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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且经济繁荣国家公民的国际移民基本上是安全、有序而常规的。相反,低收入和不 安全环境下的许多公民的迁移更有可能是不安全而非常规的,并且往往是由其国内的危机推动 的。56 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国际移民几乎有一半是寻求庇护者或难民。57 此外,低收入和脆弱环境 下的大规模流动和流离失所事件构成了近年来流向几个高收入国家的人流的最重要的特征。例 如,2015-2016年向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或最近从中美洲“北方三角”(Northern Triangle)国家向美 利坚合众国的大规模移民,都包括了来自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为求到达目的地,其 中许多人踏上非常规的迁移之旅。


首先,在全球和平指数(GPI)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往往在人类 发展指数(HDI)上表现良好,后者是衡量国家在健康、教育和体面生活水平等多个维度上表现 的综合指标。虽然有一些例外,如塞拉利昂、不丹和博茨瓦纳等国家在GPI上排名较高但人类发 展水平较低,但总体趋势似乎表明,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和平程度之间是呈是正相关 的。
其次,在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简称FSI)中排名靠后,因而更稳定的国家 似乎具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而那些高度脆弱的国家——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与低人类 发展指数相关。然而,同样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稳定或脆弱程度低的国家都有较高的人类发展 水平。换言之,稳定有时确实与低较低的人类发展指数并存,这也许表明稳定是发展的必要因 素,但非充分因素。
第三,和平指数评分高的国家产生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也较少,并且因冲突引起的境内流 离失所者(IDPs)较少或完全没有。2019年,来自新加坡、瑞典、智利或大韩民国等国家的难 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与来自缅甸、埃塞俄比亚、也门和南苏丹等较不和平国家的人数形成鲜 明对比。这一现实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国家尤为严重,其国内旷日持久的冲突意味着全国 一半以上的人口仍被迫流离失所。58 对大多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接纳地更详细的观察反映了这 一趋势;在高收入国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仅占它们所接纳的国际移民的3%左右,但这一数字在 低收入国家高达50%,59 这些数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下事实:即有数个低收入国家由于毗邻冲 突中的国家,因而持续承担着接纳绝大多数难民的重大负担。在冲突引发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 上,高收入、和平的国家与更为脆弱和欠发达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较不和平的国 家(也许不出所料)有更多因冲突引发的境内流离失所者(conflict-induced IDPs);南苏丹、阿 富汗和索马里等国在2020年有数百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而乌拉圭、日本和博茨瓦纳当年所记录 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则是零。60 这些观察进一步证实了和平与安全不仅能促进发展,而且有助 于减少不稳定的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