.8%和7.5%。从出口国来看，美国占全球军贸市场份额由之前的 33%增至 40%,法国全球占比增至11%。从出口产品来看,军用飞机贸易依然火爆。乌克兰危机对国际军贸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已初见端倪。未来，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事件将持续影响全球军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欧洲国家、亚太、中东的武器进口量有望持续增加。

从五年的维度来看，尽管 2020-2024年我国军贸出口总额相较 2015-2019年下滑5.35%，但航空航天装备表现亮眼。其中，飞机出口额同比上涨5.84%，占比提升 3.24pct;火炮出口额同比上涨 52.04%，占比提升1.34pct;发动机出口额同比上涨1150%，占比提升0.28pct

我们认为主要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自主化与产品竞争力跃升，叠加珠海航展等国际平台的产品展示与商务对接，显著提升市场渗透力;二是局部冲突催生战争无人机等需求，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印巴冲突等推动多国将无人机作为低成本、高效益的作战工具，中国无人机以价格优势及模块化定制能力成为中小国家军费受限下的首选。

军贸市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根据俄罗斯国际武器贸易分析中心(CAWAT)数据，2024年全球军贸市场1116亿美元(yoy+15.2%)，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为423.3和32.2亿美元(约 220亿人民币)，占比37.9%和2.9%。随着中国装备名声鹊起，全球市场渗透率有望显著提升。预计2030年，中国装备的全球市占率将达15-20%,市场空间约1500亿-2000亿人民币/年,空间广阔。

市场空间:主机厂军贸占比存在 3-4 倍增长空间。美国长期将军贸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以军贸反哺国内军工产业，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将军事装备出口转化为维系国防工业技术优势与规模效应的核心支柱。在此战略下，军工贸易超越一般商品交易范畴，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目标的高阶政策工具。

出口对象具有战略导向性，为政治同盟关系的映射。美国对国防物资与国防服务的出口实施严格的定向管控，优先流向北约成员国、亚太同盟体系(如日、澳、韩)及关键地缘支点国家(如沙特、卡塔尔)。出口许可与技术转让深度绑定受援国与美国的政治互信水平如先进装备(如F-35战斗机、远程导弹)仅限核心盟国采购，后续技术维护、升级保障与联合演训权限，直接取决于双边军事合作等级;

具备政治附加条件，为权力投射的契约化载体。军贸出口往往附带政治要求，通过条款设计实现多重政策目标，这使得军售成为美国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通过建立量产-降价-增雷的正向循环，维系其全球国防工业霸权。军贸利润率通常会高于国内军用装备，因此，超额利润转化为军工复合体提供持续研发资金，维持技术代差并造下一代装备标准话语权。此外,规模化出口将有效摊薄主战装备的单位研发与制造成本。形成“量产-降价-增需”正向循环。

军贸的战略地位及其形成的正向反馈有效激励了美国军工企业的军贸业务发展。以SPIRI发布的 2023年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名单前三名为例，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诺斯罗普·格鲁曼 2024年军贸营收占比分别为26.06%、16.15%、12.19%,尽管近五年来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略有波动.但整体稳定维持在10%-30%。

相较之下，中国军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仍处于突破初期。根据公司公告，中国主要军工企业的国际业务占比普遍处于低位,如中航沈飞、中航西飞2024年国际业务营收占比分别为0.58%、3.88%且近五年均保持在个位数。这一现状折射出多重发展瓶颈:出口产品结构以中端装备为主体，高附加值武器系统渗透率不足;市场拓展受制于国际政治环境及技术认证壁垒;尚未建立覆盖装备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制约价值创造能力。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军贸规模与产业体量的显著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