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宏观政策取向分析

未来，宏观政策要紧扣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平衡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促改革之间的关系，提高政策一致性、有效性，更加注重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培育，发挥好国内大循环作用，推动经济平稳渡过多期叠加的艰难时期。

1.可以考虑突破 3%的财政赤字率约束，加大对创新、民生等领域支持

突破 3%的赤字率约束，充分用好中央财政赤字空间。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中央政府杠杆率明显低于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同时，中国政府债务主要是内债，受外部市场的冲击较小。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拥有的国有资产资源较西方经济体更多，相对而言能够支持更大规模的债务。建议202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可略高于 3%，进一步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规模，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向市场释放更强的稳增长信号。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可持续性。加大对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助力居民消费意愿回升。顺应人口老龄化大趋势，超前布局养老领域基础设施，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打造适老化社会。完善生育支持措施，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在小孩入托、上学等方面创造更加便利的环境和条件。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费优惠等措施，有力保障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增强经济新动能。同时，提升财政可持续性，可考虑适当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积极盘活存量资产。

持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一轮化债措施的推出，将大大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要明确债务并没有消失，而是将隐性债务转换成显性债务。未来要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规模，确保债务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金融政策要多重发力，推动经济持续企稳向上

延续稳中偏宽政策思路，有效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一方面，综合运用逆回购、国债买卖、降准等工具维持充裕的流动性水平，引导金融机构及时跟进各项重大政策落地及项目推进情况，加大对基建、房地产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持续发挥利率调节机制作用，改革优化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加快推动信贷利率与 7 天期逆回购、DR007 等货币市场利率联动，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与此同时，要加快打通信贷利率向存款利率传导的堵点，避免金融机构“内卷式”争夺存款，合理稳定净息差，确保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优化结构性政策工具使用，增强金融机构积极性。做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整合和续接工作，更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房地产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例如，考虑将结构性工具定价与政策利率挂钩，合理调降结构性工具利率，同时将重点支持领域再贷款发放比例由60%调整至100%，并根据实际运行效果进一步调升相应比例，从价格和数量同时入手加大对金融机构吸引力。巩固数据治理工作成效，进一步做好资金流向监控，确保资金真正流向符合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及有待持续加大支持力度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积极助力消费政策推进，促进物价水平合理回升。物价水平与总需求关系密切，是判断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参考。2024 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中国消费领域潜力巨大，每年工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更新需求在5 万亿元以上，汽车、家电换代需求在万亿元以上14。未来应持续激发居民消费意愿，推动物价水平企稳回升。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提供专项贷款产品，加大对“两新”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合理更新设备，提升居民对耐用品消费需求。继续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增量政策，例如部分地区商贷利率已低于公积金贷款利率，可根据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合理调降公积金贷款利率、提升贷款最高额度，进一步提升居民购房意愿，提振房地产消费需求。

3.发挥存量和增量政策合力，共同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房地产市场稳定对宏观经济至关重要，从全球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脱离房地产市场稳定这个基础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未来，对房地产市场给宏观经济方方面面带来的挑战要有充分的准备，在持续推动经济基本面改善的基础上，稳地产政策仍需持续加力，尽力托住房地产下行趋势，实现市场企稳这一最优解。

加快疏通存量政策落地堵点，及时对房地产市场形成有力的正向冲击。2024年四季度以来出台的一揽子政策能否实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成效，不仅与政策本身力度有关，也与政策的投放速度、投放效率有关。政策投放越快越集中，就越有机会对市场供需造成冲击，形成扭转预期的合力。因此，建议加快疏通政策落地堵点。一是设定较高的货币化安置比例，充分发挥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带动效应。积极推动货币化安置补偿款再次进入楼市的比例，可考虑对于这类群体定向加大补贴力度。二是平衡专项债收储商品房的资金成本与效益问题，提高各方参与积极性。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通过加大政策性低息贷款、财政贴息等力度，为商品房收储配套更多长期低成本资金，同时强调注意严防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以融资平台为主体进行收储。三是提高政策一致性、协调性。全面梳理房地产领域信贷指引等相关文件，根据当前市场情况及时进行更新或废止。完善包括政府部门、房地产企业、政策性和商业银行等机构在内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更好地推动白名单等政策落地。

积极储备增量政策，视房地产市场变化情况前置出台。一是尽快全面取消所有城市的需求侧限制政策，并结合生育鼓励政策等加大购房支持政策力度。当前房地产市场处于下行周期，各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变化的分化效应大于共振效应。在就业、收入预期偏低的情况下，一线城市即使全面放开限购，房价也不会出现暴涨，不必担心一线城市全面放开限购带动低线城市房价上涨。二是针对无房工薪家庭、多子女家庭等特定群体，加大购房补贴力度，激发其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三是提高房贷在个人所得税中的抵扣比例，并结合生育鼓励政策，对多孩家庭实行更高的抵扣比例。目前个人所得税按揭贷款利息抵扣额度为每年 1.2 万元，即使在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之后，也大大低于绝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房贷利息支出。可结合各地房价水平，大幅提升个人所得税按揭贷款利息抵扣额度，提振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

灵活采取多种方式构建兜底性房企救助机制，在必要时政策重点可从保项目转向保主体。过去几轮全球性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处理应对的教训表明，在危机初期过于关注道德风险而不采取超大力度的救市措施，是导致政策应对失效的重要原因。本轮房地产市场下行周期中，政策方向以保项目为主。但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深度、时间长度以及对经济的影响程度都远超预期，政策方向从保项目转向保主体的必要性明显上升。从短期角度来看，尽管一揽子稳地产政策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仍十分脆弱，若再度出现头部房企暴雷，市场信心将全面崩塌。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房地产企业，若在当前危机下放任其破产，未来再培育新企业的难度大、成本高。建议提前构建兜底性房企救助机制，在必要时及时出手对头部房企进行救助。一是考虑由中央财政出资成立国家住房银行，为土地、保障房收储，以及房企融资等提供信贷支持。二是设立房地产稳定基金，由中央财政出资作为基金初始资本金，其余由各类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等参股，必要时候用于应对个别大型房企风险处置。三是利用现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对有需要的房企进行收购重组。

4.更加积极提振内需，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一是进一步完善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提高资金支持力度。鼓励各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安排，适当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产品范围。建议将手机、平板等常用电子产品纳入补贴范围，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将空气净化器、扫地机器人、净水器等升级类家电纳入补贴范围。提高资金支持力度，可提前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中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两新政策”的实施。二是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加重视节假日消费市场的贡献，引导各地方深入挖掘地方历史、地理、文化、饮食等方面的特色，打造差异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支持演唱会、音乐会、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活动的举办，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取消调休制度。三是推动社会集团消费止跌回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解决企业应收账款问题，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企事业单位在贯彻“过紧日子”理念的过程中避免“一刀切”，积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该花的钱要花、不该花的钱不能浪费。

着力释放有效投资需求。一是推动设备更新改造政策加力提效。针对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行业，中小民营企业以及经济收益弱的领域制定更高的补贴标准。对实施设备改造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税收优惠。加大对使用符合标准的产品设备企业的采购力度，从供需两端驱动企业设备更新。支持和鼓励金融租赁、保险等金融机构为设备更新改造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二是加快适老化改造领域的超前投资布局。加大税收等政策优惠力度，推动适老化家居产品、健康医疗设备与监测设备、生活辅助器具等行业扩大投资。加大财政投入，对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娱乐休闲设施，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大对专业护理服务等专业的教育培训投入力度。三是大力拓展基建项目储备。积极提前筹备重大项目储备库，着眼于农村充电桩、电网等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薄弱领域，以及城市老旧小区设施改造等，扩大有效投资范围。四是提前谋划拓展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可考虑继续扩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通过 REITs、PPP 等方式助力盘活存量资产，扩大资金增量。此外，积极推动地方政府解放思想，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干事创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