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展望及建议有哪些？

推动国际规则标准对接，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1.“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展望

（一）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新阶段，“昆蒙框架”落实成为关键 2022 年 12 月，在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中国作为COP15 主席国，推动形成了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昆蒙框架”（共涉及23 个行动目标），标志着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新阶段。大会在“框架”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码序列信息等关键议题上达成了一致，确立了“3030”目标，即到 2030 年保护至少 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等系列目标，建立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明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措施。“昆蒙框架”将指引国际社会携手实现遏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推动生物多样性恢复进程，共同迈向 2050 年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

（二）“一带一路”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需重点关注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地形复杂多样，且大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较高。以大湄公河区域为例，几乎整个区域都属于印度－缅甸生态热点地区，对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改善、新增基础设施有极大需求，尤其是铁路、公路等线性基础设施。因此，为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顺利开展，应主动采用生物多样性相关评估工具，衡量、评估并减少项目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例如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遵从《迁徙物种公约》的道路建设指南，当铁路或公路项目沿线附近存在多个国家公园或保护区时，为减少项目对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路线选址设计时应尽量避绕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在不得不穿越保护区时，为防止工程建设切断野生动物迁徙路线或阻隔其栖息地，工程应建设桥涵洞或野生动物专用通道、天桥等供野生动物自由迁徙，以保护其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国际合作潜力巨大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的三十年时间里，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上达成了一致，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但实施效果还不够理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生物多样性现状依旧严峻，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各国携手合作。以非洲国家为例，受限于经济基础与能力水平，其绿色发展面临较大压力，与欧洲等发达地区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保护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力量，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不断加强和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多边治理、合作共赢的机制，可以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相互关联，协同发展愈发重要 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会影响物种数量、改变物种的分布格局、加剧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指出，2011 至 2020 年，全球地表温度比1850至 1900 年高出 1.1℃[28]，导致 14%的生物多样性丧失[29]。同时，地球正处于第6次物种大灭绝时期，全球约有百万物种濒临灭绝[30]。另一方面，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影响，减少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也有助于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要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双重危机，必须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推进。

（五）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大，亟待长期有力支撑 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而言，仅靠国家财政力量难以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例如，南非每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资金缺口高达7000 亿美元。塑造重视自然的经济体系，创新自然保护长效资金机制，通过调动私营部门资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等行动迫在眉睫。生物多样性金融被认为是实现“昆蒙框架”目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金融工具，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等方面的作用不容低估。在COP15 第二阶段会议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全球环境基金（GEF）、绿色气候基金（GCF）等主要伙伴在 138 个国家推出了 32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用于开展生态系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帮助各国推动“自然友好”型投资。虽然全球范围的资源调动在持续推进，但生物多样性相关金融发展仍然滞后，目前大部分绿色金融被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根据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IDFC）的数据，2018 年，在全球投向绿色金融领域的 1340 亿美元中，只有 90 亿美元进入了非气候金融专项投资。经合组织（OECD）2019 年的研究发现，相比较全球债券市场108 万亿美元的总规模，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投资只有约 800 亿美元。

2.“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

（一）推动国际规则标准对接，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中国企业在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时，应充分考虑生态因素，积极对接国际规则标准，有效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建议推动中国企业“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要求主动与中国国家承诺，特别是中国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等）有关要求对接，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鼓励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采用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实施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惯例。

（二）加强项目评估和自然相关环境信息披露，减少“一带一路”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 “昆蒙框架”的行动目标 15 提到要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监测、评估和披露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当前，全球已经制定了各类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管理的政策和工具，应鼓励“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根据不同共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发展趋势及需求，利用已有政策和工具开展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估，如按照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建议的披露框架开展自然相关信息披露。倡导在基础设施投资前使用生物多样性评估决策工具筛查风险，加强对基础设施项目风险识别和分析的能力建设。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常用框架，建立常态化的环境风险监管机制。将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作为评估的重要部分，从项目准备、建设和运营等全生命周期减缓项目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注重建立利益相关方磋商机制，在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管理方面保证相关方的有效参与和磋商。实施“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管理，重点关注项目在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影响，明确正面和负面清单，为共建国家及项目提供绿色解决方案。

（三）利用多方资源强化务实合作，有效应对共建国家生物多样性丧失挑战 加强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等国际框架下的合作，在共建国家谋划、推行类似“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挑战。支持并扩展不同国家现有的倡议，例如“不丹生命”或“非洲绿色长城”计划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净收益。加强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科研合作，促进人才交流，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分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与共建国家探索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围 78 绕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等内容，为周边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员技能培训和发展经验分享，提升共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四）推动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入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发挥金融机构作用积极引导绿色投资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或对生物多样性有利的项目倾斜，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融资成本核算，对采取预防性建设投入的项目给予融资支持，参照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绩效标准和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标准开展“自然向好”的投资。明确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投融资活动边界，以更好地调动公共和私营资金流向自然向好领域，弥补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平台和资源，包括自然资本联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网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供资倡议、自然资本金融联盟（NCFA）、经合组织及其生物多样性金融工具数据库、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IDFC）、私营投资保护联盟（CPIC）等，加快开发性金融联合投资平台、可持续挂钩债券/贷款等绿色金融工具创新，从金融决策层面为“一带一路”可持续、绿色发展制定合理规划或目标。调动私营部门积极性，弥补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参考国际金融公司 2022 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参考指南》，指导投资者确定并投资可以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行业。同时还应利用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56，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共享三大公约目标，重点支持在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能够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的优质项目，推动首批项目落地见效，为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

（五）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且二者高度依存，二者协同推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31]。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二者协同治理最有效的路径之一。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加强绿色环保低碳及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充分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纳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活动，重视可持续利用资源以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基础设施项目选择和实施管理，建设更多环境可持续的绿色低碳项目。同时可以推广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标准、经验和做法，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制定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管理政策，从源头上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