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链外迁驱动因素分析

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劳动密集产业失去比较优势。

随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供给难以为继，劳动成本比较性优势有所下降，资本投入也在老龄化加深的趋 势下面临储蓄率下降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束缚。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若要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则需要通过产业深度转型以及技术突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当前经济发 展的阶段下的资源禀赋结构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并转移出不适宜其长期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 多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具可持续性和比较优势：从抚养比，即(0-14 岁非劳动力人口 +65 岁以上非劳动力人口）/15-64 岁劳动人口）来看,中国早已呈现出见底回升的态势，当前 100 个劳 动人口要抚养 45 个孩童和老人，未来抚养负担会更加繁重。对比来看，墨西哥和印度两国抚养比率趋 势则在不断下跌，显示出劳动力更具备长期潜能。老龄化程度方面，中国 65 岁人口比例高达 13.72%， 高出越南超过 4.6 个百分点。对比平均薪资，无论从增速还是绝对值来看中国当前的劳动力成本都显著 高于越南的水平。制造业人工成本方面，墨西哥和越南也较中国更为廉价。从经济部门劳动力分布结构 的角度看，中国整体工业劳动力占比逐年下行，而越南则在近年来大力发展制造业之下，劳动力结构从 第一产业逐渐转向第二产业。

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走弱，劳动力整体对于实际 GDP 的增长贡献下降显著，总 体从分母端提振了人均资本存量，产业升级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最优选择。根据经济增长的经典 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能在于其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累积、技术的革新以及选择与其经济结构 相适宜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在生产函数 中，A 与 a 都可以被视为技术的表征。全要素生产率 A 是在剥离资本 K 和劳动 L 对于经济增长 Y 后包括技术在内的剩余部分。a 是生产方式的刻画，代表资 本密集度。a 越大，生产对于资本 K 的依赖越大，反之，当 a 越小，生产就越依赖劳动力 L。在此模型 中，全要素生产率 A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密集度 a 却是一个产业的择优问题：一个经济体最优资本密集度技术的选择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 随着人均资本存量（K/L），即资本存量与劳动 人口比率的变化，对于一国最有利的产业也会发生转变。当人均资本存量在低位，也就是当资本较为稀 缺的时候，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更优，但当人均资本存量相对较高时，资本密集型技术对经济发展更加 有利。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一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根据不同阶段其要素禀赋的情况来选择最适 当的技术方式来组织其生产。

当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总资本存量增速从 2009 年的 9%降至 2019 年 的 7%。虽然我国资本存量的增速近年来有所放缓，但在劳动增速走弱的驱动下，人均资本存量呈现逐渐 上行趋势。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使中国的纺织、制鞋、家具等劳动型密集制造业的优势丧失。与越、 墨两国横向比较来看，两国资源禀赋结构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为匹配。在此背景下，部分制造业 的外迁从中国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实际并无害处：若要避免经济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及经济增速的中 枢下移，在当前劳动力（L）增长不可持续，叠加资本要素（K）驱动的增长遭遇瓶颈的情况下，应更为 依赖于全要素生产（A）与资本份额（a）的部分，通过技术与产业升级，以及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至人 均资本存量相对较低的国家来为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注入动能。劳动成本敏感型环节和产业链中 偏端加工组装节的外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也利于中国淘汰较落后的产能，从而集中有限资源于产业转 型和升级。

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改变一方面使中国主动迁出劳动密集产业，着重于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另一 方面，制造业劳动力效益的下降也会天然地驱使外商投资（FDI）流出中国并转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 的国家地区。2011 年流入中国的 FDI 制造业规模达到 521.01 亿美元顶峰后回落趋势显著，整体来看基 本与劳动力占比的趋势保持一致，显示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优势的下降，外商逐步减少对于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投资净流入。而墨西哥和越南等新兴国家因为有较高成本效益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巨额外资 的转移。各国 FDI 净流入趋势一定程度体现了许多国际企业选择将在中国的资本回撤并转移至包括越、 墨在内的新兴市场。自 2022 年二季度至今，中国的 FDI 净流入总量持续走跌，同期，由于越南和墨西 哥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资源和低廉生产成本，推动境外投资的大量流向这些国家。正如同上世纪 90 年 代的中国，越南和墨西哥在大规模外商投资和制造商的涌入之下，整体经济及制造业得到了高速发展。 近年来，流入越南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包括电子机械、纺织、制鞋制造业，外资也成为了越南出口中 的主要成分，拉动该国出口大幅增长。当前，全球知名电子企业和服装企业，例如三星、英特尔、微 软、LG、耐克、GAP、阿迪达斯等纷纷在越南入驻建立工厂基地。自 2018 年起，墨西哥 FDI 净流入显 著上行，投资分布主要集中于交通设备制造业，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汽车品牌：奥迪、宝马、克莱斯勒、 福特、通用、本田、起亚、马自达、日产、丰田和大众已在墨西哥设厂。同时，墨西哥也是全球电子产 品的第八大生产国，知名投资企业包括戴尔、LG、索尼、东芝、三星、RCA、飞浦、松下、西门子以及 许多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原始设计制造商。

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中国总体控制较好，产业链相对完善，且海外同步也在开启经济刺激政策，需 求的大幅上涨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展。但随着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供应链的扰动，叠加海外通胀 的高启、各国央行加息、全球经济进入去库周期，国内此前增加的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的情况，促使竞争激 烈的行业领域降价抢占市场份额。以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为例，近年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润增速总体低于 生产增速的情况，国内企业出海在其他国家寻找潜在利润空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一定程度上表 征了国内产业链向外转移的情况，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公司工厂以及并购都在 ODI 中有所体现。自 2019 年 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DI 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增长。细分国家来看，中国对于包括墨西哥、智利 等拉美国家以及包括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东盟国家的 ODI 基本呈现出上行趋势。

1.3 西方构建新产业链体系以加强“近岸”与区域内合作，减少对华依赖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反思制造业外包的弊端，意识到了制造业对于国家未来经济增长以及 就业的重要性。总结各届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的过程，激励制造业回流主要通过 “推动产业立法”、 “增强采购国货”、“优化创新生态”，和“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四个主要路径。在“推动产业立法”方面， 民主党主要通过补贴、公共投资以及税收抵免等政策，共和党则主要施行大幅减税来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和 企业离岸意愿。奥巴马执政期间以“再工业化”为主线，主要通过加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创新和基 础建设促进产业创新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后来的特朗普政府则秉持 “美国优先” 和“制造业就业机 会重回美国”的原则聚焦发展传统制造，设置贸易壁垒来强化本国制造业的优势，其初衷是希望将中低端 制造业流回国内。然而经过实践，美国意识到倘若要组建包括工业与制造业在内的全产业链的可能性极 低，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占比仅占 10%，而其中主要以军工、航天高端制造业为主。除此以外，美国当前第 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不高，中低端制造的回流意味着成本的大幅增加，带来通胀风险。

由于要实现制造业大量回流于本土非 “一朝一夕之功”，美国近年来开始谋求将制造业产业链中心从 中国转移至以美国主导的新体系, 加强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并分散产业链风险。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促进了与东盟和拉美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以构建“回流”，“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结合的产业链体系。2022 年，东盟和美国关系升级为 “有意义、实质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额达 2800 亿美元的 《芯片法案》正式签署，计划加强包括越南在内的 7 个目标国家的半导体发展。继《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签署后，美-墨关系也在重启高级别经济对话机制中不断改善。由于地理上与美国市场相邻，墨西 哥逐渐成为了美国倾向选择的近岸转移目的地。《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出台为电动车减 7500 美元税收， 要求电池组装以及加工必须在北美进行，为墨西哥汽车制造业提供机会。从美国进口总额占比来看，美国 进口集中度下降，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明显，前期以越南为代表，近期墨西哥占美国进口 份额上涨更为迅猛。2022 年，墨西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后，对美进口总额以及 在美国进口中占有的比重持续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