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如何？

现代种业始于 19 世纪，兴盛于 20 世纪中期，在历经了政府主导、立法经营、 垄断经营三个阶段后，现已进入种业全球化阶段。

1.国际市场

生物科技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种子 产业，发达国家育种已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为特征的育种 4.0 时代，随着谷物在饲料、食品以及生物燃料行业的应用日益增加以及分子标记、 转基因、基因编辑育种等先进技术的持续发展，国际种业实现了快速增长。大型育 种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科研和资金实力，以市场为导向，形成的集科研、生产、推广、 销售于一体的模式，即“育繁推一体化”模式。 随着生物育种种子市场渗透率的大幅提升，全球种子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同时， 全球粮食产量和需求量同比增长，供需平衡较为稳定，为种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 求环境。根据全球农业市场调研公司 Kynetec 统计数据，全球种业的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423 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 463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5%，近年来保持稳 定。随着未来生物育种种子渗透率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于植物蛋白质和蔬菜的需 求不断增加以及杂交小麦的推广，全球种业的市场规模将长期保持稳中有增，预计 2025 年整体市场规模将增至 527 亿美元。

根据世界农化网数据统计，全球种业的区域分布集中，美国长期占据全球第一 大种子市场的位置，占比达到 35%以上，中国种子行业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占比 约 23%。当前，全球种业市场呈现由中、美构成的双寡头局面。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种业已发展成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技术服务于一 体、具备完善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全球种业市场集中度高，根据 Kynetec 统计数 据，2020 年全球种业市场前五大公司市场份额占比 52%，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拜耳、 科迪华、先正达、巴斯夫和利马格兰等国际种业巨头，其凭借领先的研发能力、研 发投入、专利保护机制等建立了极高的竞争壁垒。同时，为了减少竞争，国际种业 集团正通过并购进入资源整合时代，不断提高集中度，种业规模呈上升趋势，种业 产业链一体化态势明显。

2.我国市场

2021 年我国种子市值达 1,281 亿元，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相比海 外市场，国内市场孕育着较大的发展机遇，随着生物育种产品的持续推广，我国玉 米、大豆等农作物种子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张；同时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断提 高、饮食结构不断优化，高端蔬菜种子需求也将快速提升。

我国种业市场现状如下：1）玉米、水稻、小麦是我国农作物种子最主要的三大细分板块。2021 年，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支持复垦撂荒地， 开发冬闲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 年中国统计年鉴》， 2021 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7.64 亿亩，比 2020 年增加 0.12 亿亩，增长 0.68%，连续 两年实现增长。 玉米、水稻、小麦是我国三大粮食作物。2021 年，全国玉米、水稻、小麦的用 种面积分别为 6.50亿亩、4.49 亿亩和 3.54 亿亩，分别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36.52%、 25.22%和 19.87%。其中，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品种。

2）我国种业市场行业集中度仍然较低。我国种业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种业制度影响，企业数量较多，且以中小企业为主 体。截至 2021 年，全国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且纳入农作物种业统计的持有效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 7,668 家，其中经营玉米种子持证企业 1,920 家，呈现出行业过 于分散且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的行业竞争格局。 根据 Kynetec 数据，2020 年，我国前五大种企市场占有率 13.80%，相较于全球 的企业竞争格局来看，我国种子行业集中度不高。

3）我国种子行业起步较晚，研发实力与全球领先种企相比存在距离。相比于海外市场，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先进性状种子存在明显的进口依赖性， 尤其是具有先进性状的玉米种子、部分高端麦种以及优质蔬菜种子严重依赖进口。 我国种业自主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不足， 育种同质化较为严重，派生品种占比较高，原始创新品种不够。我国种子企业研发 投入相较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国内育种资源、人才仍集中在科研院所，科研技术向育种成果的转化率较低，研究与商业化分离。我国种业在主流的生物育种领域中尚 处于商业化的起步阶段，相比于全球市场的成熟度还有很大差距。

4）我国种质资源丰富，但种质遗传多样性不够广泛，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不足。发达国家将“在全球收集遗传资源”作为国家战略，一方面严控核心遗传资源 的输出，另一方面注重对国外种质资源的收集。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搜集了世 界多国不同生态条件下的种质资源，成为世界种质资源保存量和保存种类最多的国 家，起源于国外的种质资源数量约占美国种质资源库库存的 72%。 相比之下，我国虽然种质资源丰富，但以国内资源为主，起源于国外的资源仅 占库存的 24%，致使种质的遗传多样性不够广泛，优异且有特色的资源不足，在种 业源头上处于不利地位。此外，我国精准鉴定的资源比例非常低，在保存的 5.2×105 份种质资源中，完成精准鉴定的不到 1.5×104 份，尤其缺乏对资源农艺性状、抗性 基因等的精准鉴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种质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我国作物种 质资源利用率仅为 3.0%-5.0%，有效利用率仅 2.5%-3.0%，亟待形成种质资源利用、 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组织体系。

3.我国种业市场发展趋势

1）品种审定标准提升，优质种企优势凸显。我国农作物从选育成功到应用推广需要通过品种审定以进入市场，申请审定的 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试验，早期品种试验主要由国家和省两级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但随着育种主体逐渐增加，企业育种能力的上升，申请审定参加品种试验的农作物 品种数量呈较大增加，国家和省两级试验渠道已难以满足试验需求。自 2014 年起， 原农业部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宽试验渠道，额外增设绿色通道、良种攻关、联 合试验体、特殊品种试验，以扩大试验容量，缩短试验周期。同时，允许自主试验 等方式减少排队时间和简化程序。自此，品种审定步入快车道，过审品种数量井喷。 但伴随而来的是行业进入低质化竞争，产品同质化情况严重。 2017 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修改《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 改变过去“唯高产论”的品种评判标准，以品种种性安全为核心。2021 年，国家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国家级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 年修订）》《国家级玉米品 种审定标准（2021 年修订）》，提高稻和玉米品种审定门槛，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引导培育突破性品种。

审定标准的提升，有利于市场回归品种良性竞争，审定品种的增多将丰富种企 的产品矩阵，为种企扩大优势区域、丰富产品线提供强有力支持，进一步提升种企 的产品竞争能力。伴随着政策对自主试验的资格进行限定，审定渠道资源将向龙头 企业聚集。品种同质化、结构单一的企业将随着经营风险的加大和利润空间变薄逐 步被挤压。

2）全球粮食供需关系紧张背景下，粮食安全重要性凸显，生物育种产业化可期。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全球约三分之一土壤退化，导致土壤肥力流失、作物 营养质量下降。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也为全球粮食供应带来了短期冲击， 俄乌冲突升级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统计，在俄乌冲 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之下，当前全球超过 20 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政策， 叠加极端天气造成的粮食减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愈发 凸显。供给减少而需求上升，正导致全球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而粮食进口成本的 增加也将加剧粮食风险。 种源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着力提高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培育高 品质粮食作物新品种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 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 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国内饲料原料供需的缺口扩大、以及病虫害等不 利因素均加强了技术渗透、提升生产效率的诉求，生物育种技术，诸如转基因技术 等的加速推广已迫在眉睫。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统计，2021 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贸 易额达到 10.1 亿美元，但是进口额高达 6.8 亿美元，出口只有 3.3 亿美元，贸易逆差 达到 3.5 亿美元。 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是带动种业发展的新引擎，是提升种业竞争力的利器。 转基因技术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一环，对单产的提升可以有效弥补我国 耕地面积不足的劣势，降低由于玉米等农产品进口依存度高带来的粮食安全风险。

3）科技支撑育种技术不断突破，为我国种业带来可观增量空间。育种技术方面，我国种子育种以常规杂交育种技术为主，对于目前国际种业研 发中心的分子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主流前沿生物育种技术，我 国目前尚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大规模商业化仍需时日，但市场空间较大。 近年我国政府对生物育种，尤其是转基因技术育种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强。2019 年底，我国转基因政策持续出台，在“验证转入基因安全有效”、“验证转基因品种 增产增收”、“管理标准明确细化”、“法规保护原始创新”等方面持续推进，为我国 转基因种子放开创造良好的技术和制度基础。2022 年 1 月颁布实施《主要农业品种 审定办法》等部门规章，2022 年 6 月，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了国 家转基因大豆、玉米品种审定标准，标志着生物育种产业化逐渐被打通。

目前转基因育种技术主要应用于玉米、棉花和大豆等作物，常用的目的基因性 状主要有抗虫特性和抗除草剂特性良种。转基因能实现虫害控制、减少农药投入、 减少损失、提升品质，转基因作物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益。转基因种子附加值较高， 种植收益显著高于普通杂交种，转基因种子销售价格抬升将推动行业扩容。国内棉 花转基因已商用多年，大豆以进口为主，玉米成为转基因推广的主要突破口，从当前国内的转基因技术来看，转基因抗虫玉米有望带来约 10%的亩产提升，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国家对于粮食进口的依赖，为我国种业带来可观增量空间。

4）生物育种将提升我国种业的门槛和集中度，优质种业龙头企业迎布局良机。生物育种商业化将提高我国种子行业门槛，从而提升行业的集中度。国内种子 企业主要集中于制种环节，生物育种企业较少。国内大部分种业公司在做小规模的 分子辅助育种，大部分基层农科院、科研院所仍以传统育种为主；部分领先“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上市公司现处于育种 3.0-4.0 时代，其中，分子育种技术已广泛用于 水稻种质资源创新与品种培育。在转基因等生物育种商业化的预期增强的情况下， 科研实力行业领先、性状储备丰富、品种实力强劲、渠道布局完善、资金实力雄厚 的种企积极向上探索生物育种，将凭借其先发优势在行业中获得更高的市占率。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亦被列入“十四五规划”农业发展目 标，我国将持续强调保护种质资源基础、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加 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优质育种企业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在政策支持、市 场需求引导与跨学科技术交叉融合等因素驱动下，中国种业行业集中度将持续提升， 市场规模将迎来较大增长。

5）农业数字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农业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生态环境压力增加、劳动力缺乏与老龄化等 痛点，以农业 4.0 为发展方向的农业数字化升级与转型成为当务之急。农业 4.0 运用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高度智能、高度协同、高度精准 的农业生态体系，使农业实现更低的生产成本、更合理的资源结构、更高效的流通 渠道，同时兼具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2017 年至 2021 年，中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从 6.5%上升至 9.7%，实现稳步增 长，但相较于工业与服务业，仍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出台，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加速实 施奠定了政策基础，农业数字化的推进将呈现加速的趋势。“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农 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诸多关键数字技术将走向成熟，农业数字技术的适农性将 不断强化，应用手段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稳步提升。在 农业 4.0 的发展背景下，未来十年中国农业将重点推进数字化、产业化技术在生产、 加工、流动等环节的应用。

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虽然总体上我国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有保障、风险可控， 但在一些品种、环节和领域还存在短板，建设先进的数字化种质资源平台是夯实种 质资源基础的关键。统一、完善的数字化种子基因资源平台是加速新品种培育的核 心。作物基因组数据庞大，传统的新品种培育都是通过杂交把不同品种的优良基因 组合在一起，为此，育种专家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组配组合，通过人工选择的方式耗 时较长。作物种质资源是改良品种的基因来源，也是培育优质高产作物的物质基础。 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从战略高度重视作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收集保存工作。 引入数字化基因数据库，结合超级计算机综合基因型、表型和环境等因素建立 模型，并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等可帮助育种专家快速找到最佳的组配方式。将作物 的基因变成数据存储起来，可以让生物育种更精准、更高效。为解决我国优异种质 资源精准鉴定挖掘不够等短板，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建立完备的数字化种质 资源、基因资源平台，利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等先进技术，将助力良 种培育，打赢种业翻身仗。