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移民的影响有哪些？

移民的增加，对工资的效应有正有负。

1.对劳动力和就业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驱逐非法移民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影响或是失业率的下降，影响幅度 有限。但若驱逐规模较大，负面影响将传递至本地人的工作岗位，就业人数进一 步下降，失业率可能上行。 驱逐非法移民对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会产生影响。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由 企业调查（CES）统计，该统计对美国企业进行抽样，从企业工资单上获取就业、 工时、工资等数据；失业率由家庭调查（CPS）统计，对家庭进行抽样，虽然会 询问被调查者出生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被调查者的族裔，但不询问被调查者的 身份是否合法。因此，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和失业率等就业数据都有可能计入非法 移民，驱逐移民对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会产生影响。综合多方统计来看， 非法移民在美国劳动力的占比约为 5%。 直接影响 1：驱逐非法移民降低劳动力供给，可能推动失业率小幅下行。美国劳 工统计局表示，无法准确计算非农数据捕捉了多大比例/规模的非法移民。

按纽约 移民研究中心调查的 2022 年非法移民劳动力 830 万人、国土安全部调查的 2022 年非法移民人口 1100 万人计算，非法移民劳动参与率约为 75.5%，驱逐 100 万 移民将使美国劳动力人口减少 75.5 万人，占当前劳动力的 0.4%，驱逐全部非法 移民将使劳动力人口减少 4.9%。按 MPI 调查的 2019 年非法移民失业率 6%计 算，驱逐 100 万移民将使失业率下降约 0.01pct，驱逐全部非法移民将使失业率 下降约 0.11pct。 直接影响 2：对新增非农就业或有负面影响，但较难测算。（1）上限测算：用美 国公民、合法移民、非法移民人口的比例粗略推定非法移民在新增就业人数的比例，按此方式估算，一次性驱逐 100 万非法移民，当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减少 800- 900 人；驱逐全部非法移民，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减少 0.9 万人。但前文提到，2024 年以来美国新增就业主要由移民贡献（（参考图 2），相应地，驱逐非法移民对新增 就业的影响应该比这一数值更大。（2）下限测算：极端假设下，美国每个月的新 增就业全部由移民贡献，那么，根据合法移民、非法移民的人口比例估算，非法 移民约占新增就业的 46%，一次性驱逐 100 万非法移民，当月新增就业人数减少 0.8 万人，驱逐全部非法移民将使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减少 8.8 万人。

间接影响：非法移民的流出也会减少本地居民的工作岗位。驱逐非法移民通过互 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本地人就业。从互补效应来看，驱逐非法移民使得非法移 民所在岗位的互补性岗位减少，比如，驱逐了非法的建筑工人，那么美国本地人 担任的“包工头”也面临失业风险；女性非法移民的劳动力流失增加了育儿成本，从 而减少了本地女性的就业。研究表明，1929-1937 年对 40-50 万墨西哥移民的驱 逐对本地人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Lee 等，2017）；2008-2015 年美国安全社区政 策驱逐 45.4 万移民，美国出生的工人就业份额降低了 0.5%（East 等，2023）。 从替代效应来看，理论上，本地人可能受益于非法移民的流出，之前被非法移民 占据的就业可能会因移民的离开而增加。但美国本土居民在“替代”非法移民的 工作时，可能会寻求更高的工资溢价，而并非所有雇主都愿意为了弥补职位空缺 而提高工资；即使提高了工资，也不是所有本地人都愿意从事非法移民的工作。 实证研究表明，1964 年近 50 万墨西哥农业工人被驱逐后，雇主没有雇用更多的 美国本地工人，而是转向机械化生产，或者直接减产（Clemens 等，2018）。 PIIE 认为，驱逐移民可能会对经济和就业产生较长期的负面效应：对企业而言， 劳动力减少，资本回报率下降，或令公司收入下滑，需求收缩，从而损伤了潜在 就业。Chloe East 等人对奥巴马任期的移民政策研究表明，每 10 名移民被驱逐 出境，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就会永久减少约 1 个; Ethan Lewis 等人研究发现，不 被允许招聘 H-2B（一种低技能工作签证）工作者的企业相比于同条件的获准 H2B 的企业，业务收缩了约 14%。据 PIIE 测算，驱逐 130 万移民和驱逐 830 万移 民（节奏上均为 2025 和 2026 年各驱逐一半）分别将给美国 2025 年就业（（以总 工时衡量）带来 0.03 个百分点和 0.22 个百分点的抬升；但将给 2026 年就业（（以 总工时衡量）带来 0.42 个百分点和 2.66 个百分点的下降，就业下降幅度在 2028 年达到最大。

驱逐移民影响较大的大类行业：农业、建筑、休闲酒店。美国官方统计只区分了 美国公民与移民（后者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各行业就业比例，而不能看 到非法移民单独的就业占比，但移民较多的农业和建筑业单独来看，非法移民的 占比是偏高的。据统计，美国农场工人中约有 42%的非法移民；美国非法移民入 境后的主要去向是加州和德州，据调查，2022 年，德州有超过五十万移民在建筑 行业工作，约占该行业的 40%；其中近 60%的劳动力是无证工人。一项 2016 年 统计显示，非法移民就业占农业的 15%、建筑业的 13% 和休闲酒店业的 8%。 受影响较大的细分职业：低收入服务业。根据纽约移民研究中心等的估计，约 830 万无证移民在美国工作，主要从事建筑（150 万）、餐馆（100 万）、农业（32 万）、 园林绿化（30 万）及食品加工制造（20 万）等职业。 供需缺口大+非法移民占比多的行业的是美甲修脚、厨师、理疗、司机，若大批量 驱逐移民可能进一步供需失衡。纽约移民研究中心对 BLS 预测美国职位空缺增长 超 1 万人的行业和纽约州非法移民占比超 5%的行业进行了匹配，发现美甲、厨 师、理疗、出租车和卡车司机等职业供需缺口较大而非法移民就业占比较多，若 驱逐非法移民，上述职业可能面临更严峻的供需失衡问题。

2.对工资和通胀的影响

先从移民流入谈起：移民的增加，对工资的效应有正有负。从劳动力供需曲线来 看，移民的快速涌入使得供给曲线右移，短期内会推低工资；EPI 等机构研究表 明，美国企业雇主对非法移民的议价能力更高，也就是说，移民的非法身份使得 雇主更容易剥削他们的工资，这也伤害了其他美国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 NBER 的工作论文则表明，移民通过互补效应推动本地人的就业和工资向高收入工作转 移，移民的流入对本地人的工资产生了正向影响。 而如果驱逐移民，学术研究来看，或会降低工资水平。对本地人而言：1929-1937 年 40-50 万非法移民驱逐研究发现，美国本土就业者的工资下降或不变（（Lee 等， 2017）；1964 年驱逐的约 50 万墨西哥农业工人对美国本土就业者的工资几乎无 影响（（Clemens 等，2018）；2008-2015 年驱逐的约 45.4 万非法移民将美国本土 就业者的工资降低了 0.6%（（East 等，2023）。对非法移民而言：2002-2012 年电 子身份认证措施的推行（相当于移民管制政策收紧）使非法移民男性的小时工资 下降了约 8%（Pia M. Orrenius 和 Madeline Zavodny，2015）。 驱逐移民对整体通胀的影响则更为复杂。驱逐移民后总供给、总需求同时降温， 一方面，房租等压力可能随着非法移民的减少而减弱；另一方面，移民供给的减 少可能使得大量依赖移民的行业（如园林、育儿等）成本抬升。因此，我们也将 参考历史经验，讨论现实中驱逐移民对美国通胀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影响。

从长周期来看，美国驱逐移民的数量以 1996 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案》 为分界。阶段一：法案签署前，每年驱赶非法移民的数量在 10 万以内；阶段二： 1996 年的非法移民法案放开了驱逐非法移民的诸多限制，从那之后，驱逐移民数 量快速增长。 阶段一：高波动时代，驱逐移民的规模较少，而通胀波动大。驱逐移民数量与通 胀增长不太相关，仅 1946 年和 1970 年两者同增，驱逐移民不是通胀升高的主要 变量。

二战期间，通胀与货币扩张更为相关。1944-1948 年美国驱逐非法移民人数 迅速增长，从 1944 年的 8,821 人增至 1948 年的 25,276 人；同时，1946 年，CPI 同比增速上冲，一度接近 20%。二战后的高通胀主要来自战时的货 币扩张，战后，居民消费需求释放，但供给端的军事、工业产品跟不上居民 消费品的需求，从而推高了消费价格。在此期间，美国实际人均收入并未明 显抬升，这一阶段的高通胀与驱逐移民相关性较小。

1970 年第一轮滞胀，低利率和工会力量推升通胀。1970 年美国驱逐非法移 民人数从 1969 年的 11,030 人增加至 17,469 人；1969-1970 年 CPI 同比增 速达到 5%以上。彼时，70 年代高通胀的导火索之一——石油危机（1973） 还未爆发，1970 年通胀上行的因素主要包括：60 年代末，为了推进政府增 税，时任联储主席马丁承诺推进低利率，从而推动通胀上行；同时，1970 年工会力量增强，多起罢工事件（包括 1970 年 9 月通 用汽车公司超过 40 万工人的罢工）提高了工资。

阶段二：近 30 年来，需求偏弱的劳动力“买方市场”下，驱逐移民对通胀影响不 大。1996 年移民法颁布后，移民驱逐数量显著上升。前文提到，移民政策偏鹰的 几位总统是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在上述三位总统的任期内，受工资影响最 大的核心服务通胀分项波动较小，几次通胀升高（（2008 年和 2011 年）主要是由 能源价格上升所推动的。特朗普 1.0 任内，工资增速和核心服务通胀的变化不大。 此外，在其任期后半，油价的下跌拖累整体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形成下拉力， 2017-2019 年美国总体 CPI 同比维持在 1.5-3%区间。究其原因，劳动力市场整体 供大于需，劳动力“买方市场”下，驱逐移民——供给的减少对价格影响有限。 特朗普 2.0：劳动力市场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价格对供给变化可能更敏感。当前与 特朗普 1.0 时期驱逐移民的影响，最大的不同在于劳动力市场已发生结构性变化， 移民是当下美国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受到婴儿潮人口进入退休年龄、新冠后 外出工作意愿下降甚至提前退休的影响，2020 年以来美国劳动参与率中枢下移， 本土劳动力供给短期内很难再有快速的修复，在供给更具刚性的环境下，驱逐移民带来的供给下降可能造成的工资增量会更多。另一方 面，AI 对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也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形成下拉力。 总体来说，驱逐移民政策若落实，仍然不能忽视可能带来的工资上涨压力和通胀 粘性风险，通胀上升的幅度视驱逐移民的规模而定。据 PIIE 测算，供给冲击下， 驱逐 130 万移民和驱逐 830 万移民（2025 和 2026 年各驱逐一半）分别将给美国 2025 年通胀增速带来 0.35 个百分点和 2.21 个百分点的抬升；将给 2026 年通胀 增速带来 0.54 个百分点和 3.40 个百分点的抬升。 结构上，关注商品和地产供给扰动带来的价格影响。前文提到，非法移民在农业 和建筑业就业占比较高。美国农场工人中约有 42%的非法移民，若大规模驱逐， 可能对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在当前地产供给紧缺、住房成本高企的背景下， 如果大规模驱逐移民可能对地产复苏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