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状及转型趋势分析

基于内循环视角，现阶段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国内大循环仍存在堵点制约了中国经济转型。

其一，经济内循环存在金融资源低效配置、企业融资约束偏高等桎梏，不利于释放经济活力及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当下，国家经济处于国际形势动荡变革、国内转型压力高企的双重约束之下，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亟需盘活金融资源，以金融赋能实体企业科技创新。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相比大规模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政府信用背书及抵押资产，更具市场活力的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型的轻资产企业通常面临更为严峻的融资困境。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如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信贷资源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是打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堵点的关键。首先，要发展强大的中央银行与主权货币，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灵活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盘活存量，为实体经济输血。第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发挥国际货币流通手段、国际支付和价值储藏等功能，提高国际金融定价与配置能力，吸引全球金融资源,满足国内企业长周期融资需求。第三,提振资本市场。为新兴科技类企业提供多层次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

其二，重点领域存在金融风险隐患，制约经济循环的韧性、安全性、稳定性。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金融环境与金融风险防范重点发生重大变化。其一，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发展驱动宏观杠杆率上升,然而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房产的投资属性下降,房地产债务风险累积。其二，在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地方财政收支面临压力，局部性和隐性的地方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其三，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偏高、内部控制偏松、资本充足率压力高企等问题，对金融系统的安全性造成威胁。

如何稳妥化解并有效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关切。其一，要推进落实金融监管全覆盖、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从而打造完备有效的强大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金融稳定发展。其二，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适度降低购房贷款利率，推动房地产市场清库存、软着陆。其三，持续推进金融机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加快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工作、建立中小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通过并购重组整合金融产能、清理整顿金融秩序，构建强大的金融机构，为金融体系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基于外循环视角，现阶段大国博弈下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短链化趋势明显、美联储步入降息通道，各类经济因素交织共振的背景下，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存在怎样的痛点与堵点?金融强国建设如何助力畅通外循环，提高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与金融话语权?

其一，国际货币政策环境对中国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牵制作用依旧存在。2022年3月起为对抗高通胀压力，美联储进入持续加息通道。美国货币政策长期收紧，虹吸全球资本，大量经济体跟进加息以遏制通胀、稳定本币汇率。全球“加息潮”对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等方面的牵制作用较为明显。一方面，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与美国长期加息策略，中国采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低迷的国际循环和动力不足的国内大循环，中美的反向货币政策使得双方国债收益率利差加速收窄，主要期限利差甚至出现倒挂，导致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提高。自2022年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以来，外国资本对中国的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的净额相继下降，并由顺差转为逆差，可见美国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与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压力高企。纵观人民币汇率与美国联邦利率的历史轨迹，美联储加息通常伴随着人民币贬值。聚焦美国本次加息周期可见，虽然相比于加息幅度，人民币汇率调整区间收窄，汇率弹性较早期明显提高，但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仍不容忽视。第三方面，美联储降息预期或将引发金融冲击。2024年8月23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演讲，明确传递降息信号，9月18日，美联储官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这也是4年来美联储首次降息。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差逐步收敛，这一信号扩大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但长期加息酝酿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回顾历史，2001年美联储在结束加息后开始降息，引发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暴跌。2008年，美联储再次降息，随即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究其原因,长期加息提高了美元的收益率部分投资者提高杠杆购买美元资产，进行套利，从而酝酿了风险隐患。降息转轨会压缩资本的套利空间，或将引发大规模资本抛售，进而资产价格下跌，最终演变成金融危机。

总体而言，美国作为全球金融的主导力量，其货币政策走向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人民币汇率，同时美联储操作货币政策所酝酿的金融风险也会通过国际金融网络传递至其他经济体。全面防范并化解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稳定的潜在影响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攻关。如何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效发挥汇率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安全?第一，建设强大的主权货币，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第二，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保障货币政策稳健性、自主性。第三，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吸引长期资本的同时，适度干预、控制短期投机资本的快速涌入或退出，避免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等风险隐患。第四，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掌握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和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

其二，中国企业在融入国际循环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面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雷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当下，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角式特征，欧美等发达国家位居全球价值链顶端的研发和金融服务环节;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中东等国家则主要处于原材料供给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枢纽，如芯片、光刻机、精密机床、航空发动机等，一定程度上被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掌控。美国等西方经济体通过加征关税、限制进口中国产品等途径抑制中国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海外拓展，企图将中国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可见，当中国企业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时，面临着自身技术水平不足、发达国家压制双重阻碍。叠加 2022年以来，美国等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长期收紧，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循环的融资环境也不容乐观。

如何加强金融对关键性、战略性行业企业的支持，引导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型产业倾斜，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循环中的竞争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解决的又一关键问题之一。一方面，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深度参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为中企海外经营及“-带一路”等区域贸易合作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有利于企业筹集生产与研发资金，实现全球产业链“突围”，同时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等全球新兴市场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另一方面，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为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研发创新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加。

其三，地缘政治背景下，大国经贸摩擦升级，金融脱钩及外汇储备资产安全等隐患威胁中国参与外循环的安全性与稳定性。201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自中国进口的大约 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包括汽车、硬盘、飞机零部件等。中国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545种商品征收 25%的关税，此后双方展开了持久、焦灼的贸易对抗。“贸易战”威胁了中国实体企业的国际经贸活动，造成了高额的关税和调查损失，制约了国际循环畅通运行。与此同时，大国博弈的硝烟逐步从贸易领域延伸到金融领域。一是美国政府限制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融资。2018年8月，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授权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公司的投资交易，提出防范“特别关注国家”。2020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限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当月纽交所宣布启动对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的摘牌程序。2022年9月，美国白宫发布《第14083号行政命令》，将CFIUS的审查范围聚焦到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行业。

二是美国政府鼓励减少对华投资，实施反向投资审查限制。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停止投资中国相关股票，后者在2023年11月宣布将“节俭储蓄计划”的基金基准改为不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指数。同年11月，特朗普政府公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此后部分中国企业被标普道琼斯指数、明晟指数移除。2023年1月，“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屡次对美国投资机构发起涉华高技术投资调查。2023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在特定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实体投资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近期，美国一些州政府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迫使公共养老基金从中资企业撤资。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也采取了严厉的金融制裁，例如冻结俄方金融资产、限制俄方对外融资等,2024年6月，美国财政部对俄发动新一轮制裁，将莫斯科交易所、俄罗斯国家结算存管公司与国家清算中心等机构列入制裁名单。相关手段也为中国提供了警示,2013年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达到1.27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尽管中国在后续年份中持续减持美元资产，但仍是美元计价资产的重要持有者，2024年7月，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为7760亿美元，占美国国债境外投资者持有总额的9%。提高国际金融地位，掌握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保障外汇资产及外循环经济环境安全稳定迫在眉睫。

三是依赖美元资产的国际储备结构提高了外汇资产安全隐患。2010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约1.16万亿美元，持有份额达到26.15%，近年来，持有规模逐渐下滑，至2024年7月持有额为7765亿美元，占美国国债境外投资份额约9.31%。在美国国债境外投资者中，占比仍处于较高位置。鉴于美国对外制裁节奏不断加快，对美元资产的较强依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隐患。相比之下，人民币资产的境外持有额具有较大增长空间，据统计2024年7月境外投资者持有国内债券、股票、存贷款额分别为 4.4万亿人民币、2.7万亿人民币、1.8万亿人民币、1.02万亿人民币且近年来持有额增长趋势较弱。

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参与大国金融博弈，提高国际金融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途径。其一，提高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吸引力、流通性以及嵌入国际金融储备体系的程度预防金融及外汇脱钩等风险隐患，同时适度降低美元资产依赖程度，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其二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全球资金的融通平台，提高中国甚至全球新兴市场的国际金融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