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移民政策主要是在国家一级制定和实施的,往往受到国家之间在双边层面(即两个实体之间) 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达成免签证安排。双边协定的例子 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跨塔斯曼海旅游协定》(Trans-Tasman Travel Arrangement)63,俄 罗斯与大韩民国之间的互免签证协议(Agreement on Mutual Abolition of Visa Requirements)64,以 及欧洲共同体和巴巴多斯之间关于短期停留签证豁免的协定。65 目前类似的双边安排有数百项。
政策有助于各国建立应对国内(如技能短缺)和国外(如双边关系)变化的制度,并确定 谁可以进入一个国家。因此,出于为政策进程提供信息的需要,数据对于确定区域迁出、迁入 和区域内迁移的趋势十分重要。拥有资源、知识和专长的国家能够捕捉、分析和呈现数据,以 便做出政策反应,特别是在常规移民方面。另一方面,关于发生在管制系统之外或违反管制系 统的非常规移民的数据,是基于可用于为政策制定进程提供信息的现有小规模数据集的估计和 预测。然而,各国要制定移民政策程序,如双边签证协议或双边劳工移民协议,就需要在全面 分析框架的指导下覆盖来源国和目的国相关数据和趋势的系统性程序。67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主 要关注的是双边谈判和协议制定,因此,重点必然放在国家一级的移民动态、趋势和数据上。
重要的是,签证政策作为人口流动的控制措施,使得每个国家都能对潜在入境者(如商务 旅游者、游客、学生和移民劳工)行使域外控制。68 鉴于与非国民入境和停留相关的具体单一国 家层面的政策数量大且具有复杂性,世界各地进行的大多数分析都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仅关 注单一国家)。不过,DEMIG 项目 69 分析了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其旨在评 估这些政策对国际移民模式和趋势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签证政策在1995—2019年间有所发展, 边境管制、入境和出境政策日趋严格。70 还有分析指出,目的国制订协定,给予其盟国自由入境 签证;却对欠发达国家或他们认为不友好的国家加以限制。71 相较于面临更多限制的发展中国家 公民,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公民或将因此获得更多移民机会。从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国家 间的结构性不平等,进一步加深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不平等,并造成更大的移民“压力”, 这可能会导致人口贩运和移民走私更加盛行。
严苛的法律和要求可能会阻止一些移民选择更理想的目的国,72 而监管制度较宽松的国家 可能会在无意中为非常规移民的快速发展提供环境,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严格执行的法律和要求 可能会使一些移民不愿意选择某个目的国而选择另一个目的国,而监管制度较弱的国家可能会 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一种缺乏有效监管和充足资源的环境,使得非常规移民快速发展。确保常规 移民的安全环境对于减少移民者面临的风险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非常规移 民方式。人员、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以及基于成员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劳务环境,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区域集团内与移民相关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